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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勤如，旅美音乐哲学博士、中央音乐学院学院特聘教授、英文版《音乐中国》主编 庆新，音乐评论家，《人民音乐》原副主编 于庆新：《音乐中国》英文双季刊创刊号终于发行了，首先向你表示祝贺！我想请你解释一下这个刊物的宗旨是什么？发行的必要性如何？ 周勤如：谢谢。《音乐中国》英文双季刊是一本综合性的大型音乐学术刊物，面向世界各大学音乐图书馆和大都会公共图书馆以及学者、学生和其他中国音乐爱好者个人，为他们了解、研究中国音乐和中国音乐学术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服务。这本刊物的正式名称是 Journal of Music in China,《音乐中国》是其中文代称。目前世界上专门发表中国音乐研究论文的有影响的学报有两家：一家是在荷兰出版的中国音乐研究欧洲基金会学报《磬》，主要反映的是西方音乐学者对中国音乐的研究成果和兴趣，同时也发表中国学者的英文论文或少量译文；另一家是美国中国音乐研究会主办的ACMR Report, 主要发表海 外中国民族音乐学者们的论文、评论和资料。这两家刊物都已经办了很长时间。《音乐中国》十分赞赏他们的学术贡献，并考虑以英译中国音乐文献为特色，向世界介绍中国本土音乐学者们对中国音乐的研究成果，与上述两家刊物互补，促进中国音乐学术与国际音乐学术更直接的交流。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的论文非要翻译成英文不可？别人要研究，来看中文的文章就得了。难道我们中国人做研究还要外国人承认不成？中国人做研究当然不需要别人承认，也没有人有这个资格。但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却不可以与世界脱节。我们必须明白与世界的交流不是只把外国人的文章翻译成中文学习。把自己的文章翻译成英文去面对世界是更严峻也是更有成效的考验。而语言障碍在这方面所造成的隔阂以及实际上的负面影响要远比我们目前意识到的严重。先看一个第三者的例子：加纳是个位于西非的弹丸小国，但加纳大学的音乐学者们在世界上很活跃，原因之一是他们用英文写作，他们的学报也是英文的。语言沟通上的便利使他们把对本土音乐的研究直接融汇在世界学术的环境里，这种潜移默化的交流使他们生机昂然。所以，出身于加纳土著音乐世家、曾经是加纳大学音乐系助教授的科瓦比纳·恩克替亚后来能走上美国名牌大学的音乐系讲台并成为非洲音乐的首席权威就不是偶然的。在加里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九十年代初举办的一场颂扬非洲音乐和恩科替亚学术成就的晚会上，来自美国各地的著名学者纷纷发言肯定他对在全世界传播非洲音乐文化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我当时站在观众圈中心里暗想，我们中国像这样写出民族音乐概论、民族器乐概论和其它等身著作的学者恐怕少说也不下二、三十，可有谁达到了他这样把自己民族的音乐文化推向世界的境地？退一步想：如果恩克替亚当初是用本地语写他的论文，从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角度看其内容和学术成就应该说是跟英文版本等同的，可是其效益和影响会是等同的吗？当今的世界已经不是闭关锁国的时代。我们发掘和研究最古老的音乐，但我们自己应该具有最现代化的观念和手段；我们发扬自己民族的优秀音乐文化传统，但我们也必须学会从客观的和宏观的角度来观察、反省我们自己。所以，建立一个面向世界的平台使国内的学者们有机会在上面展示一下至少应该是有益无害的。其实，我在学习非洲音乐时曾看过门特尔·胡德拍摄的有关非洲阿通庞鼓的电影，非常深刻。他对向世界介绍非洲和印尼音乐有卓越贡献。但恩克替亚崛起之后，胡德和其他欧美籍非洲音乐研究者的名字就退居其后。应该说，无论恩克替亚式的由一位本地学者把自己民族的音乐文化推向世界，还是胡德式的由一位西方学者把一个非欧民族的音乐带向世界都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学术交流。中国的情况是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五十年代以来我们的学者已经用中文发表了大量专著论述我们自己民族的音乐文化传统，从分类概述到经典作品分析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原始资料的收集更是浩如烟海。无视这些成就或利用这些成就当作材料在国外另起炉灶是不妥当的。然而国内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对世界都没有影响，原因就是语言障碍。加纳大学用英语，就没有这个问题。印度学者用英语写作，也没有这个问题。我在读博士时为了充实自己曾用了三年时间选修民族音乐学概论、田野工作方法论和非洲、北印度、印尼爪哇音乐，其中非洲和印度音乐都可以读到本土学者的英文原著。其实，日本人和韩国人也面临着的中国人同样的问题。但我在美国大学音乐系的图书馆可以看到日本音乐界自己搞的英文出版物，五十年代的出版物英语并不好。韩国汉城国立大学音乐学院亚洲音乐研究所也有一份《民族音乐学》学报，其中发表英文论文。至于我们国家，我在1986年出国进修以前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书时就听杨儒怀先生谈起要创办一份英文刊物的事。他的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创办英文刊物的始作俑者实际上是杨教授；他当年“无心插柳”现在要“柳成行”了。后来，《中国音乐学》在1989年、《黄钟》在1991年、《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在1992年先后试办过英文专刊，可见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了接触世界的必要性。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只办了一期就没有继续下去。所以，我只好不自量力冒昧一试。所以，1996年初完成博士论文之后，马上开始了筹划刊物创办的研究工作，根本没有去申请任何教职。不久，大概是四月中，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代院长王次炤先生到洛杉矶访问，约我会面。他热情地的邀请我回母校教书。我当即告诉他已经晚了，因为我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回国或在美国当个教授对我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我注定要承担一项必须由我承担的使命，就是创办一份英文刊物把中国的音乐学术引向世界。当天晚上，我就拟定了早有腹稿的创刊计划书请王院长带回国内作可行性研究，同时也在洛杉矶开始了筹备工作。我的计划是利用国外的有利条件加上国内同行的配合，争取各种形式的支持，以持之以恒的办法向世界介绍中国音乐学术，一方面及时发表新成果，也逐渐回顾经过历史检验的旧文献，相信会使世界对中国音乐学术的认识产生变化，这个过程也一定会促进我们自己的研究向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进步。我认为这样做是公平的、实事求是的、有建设性的。 于：我很理解你的看法，也十分钦佩你的勇气。但你认为《音乐中国》这份刊物会被世界接受吗？ 周：这要看我们做得怎么样。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有时候会过分相信自己，以自己的标准度人。但他们也有一个优点，就是容许别人说话，而且只要你理由充分，他们会转而支持你、向你学习。所以中国学者的观点看法开始可能不被看重，但随着时间推移、资料的积累，一定会给世界以积极影响的。西方的学术界开放是开放，但是对学术论文的形式要求也很严格。因为读者训练有素，如果我们的论文选题上太任意、论证上不充分或结构上缺乏逻辑就会很快失掉学术声誉，如果英文翻译不够水平也会失掉读者的兴趣，编辑设计不够专业化也会降低竞争力。认识到了这些，我们给自己提出的座右铭是“严谨、严谨、再严谨”。中国文人常常以不拘小节为荣，好“行而上”，在具体细节上往往耐不下心精雕细刻，有时甚至是眼高手低或者是言行不一。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在准备工作上可以说是不惜工本地精益求精。譬如，我们最初选择的稿件花钱试译之后由编委预审，其中很大一部分由于各种论文写作上的缺陷被“搁置”，等待大改。直到最后付印前夕我还撤下了两篇完全编辑好了的文章，目的就是保持这本刊物的高格调，决不发表任何苍白文字和虚夸评论。事实上，每一篇翻译文章我和另一位英籍编辑江纳森·司托克所做的校改和润色都是反复若干遍，费时无数。又譬如，整个刊物的设计都是在反复研究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学术刊物和阅读了有关指南性书籍後再经过编辑部内部论证和反复试验之後确定的，每一项都有一定根据，决不随意。我们的目的是使这本刊物看起来朴素、整庄、内涵深邃、有吸引力、有亲切感、富于参考价值、易于阅读和检索。从刊物发行以来听到的反应看，一般都认为起点比较高，有专业的格调，也有学术参考价值。刊物问世几周之後，我们已经开始接到订单，这就是一个十分令人鼓舞的信号。当然，由于我们人手不够，也没有经费顾用专家，一切由我们自己边学边做，而且是在别人睡觉和节假日休闲时做，自然会有手忙脚乱和力不从心的时候，事实上在许多地方留下了令人汗颜的瑕疵。现在我们就像一架刚刚离开地面的飞机，离两万米上空的巡航境界还很远，却充满危险，要继续加油、挣扎、向上攀升才能不粉身碎骨，所以现在还顾不上想太多。考虑太多，瞻前顾后，八面玲珑，就会失去勇气和锐气。 于：能不能请你讲一讲从选稿到付印的过程？譬如：是谁在选稿？根据是什么？选稿以后又做那些工作？有哪些困难？障碍是什么？我相信国内学者们了解得多一些会更主动地与你们配合。 周：我们的工作程序很复杂，包括在国内刊物上选稿，征询编辑委员和有关顾问委员的意见，联系作者授权和补充、修改原稿，编辑部校改原稿，委派翻译，校改英译稿，专家评审，编辑部终审，排版，印刷，最后是发行。在这个业务流程之外，还有建立组织的法律、税务程序和公共关系等一系列日常行政问题。我们这个刊物的本质决定了编辑不能坐在编辑部等人投稿，而必需从头到尾参与组织。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有意想不到的困难。比如我们看到一些好文章却可能找不到作者，或发出的约稿信可能石沉大海。还有，我与作者联系时常常是提出具体的修改正文和补充实例和注释的建议，有的甚至是十分详细的建议。可惜的是我给了建议以后，除了少数作者马上行动尽量配合以外，有的是没有下文，有的是草三了四寄来从别人的书上复印下来的东西当自己的例子，有的回信说有缺陷的旧作就像穿开裆裤的小孩子，开裆就开裆吧，缝它作甚，还有的干脆说“周兄你看着改吧”。学术是不能强加于人的，于是我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些稿件。国内论文不乏好课题和好材料，只是在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和表述方式的规范化上的问题却比我最初想像的要严重。这个事实迫使我开始把一些有关音乐论文写作规范化的通信发表出来，以期国内同行特别是教育机构和编辑部重视这个问题。我想这也是创办《音乐中国》英文双季刊过程的成果：没有实践，对问题的认识就没有切肤之感。下一阶段我们会在国内聘请专家组成甄选和译前编辑委员会专门从事选稿、组稿和改稿工作，使这项工作制度化。我们甄选的原则是：第一，此论文在同类课题中较具代表性，有合理的研究方法和独到的研究结论(此结论并非不可以有争论)，并清晰地表述了论证过程，有实在的学术参考价值；第二，此论文在结构上和论文写作要件上基本符合规范，或有问题但作者愿意配合改写；第三，此论文适于向国外介绍。对于后者，我想做点解释。除了前面讨论中英对照论文目录时说过的几种不适合向国外介绍的文章外，还有一些十分有价值的文论也无法向国外介绍，或不适于近期内介绍。譬如：有些论著是对某个历史疑点的争议，向外介绍于事无补，我们主张先在国内争论清楚然后看是否有必要用综述的方法介绍；有些论著是对古典音乐文献的文字考证或解疑，离开了对古汉语的研究就无法理解原意，我们不强译；有些题目太专深，在没有一定知识基础的环境中不易被接受，则不急译。还有文字太生僻诘拗、编者和译者都不敢假装说读得懂的文章，也只好敬而远之。另外我们是全靠义工维持的刊物，心再好，精力和财力毕竟有限，每年大概最多翻译十五篇论文。所以，我们的选题是有各种局限的，被我们选译的文章应该说是佳作，或者是有潜力的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没有涉及的论文的评价。另外，因为我们能力有限，所以在选稿上还有一个优先考虑的条件，即凡作者自己翻译自己的文章或自己联系译者并参与翻译、打字、谱例和图表制作(即按照编辑部规格要求提供或制作电脑化图形文件)者优先选用。我们会帮助凡愿意这样做的作者熟悉这些程序。国外的论文提交必须是规范化的成品，不合规格不行，更不要说寄一堆半成品或残品让编辑兄看着办的。目前，国内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已经大大改善，我们的工作方式也要相应地改善。“一回生、两回熟”，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途径促进这种改善。另外，在我们的工作环节中，瓶颈是翻译过程，因为训练有素的音乐汉译英专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能慢慢培养和寻觅。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毕竟在国内和国外找到了几个愿意试一试的人，但至今我们的翻译队伍还不是很稳定，质量还不可靠。我愿意借此机会再一次呼吁有翻译能力的朋友主动投入到我们的工作中来。我们在国外的翻译人员基本上是义务的，没有任何报酬。我们会给译者各种帮助，大家共同提高。我们的流程由于有翻译环节，其复杂程度和工作量就远高于国内只编中文稿件或国外只编英文稿件的编辑部。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美国《民族音乐学》主编布鲁诺·奈特在向民族音乐学协会作年度报告时说他们从接到论文到审定发表的平均周期是八个月。我们恐怕要十八个月至两年。所以请供稿者一方面保持耐心，另一方面尽量把该自己做的事情做好，以减轻我们的负担，就可以使流程加快。 于：你刚才说每年翻译论文十五篇左右，指的是多大篇幅的文章？你们欢迎那种风格的稿件？你们的刊物篇幅有多大？ 周：我们的刊物是17.7厘米乘25.3厘米，比国内音乐学报略小一点。每卷两期共300－350页。其中评论和资料占50页，所以平均篇幅大概是十五到二十页。但这不是我们选题的标准。文章的长短应该由作者根据题目的范围量体裁衣。文章行文风格也不需拘于一格。总的来说，我在通读我们的论文之后有一种印象，即浮光掠影、似曾相识的短文偏多，而大气磅礴有充分研究和论证的长文偏少。这里，我绝非鼓吹以篇幅衡量好坏或号召大家把短文抻成长文，而是说好的长文说明作者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材料收集和研究，对一个题目论述得相当透彻细致。而十页以下的论文需要在课题界定上分寸得当才能充分完成论证。如果把题目定得太大可能就会达不到透彻的效果。我常常看到论某某族民歌特征的四、五页的文章，列几个条目，每条各举两个例子，还没有展开就收尾了，读过以后脑子里仍充满疑问，另人起急。高质量的长文是作者安于沉下去作学问的结果。如果一个作者短文满天飞，改头换面重复同类话题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就会给人以凑材料写文章的浮躁感觉。至于刊物，究竟以发表短文为主，还是长文为主，还是兼而有之，要看定位在哪一个读者层，不好一概而论。学术性刊物是否要在稿约中预设“短文优先发表”的限制是值得考虑的。这种限制对报纸的副刊是合适的，因为那是为百姓娱乐消遣，强调的是趣味花样齐全，迎合多种口味，而对于非普及性的学术刊物就未必合适。学术著作的语言应该精炼和恰到好处，但以编辑部名义长期制造一种“短比长好”的印象，会产生副作用。对此，我愿意甘冒再得罪一次国内诸君的风险来举例提醒国内作者和编辑同仁：忘记是在那一本刊物上我竟然在文章末尾看到了这样一个编者按，说由于篇幅限制本文谱例一概删除，需要者可来信向编辑部索取。这种处理方式的任意性显而易见。我还看到一篇国内刊物上少有的佛教寺院音乐调查报告，相当有价值，可是所有的谱例却都只有开头便“下略”，估计也是“篇幅所限”作怪。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试想：假如二百年之後我们子孙中有好事者想参考这些文章，他找谁去索取这些谱例？当然，也有作者自己在文章写到半生不熟时声明由于“篇幅限制”就草率收兵的；“篇幅限制”在这里成了某种肤浅的冠冕堂皇的挡箭牌。这是我所忧虑的。 于：还有一个问题，我经常想有机会的话问问你，你们是不是那种作者交钱就能登稿的杂志？如果是的话，如何保证来稿质量？你们付不付作者稿费？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你如果觉得不方便也可以不回答。 周：没有什么不方便。我们不是那种付费登稿的杂志。不过据我所知有些付费登稿的杂志是专业性极强的理、工、商、医学报，他们并非不审查稿件，事实上作者所付的是一笔不大的“审稿费”即刊物请专家审查稿件的象征性花费而不是出版的实际花费。审查不合格仍旧要退稿，改写後下次重投重审还要再交费。这种做法在文科的学报中恐怕很少。我们对中国大陆以外的作者是不收费，也不付稿费。对中国大陆的作者，我们按国家规定付英文版本稿费。不过，由于大部分作者自己无力翻译，而是委托我们翻译，我们因此要支付比普通稿费高得多的译者稿费。所以，我们在约稿时一般要求作者理解我们的难处而放弃稿费。到目前为止，所有慷慨赐稿的作者都声明放弃稿费。我希望借此机会向他们致谢。如果作者自己把文章译成英文，或直接用英文写作，我们审查接受投稿後按翻译标准付稿费。这里我还要解释一件事，就是中文论文的发表刊物所持的是论文中文版本的发表权，不是著作权；而我们向作者要求的是英文的翻译权和英文版本的发表权。与发表此论文的中文刊物没有版权关系。因为我们不是再次发表中文版本。但我们在每篇英文论文的题头页都会声明中文版本的发表处和日期以志其首发的学术地位。请各学报同仁谅解。 于：从本刊1997年第一期报导了《音乐中国》创刊的消息到现在，已经整整两年过去了，可见你们创业之艰辛。现在的人讲效益，一般三个月得不到回报就换一个做法。可是你一做就是三年。压力一定很大。我相信今後的路也会有坎坷。希望你们坚持下去，越办越好。 周：谢谢《人民音乐》和国内音乐院校、刊物和个人给我们的道义的和业务上的支持。很惭愧，由于我们完全没有政府和团体的资助，势单力薄，只能慢慢来。我很清楚《音乐中国》的价值要得到国内和国外同行的认可还要一段更长的时间。我们将殚精竭虑，不负众望。相信终有一天我们的“挖山不止”能让上帝感动。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中国的音乐学者们。 原载《人民音乐》2000年第2期，本文根据作周勤如教授提供的电子文件编辑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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