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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17年4月号 玉 米 陈家桥 1
天上有云，地上有草，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的是生活。 王大良在绩溪路上找旅馆的时候，她想的不是什么生活，她就是要找个有本事的律师，看能不能把儿子的事情给改回来。 虽然，希望并非很大，也可以讲，希望基本上没有，反正就这回事，比没有指望地干耗着要强。 以前她也找过人，但别人都讲凡事要走法律途径，你儿子的事情，你不走法律的路子，别人没有办法帮到你。 最早她找律师时，她没有钱就给人磕头，人家扶她起来，跟她讲，你老都这么大年纪了，这样我们受不起。她就说，只要你们能救我的儿子，什么都行。人家讲，可是什么都要走法律途径不是，跪着磕头这些都不顶用。 她起先只是到政府去告，她对事情没有什么认识。起先孩子爸爸也跟着一起去，后来老头就沉默了，老头心里意思是这事没边儿，走到哪儿是头呢，还不如自己了掉吧。 而那时，儿子已经被毙掉了。 所以，王大良的事情还要先从儿子被抓被毙掉那时说起。她起初也不是先到政府，她是到法院，哪儿判的她就到哪儿去，可是人家讲，你这样不行啊，我们判的是法律的事情，我们有依据啊，我们根据证据来的，你儿子犯奸杀这还不判死刑啊。 王大良也就没有办法了。
她有时想，如果不是自己没有本事，至少可以把儿子的事情给弄出个眉目，有时她自己也想，儿子的事情自己还没弄清楚呢。 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她到十里堡的绩溪路来找律师是她意识到这事还有戏，反正她就要把这个理给扳回来，总不能自己都搞不清楚吧。这个地方的律师很有名，找到他们就会有方向。 因为自己以前找过律师，所以她竟然有点感叹，为什么自己竟会有一种第一次找律师的感觉，这不对啊，那以前找的律师都不算吗？这哪跟哪啊，也许人家讲的也对啦，自己的神经多少有点问题了。 绩溪路上有不少招牌，讲的都是代起文书、公函以及什么辩状之类，显然这跟这条街干的事情有关，有时她想喊，天下我最冤，可这样管用吗？哪个人不是认为自己身上的案子是最冤的呢？ 她的破包就放在街边，她看了几家旅社的招牌，后来就挑叫“向阳”的那一家，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旅社有院子，而且三层楼，收拾得干净，住的告状的人也不少，并且这里挂有起草文书的招牌，她就是不懂，难道这些律师也住在这些小旅社里不成？如果那样的话，他们跟打官司的人也是太亲近了吧。 但是，她感叹自己到十里堡来得还是太晚了些，儿子已经毙掉这么多年了，现在才来，儿子啊，我对不住你，你看，我老迟才到这里来，要是早点来，说不定早给你平反了，又或者还没毙你时我就来，那岂不是会把你给救下来？儿子，你死得也早了点啊。 登记！前台的女子说。 我叫王大良。她说。 什么，叫你的名字。女子说。 她再次说，我叫王大良。 她出示了身份证，果然叫王大良，那女子十分气恼，觉得自己不仅很蠢，而且还觉得有那么一点意外。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女子说。 我就是补办证的时候，人家问我名字，我就这么讲了。 其实她就是这么个名字，名字是有来历的吧，大是辈分，叫良字，有什么不行呢？再说在她小时候，人家就叫她小名，小名叫什么？叫乐子，也叫小辣子，反正土话也不太分，谁管你叫王大良呢，只是年纪大了，人家叫这名字跟自己身份倒有点相同了呢。 不用说是来找门路的。女子边上的一个抽烟的男人说。王大良认为这男人说不定是她丈夫。王大良觉得她眼睛本来是厉害的，其实她儿子跟她一样，儿子是个拿得出手的好小伙儿，才二十一岁，又精明又懂事，怎么可能干那种事呢。 她的心理基础始终没有变，那就是事情很简单，我认为我儿子不可能干出那种事。 她进了房间，里边很小，有一架老式的电视机，是彩色的，有茶缸，有水瓶，桌上有厚厚的电话本，这个她倒觉得新鲜，她想那是为了让你以为在这里是干事情的，不是让你瞎耽误时间的吧。 她也不大知道怎么跟那些有名的律师对上号，只是听说他们在这里。可是真要跟某个大律师照上面，恐怕也并不容易吧。是不是要上街扯一嗓子，或者是发上一大阵子火，人家才会注意上你。 她来到院中，先前柜台边上那个抽烟的男人这时在院子里浇草。还有种草的呢，这绩溪路也太那个，怎么讲呢，没有名堂了吧。 来打官司？那人问。 她说，我不是，我来找人，我听讲这里人厉害。 那人说，我问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什么叫打官司，你认为打官司是你一个人的事情？我问的就是你要找人，你要找到有本事的，你们到十里堡来不就是为的这个吗？ 王大良不想求人家，因为她这一次来还是要把那个小荷包的情况跟人反映，里边那个东西，她相信懂行的人一定会理解其巨大的用处。 从哪儿来啊？男人问。 王大良说，哎，恒州呢。 不算远，我们这还有从四川、广东来的呢。 这什么地方啊，凭什么把自己当中心，王大良有点不那么服气，她这是第一次到这个城市来，她在小地方也不是怕事的人，特别是儿子被毙掉以后，她基本上无所谓了。 你干站着不行，你要去找人。那男人说。 王大良还是没有虚心请教，她认为她到这个地方就是干这个的，反正也没别的。 到晚上，她没有出去吃东西，她自己带了馒头，也没有去热，冷的也可以吃。那柜台里的女人看见王大良用热水就冷馒头，就跟她讲，这样不行，会把身体搞坏的，大娘，你也年纪大了，不能这样的啊。 王大良向来不喜欢别人可怜她，她觉得她年轻时很有本事，现在国家强了，人们生活也上去了，自己也还行，家里又不是太没有名堂，当然因为儿子出了事，她觉得事情就从另外角度看，先把理扳回来比什么都重要。 在409有个人，你去看看，人家都讲她行。那女人说。 她根本不会敲409的门，她想我是干什么来的，找律师的，律师怎么会住这种烂旅馆，我要找特别有派头的律师呢。 不过409那个人出来了，就站在走廊里，她这才发现原来409就在三楼，她吃惊不小，一共只有三层，却有409房间，这向阳旅社也太厉害了吧。 那人也不瞟她，判定她会过去找她的吧。 后来，她们就认识了，那女人还抽烟，这让王大良有点佩服，女人抽烟这在农村基本上都是神，比如接生婆，比如地主婆，当然那是旧社会，又比如女菜贩子，一般女人不会抽烟，为什么？抽不起，谁说国家有钱了，女人会抽起烟，我看女人不抽烟，就是国家也还没特别富。 有时王大良也在心里议论国家，但是，儿子被毙了，她不满意，可是人家讲，儿子被国家毙了，她不大认这个，心想如果是国家毙的，那么找谁去扳回这个道理？应该不是国家毙的，至少不能这么讲。 只能讲是公安局毙的。后来人家就讲你不要讲公安局，公安局只管抓人，毙你儿子的是法院，法院判的，法院就是把你儿子毙掉的人。 王大良还给国家保留一个位置，因为她要跟国家把这个事情弄清楚。 那个抽烟的女人大概四十多岁吧，但相当有魄力，她看出了王大良嘟嘟嚷嚷讲国家的样子，甚是可怜。她说，王大娘吧，我不叫你王大良啊，我跟你讲，你这个事，我还没听你讲一个字，我就知道不好办。 怎么讲啊？王大良小声地说，其实王大良不满意的是她不是已经讲国家了吗。 你不要讲那么大，你知道吧，到这个地方都不容易，所以我讲从小地方入手，你懂吧，你要真有信心，你就一个石头一个石头地搬，一个凹窝一个凹窝地挪，那样你才有戏。那女人说。 那女人跟她讲过几句话以后，她就发现这女人也没有什么，口音不正，不是十里堡人！她肯定。 可我比你们都有来历！那女人在走廊里说。 王大良有点害怕，那个站在院中浇花草现在正在拴狗的男人对上边看了看，只是笑。 而柜台的那个女人这时来送开水，是她把王大良给引见到409的，所以她有责任看看这上边弄成什么样了。 王大良站在门外，柜台里的女人提水瓶进409，这个抽烟的女人也跟进去了。 柜台里的女人说，这王大良不容易。 名字倒挺有力量的哦！那女人说。 这女人出来时自我介绍，她叫李宇恒。 怎么样，我这名字好记吧。这女人说。 王大良被弄得有点疲了，不知柜台里的女人讲这个李宇恒厉害，到底什么意思，是给她引什么路子吗？ 不过王大良的底线是她那荷包里的东西可不能跟这样的人交代，那样的话，自己就太没有脑子了，儿子什么人，我还不清楚吗，我还要跟这样的人交心吗，这对得起儿子吗，儿子是不是在等我？ 她想过，儿子在很暗的地方等我，我作为母亲还赖在世上，而儿子已经被毙掉了，这世界，还不够颠倒吗? 你都不用讲。李宇恒说。 她下决心不再信任这个女人了，不过这时这个女人反倒走过来拍拍她后背，对她讲，我给你个地图，你去找那个绿玻璃的小楼，那上边招牌不小，但你要进去，进去才能找到。 她接过条子，其实也不是什么手写的东西，而是个小草图，怎么讲呢，比街上散的小传单略略要大一些，彩色的啊。 409的女人叮嘱说，晚上不要去了，你今天才住进来，你要做好打算，你这事，高院呢。 高院？她问。 毙人的事还不是高院吗，大娘，你也是的，你们恒州人怎么不那么爽直呢，来都来了，还遮掩什么，为儿子讨说法，有什么错？409说。 她有点窘迫，不过她知道事情总是这样，每当她出状况的时候，总会有人把她往回拉，她觉得她应该感谢自己，因为自己还是意识到了，不能这样恍惚吧，干什么来的？对，找人来的。 找人干什么？ 对，找人把事情给解决掉。 旅馆各个房间都住人，她在三楼东头，409却在西头，中间还向里退了一格，有两个房间是对着开的，旅社还很奇特。 那个409后来下到院中，在院中间糊纸盒子。她站在门口，因为那时她刚刚洗完脸，她想看十里堡夜色，那个409见她出现在楼道里就喊道，你应该知道，还不是高院呢，你自己最清楚，是最高院。 对，复核机构，最高人民法院。她这下子冷静许多了，其实既然解决事情就要服这个道理吧，高院跟最高院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省里的，一个是国家的，不过她讨厌联想到国家，她认为国家是单独的，最高院还只是个法院，国家还远呢，国家是我们到最后才会碰到的东西。 她回到屋，决定第二天去绿玻璃楼。
2
王大良进了绿玻璃小楼时，里边的光线确实非常明亮，不过她那只背包最里层的小荷包在这绿玻璃房里令她很揪心，她生怕别人把她这东西给抢了去。 她在二楼和三楼楼梯拐口见到一个坐在木桌旁的太师椅里打盹的老头，她就判定这老头是唐山人，因为她听老头在唱白戏，就是唐山的口音。 我找于知非律师。她说。 怎么，广告都做到你们那去了哩？老头说。 老头把军大衣一抖，她心想老头果然是唐山人，比较耿直啊，不过我在恒州听到十里堡有律师也不过分吧。 在哪个屋啊？王大良问。 你找他打官司，我跟你讲，你是找对了人了。老头说。 她以为老头不完全是废话，在楼道里有不少人，来二楼找人的也不少。楼道里有烟尘，这里边怎么还有刻公章的，还有文印室，还有水果小超市呢，这绿玻璃房确实什么都有。 我找于知非律师。她敲开门后说。并且她把那张又像是地图又像是纸条又像是表格样的纸，抖了下，放进口袋里。 因为逆光，里边的律师并没有被王大良看清，不过里边的人自然是把她看清楚的。 你是在小货车车厢上拿到的吧？里边的人问。 王大良不是很明白，里边的人于是指着她的口袋说，就是刚才那个小广告啊。 小广告？讲得这么轻松，王大良心里不赞成里边的人这样贬低他们的工作宣传。 是在绩溪路那里有个人给的。她说。 哦，是不是向阳旅社呀？里边的人问。 已经讲了好几句话，也该请她坐下了吧。里边的人递了杯水，请她坐在黑皮沙发上。那人说，我就是于知非呢。 于大律师啊。王大良说。 我都知道，反正都会找我办那些铁案吧。于律师说。 知非，知非，王大良重复道。怎么像知了一样，咕咕叫的响呀。 于知非看王大良穿得还干净，但是精神头明显有点太足了，这样不行呀，不要一开始就这么鲜明，事情都还没讲，就这么主观，以为找到十里堡就把事情都解决了，这是不好的，事情要一步一步来。 什么个说法？于知非律师问，说话的音拖得比较长，并且说字念得有点那么黏稠的感觉，就像王大良在家里粥煮开了漫出来的那种盈汤一样。王大良不大看得懂这个人。 是这样的，我儿子已经被杀了好多年了。王大良说。 又是一个冤案吗，怎么被人杀的，也真是的，是这样的惨啊，我们社会也不尽然吧。于知非说。听起来像是安慰，想把讲话的人给缓下来。 是杀掉十多年了啊。她又说。 愣是没追到凶手，还是说追到了没有定罪，什么个情况？于知非一边问一边在黑皮沙发上拿起一个笔记本，反正里边有不少名片，他手很大，又很开，几乎能把沙发给压扁了。 不是这么的，是这样的。王大良说。 他接待过多少人，专门打官司，并且在十里堡，谁不知晓他于知非啊，什么人都见到过，但王大良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他也想，要不以后就不要让那个李宇恒给他介绍什么人了，这从四面八方赶到十里堡的并非人人都有那个本事，怎么讲呢，兴许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案子是个什么事儿呢，这样的人有的是。 王大良接过另一个人倒的水，她没看清，那是个文秘吧，事务所怎么可能没有干活的呢。这是什么地方啊，绿玻璃楼，顶级律师楼呢，怎么会没有帮手，你以为于知非这样的人会给你端茶倒水？ 刚才我就问你了，是不是从小货车车厢广告上看到的我的地址呢。他说。 实际上，于知非律师是想让大娘把注意力集中到他和她的现场，因为你到我这来了，你倒先要有个本事把你的事情给讲清楚，不然我怎么帮你啊，我不能像算命的那样胡诌吧。 不过王大良是发现自己先讲也并非有什么不妥，不过对方是不是太忙了呢，还是案子太多了容易交叉了，他怎么会听成有人把我儿子杀了跑了，或者有人把我儿子杀了然后洗了罪跑掉了呢？ 都不是的。她说。 他想把名片递一张给大娘，因为这是对来自恒州的一位大娘的最起码的尊重。找到我不容易。他终于肯定地说。 我跟你讲，不是我儿子被人杀了，是我儿子杀了人，是这个样子的哎。王大良说。 事情立即掉了个头，不过于知非律师迅速就调整过来了，他几乎不用什么劲，因为职业使然，这算什么呀，不论是杀人还是被杀，反正都是大案，不然断不会来找我。 你儿子是杀人犯，对吧？他说。 我要说的是，他不是杀人犯，但国家认为他是杀人犯，他在十几年前被判死刑毙掉了。王大良说。 办公桌也是黑的，除了刚才打水的女孩，还有另一个打字员，还有一个应该不是打字什么的，而是那种合伙人吧。因为他桌上也有律师字样的名牌，房子不小，一个律师事务所，怎么可能一两个人呢。 他想把气氛弄得好些，不然他就想请她到小办公室去，那里边有地图，有画，还有国外风光。总之，那里边待着对一般人来讲会更舒服，但对于像王大良这样的人应该在外边反而好些。 大娘啊，你看这样，我知道了，你是说你儿子其实没杀人，但是呢，法院认为他杀了，所以判了死罪，把他给毙了，对不对啊？于知非说。 王大良问，你怎么知道我名字的。 于知非讲，大娘啊，你就不要问这个了，反正我理解的就是你应该这么多年都不好过吧，对不对？儿子被毙了，自己一直想不通，对不对？所以你还是要找我，对吧，找到我这儿了啊，对不对？ 于知非讲到后边，向后让了让，他想让王大良注意他是善于把别人的话总结出来的。 我就是要问，你怎么知道我名字的？王大良又问。 于知非律师知道所有这样跑了几年甚至上了十年的人，讲几句发岔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反正，这是什么工作，这是十里堡，再复杂的案子、再难办的事、再委屈的人，我们都应该面对，并且我们帮你，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绿玻璃房子里的人啊。 他的大手甚至在大娘的面前拍了一下，以便能把王大良的注意力更好地吸引过来，就不要纠缠什么名字的事了，我们就讲案子。 什么情况？他问。 王大良说，那是十几年前了，当时这案子也就轰动了。不过她没有看出于律师有被轰动过的迹象，王大良还是蛮精明的，她继续说，当时在恒州乌坎岭有个玉米地奸杀案，就定是我儿子干的。 你儿子叫什么？律师问。 王大良说，我儿子就是被毙掉的那个，他叫胡永强。 胡永强？于知非顿了一下，他头脑应该在迅速地运转，大娘看见律师沉默了一会儿。 这案子也真是有名得很，那个律师就坐在她边上，口中居然这样说。王大良认为这会子找的律师跟以前确实都不太一样。 律师反应比较大。 你是胡永强的母亲，对吧，于知非一边搓手一边说，那边有两个男律师也准备过来，但于知非伸手把他们给挡回去了。 你其实怎么讲呢，应该是很让人敬佩的。于知非律师说。 王大良虽然感叹对方比以前找的政府的人或是律师都要强，但是，她不大看得懂对方怎么会敬佩她呢，这个对解决事情没有什么作用吧。 你把事情就你知道的说说。于知非说。 我儿子那个玉米地奸杀案，其实他是冤枉的，很简单，他没有强奸，也没有杀人。但是，政府判他杀了人，毙了他。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找人，我不相信啊，我自己儿子我不清楚吗，杀人，强奸，这个都不会的。我儿子我清楚，所以我这不找到十里堡来了，我就是要把事情解决掉。她说。 大娘，你看，是这样，不是政府判他死刑，我纠正一下，大娘，这是司法，叫法院，是法院判的，公诉的呢，是检察院。所以，以后咱们不讲政府好不好，我们就讲司法啊。于知非把茶杯向里推了推，他自己呢，也吹着杯沿，开水太烫了。 王大良喝了口水，她想反正不怕你讲话绕，我只要把事情告诉你，就看你怎么看了。 王大良说，国家不能这样毙一个人吧，他冤不冤，他没干什么，但国家把他毙掉了，我一个当妈妈的，我就是要评这个理。 她因为刚才被于知非讲了司法程序，讲了法院，所以她又不敢讲法院了，不敢讲政府了，她就讲国家，她讲是国家毙掉了自己的儿子，她这就伤心了。本来她是想让国家给她扳回这个理的，以前她不大讲是国家把她儿子毙掉的，因为那样的话，就没有裁判公道了，因为她要找的就是国家啊，怎么能讲国家毙掉的呢。还是讲是法院毙掉的，她怎么自己犯糊涂了。 王大良摆摆手对于知非说，也不是国家毙掉了，是判刑毙掉的，我找这么多年，就希望国家要改掉这个结果。 于知非觉得王大良是过于紧张了，怎么老是在意别人怎么看，怎么现在的人都这么在乎别人的想法，就把自己想讲的讲出来就行了。 他说，你讲国家毙掉的，这个也还讲得通。因为在这个意义上，死刑都是最高院复核的，可以讲就是代表国家。当然，我说的是对真正的死刑犯而已，至于你儿子胡永强对吧，现在你是认为他没有杀人，于是你来反映问题，要把事情给理清楚，对吧？所以呢，如果国家做错了，那么我们就把事情给重新办一下，对不对？ 王大良觉得这个人讲的还是对她脾气的。 她是有点想把背包里那个东西拿给于律师的，但是，她还在等待。 你住在向阳旅社吧？于知非问。 她说，是的。 既然来了，也就行了，我们把事情要先从自己这搞清楚，好不好啊？他说。 王大良说，他是被打的，不打他，他这孩子能把事情讲清楚，一打，打得重，他就瞎讲了，其实他怎么会强奸杀人呢，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我孩子不会这样的。 当然，要证据呢！于知非逆着光很坚定地说。 他讲，大娘，你看，我已经接待你啦，我马上开庭，我得出去。晚上，我带人去向阳，咱们再把事情从头到尾捋一遍，好不好？
3
晚上七点多了，讲好要来找她谈情况的于知非律师并没有到向阳旅社来找王大良。王大良就有些坐不住了，她先是站到走廊，勾头向院中看，院子没有出现律师的身影。 廊沿上在滴水，怎么会下雨呢？从这里只能看到更多的民房，看不到十里堡街，她决定到院中去。 到院中，也没有见到409的李宇恒，看她屋子那块儿也没什么动静，王大良有些不自在了。 在一楼的柜台那里，她看见老板正在玩游戏，她心想这么大人还玩游戏真是没有出息。老板娘呢，在柜台后边用簸箕在颠什么东西。 老板可有雨伞？王大良问。 又没有下雨。老板娘答。 老板娘掀开柜台的隔板出来了，王大良有些生气，明明是下雨了，不然廊沿怎么滴水。 你到院中站站看。她说。 老板只是笑，嘀咕道，你们头脑都忙坏了吧，这样不行，要踏踏实实的才搞得过人家啊。 王大良觉得老板其实没有老板娘好讲话，因为老板娘基本上是直来直去的人。 老板娘在院中搬酱缸，发着很重的喘气声，老板娘喊，老余，你出来搭把手。 应该是下雨了，否则老板娘不会把酱缸往里挪。 出门有个小店，那里什么都有，我们柜台不提供雨伞，再说我们也没有伞。老板娘说。 余老板仍在打游戏，王大良就从院门口出去，出去时发现街上灯红酒绿，根本不把下雨当回事，再说雨也下不大。因为院门朝向人行道，而且路对边都是饭店和小旅社，所以这里热闹极了。 门的左手就是一个超市，超市里还有小门店，总之，这地方就是这样，所有东西和摆设，都喜欢一层套一层的。 她不大想马上就买雨伞，兴许用不上呢，谁说就一定要出去呢，再说现在说不定这于律师会马上出现呢。 她站在那儿，一辆很重的拉货的车子开过去，后边骑自行车的人就贴着车子往前。 她看到有个人，觉得在向这边看，她有点不忍。因为她认为只有来找她的人才会向这边看吧，比如于律师，但那人不是于律师啊，怎么也会向她这边看呢。 她有点发毛，觉得应该到街上去，她觉得于律师要是来的话，应该会从南头来，那里要过红领巾桥。她认为方向应该是这样的。 后来她就摇了脑袋，她觉得自己有点荒唐啊，于律师的绿玻璃楼，不就在十里堡吗，怎么又会扯到红领巾桥呢，那是南头啊。其实绿玻璃楼还没出十里堡街呢，只是朝向红领巾桥那个方向，不过这样讲也对，至少他会从那个方向来。 她到超市里，里边音乐很响，她虽是从恒州农村来的，但她觉得这地方跟老家也没什么差别，就是那么回事。 我要买雨伞。她说。售货员也不理她，她还不知道要自己拿。 后来她就拿着伞，没有拆开，连商标都没有拆下，她就又退到刚才站的地方，这时她认为她站在这个地方不仅不自在，而且有点固执了，因为先前望向她这个地方的那个人，边上又多了两个人。其中有一个她应该见过，她马上反应过来了，原来县里的人还是盯来了。 已经下雨了，路上的人基本上都打伞，即使是骑电瓶车的人也都披上了雨衣。 她没有打伞，她认为她应该先回去，然后再说。 回到院中，她发现自己屋中的灯已经亮了，她记得她出来时门是拉上的，灯不会开着的。她有点紧张了。 推开门，她发现那个于律师正在桌前用一条手帕擦脸上的雨水。 淋湿了。律师说。 你怎么进来的，我就在门口等呢。她说。 你还等，你还不知道吧，你赶紧讲吧，你要被人往回请啦。律师说。 那我要跟你讲话都不行？她问。 于知非也没坐下，他说，也不是的，其实这些都常见，你们往十里堡跑，你认为你们想跑就跑，你们其实要知道，人家不同意你们来十里堡呢。 王大良认为于律师虽然讲的话有道理，但是不能这样看待那些盯她的人吧。 我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晓得的。她说。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于律师说。 她本来是想坐下来好好说的，可是现在盯她的人就在外边马路对面，要是上来了，她会觉得特别害怕，倒不是怕人拖她，而是怕人家把她讲了一半的话给挡住，那怎么弄呢，儿子的事情不给我时间好好地讲，律师也会听不懂的。 真是的！王大良想骂。 她把伞放到床脚，于律师把手帕收起来，然后从公文包里拿个东西出来，不过她不大在意，她说，这样吧，我们等人家走了再讲。 走？于律师问。 她说，是啊，他们知道我住在这，不会马上来抓我吧。 人家是不是抓，我不知道，但人家不会让你在十里堡待。这是他们的工作，我们干这个，在十里堡，我们都清楚，你要做好打算。于律师说。 这时，有人敲门，她还以为是县上的人，但想不到推门进来的却是那个抽烟的叫李宇恒的女人。 到我那去。李宇恒说。 于律师看了看这个女人，显然他们认识，但是于律师没有跟她打招呼，王大良记得在绿玻璃楼里于律师提到这个李宇恒时，也不是有什么好口气的。 在李宇恒的那间409屋子里，王大良终于忍不住了，她想跪下来，所以她就向后让了让，她本来也不是一定想这样，可是不以这样的方式磕头，她就讲不下去。 不过李宇恒和于知非，却不明白她向后一让是干什么，还以为她飘忽呢，所以李宇恒倒说，大姐，你站好。 但是她却一个趔趄，向下倾，一只腿就要跪地上了。 你这是干什么？于知非已经反应过来了。 也许是后有追兵的缘故，她那点胆子以及一点意识都马上被收回去了，她也就剩这一出了，只有磕了头，就不要讲自己的感受了，剩下的就是，我不相信，其余的你们办吧。 李宇恒把她搀起来，于律师坐在台灯下边。她，王大良倒是坐在床沿上。 她把包也拎过来了，这次她倒是即刻就把那个荷包给取出来了，她对律师讲，我这块布里有样东西，你看有没有用？ 什么东西？律师问。 王大良把荷包打开，拿出一小块布头，显然是包了好几层，最后她捏出了一小块东西，因为光线不好，于知非几乎没有看清楚。 她说，这是个烟屁股。 什么东西？于知非问。 王大良说，是个烟屁股。 律师接过这小东西，又伸手把那块布头给接过来，把布头摊在桌上，把烟屁股放在布头上。 外边雨声很大，李宇恒抽着烟，不过王大良看着李宇恒的方向，她生怕县里的人会冲进来。 哪来的？律师问。 王大良说，这是我在那块玉米地捡到的。 就是你儿子奸杀别人的那块地方？他问。 王大良说，是的。 那你怎么能捡到？他问。 王大良说，那时已经解除封锁了，儿子被逮了以后，我去那里，我在一棵玉米秆底下拾到的。 于律师只是笑，他说，也难为你啊。恐怕这个，怎么讲呢，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吧。 你还拾了什么？于律师问。 王大良说，还翻了一块土，包了起来，不过土没有带来。 你翻土拎土干什么？于律师问。 她说，我不相信啊，我没有办法只好翻一点土带回家了。 于律师说，这个恐怕也不管用。 还有呢？他又问。 王大良说，我倒是撇了几块玉米秆子包了回去，都是封锁解了之后我去弄的。 于律师只是笑。 你可以讲的你都讲，不过我下午出庭回所里以后，我已经尽量调资料，能看的也都看了，所以我了解一些情况了，大娘。于律师说。 他们在院中。李宇恒在门外说。 外边雨声大，所以那些人在院中，坐在屋子中的人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你讲，于律师对王大良说。 我倒讲实话，我儿子不会干这种事，我就这一句。她说。 我们要讲证据。他说。 他又问，你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王大良说，这样讲吧，因为你是大律师，我呢，都讲实话，我儿子呢，确实比较散讲。 什么意思？于律师有点吃惊对方这样讲。 王大良说，就是我儿子有点撒谎。 你这怎么讲？于律师问。 王大良说，就是吹牛啊，小家伙就是这样，喜欢吹牛。但又不是胆子大那种吹牛，就是喜欢什么事都讲，什么事都往身上揽，以为自己有本事，就这样。 于律师多少明白了一点，不过他倒是对王大良另眼相看了，见过不少求助的人，但很少见到大娘这样主动讲小孩会吹牛、会撒谎的，这对自己不利啊。 他在想，她这么讲是干什么？ 大娘，你意思我懂，但事情以后不要这样来表达，你明白吧，你可以讲他讲话有吹牛的成分，但不能讲撒谎啊，这不好。于律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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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良并没有把荷包里的那个烟屁股让于律师带走，她认为凡事还要仰仗自己，她发现她有点飘。就是在于律师和她来到走廊，外边的雨已经停了。去了院子中的李宇恒一边吸烟，一边在那几个穿黑衣服的人身边晃荡。 于律师自然马上让王大良回屋中，他小声地跟王大良说，不论什么情况，你都要坚持，如果没有变化，你就到我律师楼去，记住明天下午。然后于律师就下了楼，她没有跟下去，但显然那几个人立即向来到院中的于律师围过去。 在走廊上边看下边，王大良都有点替于律师担心，好像那些人在玩游戏一样，其实于律师什么材料都没有拿，再说了本来就是干这个工作的，又有什么关系呢。 李宇恒居然没有上楼，她就下楼，因为她看不到那几个盯她的人，而于律师也应该走了吧。 下楼来到外边，余老板正在马路边跟一个十里堡街坊聊天，见王大良出来了，立刻往边上让了让，就像他知道情况不妙似的。 有一个人立刻贴过来，操着老家口音，对王大良说，大娘啊，你说你都瞎反映啥。 她也不理，这时一个平头过来了，他讲话不那么客气了，他讲，我们叫你回去，事情回县里说。 这不是政府的事情我知道了。王大良说。 她似乎是在重复以前去县政府市政府上访时政府有些人给的话，又像是在重复先前于知非讲的话。总之，她认为法并没有那么难懂。 忙一天也没吃什么东西吧？平头说。 王大良向院门那儿去，余老板也没有踪影，这时另外一个人过来，这两个人就向边上让，对王大良说，这是吴主任。 什么吴主任？王大良不明白。 就是管这个事的。平头说。 那个穿茄克的年轻人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在大娘身边转悠了好几圈。 我是来住旅社的。她说。 吴主任摆摆手说，你看，我们可以带你去吃点东西，既然你来了，我们也不瞒你，我们就是带你回去的，事情要讲步骤，没有人讲你的事情不能解决，但是，你要跟别人对话，对不对？ 她听出来这些人仍是政府的口气，但比在市里省城里都要温和，好像讲了些道理。 这里法院最高。王大良讲。 讲这个道理是对的，但事情又不是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对不对，你一上来，我们不晓得你要怎么闹，但闹总是不对的，对不对，王大良？吴主任说。 年轻人到底年轻，他几乎是很轻地把王大良拽进面包车了，她一坐上去，车子就动，她都不知道吴主任什么时候去了前排的，车子都动了，她就被拉走了。 你千万不要着急！吴主任在车上说。 是拉你到招待所，我们自己办的，那里说话方便。吴主任说。 平头老是陪笑，车里气氛还不错。 你这么大年纪了，不会对你怎么样的，我们是劝说大娘，你懂吧，都有记录的，是跟你协商，看你有什么诉求，反正这是吴主任亲自来，就是要做你的工作，你的事情都知道，不那么好办，但吴主任来了，你就知道了吧，给事情有个出路，但你人要回去。平头说。 招待所里很热闹，住的办公的甚至炊事员都是恒州人，她倒是觉得没有人骗她，这些人在十里堡有吃有喝的，她倒有些不自在了。 在一个又像是会议室又像是仓库的房间里，她被人拉到一把扶椅上坐下来。 吴主任跟另一个人说，让潘局长出来吧。 还有人，她有点吃惊。 潘局长来了，居然上来就跟王大良握手，他是个脸上有雀斑的中年男人，年纪比吴主任还要小些，吴主任把自己的椅子让给他，潘局长握过王大良的手后，对一屋子的人说，我们不要在这里闹，人家有人家的工作，我们的事情自己出，自己办。 先前的平头，年轻人，还有一个戴帽子的人都退到门口去了，外边的服务员有的捂嘴在笑。 潘局长说，大娘啊，开门见山了啊，我是要跟你谈判的啊，你有什么就讲什么。 王大良就说，我来办我儿子的事情。 知道是你儿子的事情。吴主任插嘴。 潘局长并不性急，双手一叉搁在他并没有凸起的肚子上，这人很干练。 潘局长说，即使你儿子的事情真的办错了，也要按程序来，你来找什么，不顶用啊，影响治安呢。 王大良也不害怕，因为看看都是恒州人，她心里反而平定了许多，还闻到了恒州白面馒头的味道。她讲，我是来最高法院的。 那哪能进得去！潘局长双手抬起在空气中抖了一下，好像十分讽刺，这讽刺也包括给一屋子所有的人。 潘局长说，这样，你的事呢，你都反映给我，就在我这里，然后呢，我们带你回去，越早越好。 不过王大良听出来别人也没有下死命令，毕竟这是在十里堡，和在省城时不一样，在省城人家直接推搡她，还踢过她，但在这里没有，吴主任和潘局长都讲话细致有理得很。 我在找律师。她说。 潘局长回头跟吴主任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对王大良说，什么律师啊，十里堡什么地方啊，刚才我们的同志也去了，进到那里边，要掉层皮的，你儿子的事情不要往这个地方靠，还是要靠法律，知道吧？法院是个系统，既不会专门瞒一个人，也不会对别的什么人无条件开放。总之，法律就是法律，光跑没有用。 王大良想，跟潘局长谈法律不是她的特长，她幸亏手上还有小荷包，还有捡来的土块以及玉米秆子，她不是没有东西。 潘局长招手让一个服务员过来，对服务员说，给大娘弄些吃的。 王大良说，我早吃过了。 潘局长讲，那哪行，吃点家乡的东西，十里堡的东西哪能吃，还有你是从小货车广告上看到玻璃楼的吧，跟你讲那些律师哪是人，他们都是混饭吃的，骗我们外地人的呢。 她不满意于对方居然把她划入同一阵营，其实她知道他们不是一伙的，她来就是要告把她儿子毙掉的那些人。 哪些人呢？她想，就是那些人，我们当地的，法院的人。 坐了好一会，潘局长也不急，服务员送了些吃的，就放在木桌上，她闻到馒头的香味，但她并不饿，她也没有提出要回向阳旅社，她想反正你们对我也不能怎么样。 说你的问题。潘局长在馒头快凉下来时脸色沉了一下说。她感到潘局长已经发火了，这种情况她以前也见过，还有发火说要关她个几十年的，但她一个老太婆她也不害怕这个。 她想了想说，我儿子没有强奸杀人，是你们打他，叫他招的，你们毙他是错的。 潘局长讲，你每次都这样讲，但法律讲证据啊，审判和枪决都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高院判的，又是最高院复核的啊，你以为想毙就毙啊。 她看潘局长讲话时，脸色更加阴沉，显然这人是在耐着性子。 她看别人脸阴，她就想哭了，就像她见有人可以帮她，她就要下跪磕头是一样的，她这些年都是这样的。 王大良说，你们打他打得狠啊，他才二十出头，哪禁得住打，还不是你们怎么讲他就怎么招，事情就是这样办下来的。她终于哭了，而且哭声比在省里时要更大。 潘局长见她哭，实际上脸色不仅难看，而且要对一屋子的人发火，好像这样非常不体面。 我们恒州人不这样的。潘局长说。 吴主任自然也没有办法，反正大家僵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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