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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四大壁画

 宛平2008 2017-04-13

中国古代四大壁画:敦煌飞天、芮城永乐宫吕纯阳、毗卢寺儒释道、法海禅寺神佛鬼怪。

中国古代四大壁画之敦煌飞天 

敦煌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是敦煌艺术的标志。只要看到优美的飞天,人们就会想到敦煌莫高窟艺术。 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中,几乎窟窟画有飞天。

基本简介

敦煌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是敦煌艺术的标志。只要看到优美的飞天,人们就会想到敦煌莫高窟艺术。 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中,几乎窟窟画有飞天。据常书鸿先生在《敦煌飞天》大型艺术画册序言中说,“总计 4500余身”。其数量之多,可以说是全世界和中国佛教石窟寺庙中,保存飞天最多的石窟

名称由来

佛教中把化生到净土天界的神庆人物称为“天”,如“大梵天”、“功德天”、“善才天”、“三十三天”等。唐藏〈金光明经疏〉中云:“外国呼神亦为天。”佛教中把空中飞行的天神称为飞天。飞天多画在佛教石窟壁画中,道教中把羽化升天的神话人物称为“仙”,如“领先仙”、“天仙”、“赤脚大仙”等,把能在空中飞行的天神称为飞仙。宋〈太平御览〉卷622引〈天仙品〉中云:“飞行云中,神化轻举,以为天仙,亦云飞仙。”飞仙多画在墓室壁画中,象征着墓室主人的灵魂能羽化升天。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道教交流融合。在佛教初传不久的魏晋南北朝时,曾经把壁画中的飞天亦称为飞仙,是飞天、飞仙不分。后业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深入发展,佛教的飞天、道教的飞仙虽然在艺术形象上互相融合,但在名称上,只把佛教石窟壁画中的空中飞神乐为飞天。敦煌飞天就是画在敦煌石窟中的飞神,后来成为敦煌壁画艺术的一个专用名词。

敦煌飞天从起源和职能上说,它不是一位神。它是乾闼婆与紧那罗的复合体。乾闼婆是印度梵语的音译,意译为天歌神。由于他周身散发香气,又叫香间神,紧那罗是印度古梵文的音译,意译为天乐神。乾闼婆和紧那罗原来是印度古神话和婆罗门教中的娱乐神和歌舞神。神话传说中说他们一个善歌,一个善舞,形影不离,融洽和谐,是恩爱的夫妻。后来被佛教吸收,化为天龙八部众神中的两位天神。唐代慧琳〈音义〉上解释说:“真陀罗,古作紧那罗,间乐天,有微妙间响,能微妙音响,能作歌舞。男则马首人身,能歌;女则端正,能舞。次此天女,多与乾闼婆为妻也。”乾闼婆与紧那罗被佛教列入天龙八部神后,随着佛教理论和艺术审美以及艺术创作的发展需要,由原来的马头人峰的狰狞面目,逐渐演化为眉清目秀,体态俏丽,翩翩起舞,翱翔天空的天人飞仙了。 乾闼婆和紧那罗最初在佛教天龙八部众神中的职能中有区别的。乾闼婆---乐神的任务是在佛教净土世界里散香气,为佛献花、供宝、作礼赞,栖身于花丛,飞翔于天宫,紧那罗----歌神的任务是在佛国净土世界里,为佛陀、菩萨、众神、天人奏乐歌舞,居住在天宫,不能飞翔于去霄,后来乾闼婆和紧那罗的职能混为一体;乾闼婆亦演奏乐器,载歌载舞;紧那罗亦冲出天宫,飞翔云霄。乾闼婆和紧那罗男女不分,合为一体,化为后世的敦煌飞天。莫高窟西魏时已出现了持乐歌舞的飞天。隋代以后,乾闼婆和紧那罗混为一体,已无法分辩了。只是音乐界、舞蹈界写文章时,为了把他们和乐伎加以区别,把早期天宫奏乐的乾闼婆定名为天宫乐伎,把后来合为一体、持乐歌舞的飞天定名为飞天伎乐。 敦煌飞天从艺术形象上说,它不是一种文化的艺术形象,而是多种文化的复合体。飞天的故乡虽在印度,但敦煌飞天却是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共同孕育成的。它是印度佛教天人和中国道教羽人、西域飞天和中原飞天长期交流、事融合为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飞天。它是不长翅磅的不生羽毛、没有圆光、借助彩云而不依靠彩云,主要凭借飘曳的衣裙、飞舞的彩带而凌空翱翔的飞天。敦煌飞天是中国艺术家最天才的创作,是世界美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时代特点

敦煌壁画中的飞天,怀洞窟创建同时出现,从十六国开始,历经十个朝代,历时千余年,直到元代末期,随着敦煌石窟的建而消逝。在这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朝代的更替,政权的转移,经济的发展繁荣,中西文化的频繁交流等历史情况的变化,飞天的艺术形象,姿态和意境,风格和情趣,都在不断地变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艺术家,为我们留下了不同风格特点的飞天。一千余年间的敦煌飞天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演变发展的历史。其演变史同整个敦煌艺术发展史大体一致,分为四个阶段:

兴起时期

从十六国北凉到北魏(公元366--535年),大约170余年,此时期的敦煌飞天深受印度和西域飞天的影响,大体上是西域式飞天。但这一时期两个朝代的飞天特点也略有不同。 莫高窟北凉时的飞天多画在窟顶平棋岔角,窟顶藻井装饰中,佛龛上沿和本生故事画主体人的头上。其造型和艺术特点是:头有圆光、脸型椭圆,直鼻大眼,大嘴大耳、耳饰环孬,头束圆髻,或戴或蔓,或戴印度五珠宝冠,身材粗短,上体半裸,腰缠长裙,肩披大巾,由于晕染技法变色,成为白鼻梁、白眼珠,与西域龟兹等石窟中的飞天,在造型、面容、姿态、色彩、绘画技艺上都十分相似。由于莫高窟初建时,敦煌地区的画师画工尚不熟悉佛教题材和外来艺术,处于摹仿阶段,运笔豪放,大胆着色,显得粗犷朴拙。 莫高窟现存北凉石窟只有三个。最具有北凉风格特点的飞天,是第275窟北壁本微故事画主体人物上方的几身飞天灾几身飞天,头有圆光,戴印度五珠宝冠,或头束圆髻,上体半裸,身体呈“U”字形,双脚上翘,或分手,或合手,有凌空飞行的姿势,但这种飞行的姿势显得十分笨拙,有下落之感。“U”字型的身躯也显得直硬,尚不圆润,微弯,还有印度石雕飞天姿态的遗迹。 莫高窟北魏时期的飞天所画的范围扩大了。不仅画在窟顶平棋、窟顶藻井、故事画、佛龛上面,还画在说法图、佛龛内两侧。北魏的飞天形象,有的洞窟大体上还保留着西域式飞天的特点,但有一些洞窟里的飞天形象,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逐步向中国化转变。飞天的脸形已由丰圆变得修长,眉清目艉,鼻丰嘴小,五官匀称谐调。头有圆光,或戴五珠宝冠,或束圆髻。身材比例逐渐修长,有的腿部相当于腰身的两倍。飞翔姿态也多种多样了。有的横游太空,有的振臂腾飞,有的合手下飞,气度豪迈大方。势如翔云飞鹤。飞天落处,朵朵香花飘落,颇有“天花乱坠满虚空”的诗意。 最具有北魏风格的飞天,是画在第254窟北壁的《尸屁王本生》故事画上方的两身飞天和第260窟北壁后部说法图上方的两身飞天。这四身飞天的突出特点是:头有圆光,戴印度式五珠宝冠,脸型修长,因变色原因,成为白鼻梁,白眼圈,为小字脸。上体半裸,腿部修长,成大开口“U”字形。衣裙飘曳,巾带飞舞,横空而飞,四周天花飞落。虽然飞天的肉体与飘带已变色,但衣裙飘带的晕染和线条十分清晰,飞天的飞势动态有力,姿势自如优美。

创新时期

从西魏到隋代(公元535--618年),大约80余年。此时期的敦煌飞天,处在佛教天人与道教羽人,西域飞天与中原飞仙相交流,相融合,创新变化的阶段,是中西合璧的飞天。莫高窟西魏时期的飞天,所画的位置大体上与北魏时期相同。只是西魏时期出现了两种不同风格特点的飞天,一种是西域式飞天,一种是中原式飞天。 西域式飞天继承北魏飞天的造型和绘画风格。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作为香间神的乾闼婆,散花飞天抱起了各种乐器在空中飞翔;作为歌舞神的紧那罗,天宫伎乐,冲出了天空围栏,亦飞翔于天空。两位天神合为一体,成了后来的飞天,亦叫散花飞天和伎乐飞天。其代表作品如第249窟西壁佛龛内上方的四身伎乐飞天。 中原式飞天,是东阳王荣出任瓜州(古敦煌)刺史期间,从洛阳带来的中原艺术画风在莫高窟里新创的一种飞天。这种飞天是中国道教飞仙和印度教飞天相融合的飞天:中国的道教飞仙失去了羽翅,裸露上体,脖饰项链,腰系长裙,肩披彩带;印度的佛教失去了头上的圆光和印度宝冠,束起了发髻,戴上了道冠。人物形象宣传是中原“秀骨清像”形,身材修长,面瘦颈长,额宽颐窄,直鼻秀眼,眉细疏朗,嘴角上翘,微含笑意。其最具代表性的是第282窟南壁上层的十二身飞天。这十二身飞天,头束双髻,上体裸露,腰系长裙 ,肩披彩带,身材修长,成大开口横弓字形,逆风飞翔,分别演奏腰鼓、拍板、长笛、横箫、芦笙、琵琶、阮弦、箜篌等乐器。四周天花旋转 ,云气飘流,衬托着飞天迎风而飞翔,身轻如燕,互相照应,自由欢乐,漫游太空。

北周是鲜卑族在大西北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虽然统治时期较短(公元557--581年),但在莫高窟营建了许多洞窟。鲜卑族统治者崇信佛教,且通好西域,因而莫高窟再度出现了西域式飞天,这种新出的飞天具有龟兹、克孜尔等石窟飞天的风格,脸圆、体壮、腿短,头圆光,戴印度宝冠,上体裸露,丰乳圆脐,腰系长裙,肩绕巾带。最突出的是面部和躯体采用凹凸晕染法,现因变色,出现了五白:白棱、白鼻梁、白眼眶、白下巴。飞行姿态成敞口“U”字型,身躯短壮,动态朴拙,几乎又回到了莫高窟北凉时期飞天的绘画风格特点。但形象却比北凉时期丰富得多,出现了不少伎乐飞天。 最具有北周风格的飞天,是第290窟和第428窟中的飞天。这两个窟中的飞天。体态健壮,脸形丰圆,头有圆光,戴印度宝冠,五官具有五白特点,上体裸露,腰系长裙,肩绕巾带,躯体用浓厚有凹凸晕染,现因变色丰乳圆脐更为突出。第428窟中的伎乐天飞,造型丰富,或弹琵琶,或弹箜篌,或吹横笛,或击腰鼓,形象生动,姿态优美。尤其是南壁西侧的一身飞天,双手持竖笛,双脚倒踢紫金冠,长带从身下飘飞,四周天花飘落,其飞行姿态,像一只轻捷的燕子俯冲而下。 隋代是莫高窟绘画飞天最多的一个时代,也是莫高窟飞天种类最多,姿态最丰富的一个时代。隋代的飞天除了画在北朝时期飞天的位置,主要画在窟顶藻井四周、窟内上层四周和西壁佛龛内外两侧,多以群体出现,隋代飞天的风格,可以总结为四个不一样。 区域特点不一样。在隋代洞窟里,既有西域式飞天,也有中原式飞天,更锪 是中西合璧式的今天。

脸型身材不一样,脸型有丰圆型,也有清秀型;身材有健壮型,也有修长型。但大多数身材修长,比例适度,腰肢柔细,绰约多姿。 衣冠服饰不一样,有上身半裸的,也有着像章支的;有穿无袖短裙的,也有穿宽袖长裙的;有头戴宝冠的,也有头束发髻的,还有秃发僧人式的飞天。 飞行姿态不一样,有上飞的,也有下飞的,有顺风横飞的,也有逆风横飞的,有单飞的,也有群飞的,但飞行的姿态已不呈“U”字型,身体比较自由舒展。 从总体上说,隋代飞天是处在交流、融合、探索、创新的时期。总趋势是向着中国化的方向发展,为唐代飞天完全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最具有隋代风格的飞天,是第427窟和第404窟的飞天。 第427窟是隋代的大型洞窟之一。亦是隋代画飞天最多的洞窟,此窟四壁上沿天宫栏墙之上飞天绕窟一周,共计108身。这108身飞天,皆头戴宝冠,上体半裸,项饰璎珞,手带环镯,腰系长裙,肩绕彩带,多有西域飞天的形旬、服饰的遗风。肤色虽已变黑,形象仍十分清晰,有的双手合十,有的手持莲花,有的手捧花盘,有的扬手散花,有的手持箜篌、琵琶、横笛、竖琴等乐器,朝着一个方向绕窟飞翔。其姿态多样,体态轻盈,飘曳的长裙,飞舞的彩带,迎风舒卷。飞天四周,流云飘飞,落花飞旋,动感强烈,富有生气。 第404窟是隋代中后期的一个中型洞窟,窟内四壁上沿画天宫栏墙,栏墙上飞天绕窟一周。如同第427窟的飞天一样,姿态各异,有的手持莲花,有的手托花盘,有的扬手散花,有的手持各种乐器,朝着一个方向逆风飞翔,体态轻盈,姿势优美。但在首饰服饰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头无圆光,不戴宝冠,有的束桃型仙人髻,有的束双环仙人髻,有的束仙童髻,脸为蛋形,眉清目稻,身材修长,衣裙轻软,巾带宽长。衣饰、面容、身态如同唐代初期的飞天,已经安全中国化。

鼎盛时期

从初到晚唐(公元618--970年),贯穿整个唐代,大约300年。 敦煌飞天是在本民族传文化艺术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印度飞天的成分,融合西域、中原飞天的成就,发展创作出来的。从十六国起,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代五个朝代,百年的时间,完成了敦煌飞天中外、东西、南北的互相交流、吸收、融合、完成了中国化历程。到了唐代,敦煌飞天进入成熟时期,艺术形象达到了最完美的阶段。这时期的敦煌飞天已少有印度、西域飞天的风貌,是完全中国化的飞天。 唐代是莫高窟大型经变画最多的朝代,窟内的四壁几乎都被大型经变画占领。飞天亦主要画在大型经变画之中。在题材上,一方面表现大型经变画中的佛陀说法场面,散花、歌舞、礼赞作供养;另一方面表现大型经变一中佛国天界---“西方净土”、“东方净土”等极乐世界的欢乐。飞天飞绕在佛陀的头顶,或飞翔在极乐世界的上空,有的脚踏彩云,徐徐降落;有的昂首振臂、腾空而上;有的手捧鲜花,直冲云霄;有的手托花盘,横空飘游。飘曳的衣裙 ,飞卷的舞带,真如唐代大诗人李白咏赞仙女诗:“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浮升天行”描写的诗情画意。 敦煌研究院的坟家们把敦煌石窟的唐代艺术,划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把这四个阶段又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初、盛唐为前期,即唐王朝直接统治敦煌地区埋藏(公元618--781年);中、晚唐为后期,即吐蕃族占敦煌地区,和河西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管辖敦煌地区时期(公元781--907年)。 艺术风格最能体现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唐代前期的飞天具有奋发进取、豪迈有力、自由奔放、奇姿异态。变化无穷的飞动之美。这与唐王朝前期开明的政治,强大的国力,繁荣的经济,丰富的文化,开放的国奋发进取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 最具有唐代前期风格中特点的飞天,是画在初唐第321窟的双飞天,和盛唐第320窟中的四飞天。

第321窟西壁佛龛两侧各画两身双飞天。这两身悄天,飞翔姿态十分优美,尽管飞天的面容、肉体虽已变成降黑色,但眉目*廓、肉体姿态、衣裙彩带的线条十分清晰:身材修,昂首挺胸,双腿上扬,双手散花,衣裙巾带随风舒展,由上而下,徐徐飘落,像两只空中飞游的燕子,表现出了潇洒轻盈的飞行之美。 第320窟的四飞天画在南壁《西方净土变》中阿弥陀佛头顶华盖的上方。每侧两身,以对称的形式,围绕华盖,互相追逐:一个在前,扬手散花,反身回顾,举臂紧追。前呼后应,表现出一种既奋发进取,又又表现出自由轻松的精神境力量和飞行之美。飞天的四周,彩云飘浮,香花纷落,既表现飞天向佛陀作供养,又表现佛国天堂的自由欢乐。飞天的肉体虽已变黑,面容不清,但整体形象清晰,身材修长,姿态轻盈,人体比例准确,线描流畅有力,色彩艳丽丰富,是唐代飞天代表作之一。 唐代后期的飞天,在动势和姿态上已没有前期时那种右发进取的精神和自由欢乐的情绪了。有艺术造型上,衣饰已,由艳丽丰厚转为淡雅轻薄,人体已由丰满娇美变为清瘦朴实,神态已由激奋欢乐变为平静忧思。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画在中唐第158窟西壁大型《涅磐经变》图上方的几身飞天,这几身飞天围绕《涅磐经变》图上层的菩提树宝盖飞翔,有的捧着花盘,有的捧着璎珞,有的手擎香炉,有的吹奏羌笛,有的扬手散花,向佛陀供供养。但神情平静,并无欢乐之感,在庄严穆的表情中透露出忧伤悲哀的神情,体现出了一种“天人共悲”的宗教境界,同时,也反映出唐代后期国力衰败、国人忧思和当时吐蕃族统治敦煌地区时官司民向神佛乞愿回归大唐的情绪。 这几身悄天中,位于宝盖北侧一身,姿态神情表现最为传神。其飞行姿态,昂首挺胸,手捧璎珞,双腿后扬,围绕宝盖,由上而下,轻轻飘落,背上长带飞舞,胸下彩去飘旋。衣饰淡雅,肉体仅用线描,眉目清秀,神情庄严,略带忧思。飞行姿态已无唐代前期那样激奋轻盈,显得有些沉重。

321窟初唐凭栏天女与飞天 莫高窟321窟初唐双飞天

榆林窟15窟中唐伎乐飞天

衰落时期

从五代至元代,包括五代、宋代、西夏、元代四个朝代(公元907--1368年),大约460余年,这一时期的敦煌飞天继承唐代余绪,图形动态上无所创新,逐步走向公式化。已无隋代时创新多变,唐代时的进取奋发精神。飞天的艺术水平和风格特点虽有不同,但一代不如一代,逐渐推动了原有的艺术生命。现将这四个朝代的飞天风格简述如下: 五代和北宋是河西归义军曹氏政权管辖敦煌地区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飞天继承唐代余风,但无创新之作,且飞动有亏,不复生气,完全推动了唐代飞天生气欢快的基调。但曹氏政权崇信佛教,在莫高窟、榆林窟新建和重修了大量洞窟,并且建有画院,聘用了一些当时著名的画匠继承仿仿唐代风格特点,在榆林窟和莫高窟也留下了一些上乘的飞天之作。其代表作品是榆林窟第16窟和莫高窟第327窟中的飞天。 榆林窟16窟是五代早期的一个洞窟,窟内所画的飞天,虽然没有唐代飞天的生动活泼,俏丽轻参加者,有此匠气,但装饰性十分好。例如此窟中一身弹古筝和一身弹箜篌的飞天,画得很完美,两身飞天皆头束发髻,弯眉大眼,直鼻小唇,脸形丰圆,耳垂环孬,半裸上体,胸饰璎珞,臂饰镯钏,腰系长裙,赤脚外露 ,双手娴熟悉地弹拨琴弦,姿态优雅。其最大的特点是飞舞的巾带经身体长三倍,飞舞的巾带中间有飘旋的在花朵,飞舞的巾带下面有彩云流转 ,飞天好似逆风翱翔在彩去上,整个画面对称均等,装饰性很强。

第327窟是莫高窟宋代晚期的一个洞窟,窟顶四披下沿画飞天一周,有的捧花,有的奏乐,为佛陀作供养。其东坡北侧的两身飞天,形象姿态较为完美。两身飞天皆束发髻,戴珠冠,*上身,项饰璎珞,臂饰宝钏,面容丰满,眉目清秀。一身手捧花盘,一身手凤首箜篌,在天宫栏墙上盛开字形,逆风飞翔,衣裙飘曳,长带飞舞,飞天身上,鲜花纷落,飞天身下,彩云飞旋,虽无唐代飞天的气势,但其飞行动态也很生动,可以说是宋代飞天的代表作品。 西夏是党项言辞在大西北建立的一个少数世族政权。莫高窟西夏时期的飞天,一部分 洞袭宋代的风格,一部分具有西夏独特的风格。最大的特点是把西夏党项族人物风貌和民俗特点融入了飞天的形象。脸形长圆,两腮外鼓,深目尖鼻 ,身体健壮,身穿皮衣,多饰珠珠,世俗性很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第97窟中的童子飞天。此窟西壁佛龛内侧,各画一身童子散花飞天,形象、姿态、衣服相同:头顶秃发,两侧梳小辫,圆脸细眉,眼角上翘,厚唇鼓腮,赤膊光腿,肌肉丰满,体格健壮。臂饰珠镯宝钏,腰系兽皮肚围,脚空短筒皮靴。一手持莲花,一手持花盘,一腿弯曲,一腿上扬,由上而下飞行。背上彩带飞舞,飞动气势不强。这两身飞天已无早期无天----佛 国乐神和歌神的神态,也无唐代飞天婀娜多姿的风韵。如果抹去臂上的巾带,有下的彩云,完全是一位党项族打扮的男童。从人物形象、发式、衣饰上看,都表现出了西夏党族的特点和生活风格。 元代时蒙古族统治敦煌地区,在莫高窟和榆林窟营建重修的洞窟都很少。元代流行密宗,分藏密和汉密。藏传密宗艺术中无飞天,汉传密宗艺术中现存的飞天也不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画在第3窟南壁和北壁《千手千眼观音经变》图上方两角的四身飞天,北壁《观音经变》图上方两身飞天造型较为完美。这两身飞天相向对称,形象、姿态、衣饰基本相似,头梳锥髻、戴珠冠,脸形丰圆,长眉秀眼,上体半裸,项饰璎珞,臂饰宝钏,一手托莲化,一手执莲枝负在戾上,乘黄色卷云从空而降,衣裙巾带很短,身体沉重,飞动感不强。已无佛教飞天的姿态风貌,而像是两位乘云飞行的道教仙童。 敦煌飞天,经历了千余年的岁月,展示了不同的时代特色和民族风格,许多优美的形象,欢乐的境界,永恒的艺术生命力至今仍然吸引着人们,正如段文杰先生在《飞天在人间》一文中所说:“她们并未随着时代的过去而灭亡,她们仍然活着,在新的歌舞中,壁画中,工艺文中(商标、广告),到处都有飞天的形象。应该说她们已从天国降落到人间,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不断地给人们以启迪和美的享受。”  

中国古代四大壁画之永乐宫壁画(芮城永乐宫吕纯阳) 

永乐宫壁画是中国古代壁画的奇葩。它位于山西省芮城的永乐宫(又名大纯阳万寿宫),其艺术价值最高的首推精美的大型壁画,它不仅是我国绘画史上的重要杰作,在世界绘画史上也是罕见的巨制。永乐宫壁画是我国古代绘画艺术的。整个壁画共有1000平方米,分别画在无极殿、三清殿、纯阳殿和重阳殿里。其中三清殿是座主殿,殿内壁画共计403.34平方米。画面高4.26米,全长94.68米。

永乐宫壁画为道教宣传画,目的在于揭示教义和感召人心,其绘制时间略早于欧洲文艺复兴,几乎和元代共始终。现存壁画面积1005.68平方米。

古代艺术遗迹

壁画介绍

永乐宫壁画,满布在四座大殿内。这些绘制精美的壁画总面积达96O平方米,题材丰富,画技高超,它继承了唐、宋以来优秀的绘画技法,又融汇了元代的绘画特点,形成了永乐宫壁画的可贵风格,成为元代寺观壁画中最为引人的一章。

三清殿,又称无极殿,是供“太清、上清、玉清原始天尊”的神堂,为永乐宫的主殿。殿内四壁,满布壁画,面积达403.34平方米,画面上共有人物289个。这些人物,按对称仪仗形式排列,以南墙的青龙、白虎星君为前导,分别画出天帝、王母等28位主神。围绕主神,28宿、12宫辰等“天兵天将”在画面上徐徐展开。画面上的武将骁勇剽悍,力士威武豪放,玉女天姿端立。整个画面,气势不凡,场面浩大,人物衣饰富子变化而线条流畅精美。这人物繁杂的场面,神采又都集中在近300个“天神”朝拜元始天尊的道教礼仪中,因此被称为“朝元图”。纯阳殿,是为奉祀吕洞宾而建。

纯阳殿内,壁画绘制了吕洞宾从诞生起,至“得道成仙”和“普渡众生游戏人间”的神话连环画故事。

纯阳殿内对扇后壁的“钟、吕谈道图”,是一幅极为珍贵、人物描写极为成功、情景相融得非常好的一幅壁画。

重阳殿,是为供奉道教全真派首领王重阳及其弟子“七真人”的殿宇。殿内出采用连环画形式描述了王重阳从降生到得道度化“七真人”成道的故事。

重阳殿内的连环画,虽是叙述王重阳的故事,但却妙趣横生地展示了封建社会中人们的活动。这些画面,几乎是一幅幅活生生社会生活的缩影。平民百姓的梳洗、打扮、吃茶、煮饭、种田、打鱼、砍柴、教书、采药、闲谈;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宫中朝拜、君臣答理、开道鸣锣;道士设坛、念经等各式各样的动态跃然壁上。画中,流离失所的饥民、郁郁寡欢的厨夫、茶役、乐手,朴实善良而勤劳的农民与大腹便便的宫廷贵族、帝王将相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

重阳殿壁画

重阳殿内精美的产妇生子壁画

重阳殿壁画基本上继承了纯阳殿的表现方法,用49幅画面来描述王重阳一生经历。虽然时代稍晚(东壁画中石碑上有洪武元年字样,可知壁画当完成于明洪武元年1368以后),破损亦较严重,但是从其反映道教有关事迹及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来说,仍具一定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从其绘画风格看,仍与纯阳殿相近,当仍为朱好古门人这一派系匠师所绘。

纯阳殿、重阳殿内的连环画,虽是叙述吕洞宾、王重阳的故事,但却妙趣横生地展示了封建社会中人们的活动。这些画面,几乎是一幅幅活生生的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缩影。平民百姓的梳洗、打扮、吃茶、煮饭、种田、打鱼、砍柴、教书、采药、闲谈;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宫中朝拜、君臣答理、开道鸣锣;道士设坛、念经等各式各样的动态跃然壁上。画中,流离失所的饥民,郁郁寡欢的厨夫、茶役、乐手,朴实善良而勤劳的农民,与大腹便便的宫廷贵族、帝王将相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

三清殿朝元图

三清殿内的壁画是有名的《朝元图》,壁画高4.26米,全长94.68米,总面积为403.34平方米,是永乐宫壁画中的重点。

三清殿内漆黑一片。为了使壁画免受光线侵蚀,所有窗户都以深色的布帘遮着,人必须在进殿后好一会,适应了殿内的微弱的光线后才可以看到壁画。但见三清殿内的西、北、东三壁上,绘满了4公尺多高的神仙群像,三壁的画面连成一气,表现的是玉皇大帝和紫微大帝率领诸神,来朝拜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太上老君的情景,也就是原来分散的诸神,全都集合起来朝拜最高主神了。

环绕三清塑像的斗心扇面墙上,东西面分别是南极长生大帝、东极青华太乙救苦天尊和玄元十子等;扇面墙背面为三十二天帝君;正面北壁东部是中官紫微北极大帝、天至大圣及北斗七星、十一曜、二十八宿及历代传经法师;北壁西部是勾陈星宫天皇大帝、南斗六星、二十八宿和天、地、水三官以及历代传经法师等。东壁是大上昊天玉皇上帝、后土皇地只和扶桑大帝、十二元神、五岳、四渎、地府诸神;西壁是东华上相木公青童道君、白玉龟台九灵太真金母元君和十太乙、八卦、雷雨诸神;南壁两侧是青龙君、白虎君。 全图近300个神仙朝着同一个方向行进,形成了一道朝圣的洪流,气氛神圣、庄严。

西壁堪称是整个《朝元图》中最精彩的部分。画面以东王公、西王母夫妇为中心,各天官簇拥左右。西王母端坐椅中,凤冠品服,仪态端庄典雅,表情温柔亲和。在她面前有一身着蓝袍的长者,据说是哪吒的师傅太乙真人。他头微低,脸微侧,双手持笏,似有要事启奏西王母。在太乙真人的身后有两位天神作交谈状,似乎真人所禀奏之事正是他们也关心的事。这一组人物相互呼应,特别是对太乙真人的心理传神的描绘,为我们刻画出一个眉宇间显现出焦虑、心事重重的长者形象。

永乐宫三清殿内精美的壁画

这一铺《朝元图》,不仅反映了道教的完整体系,而近三百身群像,男女老少,壮弱肥瘦,动静相参,疏密有致,在变化中达到统一,在多样中取得和谐。壁画中的神像虽然高度、朝向大致一样,但画面利用了不同的面部颜色、衣着和神态去表达不同神仙的身分、性格。帝君的神情多半比较肃穆;武将则全身披甲,鬓发飞扬;玉女则含情地微笑,有的在对话,有的在沉思,也有些在凝神、在顾盼,形象各具特色。每个神像大都只是寥寥几笔,以浓淡粗细的长线变化,就充分表现出质感的动势来。袍服、衣带上的细长线条,更多的是刚劲而畅顺地“一笔过”画上去,好像一条条钢线镶在壁画上一样,造就了迎风飞动的飘忽感,加强了画中仙人的生动性。这种画法不但承继了唐、宋以后盛行的吴道子“吴带当风”的传统,而且准确地表现了衣纹转折及肢体运动的关系,难度极高。

仔细揣摩永乐宫三精殿壁画,可以发现其绘画用笔十分讲究。画中人物的胡须、云鬓在接近皮肤的地方用笔尖细,随着向两侧展开,笔画逐渐变粗、变淡,远远看去,人物的胡须仿佛是从肉里长出来的一样,即所谓的“毛根出肉”画法。如此精美、准确、生动的画云鬓、胡须的用笔,反映了画工对解剖、透视学的理解,而笔的运行也做到了准确、舒张、刚健,不允许有丝毫败笔,显示了高超的绘画技艺。画直线不用界尺,画弧光不用圆规,这又要求画工具备过硬的画线本领。这些正是从六朝、隋唐壁画延续下来的优秀艺术传统。从云鬓、虬须的“毛根出肉”的画法上去考察,永乐宫三清殿壁画诸路神仙、真人也宛然出自吴道子的笔下,继承发扬了吴道子的大唐风格。

辉煌灿烂的色彩效果,是三清殿壁画艺术的又一特点。在富丽华美的青绿色基调下,有计划地分布以少量的红、紫、深褐等色,加强了画面的主次及素描关系。在大片的青绿色块上插入白、黄、朱、金及三青、四绿等小块亮色,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用色是以平填为主,采用天然石色,所以能经久不变。

朝元图历史渊源

永乐宫三清殿的《朝元图》,是集中了唐、宋道教绘画精华所形成的巨制,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联系唐宋道观壁画的发展,可以了解《朝元图》艺术上的渊源。

关于道教《朝元图》,最早可以上溯到吴道子的《五圣朝元图》。这是吴道子最有影响的道教图像,也是他唯一留存有后人临摹粉本的作品。《五圣朝元图》原来画在洛阳北邙山老君庙东西壁,东壁上画东华天帝君、南极天帝君、扶桑大帝及其部从;西壁上画西灵天帝君、北真天帝君及其部从。杜甫当年曾经赋诗赞颂这一作品:"……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官墙。五圣联龙衮,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发,旌旆尽飞扬。……"现在流传的《朝元仙仗图》就是此画的部份粉本。另外一张《八十七神仙卷》也是同画的宋传粉本,两张画都不同程度地保存了吴道子遗风。

玉女

在《五圣朝元图》之后还相继出现过类似的图像,如《朝真图》、《朝会图》等。五代王建修青城山丈人观,请张素卿画希夷真君殿的《五岳朝真图》。从所记内容,可知这时创作的《朝真图》虽是朝见希夷真君,但与中原《朝元图》粉本仍有一定关系。作品一方面吸收《朝元图》千官列雁行的浩浩荡荡场面;一方面又开始表现了五岳、四渎、十二溪女、山林溪沼、树木诸神和岳渎曹吏等众多的人物,创造了各具特色的下界诸神形象。

宣和元年制《九星二十八宿朝元官服图》,道士林灵素也重新制定了斋醮制度和神 名目。《上清灵宝大法》上保存了宣和神 系统的三百六十分位名目,大致有以下诸神:三清、六天帝君及二帝后、三十二天帝,十太乙,日、月、星宿,三官、四圣、历代传经法师,三元、五岳及诸山神、扶桑大帝及水府诸神、酆都大帝及所属,天枢院、驱邪院、雷府等部主宰及所属,各种功曹、使者、金童、玉女、香官、吏役等,城隍土地及以上各种神 所属兵马。这一系统成为以后制作壁画及水陆画的主要依据。也为我们了解永乐官三清殿壁画神 提供了重要线索。

钟离权度吕洞宾

吕洞宾,原名吕岩,号纯阳子,唐贞元十四年(公元799年)生于芮城永乐镇东北的招贤里竹水墟。吕洞宾出身宦门,青壮年时醉心于功名科举,64岁方考中进士。吕洞宾乐于游历,传说中,吕洞宾遇到道教始祖钟离汉,经钟开导,遂舍弃人间功名富贵,修仙学道,先后到江西庐山、山西中条山脉的九峰山等处潜修,出没隐秘,不知所终。

纯阳殿东、北、西三壁以52幅画组成一部《纯阳帝君神游显化之图》,以连环组画的形式来表现传说的吕洞宾一生事迹。壁画幅高3.5米,面积为203平方米,分作上下两栏,幅与幅间用山石云树连接,每一事件既单独成章,而又能通过景色相互衔接。从总体看,全画是一个完整的青绿山水通景,描绘了吕洞宾从降生到得道的种种神灵事迹,大多为荒诞无稽的传说故事。 从局部看,则是各自独立表现一定具体情节的画面。画中有宫廷、殿宇、庐舍、茶肆、酒楼、村塾、医馆、舟车、田野、山川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物。而且不少的画幅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描绘了宋元时代的社会风貌,如生活习俗、建筑形态,农夫、乞丐等各色人物,却画得真实具体,成为了解宋元社会的形象材料,从而使宗教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曲折地反映现实的作用,这在道教壁画上是具有创造性的构想。

纯阳殿扇面墙后壁还有一幅《钟离权度吕洞宾》的壁画,高3.7米,面积16平方米,是纯阳殿壁画的精华所在。画中的吕洞宾和钟离汉坐在深山磐石上,背景是一棵苍劲老松,左右两旁流淌着山中泉水。背松而坐的钟离权,体态壮健,袒胸露腹,赤脚穿着麻鞋。他双目炯炯有神,脸上带着慈祥、亲切的笑容,正注视着吕洞宾。吕洞宾则拱手端坐,神态谦恭的静听,但其两手笼袖、左手轻捻右衣袖的细节,却暴露出内心处在不知何去何从的矛盾之中。画面环境处理巧妙,用笔简练,技法精湛,代表了元代高超的绘画水平。

扇面墙相对的北门门额上为《八仙过海图》,南壁东西两侧为《道观斋供图》和《道观醮乐图》。在南壁东侧西上角有题记:“禽昌朱好古门人古新远斋男寓居绛阳侍诏张遵礼、门人古新田德新、洞县曹德敏,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戊戌季秋重阳日工毕谨志”。后壁正中上方右侧也有画工题记:“禽昌朱好古门人古芮待诏李弘宜、门人龙门王士彦,孤峰侍诏王椿、门人张秀实、卫德,至正十八年戊戌季秋上旬一日工毕谨志”。可知这些壁画的作者及完工时间。

艺术价值

永乐宫壁画用传统的程式画法,使得近三百个形象无一雷同之感,真让人叹为观止。作为唐、宋绘画艺术特别是壁画艺术的直接继承者,永乐宫壁画在我国绘画史上当占一席之地。从目前发现的我国古代绘画遗迹来看,元代人物画大幅的极少,三清殿《朝元图》正可作为研究、借鉴元代绘画的范例,并可从中得到发展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重要启示。整个壁画极为丰富,是研究绘画艺术和当时社会生活的生动资料,将我们带回700年前的那个时代。相关轶事

乔迁

永乐宫建筑群和精彩的壁画,其实并非坐落其原址上,而是在几十年前经历了一次“离乡别井”的迁移。

永乐宫原址所在的永乐镇位于芮城西南的黄河北岸。1959年,那里要修建三门峡水库,而永乐宫正好位于计划中的蓄水区,水库建成后它将成为淹没在几十公尺深水之下的“海底龙宫”。

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现代“鲁班”们,仔细研究如何将永乐宫内近1000平方公尺的壁画完好地搬走重建。他们决定先拆几座宫殿的屋顶,再以特殊的人力拉锯法,用锯片极细微地将附有壁画的墙壁逐块锯下。一共锯出了550多块,每一块都标上记号。再以同样的锯法,把牢固地附在墙上的壁画分出来,使之与墙面分离,然后也全部标上记号,放入垫满了厚棉胎的木箱之中。墙壁、壁画薄片和其它构件,用汽车、骡车、马车等交通工作逐步运到中条山麓,先重嵌宫殿,在墙的内壁上新铺上一层木板,再逐片地将壁画贴上,最后由画师将壁画加以仔细修饰。

这项曾经被形容为“神仙也不容易办到”的工程,从1959年开工起,经过了近5年时间终告完成,永乐宫被全部迁移到芮城县城北。重建后,永乐宫壁画上的切缝小得几乎难以辨别,令人难以置信地完美地保留了这群壁画杰作的旷世神韵。

比较

永乐宫壁画是可与敦煌壁画相媲美的我国古代的杰出宗教壁画。

它们的区别在于,首先,敦煌壁画是寺窟壁画,而永乐宫壁画是寺观壁画。永乐宫壁画较敦煌壁画在作画的环境与幅面上更益于施展画工的才华。

其次,敦煌壁画,特别是唐代以前的作品,还处于演变潮流的激荡之中,或多或少地保留了西域、印度甚至欧洲的一些画风。而永乐宫壁画则集历代壁画大成,特别是直接继承了唐代宗教壁画的人物造型开张、比例严谨、用笔细致、姿态生动、衣纹畅快、气势雄伟的大唐风格。具体说,永乐宫壁画完全沿袭了以吴道子为代表的唐代正统派的绘画传统。

因此,永乐宫壁画为我们进一步破译中国宗教人物画高峰时期的唐代壁画面貌提供了很好的摹本。它承前启后,震古铄今,继往开来,不但独立于黄子久、王蒙、倪瓒、吴镇元四家文人山水画之外,成为独立的宗教人物画体系,而且是中国宗教壁画的最后终结。此后,随着宗教的衰落,中国宗教壁画也式微下去,人物画从神圣的寺观墙壁步入民间,进入卷轴,其雄伟的气魄也日渐消磨。

永乐宫壁画是我国现存最宏伟的道教壁画,它们体现了古代艺术的卓越成就。今天,我们不仅可以从中领略我国古代绘画艺术的风采,更可以得到发展中国绘画艺术的重要启示。

中国古代四大壁画之毗卢寺儒释道壁画

毗卢寺壁画位于石家庄市西北郊杜北乡上京村东。该寺现仅存释迦殿、毗卢殿。释迦殿内壁画内容为佛传故事,然已漫漶不清。毗卢殿俗称后殿,建在高1米的月台上,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平面呈十字形,建筑古朴别致。毗卢寺因其正殿毗卢殿内绘有精美的儒释道三教合流内容的壁画而闻名。

细观毗卢寺壁画,每一幅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人物都有一个传说,故事连连传说串串。释迦殿中生老病死的故事讲述了释迦牟尼出家的原因:释迦牟尼太子从东门出宫游玩见到一位70多岁的老人面带苦色,于是他得到了“人活着苦”的结论;不出东门出南门见到病人生不如死,体会到了“世人皆冷漠”;改走西门见死尸觉察出“世人的无奈”;最终在北门见到自己后来的老师毗卢佛,脱离世俗出家成佛以普度众生,尽劝俗人积善行德。而流传久远的“女娲造人”也在壁画上面得以体现。自古开天辟地整个世界充满生机,这时神通广大的女神———女娲降临了,一日黄昏,她在清澈的河水中欣赏自己的倩影,怦然心动突发奇想,用河床上的黄土捏出了一个个身体强壮、英俊漂亮、聪明可爱的“小家伙”,起名为“人”,吹了一口气所有的小人都活了,又蹦又跳,手舞足蹈,但是这种方法太慢了,于是女娲用一根木条蘸上泥水后在岸上甩出了一个个的人,但是这种方法造出的人没有捏出的人健壮聪明。她还是觉得这种方法慢,就造出了有阳刚之气的男人和有阴柔之美的女人,这些男人和女人结合后,人类便世代繁衍,生生不息。精美绝伦的毗卢寺壁画吸引了海内外壁画爱好者、专家学者的慕名观摩,他们对鬼斧神工的壁画瑰宝给予极高的评价。1996年11月毗卢寺被国务院评为“全国一级保护文物”,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李瑞环、方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文化部原部长黄震、著名画家华君武等人都亲临毗卢寺。毗卢寺在世界壁画艺术上同样享有极高的盛誉,西方壁画专家将其美誉为“东方维纳斯”。美国斯坦顿大学校长参观后说,此行“大饱眼福,受益匪浅”,称毗卢寺壁画的艺术价值已超出国门影响世界。2004年春,日本东京国立历史文化研究所一行专程来毗卢寺研究壁画保护。

中国古代四大壁画之法海寺与法海寺神佛鬼怪壁画

明代古刹法海寺坐落在石景山区模式口村北翠微山南麓,寺内保存着珍贵的明代壁画,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法海寺简史

据清《日下旧闻考》记载,北京有两处"法海寺",一是"静宜园之西万安山有法海寺……相传为宏教寺遗址,本朝顺治十七年修建";一是"承思寺南有法海寺,法海寺明碑三:一吏部尚书泰和王直撰……"。万安山法海寺现已无存,遗址尚在,这里记述的是明代的承恩寺南的法海寺。

模式口翠微山一带,重峦起伏,万绿无际。据法海寺内的碑文记载:明英宗朱祁镇的近侍太监李童,见"都城之西,翠微山之阳,玉河乡水峪龙泉古寺之左"风景如梦境一般,遂向官员平民、喇嘛僧尼募钱,在此建寺。该寺于明正统四年(1439)己未闰二月二十日兴工,落成于正统八年(1443)癸亥冬十月。皇帝赐额曰:"法海禅寺",后又颁发"大藏经"一部。寺内现存"赖赐法海禅寺碑记"是礼部尚书胡濙撰。"法海禅寺碑"是吏部尚书王直撰,修职部工部营缮所付京口陈敬篆额。胡、王二人都是明初名臣。寺前"楞严经幢"是正统九年(1444)立,营缮所付陈敬书丹,在经幢碑记中,除楞严经外,还记有营建法海寺的主要工匠士官名号。这说明,法海寺的修建,不仅为皇朝所重视,当时的国家营造部门也参与了这一工程。由于官方营缮所参与,使得该寺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我国明代早期官式建筑的某些特点。

据碑记记载,当时寺内建筑,中为大雄宝殿,左右列为伽兰、祖师二堂,环翼两底。后殿(藏经阁)之前,左为方丈之所,右为选佛之场。四大天王殿在大殿之前,另有钟鼓二楼。护法金刚殿又在四大天王殿之前。寺内有厨库、寮房等房舍,寺外有垣墙围绕。在距寺庙一里余山下建有"远门"。

寺庙建成后,据《日下旧闻考》所载刘机撰的"重修法海寺记"记载,寺成六十九年之后,自弘治甲子至正德丙寅(1504-1506)重修一次。之后,该寺有几次大的重修。解放前,该寺破旧不堪,后殿及后院房舍均已成废墟,幸存部分,檐柱已是残朽,金漆斑剥损蚀。所存建筑,大体上尚可见到原来面貌。

法海寺壁画

法海寺所以闻名,不仅是因为它布局紧凑,建筑宏伟绚丽,更主要是由于寺内满墙绘有壁画,其严谨的艺术构思和精细的表现手法,令人叹为观止。大殿壁画,虽然已有部分损脱,失去了当年的全貌,但从保存着的这一部分可以看出它的艺术水平和在我国壁画史上的地位。

大雄宝殿内壁画共有十幅。其中,佛像后扇面墙南、北各三幅,殿内东西两侧十八罗汉塑像后山墙上各一幅,北墙门两侧各一幅。

殿内佛像后扇面墙背面,绘有观音、文殊、普贤三尊菩萨及其下属训狮、训象人及坐骑。其中以水月观音画得最为传神和出色。她坦胸露臂,饰璎珞,肩披轻纱,纱细如蛛丝,薄如蝉翼,如飞如流。其肌肉柔美,表情温和,曲右膝盘左膝,坐于礁岩之上,形态庄重大方,给人以清新明净、和蔼温柔、出世超凡之美感。

东西山墙上两幅壁画,题材相同,大小一致,画法不尽一样,内容叫"佛会图"。每幅壁画分上下两层。上部祥云缭绕,自北向南,观音菩萨六尊一组,红衣坐佛五尊一组,菩萨四尊一组,共三组。佛菩萨皆结跏趺坐彩云之中,面相端庄,衣褶流利,极南边有一凌空飞舞的飞天。飞天上体微露,手捧花盆,神态逼真,绚丽动人。下部画有牡丹、月季、芭蕉、荷花和菩提等植物,旁有竹篱栏杆,问以石坡流泉。其花卉之精妙鲜艳,直与故宫所藏宋画团扇相等。

殿内最为珍贵的壁画是北墙门两侧所绘的"帝释梵天护法礼佛图"。护法图由二十天神鬼众浩浩荡荡的行列组成,护法图以门为中心分两幅,两幅共绘有三十六人,其中三五成组互相呼应,有统一而又有变化。人物服饰华丽,仪态美好,加以线条流畅,色泽艳丽浓厚,形成满壁风动、美不胜收的动人场面。

左侧(西侧)壁画。绘有人物十七人,自东至西,走在前面的是帝释天和三侍女。帝释天作两臂合掌恭敬像,一个面带笑容持花侍女为前导,帝释后二侍女,一个捧盘,一个掌幡。女像体态丰满,加以披帛高髻,高贵大方,有唐代绮罗人物的风度。紧紧护卫着他们的是广目天王和多闻天王,立眉瞪目,体态魁武。多闻天王的双眼一高一低,眼神转动流盼。之后,为药草树林神,画一女神持树,身后画一侍女。之后,为辩才天,也叫如意轮观音,或叫妙音天,她是音乐神。面如满月,八臂,其中两臂合掌,六臂手中各拿不同法物,有弓箭、念珠、法轮、宝刀、斧子等,脚下狮虎狼豹围绕,表现了音乐神对野兽的驯服。之后,为月天,也称月宫天女,双手持笏,冠上有银白色的满月。月天右侧是柯利帝母,也称欢喜母、爱子母或鬼子母,她右手拿着扇子,左手抚摸着一个幼童。幼童名毕哩孕迦。子母下额稍长,眼长眉细,鼻直唇小,显得俊俏轻盈,轻抚爱子头顶,流露出内心舐犊温情。之后,为手持斧钺的散脂大将和半身裸露、手执金刚杵的金刚密迹。之后,是扛着长锯、四个脚趾的小鬼,和一个持幡的长发鬼,伴随着头戴硫冕的阎摩天。阎摩天又称阎罗王,他是地狱之主,图作一般习见帝王像。

右侧(东侧)壁画绘有人物十九身。自西至东,起首为梵天和三侍女像。以一手捧插有珊瑚的铜壶的俊美少女为前导,随后是头戴金丝翼善冠的梵天。梵天也称梵王,是佛所谓人大天王之一,画作帝王像,他右手持红莲,左手放在侍女所托盘之中。他身后为捧盘执幡二侍女。之后,为怀抱琵琶的持国天王和右手持剑的增长天王。之后为三眼八臂拿着不同法器的大自在天及执幡侍女。大自在天又称摩酪首罗天。大自在天左前是功德天,功德天是司福德之神,又叫吉祥天女,她左手上指,指中生云,云中有六牙白象,象鼻绞玛瑙福瓶,瓶中倾出种种宝物,灌于功德天顶上,功德天身左跟随捧着宝镜的侍女,身右跟随咒师比丘。比丘手捧香炉,头扎白布,面带病容,两眸下翻,口念咒语,表现出神职人员迷离缥缈故弄玄虚使人难以捉摸的目光。之后,为日天。日天俗称日宫天子,日天作王者像,双手持笏,冠上有红色日轮。他左前方是摩利支天,名为阳光的意思。摩利支天常行日前,日不见彼,彼不见日。他头顶宝塔,著红天衣、耳环、腕训,八臂三面三日,左手持羂索、弓、无忧树花枝及线,右手持金刚杵、针钩、箭。正面善像微笑;左面猪容,忿怒丑恶,利牙外现,出舌颦眉;右面慈颜和悦,如童女像。脚后有一野猪。之后,为地天。地天手持稻谷华,她身后为一撑幡侍女。之后为水天,也叫裟竭龙王,图作王者像,两手持笛,身侧有二龙妖,身前为密迹金刚(一说为韦驮)。

大殿全部壁画共绘七十七个人物,男女老幼,神佛鬼怪,说法坐禅,行进飞舞,姿态各异,神情不一。禽兽树木花草,形象真实,生意盎然。特别是"帝释梵天图"、水月观音和佛会图,艺术价值很高。所绘人物极富精神和性格特征,如梵天的肃穆,天王的威武,功德天的聪慧,柯利帝母的慈祥,毕哩孕迎的天真,表现生动,结构巧妙,线条流畅,沥粉贴金,金碧辉煌。

法海寺壁画的制作,出自当时民间艺术高手。从寺前"楞严经幢"碑记所列工匠士官名号中可以看出,修建法海寺,共动用了十八种行业,有一百六十九名专业人员参加这一工程。其中有营缮所画士官宛福清、王恕,画士张平、王义、顾行、李原、潘福、徐福林等十五名员工。

关于法海寺壁画的艺术价值和地位,不少美术绘画壁画史书和专著中都有论述,并给以很高的评价。《中国绘画史》(王伯敏著,1966年版)中提到,"明代寺庙壁画,流传至今的,南北各地都有。其中以北京法海寺的壁画,保存较好,制作也精。""法海寺壁画,虽然是15世纪中期的作品,但可以同敦煌的宋、元壁画媲美"。1958年秦岭云在《北京法海寺壁画艺术的源流和成就》这一专著中,对法海寺壁画作了全面的深刻的历史的分析,然后说,"从画面的严整、刻画的精致和用笔用色的熟练来看,它不仅在艺术上可以和莫高窟、万佛峡、永乐宫……等处壁画媲美,而且它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我国壁画艺术光辉传统的。"金维诺在《美术研究》(1959年第3期)《法海寺的壁画帝释梵天图》专论中指出,"法海寺壁画有着明代显明的时代特征,而又蕴藏着传统的创造"。

解放后的法海寺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文物保护工作十分重视。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叶浅予先生参观法海寺,见正殿为士兵宿舍,壁画有受损危险,很快给文化部文物局写信,并去局汇报,提出保护文物的意见。他说:"1937年《伦敦新闻》画报,曾刊登这些(指法海寺)壁画与塑像,介绍甚详。"他提出了对法海寺保护的四条意见。当时,中华美协组织参观法海寺后,也提出了保护法海寺文物的意见。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很重视这一反映,致函北京市人民政府,请设法保护法海寺文物。文化部也致函北京市政府,提出请保护石景山附近法海寺明朗壁画。公函中指出,"据本部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报称,该院近有人至石景山附近法海寺观明朝壁画,见该寺已住有部队,壁画有部分已被毁坏,见有些壁画上钉了好些钉子。请即查勘,并通知借驻部队加以爱护……"北京市政府指出,对法海寺文物"不得稍有损坏"。

1953年,市政府拨出巨款对法海寺进行一次大的维修。1957年,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把法海寺列为北京市第一批古建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并指出:“石景山模式口法海寺,明正统四年(1439)建,大殿壁上存有明代完整壁画,艺术价值极高。”

"文化大革命"期间,法海寺为北京第九中学学生及教职工宿舍,但正殿有专人保管,一直加锁封闭,学生不得人内。保管人员吴老先生很负责任,正殿壁画没有遭受破坏。

1978年成立了法海寺文物保管所。1983年起,北京市又几次拨出巨款对法海寺进行大规模修葺,翻修山门和钟鼓二楼,补修加固周围垣墙,增设对大雄宝殿壁画的保护设施,重建四大天王殿,引进水电,绿化环境,红墙金瓦,油漆彩绘,整个法海寺焕然一新。

1985年5月1日,法海寺正式对外开放,中外观众络绎不绝。在这里可以观赏殿内明代珍贵壁画和大殿顶部三个"藻井"以及"曼陀罗"彩画,这是建筑物中独具特色的明代珍贵遗存。可以观赏经幢和铜钟,钟身满铸梵文经咒和藏文咒偈,钟的格式,字体风格与北京觉生寺大钟近似。可以参观山门殿中"法海寺简史"展览,其中有资料、图片,以及寺内现存的法器供器,如红漆供桌、木鼓架、木烛台等实物。这些精品,大多是明代之物。

1988年1月,法海寺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景山区以法海寺为中心修建森林公园,1987年开始动工,现已初具规模,还在继续施工。

(此篇作者:孙培元转自双塔邨人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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