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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歇根商学院首席教授的最后一课:不要忘记,我们始终有所选择

 Hilda_NYC 2017-04-13
E君说  

这个世界,强者有保护弱者的义务。我们坐在这里,已经比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幸运,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也不要轻看自己的选择。请记住,我们始终有所选择。


Ahuja是密歇根商学院首席教授,他的课程都能让人在大开眼界之后陷入思考。


在Advanced Competitive Analysis最后一堂课开始之前,他说:


我要坦白一件事:绝大多数时间,我都非常享受自己的工作。我热爱教学,热爱研究。我误打误撞地从事了一件即使无偿也愿意去做的事情,而且这份工作待我不菲。


但每年的这个时间,我走进课堂的心情都是沉重的。因为关于我讲的商业伦理的话题,有两个问题我不知道如何回答:第一、我是否是教授这个话题的正确人选?第二、伦理真的可以教吗?

  
这堂一个半小时的课程,Ahuja讲了两个小时,整场没有一个人动,没有一个人说话。他在课上数度落泪。这些课不知道讲了多少年,但每一年他都饱含热泪。


他的讲话文采飞扬,显示出对生命的尊严,对普世价值、正直和正义“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一般地追求。


以下为演讲内容:


我们所有的课程,几乎都有一个前提:如何追求利润最大化。但这个前提对吗?这个前提来自于经济学的基本定律,米尔顿.弗里德曼的First Welfare Theorem(第一福利定理)。


美国和苏联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人人为己的社会,实际上是最鼓励价值创造的社会机制。但是你们是否想过,这个观点有哪些前提?


我曾经深深地痴迷于历史。二战之后,曾经有两次对纳粹的审判。对于高级军官的审判很快就结束了,但对低级军官的审判在战后几年才开始进行。时值1947年,德国纳粹早已不是世界的最大威胁,因此不少人质疑这场审判的意义。关于一场已经发生并被解决了的灾难,我们有必要反复温习回顾吗?


一位美国教授的论点最终支持了审判的进行。这场战争,如果只是邪恶的人做了邪恶的事,那么审判确实没有必要。但是,是否还有一种可能性:这场战争的种种决定,是善良的人在特殊的情况下做出了恶的决定。那我们是否有必要回顾,是什么样的情况,让一个善人做了恶的决定?


你会如何选择?


现在假如你面临一个决定。你经营一家美国化工厂,但在要某发展中国家设厂,生产过程中会释放有毒气体,按照美国的标准,这种生产标准决不能通过,但按照当地尚不健全的法律,是可以被接受的。如果按照严格的标准施行生产,你根本无法与当地厂商竞争。你会如何选择?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1981年,美国UCC化工公司在印度的Bhopal设立工厂,生产胺甲萘。那个城市如印度所有的城市一样,人口密集,工厂设在闹市区。生产过程中会释放大量致命的异氰酸甲酯,工厂一直大量囤积这种致命化学物。


1984年12月2日午夜,发生气体泄露。没有明确的伤亡数字。大约,10000至20000人当场死亡,100000人终生残疾,500000人致伤致残


没有一场战争一夜之间伤害过这么多生命。投在广岛的原子弹没有,投在长崎的原子弹没有,两者加起来也没有。


我们之前曾经寄予厚望的,指望可以解决这种极端事故的社会机制,比如市场反馈、社会反馈、法律那时的反应如何?


市场反馈。我们曾经指望自由市场可以用价格的形式解决价值创造过程中发生的种种风险,但如果想把决定交予市场,市场必须知道和谨记风险、事故。事实呢?如今我面对着100个世界顶级的学生,听说过这场事故的,不到10个人;了解这场事故的,不到3个。


社会反馈。我们曾经指望社会用自己的反馈渠道来约束追逐利润的公司,告之“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但讽刺的是,悲剧发生的当时,那些事故的幸存者,那些工会头领,那些眼看着自己的同胞惨死,看着曾经的同事遭受终生无法正常呼吸痛苦的人,在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我们已经失去了上千条生命,难道我们还要失去上千个工作机会吗?


这在贫穷的印度几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工作还是生命?去工作,在不安全的条件下,事故的发生几率,也许十年一遇;但如果失去工作,饥饿明天就会降临。


这家公司,如果套用我教授给学生的战略思考框架来判断,那他们是优秀的。他们对关键的供应商、劳动力,有如此高的谈判筹码,以至于你告诉人们,我可能会杀了你,别人还是会为你工作。


法律呢?如果法律最终的目的是赔偿受害者,用可以量化的金钱防止悲剧的再次发生,那么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在印度,人命几何?


这家公司,最终赔偿4.7亿美元,折合每条人命3300美元。而奥斯卡的奖金是15000美元。你只需支付这样的数额,就可以随便杀掉印度人。


另外一个事例是,雀巢曾经在非洲宣传婴儿奶粉,向大量母亲免费发放配方婴儿奶粉试用,声称优于母乳喂养。


两件事情让这个策划臭名昭著:一,非洲大量的饮用水不合格,许多婴儿在喝了含病菌的冲调牛奶后致病致死。二,由于婴儿一旦适应了奶粉的口味,就再也无法换回母乳,使得大量贫穷的非洲母亲,在用完试用品后,不得不放弃大量的生活必需品,为自己的孩子购置奶粉。


按照我们讲过的理论,这家公司同样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细分市场——他们愿意放弃任何东西来购买你的商品。


有一篇文章,标题叫:Let them eat pollution。文章的论点主要为:我们应该寻找人命更廉价的地方去开设重度污染的公司。贫穷的人不在乎污染,也不在乎健康。


在美国这个最重人权的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会有什么结果?理所当然,他会倒霉吗?作者是Lawrence Summers,发表文章时,他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几年后做了Harvard肯尼迪学院的主席。再之后做了美联储主席。


我们相信生命是神圣的。在一个叫美国的地方,在一个《独立宣言》发表的地方,我们号称着众人生而平等,我们号称着,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被造物主赋予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不要伤害我的孩子”


你们是否知道纳粹高级军官Adolf Eichmann?他是曾经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总管。可以说是他的设计把六十万犹太生命送上死路。他在战后一度潜逃阿根廷,历经十五年,最终被抓获,回国受审。


当时有一部纪录片描写整个抓捕过程。纳粹头子,在阿根廷的一辆巴士上被发现、包围,当场麻醉之后,送上飞机带到德国。清醒之后,这个想象中应当残忍冷酷毫无人性的人,开口第一句话是:“我的妻子在哪里?请不要伤害我的孩子。”


他没有头上长角,他没有三头六臂,他不是想象中的恶魔。在危难之际,他的第一反应,是关心他的身边人。


整个庭审过程中,他的表现非常典型。安排车次、装载犯人、一批一批反复,他说,我是在做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让车次运行得快,让车次运行得有效率。他充满自豪地回顾:在这个岗位上,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好。这只是他的工作,就像他有作为一个丈夫的工作,有作为一个父亲的工作。


他勤恳奉公,他完成工作无可指摘。只是,他怎么可以无视这个事实,无视他的装载量出众的车皮上,装载的是无数条将要无辜死于种族屠杀的生命。他怎么可以无视,他视为“只是一份工作”的工作,有如此深远的道德影响。


道德的反面,不是不道德,而是漠视道德。


朝另一个方向张望


我们花了数十万学费,坐在学校里,学到的是把实际的商业生活抽象为理论。抽象的好处是可以让规律应用到更广阔的范围,但坏处是,规律一旦成了规律,就失去了规律曾经附着的社会背景、人文背景,就变得冷酷。


依照规律办事,很可能让你同样忽视你所有决定里的道德影响。就像我们刚才讲过的故事一样,按照规律而言,无论是印度的化工厂,还是非洲的奶粉商,都在做着无可挑剔的工作。


是什么让我们漠视道德?是被抽象化后的规律让人漠视其背后的含义?是道德的后果离决定太远?是决策机制复杂,让人有机会相互推诿?


社会、法律和道德相交的中心部位,才是First Welfare Theorem能够成立的世界。但,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事情,发生在这个中心之外。


米尔顿·弗里德曼一生都在芝加哥大学渡过。走出芝加哥大学,往北看,是芝加哥流光溢彩的地平线。那个世界欣欣向荣,似乎确如他的First Welfare Theorem所构建的理想世界,个体追逐利益的结果将使创造的社会价值最大化,因此商业的唯一目的在于自身利润最大化


但,时不时地,我们也应该朝另一个方向张望。往南,还有人在贫民窟里挣扎,还有人在工作和生命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说回到印度的化工厂。它的工厂总部设在弗吉尼亚的小镇。事故发生的当天,工厂所在地愤怒的镇民冲击工厂,要求马上关闭。工厂的管理层不无尴尬地解释说:印度的工厂和美国的工厂使用的是不同的流程。印度那样的流程,因为太危险,在美国绝不可能施行。


这场悲剧是一场事故,不是阴谋。没有居心叵测的人在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悄悄扳动阀门,滥杀无辜,一切都是实在的无心之过。可是追根溯源,难道这场惨剧不是由这一个个或许微小的决定所造成的,难道这一个又一个的决定,都是无心之过?


这个世界,强者有保护弱者的义务。你们坐在这里,已经比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幸运,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


我们始终有所选择


经济危机顶峰时期,高盛仍然为高管发了大量奖金。高盛的逻辑无懈可击:We are smart people, we bet the right side. We are just rewarded for our smartness. (我们都是聪明的人,我们赌赢了一面。我们只是奖励我们的机敏。)


我只想问他们几个问题:既然你们如此聪明,在AIG(美国国际集团)出现危机的时候,你们主席为什么给你们的前同事、美联储主席打了八个电话?即使是你们赌对了,那这个世界上又是谁在支付你们的赌注?唯一的付款人难道不是美联储?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高盛分发奖金的当天。那天一架美联航的飞机,在飞行途中引擎熄火,堪称灾难性的事故。飞行员凭着高超的技能,绕过无数岛屿最后成功迫降在哈德逊河上。


降落后,飞机随时可能沉没,也可能爆炸。飞机的飞行员,身处糟糕的航空业、可能十五年中也没有涨过一次工资,在乘客下机后挨个检查两遍所有座位、洗手间。完成一切工作后,他最后一个步出舱门。


你们在学校学到了无数的技能,但究竟用什么方式使用这些本领,这是你们的选择。不要忘记,你们始终有所选择。


你们的储蓄账户利息是多少?基本等于零。为什么是零?因为我们要保持低利率使银行能够重新赢回利润,开始运转。那是谁在支付这些账单?是那些高盛眼中的“失败者”,他们辛苦工作了三十年,指望着靠着自己的储蓄可以安然退休,安然养老。


苏维埃政府在冷战时期,建造了两百多枚核弹,试图用这些摧毁美国。这个宏大的计划最终拖垮了庞大的帝国。整个苏维埃政府没有做到的事,屈指可数的几位银行家却做到了。


来源:西西里Cafe|编辑:Ang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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