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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国都新京建设鸟瞰图（1936年） 清源文化遗产 微信号 mobiheritage 经过上一期的内容，想必大家对于伪满洲国的殖民体系以及溥仪的傀儡地位已有了一定的了解。而隐含在这套殖民体系中的权力关系更是我们认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关键所在。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1]认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权力的运行也无法离开空间的基础”。那么，伪满洲国的权力关系又是如何在新京的城市空间中体现的呢？接下来我们就利用福柯的权力空间理论，将伪满洲国权力体系置入新京的城市空间中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伪满洲国首都新京的规划建设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日本关东军主导成立了伪满洲国国都建设局，加紧制定伪满洲国国都规划。在规划中，“新京”的功能被定位为“对内昭明民心，对外震扬国威”，即对内发挥其政治统治中心的作用；对外通过建设所谓“王道国家”的“乐土”，树立国际影响，化解国际上对日本侵略行径的反对态度。因此，日本当局非常重视新京的规划建设，引入了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规划理念，采用轴线对称、圆形广场加放射性路网的手法，极力表现长春作为“军政中心”的城市形象，在建筑形式上，还特别强调“应以满洲的氛围为基准[2]”，充分体现“五族协和”，即所谓日、朝、满、蒙、汉协和一体化发展的政治需求。 国都规划客观上将原来分散的满铁附属地、商埠地和长春老城连为一体，划定了较为明确的功能分区，设置了不同等级的城市道路，在主干道节点形成的圆形广场和道路两侧布置公共建筑，形成了尺度宏大、整饬有序的城市景观，彰显了作为“新兴国家”的伟大建设成就，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但实际上，新京的建设不是为了当地普通市民，而是为了日本人及其殖民统治而服务。城市规划将新区建设的较完善，在当地人住的旧城却着力甚少。很多老城、旧商埠地内居民的居住状况甚至比之前情况更加恶化。 图/伪满洲国国都建设计划图（实施方案），源自网络 伪满洲国权力关系在城市总体布局中的体现 日伪当局在“新京”规划建设的第一期（1932-1937年）内，以大同大街（今人民大街）和顺天大街（今新民大街）两侧为重点，集中进行了大规模建设。大同大街自南向北贯通了整个城市，并在中段形成了以大同广场为中心的城市中心。关东军司令部旧址和宪兵司令部就在大街两侧被首先建起。 图/建成初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来自网络） 图/“新京”时期的大同广场（来自网络） 图/“新京”时期的大同广场（来自网络） 在大同大街西侧，日本人还规划了顺天大街及其两侧的伪满政府机构。其轴线南北两端分别为伪满洲国的新宫廷（溥仪的新皇宫）和安民广场（今长春新民广场）。伪满洲国国务院及政府各部办公楼则集中在顺天大街两侧，在之后的城市建设中陆续建成。但作为王道政治“最高权力”的伪满“新帝宫”，却直至伪满洲国灭亡，也迟迟未能建成。 图/1939年，最新新京市街地图上的“顺天大街”（改绘自1939年出版新京市街图） 图/ 50年代的新民大街及两侧伪满洲国官厅建筑（来自网络） 在福柯看来，权力空间存在和作用于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无论是工厂、学校、军队、监狱，还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文化习俗，以及知识和真理，都渗透着无处不在的权力[3]。这在大同大街沿线的各种机构中能够得到充分体现。在大同大街上集中分布了新京站、关东军司令部、总务厅弘报处、首都警察厅、满洲中央银行、协，新京站是整个城市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关东军司令部象征着最高权力的军事机构；大陆科学院象征着最高权力的文化教育机构；建国忠灵庙作为日本在伪满洲国的“靖国神社”，象征着最高权力的宗教机构；协和会中央本部旧址则代表了伪满洲国唯一的政党。总而言之，这条轴线上集合了日本殖民者在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思想宣传、教和会中央本部、建国忠灵庙、大陆科学院等一系列建筑。其中育、宗教文化和政党等几乎全方位的殖民控制，实可谓是伪满政权真正的权力轴心。 而顺天大街两侧的规划格局，由于受到了北京城皇权意识形态的影响，呈现出秩序化、礼仪化的特点，表象上宣扬着极权的“王道”，看似体现了以溥仪（帝宫）为核心的权力格局。但实质上它的建设，也无非是日本统治者出于安抚溥仪和维系其颜面所做的形象工程而已。从整个新京的规划上看，顺天大街的轴线完全让位给以关东军司令部为中心，自南至北贯通整个城市的“大同大街”，无论从轴线的长度、规模还是通过放射路网形成的城市景观上来看，顺天大街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如果说伪满洲国国务院及下属各大部，是居于城市次要位置的“形式上”的统治轴线，那么位于商埠地北端，溥仪十四年间所居住的伪满皇宫，则是完全被隔离于权力之外。溥仪作为名义上高高在上的国家元首，被临时弃置于城市边隅之地，实可谓伪满洲国权力关系在实际环境中的真实写照。 图/伪满洲国首都新京的权力轴心 如果结合上篇文章中的“关东军司令部控制伪满洲国政权体系示意图”对比，可更加清晰地看到其殖民统治体系与空间的对应关系（可点击查看上篇：谁才是真正的“帝国”统治者？） 伪满皇宫同关东军司令部周边环境的对比 伪满皇宫所处位置原为吉黑榷运局，是主管盐业的专卖机构，其地处远离城市中心的商埠地边缘，紧邻铁路线北侧为面粉厂和从事铁路运输的物流货栈，东侧为工厂，西侧为屠宰场，南侧甚至还挨着新京监狱，环境破乱，各色人员混杂，基本属于商埠地和满铁附属地之间的三不管地带，真实反映了溥仪与之对应的尴尬地位。 图/伪满皇宫周边历史环境（根据新京40年代地形图基础上改绘） 而反观关东军司令部旧址及关东军司令官官邸，则坐落于城市中心位置，紧靠风景优美的儿玉公园，周边遍布着政府公署、新闻报社等机构，还有新京神社、忠灵塔等重要的宗教设施。北侧为日本在伪满成立前着力建设多年的满铁附属地，南侧是新京的商业中心，再往南则是气势恢弘的大同广场，这与溥仪的“伪皇宫”周边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图/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周边历史环境（根据新京40年代地形图基础上改绘） 伪满皇宫中的“规训空间” 福柯在其经典著作《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借用边沁的圆形监狱，描绘了一个具有权力特征的空间。监狱的中心是监视塔，外围是单元囚室，光线从中庭天窗照入，使得每个囚室都是逆光，这样的目的是使囚犯无法判断自己是否被监视着，他们只能认定在任何可能的时间里都在被观察。通过这样的空间组织，规训便很容易进入被监视者的潜意识，从而使监视者实现了驯服前者的目的。 图/由英国哲学家边沁(Bentham)提出的圆形监狱 我们来看看伪满皇宫，首先，作为溥仪傀儡牵线人的“帝室御用挂”就位于溥仪日常办公、处理政务的勤民楼内，溥仪的一举一动都无法脱离其监视。而另一组监视溥仪的日本宪兵室，则位于勤民楼东侧，穿越内外廷的必经之路上，所有出入内外廷的人都无法逃过日本宪兵的眼睛。除了日本宪兵，日本还向负责保卫伪满皇宫和溥仪的禁卫军内派遣日本军官，充当起监军和特务，并新修建了皇宫的围墙和遍布围墙外的十余座碉堡，与其说是出于防卫安全的考虑，不如说是建造了一座禁锢溥仪的“监狱”，从各个角度和方向无时无刻不对溥仪进行着监视。日本人曾为溥仪修建了同德殿作为居所，但溥仪却已如惊弓之鸟，认为日本人在每个房间均安装了窃听器，直至伪满洲国灭亡都未搬入其中，这也反映出溥仪已彻彻底底地沦为规训权力下的驯服者。 由此可见，在溥仪所居住的伪满皇宫内，空间的作用已不再是皇帝身份的容纳与象征，而成为了权力的物质形式，这样的空间，“对居住者发挥着作用，控制着他们的行为，并对他们恰当地发挥着权力的影响[4]”。
图/伪满皇宫内形成的对溥仪的“规训空间”
图/伪满皇宫早期的碉堡（ 图/伪满皇宫早期的碉堡（来源：《图解档案解密伪满皇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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