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文摘丨记忆与想象：城市认知的双重维度

《建筑学报》2016年第12期

记忆与想象：城市认知的双重维度

 

郭龙

 

摘要：以“记忆”与“想象”作为城市认知的切入点，提出了代表日常生活的“体验式认知”与代表城市想象的“建构式认知”，并由此衍生出与之相对应的两种城市维度，即“实体城市”与“虚体城市”。形成一套完整的城市认知与阅读方法，并通过这一方法挖掘实体城市背后的文化内涵，为将来的城市设计与更新提供一种文化参考。

 

关键词：城市；记忆；想象；文本；体验式认知；建构式认知

 

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于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并在1596年开始向中国人兜售他称为“记忆之宫”的记忆术 ① 。利玛窦告诉中国人，“记忆之宫”的规模是依据他想要记住的内容多少来确定，而最为宏伟的“记忆之宫”应由数百幢形状与规模各异的建筑物组成 01 。利玛窦将“记忆之宫”的要诀描述为“以本物之象，及本事之象，次第安顿于各处所” 02 ，其意是说：如果要想记住某样东西，那么首先要将记忆的对象形象化，并将其以某种顺序安置于想象的空间场景之中，并使记忆与场景相连。这套记忆术使得利玛窦在来华短短十年内从“目不识丁”的外国传教士转变为精通中国经史典籍的专家，并为当时的士林阶层所赞叹。这里利玛窦不仅为中国人展示了一种强大的记忆术，同时也揭示出大脑形成“空间记忆”的一套运行机制。利玛窦将需要记忆的对象不断地纳入到这一虚构的场景中，并通过在其间不断地“游走”来强化这一空间对象。

 

在记忆之宫里既有真实的符合逻辑的空间经验，也有凭臆测奇想而虚构的异域场景。记忆对象不断被纳入进来，当承载记忆的场景达到足够数量时，一座建立在记忆与想象之上的庞大宫殿也就形成了。

1. 记忆与想象的机制与范畴

 

基于心理学的释义，“记忆”是大脑对其所经历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的过程，既是人们认识外部世界经验的积累，也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记忆的存储以时间为轴线，以空间为坐标，以环境为参照，以事件与人物为主要内容，从而形成一组连续的图像。记忆的不停再现（即回忆）使得自我身份得以确定，其连续性则是“我之所以是我”的保证。与记忆不同，“想象”是大脑对于所存信息的再加工，以及形成新形象的过程。与记忆相比，想象是人类创造性地理解世界的一种方法，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能动反映。想象不与当前的行动发生直接的联系，而是指向未来。因此，想象可以突破时空的束缚与身份限制，从而达到隔空对话的境界。

 

“记忆”与“想象”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又各行其事，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基础。但个体的“记忆”与“想象”不是独立于集体或社会而存在的，探讨“记忆”或“想象”总会涉及到对于“文化”与“历史”的思考。德国历史人类学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教授就认为“记忆”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互相指代的关系（希腊人认为文化是记忆的一种形式），其本人也经常将两个词进行并置使用，从而提出了“文化记忆”的概念。在阿斯曼看来，“文化记忆”就是记忆传承、保存与延续的过程，以及被筛选、揭示、重新发现与重新建构之后的结果 03 。因此，“文化记忆”不仅是对于事实（real facts）的回忆，还包括“被记住的过去”（past as it is remembered） 以及“记忆的历史”（mnemohistory）。前者（被记住的过去）是指通过创造一个共享的过去，以便再次确证拥有记忆身份的社会成员，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向它们提供一种整体意识和历史意识；而后者（记忆的历史）则是说群体成员通过世代相传的集体知识来确证文化上的连续性，以重构自身的文化身份。“文化”与“记忆”的并置提醒我们通过保存过去的记忆可以去验证并重构一种历史上的集体经验，而通过举行某种集体仪式或制造某种空间氛围则可以使个体获得精神上的归属感。

 

同样，“历史”与“想象”之间也存在着密切关系。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历史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所累积的记忆，而想象则是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心智反应。“历史”不但是“记忆”的材料，还为“想象”提供一种语境。但由于不同群体（民族）在文化上存在着差异性，因而人们对历史的解释也存在着差别，同时也造成了人们对于历史真实性的质疑。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历史均以当下的现实生活为参照，过去只有与当下相重合之时历史才可能被理解；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说，历史是一种精神活动，这种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没有当下的生命，就没有过去的历史），它不存在于过去或未来，因而历史也只能存在于当下。对此，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detto Croce）做出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论断。既然，历史是一种当下的精神活动，那么对于历史的每次认知就是再造或重构行为。而在这一过程中，正是想象联通了主体与历史文本之间的裂缝 ② ，并且赋予历史一种结构性。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甚至认为，正是对于历史的想象构成了历史活动的主要内容 04 。另一方面，历史的书写其实也是一种个人行为，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在《论历史》中就曾指出：“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 05 。但这种对于历史的想象不是任意的幻想，也无法通过单纯的历史文本而完全呈现，它还受到主体能动性（通感、移情、专注等）、精神状况（积极或消极）、价值观念（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以及逻辑判断能力的制约。此外，它还需要诸多外部条件以及适当的媒介刺激才能触发（如：某座历史建筑、景观或某件古代遗物等）。

2. 城市空间认知的方式与具体途径

 

总体来说，空间是人类在观察、认识和感知外界事物的过程中对事物属性及其相互关系的范畴化、概念化。就此，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曾明确指出：“空间不是什么从外部经验中抽引出来的经验性的概念。……空间表象不能从外部现象的关系中由经验借来，相反，这种外部经验本身只有通过上述表象才是可能的” 06 。因此，空间经验的产生源于身体与外部空间的互动与融合过程，其中身体的感知是人类了解外部物质世界并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这也是利玛窦通过现实空间经验而建立起庞大记忆之宫的基础）。如果将“记忆”与“想象”置于城市语境中，那么“记忆”就是个体对于过往城市生活经历的记录，而“想象”则更多地是对城市景观的一种理想化建构。记忆作为空间经验的积累是通过身体感知（空间要素）来实现的，同时个体对于空间的想象也是从最初的空间认知与体验开始的。因此，如果要对城市进行解读，就必须对人类的空间认知方式与认知途径有所了解。

 

就空间认知方式来说，可大体分为：“科学式认知”和“经验式认知”。前者是指通过解读描绘性空间数据（如测绘数据、数字地图、地理模型、气候条件等信息资料），从而把握对象空间特性的认知方法。科学式认知是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有其客观性与排他性特征，是对空间抽象化与理性化的结果；而后者则是通过观察者的现场亲身经历，或者通过阅读其他经验性材料（如绘画、文学、影像等艺术作品）所获得的空间经验的过程。经验式认知具有个体化与形象化的特点，在空间认知过程中也需要认知主体的情感参与。

 

就空间认知的具体途径来说，则可分为“体验式空间认知”与“建构式空间认知”。前者是指直接通过身体感官所获得的城市空间经验的过程；而后者则是指通过对间接信息的阅读、处理与整合而获得城市空间经验的过程。在实际空间认知过程中，两者通常交叉进行，共同促成主体对于客体城市空间的认知过程。

 

图01/伦敦城市空间地图

 

首先，“体验式空间认知”是人类自发的（instantaneous） 一种认知机能，它通过身体在空间中移动来获取经验，并因转换为形象记忆而得以存储。这是一种由局部至整体的空间认知方式，首先需要较长时间的空间经验积累，进而在大脑中形成清晰的认知地图，从而形成最终的城市意象。例如，当我们站在一个陌生城市的街角会踌躇不知所向，这种突入而来的选择使得身体无法产生整体而连贯的运动，知觉在未建立起整体性城市空间结构时身体无法执行明确的空间运动。但当认知主体在这个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后，一幅城市地图便会逐渐在大脑中成形。城市的空间结构一旦形成，伴随身体的知觉便在一定程度上被组织起来，身体的空间运动便有了清晰的目标，即使我们踏上从未走过的道路也不会产生迷失的感觉（图01）。这种城市认知过程可以用凯文·林奇（Kevin Lyncht）在《城市意象》中提出的空间理论来加以解释。林奇在书中将“路径、边缘、区域、节点和标志物”作为识别城市空间的重要元素，五要素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结构关系，人们通过身体在城市中的运动以感受不同元素之间的关系，进而形成对城市从局部到整体的认识。如通过对路径与节点的认知人们在大脑中逐渐建立起城市的脉络与结构；通过对具体标志物的记忆可以确定自身在城市空间中的位置并形成识别城市的符号；通过对具体空间（区域、地点）的体验而建立起身体感官与场所之间的记忆。五种元素重叠交错，相互关联，最终在大脑中建立起的是一幅完整的城市空间地图。因此，体验式空间认知的过程是观察者与场所建立情感联系的过程，也是日后观察者获得心理归属的基础。当然认知主体不可能对整个城市形成均匀且清晰的空间认知，而是往往对日常生活所涉及的区域有更加深刻的体验，而其他区域则只能形成空间的结构性认识。

 

图02/伦敦文学地图

 

其次，“建构式空间认知”是建立在既有城市空间记忆与空间经验基础之上，通过各种文本信息（包括表现性艺术品及描绘性数据信息） 的阅读与想象在大脑中建立起空间图景的能力，是对现实城市的镜像与再现过程（在实际城市认知过程中，人们往往是从各种文本信息或口头话语的交流中开始对一个城市进行了解的）。正是基于这种能力，人们可以在阅读文本的基础上虚构出一座城市，尽管这座城市可能与现实中的城市存在着巨大差异（图02）。印度裔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V. S. Naipaul）在其自传性作品《抵达之谜》中对于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城市经验进行过细致描述。奈保尔生长在加勒比地区的特立尼达，在童年时代全家迁移至一处称为西班牙港的小镇，印度裔的身份加上殖民地的文化背景致使奈保尔对那些西方的大城市产生了持续性的想象。为增加对远方城市的了解，奈保尔开始大量阅读欧美的文学著作。对此，奈保尔本人曾做出如下表述：“我了解的伦敦，或者我想象中的伦敦是我从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中得来的。正是狄更斯和他书中那些说明插图使我有了对这座城市的大致印象” 07-146 。而每周3个小时的电影则使奈保尔可以“生活在想像之中，预先品尝到国外生活的滋味” 07-127 。同时，作为殖民地的特立尼达还有英国送来的香烟、廉价罐头、特种药品、报纸杂志，这些物品为奈保尔的城市想象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信息材料。因此，在奈保尔未真正到达伦敦之前，这座遥远的城市便已经在奈保尔的大脑中形成了，并随着时间的流逝与想象的积累而逐渐丰满。当然，想象中的伦敦与现实的伦敦之间还存在着时空上的差异，真正的伦敦只有这位年轻人踏上伦敦的街道时才开始清晰起来。奈保尔对于伦敦的认知过程并不是孤例，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对于巴黎的认知过程也有过类似的记述：“在我亲眼目睹巴黎的一切以前，它们早已通过诗人们、小说家们、历史学家们、风俗画家们的描绘艺术事先在我的心目中变得十分熟悉，只不过在实际接触中显得更加形象生动罢了。肉眼的观察原本就是把似曾相识的东西‘重新认出来’” 08 。

3. 城市认知中的时空与维度

 

不同的认知方式产生不同的城市概念，上述“体验式空间认知”与“建构式空间认知”分别对应了城市的两个维度，即：“实体城市”与“虚体城市”。前者指日常生活中身体可以感知和记忆的经验性城市，由具体建筑或构筑物通过围合或分割空间而成，有着具体的空间形态与材料质感；后者指通过文本阅读与想象在大脑中建构的城市，它脱离了实体构筑而存在于意识之中，并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与情感色彩。实体与虚体是城市存在的两种形态，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犹如身体与精神的互构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素材与情景”，而后者为前者增添“意义与内涵”。同时实体与虚体之间还存在着时空上的错位与分离，由此也导致了认知主体的差异与分类，并造成了客体认知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现实生活中，每个城市的认知主体都可被划分为“内部群体”或“外部群体”。其中内部群体包括：居民、管理者以及长期居住者，这部分人因为长期且相对固定地生活，因而对所在城市有着深刻体验与经验累积，在这部分人的意识中城市是立体化、具体化的，是被记忆的城市。而外部群体则包括：游客、暂居者或临时到访者，以及从未到达于此的仰慕者。这部分人对于目标城市的认知是通过各种间接信息的阅读与构想来完成的，因而对于目标城市的理解更多地展现为各种符号化的堆叠或象征性片段的组合。

 

认知群体的差异也导致了城市认知过程中对于时间概念的不同理解，内部群体对于个体生命时段内的空间建构可以通过个体追忆往昔来完成，但对于更加久远的历史空间的认知只能借助文本信息的阅读与想象来实现。而对于外部群体来说时间则是相对的，无论是近期还是久远的历史空间建构均是通过阅读与想象来完成的，其结果呈现出的是跳跃、拼贴或断裂的效果。此外，时间概念的理解还受到制度、群体与传统的影响，从而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社会构成。就此，法国社会学家乔治·居尔维什（George Gurvitch） 认为：不同群体对于空间认知方式的选择也意味着对于时间模式的选择，每个个体都具有独特的认知经验，因而城市并不具有唯一或固化的形象 09 。即便是同一个体，随着时间的累积，认知程度的加深，对于城市的认知也在不断变化。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就曾表达过自己对于巴黎的认知变化：“与其说它是真实世界中的一个城市，巴黎，对我和上百万全世界各地的人一样，是透过书本得知的虚幻城市，一个经由阅读而熟识的城市。从小读《三剑客》，然后是《悲惨世界》，同时，或随即，巴黎变成了历史之城，法国革命之城；稍晚，在青少年读物中，巴黎又变成波特莱尔，流传上百年的伟大诗篇、绘画、不朽的小说之城，巴尔扎克、左拉、普鲁斯特……” 10 。

 

在空间层面，由于异地相隔，外部群体无法像内部群体那样可以通过亲历目标城市而获得经验，但现代各种文本的书写、阅读、复制与传播的便利为异域的城市想象提供了更多可能。每个城市都通过不同的文本形式进行着自我复制与扩散，大众媒体与各种网络终端都成为散播城市文本的工具，从而为不同群体的城市想象提供了基础。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文本信息中也包含了作者的个体情感与价值判断，在最初的文本书写过程中，作者将观察到的现实城市进行抽象并赋予一定的象征意义，其中作者的价值观念连带个人情感也会在有意或无意间转化到文本中，而读者在文本阅读过程中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作者的情感与价值判断，并在接下来的城市想象中有所体现。尽管不同作者对于同一城市的描述存在一定差异性，但这并不影响文本所传达的空间经验与城市本质的真实性，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将城市意向进一步丰富化与纯粹化，这也是城市文本可以引起读者共鸣与想象的动力之一。

 

其实，与城市有关的文本是城市的一面镜子而非城市的历史，所描述的景象无论与现实城市存在着多少差距，它都是个体心智对于现实城市的情感投射，所建构起的图景也均是对实体城市的真实反映。在作者对于城市的不断书写与读者的持续想象中，城市开始逐渐呈现出与现实不同的某种特质或倾向。正如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对上海弄堂的描述使得我们对于这座城市所蕴藏的妩媚与多情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以至于这部小说在多年以后仍然撩拨着上海人对弄堂这种典型民居的恋恋之情，同时也刺激着国人对于上海历史空间的持续想象。可以说上海的弄堂成就了《长恨歌》，同时《长恨歌》也在不断地塑造着人们对于旧日上海的回忆与想象。

4. 结语

 

“记忆”源于身体的感知与经验的积累，是对世界具体的物质上的参与；而“想象”则直指内在的精神世界，是个体或群体对于现实生活的理想化思考。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体验式空间认知”与“建构式空间认知”则为我们提供了两种观察城市的基本方法，两种认知既是人们获取日常城市生活经验的手段，也是人们与场所建立情感纽带的过程。同时，其观察的结果则构成了城市的双重维度，即“体验式空间认知”生成的是有形的“实体城市”，“建构式空间认知”生成的则是无形的“虚体城市”。两种维度的城市概念反映的是现实城市的多样与矛盾，由二者交叠所产生的是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物质与精神的人与城市的内在关联。

 

城市不仅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场所，也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与心灵的栖息地。它不仅属于占有其实体空间的居民，也属于那些将其作为臆想对象的个体。历史文脉的延续不仅需要有形建筑的保存，还需要记忆的留存与持续的想象；不仅需要关注于物质层面的考察，也需要注重其历史文化的发掘。正如陈平原教授在《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一文中所说：“必须把‘记忆’与‘想象’带进来，这样，这座城市才会有生气，才可能真正‘活起来’” 11 。记忆与想象贯穿了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正是两者之间的巨大张力，使得城市的性格得以显现。或许在实际的城市设计中，虚体城市无法对实体城市产生直接的建构作用，但是通过不同形式的文本阅读却可以发掘城市的文化属性与人文精神，为将来的城市设计与更新提供一种文化参照与价值判断。

 

北京市博士后工作经费资助项目“基于记忆与想象的城市研究”（2016ZZ-76）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注释：

 

① 利玛窦原名马泰奥·里奇（Matteo Ricci 1552-1610），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神父、传教士。1583 年（明神宗万历十一年） 利玛窦来到中国，广交中国官员与社会名流，并对中国文学与中国典籍潜心研究。在华期间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其著述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并被当时的士大夫尊称为“泰西儒士”。“记忆之宫”是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教授对利玛窦原著《西国记法》的重新摹写，书名为《利玛窦的记忆之宫》。记忆术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古罗马人在希腊人的研究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因此这种记忆术又被称为“罗马房间记忆法”（The Roman Room System）。其原理便是通过想象将要记忆的信息转换为图像，通过精心的编排将所要记忆的对象与已知的东西进行连接，进而形成一个互相关联的场景。

② 本文中的“文本”一词采用广义的释义：即任何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其形式包括了文学、影像、绘画等具有完整叙事功能与独立结构的系统。

 

参考文献：

 

01 史景迁.利玛窦的记忆之宫[M].陈恒,梅义征,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3.

02 吴相湘.天主教东传文献之西国记法·明用篇[M].台北:出版者不详,1964:16.

03 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2.

04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张文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41.

05 何兆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60.

06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8.

07 奈保尔.抵达之谜[M].邹海仑,蔡曙光,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

08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M].舒昌善,孙龙生,刘春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46.

09 Banakar Reza, Integrating Reciprocal Perspectives: On Georges Gurvitch’s Theory of Immediate Jural Experience[J]. 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2001, 16（1）:124-6.

10 伊塔洛·卡尔维诺.巴黎隐士[M].倪安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155-156.

11 陈平原,王德威.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

 

 

郭龙，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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