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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咸康四年（338年）《朱曼妻薛氏买地券》，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出土于温州平阳县（今苍南县）云岩乡鲸头村。 鲸头村离平阳宜山咫尺，离海边也不远。此券因当地富户营墓掘地而得。为当地绅士陈锡琛所知。经陈考证这是一块晋碑，遂求发现者转赠其收藏。陈锡琛带回家后，以该券拓片求平阳县学训导吴承志和瑞安大儒孙诒让考识。此券拓本始流传于世。陈锡琛以求观索拓者人多，深受其扰。此后对后声原发控者惧惊扰死者，已重新回埋。此后该券烟消云散。 1919年闲谈，陈将以该券本赠方介堪。 1930年，方介堪在上海美专任教，学生中有来自平阳的学生陈德辉，是陈锡琛之孙。方介堪问起此券，陈德辉此后以新拓相相赠。方介堪始知该券仍在世间。 券石重见天日再获新生 建国后1950年10月，温州市筹组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聘夏鼐、梅冷生、方介堪、吴天五、张一纯、吕灵士、董朴垞、孙孟晋、王荣年等十五位先生为委员。1952年任命刘景晨为主任，梅冷生、方介堪为副主任，着手文物的各项工作。地方社会名流和乡贤开启捐献文物先河。孙孟晋先生率先把1936在浙江省文献展览会陈列过的180件文物捐献给市文物部门。随后吴百亨、林镜平、戴夷乘、冒广生、夏鼐、梅冷生、黄苗夫、谢磊明、叶赤臣、刘景晨、汤莲塘、方介堪等紧随其后，慨然捐献家藏书画、碑帖、铜器、石雕、甲骨文等文物。 1953年，担任市文管会副主任的方介堪专程赴平阳寻觅买地券原石。由平阳的萧耘春先生因职务的关系陪同一起去宜山寻访。据萧耕春回忆，他们行前就对原石的存世的种种可能进行分析。首先按陈锡琛的学识，深知此碑的价值所在。比如在他有限的所赠拓片的圈子中，吴承志是考据学家，孙诒让为朴学大师，冒广生是海内名士，刘绍宽为宿学名儒，足见陈氏的眼力与对碑拓的自重。其次，陈氏为江南（今宜山、钱库、金乡旧称）旺族，势力可炽，要得此碑易如反掌。至于说出土后重新回埋圹更是推辞。1930年在上海美专时，学生陈德辉曾有新拓相赠，故当时原石就在陈家。另外，退一步说，按当地的迷信说法，此券是旧鬼所有，岂能与新鬼同享回埋墓中。后有人说，此碑出土已有五十三年，即便是1930年前后出现过，距今也有二十余年，世事如棋，陈家会否变卖或损坏？马上被人否定。因陈家有恒产，又系书香世家，陈锡琛子也酷爱书法，写得一手好北碑。大家最后得出唯一的结论：碑还在陈家。方介堪一行到了宜山陈氏旧宅，此刻陈氏后裔已散居外地，而旧宅房间多，加之土改产权分割他姓，虽多方搜寻，无功而返。后方先生便直接向学生陈德辉询问买地券的去向，陈德辉记忆中其爷爷临终前曾将此碑秘藏。并提供的初步的线索。1956年，回乡的陈德辉竟在旧屋书斋地板下找到原石，并立即上报市文管会。方介堪重赴宜山，组织购回，后收藏于温州地区（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同一时期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从北京回温州探亲，在该月11日的日记中记载在江心屿见到了“新收得晋咸康朱曼妻买地券”。可见，购回时间在此前不久。这件珍贵文物，在陈家幽闭近一个甲子，终于重见天日。1995年5月16日，地券经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定为一级文物。
《朱曼妻薛氏买地宅券》自出土之日，因其显著的书法艺术特色也倍受方家的激赏。特别是其有明确的东晋的纪年，更弥补了后世因出土晋碑一直以来的鲜少的缺憾。 晋碑的少源自东汉及魏晋以来的严历的碑禁制度。虽禁也非绝迹，但传世的碑刻也有发现。如清咸丰二年（1852年）在浙江余姚客星山出土的东汉初的《三老讳字忌日碑》（原碑现珍藏西冷印社石室）。在江苏南京出土的有刻于东晋咸康七年（341年）的《王兴之墓志》、刻于东晋永和元年（345年）的《颜谦妻墓志》，还有就是出土于云南曲靖的东晋义熙元年（405年）的《爨宝子碑》。这几方名碑在年代相距不远，从书体演变中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从汉隶向楷书的演化风格明显。如大家熟悉的《爨宝子碑》的“元宝体”其长横左右两端都为棱角分明的上翘，虽为楷书，其波折依然保留隶意。《王兴之墓志》、《颜谦妻墓志》等都为楷书，也依稀有隶书的痕迹。 与其上提到的几通碑相比，《朱曼妻薛氏买地宅券》却是反潮流而动，其字体方折，笔画或单刀刻成，不是隶中有楷或楷中偕隶，而是直接回溯到古篆了，用篆为体糅合隶意。这在魏晋之际不能不说是一种另类。它的另类成就了其晋代篆书刻石的地位，刚好补上从篆书过渡到隶书的空白。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该券原石被温州博物馆收藏后，《朱曼妻薛氏买地宅券》常被作为温州重要文物展览。1961年，温州区（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印《温州文管会藏石考》即将此刻石列为书首。并给予极高的评价，称誉该刻石“篆文写法，有参用大篆，也有从简体，用笔很象《天发神谶碑》。其字体结构，已经是由繁复转到简省，笔调与《禆国山碑》很相似，刻法亦生动有神，可与秦故莽量相媲美。晋代对碑文禁得很严，石刻传世不多，刻的字体不是正书，便是隶体，从没有发现篆字的晋碑，可说是我国历史上仅有的晋代石刻遗文，是值得重视的。”1964年4月，郭沫若到温州考察，曾仔细观看拓片。今传世的拓片中，可见的名家题识有沙孟海、陆维钊、姜东舒、夏承焘等。此后，在涉及到书法史的专著中均因此地莂的特殊意义而搜罗其中。如王宏理《志墓金石源流》、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契约史买地券研究》等专著，先后收录该买地券。1982年，杨震方编著《碑帖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录此碑，称“浙江尚未发现晋代碑志，他处出土者多为楷书，（此地莂）篆书甚少见。”1993年，马子云、施昌安著《中国文物鉴定—碑帖鉴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收录此碑，书中言：“孙诒让将二行之‘舍’字误释为‘令’字，罗振玉将此券误著为砖券。”日本书学史家伏见冲敬（1917-2002年）著《中国书法史》书中也有专章提及此碑，称“它的存在有些不可思议，它写的篆收大意正确。它具有秦代权量铭的风格，无法想象，当时能这么轻松写出篆书的人与刻印章的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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