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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隐逸诗是依据陶渊明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而界定的，其中必然具备某些独特性。陶渊明之前，在《诗经》的国风及雅、颂中就有一部分以劳动生活、农业生产过程及丰收、飨神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农事诗”。陶渊明的隐逸诗中也包含着这样一部分以农村生活为审美对象的农事诗，或记叙亲自参加劳动的隐逸诗的范畴。在唐代、王维、孟浩然等人创作过许多描写自然山水，表现田园生活的诗歌，所以人们称之为山水田园诗派。而这些题材的作品在陶渊明的作品中也能找到，甚至更丰富而平常，有勾画田园风光的，有表现饮酒、赋诗、弹琴、出游的乡居生活的，这些当然也应该归入陶渊明隐逸诗的范畴。
在魏晋时期，随着玄学的盛行，隐逸思想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能够避害全身的隐逸生活亦为人们所向往，于是在诗歌创作中出现了许多抒发企羡隐逸，表达出与处的矛盾情感的作品。比如嵇康的咏怀诗，左思、陆机的招隐与反招隐之作。陶渊明在前代文人的隐逸思想的基础上，在个人的曲折经历的激发下，也创作了大量反映其出与处的思想斗争的作品，对隐逸生活不乏哲学的审视。这些作品不只作于隐居田园之后，就是在几次出仕期间，他也总是念念不忘园林的好处，抛弃不掉归田隐居的意向。
总的说来，从作品的内容这一界面上看，凡是牵涉到田园生活、隐逸思想的作品，不只是单独成篇的，哪怕是诗中的个别语句落到了心念田园渴望归隐的这一主题上来，都将被纳入本课题的研究范围。按这一标准来统计，逯钦立先生审定的《陶渊明集》所收的诗共122首，属于隐逸诗范畴的有71首，其比例竟接近陶渊明全部诗作的60%。可以说，隐逸成了陶渊明最突出的创作主题，也是他的生命主题，这是在他之前的诗人们未能达到的，他确实不愧为“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的隐逸诗歌就其所表达的内容来看是极为广博繁富的。我们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来考查。
陶渊明在隐逸诗中大量地抒写了自己以告别官场隐居田园为最佳归宿的思想感情。
陶渊明经历了从出仕到归隐多次回旋反复的痛苦徘徊之后，最终才选择了回乡躬耕的，而这个选择充满着个体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尽管在他辞去彭泽令归隐后，仍不时出现一些情感起伏，但是那只是叹老嗟贫的牢骚，并没有动摇他守拙固穷老死田园的原始意向。
陶渊明用诗歌真实坦率地记载了他在各个时期的不尽相同的心态，以及植根于心灵深处的那种远离官场的告别意识的逐渐增强，即便是在出仕期间他也总是“慷慨思南归”，怀恋家乡的山水和生活。于是，从第一次的“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到后来做刘裕镇军参军时，竟刚刚离家上路就已经“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满心悔意溢于笔端。他13年的仕途生涯一直陷于这种“一心处两端”的仕与隐的徘徊苦闷之中。如隆安四、五年间（400—401）他在桓玄官府中任职，写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在第二首中说：“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中又说：“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身在仕途的陶渊明一方面是“好爵”的诱惑，一方面是“旧墟”的召唤，他一再表示“富贵非吾愿”，希望回到故乡“养真”全“善”，保持自己的清高节操。元帝元兴三年（404）陶渊明干脆在去刘裕镇军府上任的路上就开始为离开仕途作打算了：“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他仰观飞鸟在天，俯视游鱼得水，把自己推到这样的一个充满意味的审美现场中，怎么能不强化他的归隐之心呢？《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写于义熙元年（405）改任刘敬宣建威参军时，他自叹“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田园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壑舟，谅哉宜霜柏。”自己虽然身在官府，形为物拘，但是“归去”的心声却越来越清晰。换句话说，在陶渊明心中的这种告别意识不但未被岁月抹去，反而更加强烈了。
当然，在陶渊明的诗中也可以清楚地触摸到他的那份“大济苍生”的凌云壮志。不可否认，儒家的伦理价值观毕竟是中国文人根深蒂固的生命情结，正是在这种意念的驱动下，陶渊明才会几次离开田园，只身跃入政治的风浪中。40岁的陶渊明在《荣木》诗序中说：“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最后一段又说：“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花开花落，日月更替，“徂年既流，业不增旧”，虽然时光在飞逝，便是“总角闻道”的自己却“白首无成”，每想到这一切，他就难以抑制住懊恼的情绪，弘道济世，建功立业之心在胸中踊动，“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这两句不禁会引人想到屈原《离骚》中的诗句：“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也！”这两个人身上所共有的不都是那种自居为历史和社会支柱的精神吗？陶渊明的这份干云之志在其它诗文中也曾表述过：“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尽管其中充溢着豪侠之气，便那毕竟是陶渊明心中那份不甘抛弃的价值关怀意念的体现，也正是在这种意念的支持下，他才几次离开田园，外出求仕谋职。而在归隐田园之后，他是否就真的彻底淡泊名利，心静如水呢？其实也并不尽然，他对自己的一生也难免会感到遗憾，如在《和郭主簿二首》中在写了自己“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舂秫作美酒，酒孰吾自斟”的悠闲、宁静的生活后说：“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是说这样的生活也有其乐趣，可以让他聊且忘掉功名事业。又有一首《岁暮和张常诗》诗中说：“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可见他虽然实践着顺天履运的生活方式，却还是难免为年岁老大，事业无成而发出无可奈何的慨叹。但那仅仅是慨叹而且已，决不足以动摇他原初的意念。在陶渊明内心的出与处的天平上，归隐思想始终是占上风的，只不过真率的陶渊明习惯于将他那一颗平常心用诗歌记录下来罢了。也正因为这种真实的记录才使得他的隐逸诗格外动人。
陶渊明的追求隐逸固然同儒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隐逸观有思想承袭关系，也受到庄子出世哲学和当时江州地带隐逸风气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源自他本人对于混浊、残酷的现实世界的认知。可以说正是陶渊明心中深埋的这份强烈的对官场的告别意识，使得他和整个社会保持着一个相应的心理距离，对现世增添了一种更超然的鸟瞰方位。所以在陶诗中，这种隐逸思想的倾诉和对田园生活的眷恋总是与对现实世界的冷眼评价紧密相连的。他勾勒的现世情景是这样的“羲皇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上古时的淳朴敦厚的世风已荡然无存，儒家的论理道德观也丧失殆尽，官场上更是充斥着虚伪和欺诈，“世俗久相欺”，“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他把仕途的险恶比作“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个体在宠大的社会面前不过是被嘲弄、被欺侮的对象，根本没有能动性。“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成了社会常态。这一系列的认识是陶渊明从五次踏入官场的痛苦实践中得出来的，是用一种告别性反思的目光领悟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陶渊明才最终舍弃了那广济苍生的善良愿望，于宁静的田园终其一生，“荣华诚可贵，亦复可怜伤”。博取功名固然可贵，但是却伴随着危险。“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参加田园的劳作虽然辛苦，可是却可以避患全身。在陶渊明的心目中田园乃是一个远离战乱与篡夺的心灵的避风港，是能尽享生活乐趣的安乐窝。他的这种选择是清醒而理智的。
陶渊明的这一类隐逸诗正是他所说的“寄怀于言”的直抒胸臆之作。他写诗不为炫才，不为邀名，而是于酒酣、兴起时“题数句自娱”，纯属一种私人化行为。在《读山海经》中说：“高酣发新谣，宁效俗中言”。他写诗不随时，不媚俗，只为唱出个体的心路历程，在破除了世俗的干忧之后，陶渊明的隐逸诗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本真的品格。
与官场的丑恶、黑暗相对照，陶渊明笔下的田园、自然便凸现出一种清新、宁静的绝美状态。
他在摆脱了“樊笼”、“尘网”回到田园后，颇有一种“矰缴奚施，已卷安劳”的感觉，如飞鸟离网归林，游鱼脱钩入水。他以轻松、愉悦的目光去观察、欣赏着这一片属于自己的生存环境，倍感惬意。《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写道：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十多亩的宅院，八九间草屋，前种桃李，后植榆柳，远处的村庄和袅袅炊烟依稀可见，鸡鸣狗吠远近相闻。“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这实实在在的一切就是诗人所日思夜想的“自然”。这份生活既真实又平易，秋天，“露凝无游氛，天高风景澈。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这里空气清新，奇峰高耸，松树与菊花相映成趣。春天，“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万物复苏，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冬天，“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砀，在目皓已洁”。大雪之后，田园满眼洁白，万籁俱静。夏天，“蔼蔼堂前柳，中夏贮清阴。”，浓密的树荫遮盖庭院，一片阴凉，打消了心灵的烦躁。随着一年四季节序的变化，自然界的一切景致按照其固有的规律变化着，使他感到安适则亲切，他迷恋这份怡然的生存状态，他要的就是这种安全感。有一首《归鸟》诗把这种心理渴求表达得更为明确：
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和风不洽，翻翮求心。顾俦相鸣，景庇清阴。
翼翼归鸟，载翔载飞。虽不怀游，见林情依。遇云颉颃，相鸣而归。遐路诚悠，性爱无遗。
翼翼归鸟，驯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反归栖。虽无昔侣，众声每谐。日夕气清，悠悠然其怀。
翼翼归鸟，戢羽寒条。游不旷林，宿则森标。晨风清兴，好音时交。矰缴奚施，已卷安劳？
倦飞归林的小鸟，并不以找寻登“天”之路为终极目的，要的是能躲避暗箭的伤害，安享林间的惬意与平和。陶渊明以鸟自喻，委婉地道出了自己弃官归隐的真实动因。同时似乎也在申诉：在混乱的世界中，人性的自足性才是最真实可靠的。
陶渊明的隐逸诗中有很多表现自己在田园生活中的无限乐趣的。比如《时运》篇作于归田之初，集中地写自己田园生活的安逸情形。序中说：“《时运》，游暮春出。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景独游，欣慨交心。”暮春时节独自出游的陶渊是这样倾诉自己那颗快乐的心：
迈迈时运，穆穆良朝。袭我春服，薄言东郊。山涤馀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洋洋平泽，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载欣载瞩。称心而言，人亦易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
延目中流，悠想清沂。童冠齐业，闲咏以归。我爱其静，寤寐交挥。但恨殊世，邈不可追。
斯晨斯夕，言息其庐。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黄唐莫逮，慨独在余！
沐浴熏风，远眺美景，怀着一种自满自足的心情回到家中，又有花圃药栏，榆柳竹丛，可以抚清琴，可以饮浊酒，这一切似乎让人感觉回到了黄帝、唐尧之世。而现世的自己却真真切切地享受着这些！陶渊明在这份宁静的田园生活中进行着身心的自我洗涤，“自然”成了他防止在物欲横溢的现实中自我异化的一副良药，他愿意永远在“自然”的怀抱中栖息。
他在诗中常常提到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几件乐事，即抚琴、读书、论文、赋诗、饮酒。《答庞参军诗》中就写道：“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物新人唯旧，弱毫多所宣。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当决意归乡不再东西游宦时，他便可以以一颗坦然的心同朋友谈诗论文，绝无庸俗之调；以酒助兴，尽情挥洒无限诗情。在《九日闲居》中也写到饮酒、赏菊之乐：“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饮酒可以销愁解忧，赏菊餐菊可以陶冶性情，延缓衰老，所以酒杯不能空置，菊花不能白开，他要尽情赋诗以自娱，用这样的生命形态立足于天地之间，难道不能算是一种成就吗？如果说到陶渊明生命本身的成就，那么他最大的成就就是他真的做到了人生最困难的事——和生活讲和。他抛弃的不只是那混浊的官场，更是传统的伦理价值观为人们套上的心灵的枷锁，他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找回人的本原状态，安享那份看似平凡的生活。他会在春游中，“临长流，望层城。”于鸥鸟飞翔群鱼腾跃时心旷神怡。他会与朋友“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登高赋新诗”，“有酒斟酌之，”谈历史，论文章，赋新诗，酌美酒，于坦诚的交往中体会友情的温暖和生活的愉悦，即便是耕地种菜这种看似并无审美价值的活动，在已与生活讲和的诗人眼中也被诗化到至美的境界：“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躬耕自资的生活带来的是陶然自乐的满足感。在《和郭主簿二首》中写道：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
园蔬有馀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
他把我们再次带到了一个充满气息的完审美现场，“堂前林”、“清阴”、“凯风”、“书琴”、“园蔬”、“旧谷”、“美酒”、“弱子”，这一系列的审美具象为我们勾勒出守拙归园的诗人的闲适生活场景，诠释了与生活讲和的深层内涵：讲和不是向平庸倒退，而是一种至高的境界。作为生命境界，诗人对它的理解透出一种哲人的美。在《饮酒二十首》中他再次为我们描述着这一切：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用独特的自然观，静视外物的变化，从中体悟“真意”。而这“真意”便是一片忘机的天真，是在观望夕岚变化和飞鸟动静时与自然冥合为一的感受，是对时空和永恒的领悟。这就是诗人已经跳出了理窟的生命境界，他正是以这种观照方式平和地面对朴素的人生。
在陶渊明的生命主题中一定不能没有酒，前面我们也提到饮酒是他田园生活中的最大乐趣，以致后人的陶诗“篇篇有酒”的评价，这虽然有些夸大其辞，却道出了陶诗题材上的一个特点。王维说：“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李白也说：“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好象醉酒是陶渊明的生活常态。那么，他为什么要让自己终日沉醉于酒中呢？萧统可谓是很理解陶渊明的人了，他在《陶渊明集序》中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陶渊明的饮酒是别有寄托，“爱酒不爱名，忧醒不忧贫”，饮酒不为求善饮之名，而且是求醉以忘忧，借酒以销愁。他在《游斜川》诗中说过：“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所谓“千载忧”显然不是眼前的个人的愁苦，而是一种对历史、现实社会的忧虑，只有醉酒才可以让他忘掉这一切。难怪他把酒直呼为“忘忧物”了。况且，他还可以用“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这样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做辩护，以期象阮籍一样取得避祸远害的附属效应。
陶渊明拿着他那支蘸饱了生活墨汁的笔，创作出大量描绘自然景色，述说归田乐趣的作品，静心品味，我们就会从中闻到酒香、墨香、花香、书香，还有沁人心脾的泥土的清香，这是一种充满文化底蕴的文人化的农村生活画图。
陶渊明把自己辛勤的劳作经历和对劳动的清醒的认识如实地写到了他的诗歌中。
陶渊明的归隐生活并不真的总是那么轻松、惬意。“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的他一辈子没有享受过宽裕、富足的生活。为了生存，他饱尝了田间耕作的艰难辛苦。从田家乐到田家苦，是他认识上的一大飞跃，正是在这一飞跃的基础上，他悟出了民生以勤为先，以衣食为端的根本道理。躬耕生活告诉了他劳动是最真实的付出，“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以行为摒弃了东晋玄学中自然无为的主张，而奉行着自己朴素的自然有为论。在《归园田居五首》中他这样写道：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诗人晨兴夜归辛勤地种豆锄草，道狭难行，夕露沾衣，这些都不能动摇他归隐田园、躬耕自给的初衷。如果说这首诗中还带着诗人初归田园时那份欣喜和新鲜的感情色彩的话，那么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诗中，则已经把兴奋沉淀为理性的思索：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禾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在亲身经历了农家的辛苦之后，他从观念上跳出了儒家轻视劳动的错误思维惯性，重新把衣食之需定为生命的根本。因此，在他看来劳动是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是人生之“道”。对于劳动的这种认识及亲身参加劳动的体会还被写到了其它的一些作品中，如《劝农》、《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他一再说“寒草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遥遥沮溺溺心，千载乃相关”。“遥谢荷篠翁，聊得从君栖”。希望以效法古代隐士长沮、桀溺、荷篠丈人的方式继续自己躬耕田野的生存方式。正是在这种对劳动的理性认识的策动下，他才得以于承受劳动之苦后，体味出劳动的乐趣和收获的喜悦。象这样对劳动过程的切身体会，对劳动意义的深刻认识，是对诗歌题材的一种新的开拓，也应说是诗歌史上的一个突破。
陶渊明在作品中真实地记叙自己饥寒交加的贫困境况。
他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并不高，“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絺经应阳”，“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他只求衣能御寒，食能充饥，室能蔽床而已。但事实上，他虽然半世躬耕不辍，却连这样低水平的生存条件也难以恒久的维持。如《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中就写了陶渊明中年时家遇火灾的情况：
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将圆。果菜始复生，惊鸟尚未还。中宵伫遥念，一盼周九天。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仰想东户时，馀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
在此之前还是家有余粮，可以自给自足的陶渊明，因一场大火而失去了“草庐”，被迫暂时栖身于船上，生活日益艰难。此后，那种“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的安适情景竟然难以再现了。尤其是到了晚年，“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处境更加凄惨，54岁时他又作了《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天道幽且远，鬼神茫睐然。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钟斯信为贤！
一生连遭世乱、丧妻、火灾、虫祸、风涝之患，真可谓灾祸连绵！夏季日长，腹中无食，盼望早些天黑；冬季夜长，身上无被，冻得不能入睡，盼望快些天亮。如果不是真的处身于饥寒交迫之中怎会从这种角度体察季节的差异昼夜的更替？他在《有会而作》的诗序中写道：“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在青黄不接时遭遇天灾，诗云：
弱年逢家亡，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斯滥岂彼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
他从不奢望食甘啖肥，只求有菽麦填腹，但即便这样也是不易得到的。幸亏有人施粥济贫，自己也就顾不得是否嗟来之食了。《乞食》诗中亦集中描述了这种特殊的经历和内心的感受。虽然他并没有真正的沿街讨饭的经历，只是向友人求助，但是他还是诙谐地称为“乞食”，颇有以调侃自嘲的意味。陶渊明“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最终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他曾在诗中如实描写自已赤贫的生存状态，不掩盖，不修饰，而是安然地承受生活带来的种种磨难。以这种心态面对世界就足经化解一切人生的悲剧。
陶渊明的咏贫诗是其隐逸诗中很有特色的部分，他不但安贫守贱，而且还在诗歌创作中颂扬贫穷。这些作品不只是源于他那段别人所不曾有过的贫穷经历，也源于他安于贫穷，豁达、洒脱的生命状态，更是源于他那前后五次的出仕经历，使他切实地感到生活的贫困要比在官场中忍受精神的折磨好得多。在他的早期作品《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中这样写道：“劲气浸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既然官场中没有他的位置，那么归田隐居也未见得是个笨拙的选择，在古代圣贤的感召下，他走上这条固穷守拙的道路。陶渊明虽然放弃了个体对社会历史的价值关怀意向，但是并没有抛掉对生命价值本身的思索和寻求。他虽然崇尚“自然”，但是并没有抹杀善恶美丑之间的差异。于是在回归到人的本原状态之后，他仍坚持把个体的道德完善作为生存的终极信念。这的确是接受了儒家“固穷”“安贫”思想传统的影响，但同时也吸收了老庄的出世、乘化等哲学理念。所以，在他的隐逸诗中常常以儒家的“固穷”“守节”的观念自勉，又不断流露出一种任真顺天的达观态度。两种不同的文化灌溉使得陶渊明的咏贫诗显得既执着又洒脱，别有一番艺术格调。
陶渊明在隐逸诗中歌咏了很多隐士、穷人。
“贫者，士之常也”，读书人贫穷是极普通的现象。这是人们从多少代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陶渊明不但经常以这句话自慰，而且还从历史上找来了许多与自己命运相似的隐者、高士以自励。在他的这类诗歌中提到的隐逸精英及赤贫者共有28人，前后出现过41次。他们是长沮、桀溺、荷篠丈人、荣启期、黔娄、颜回、张挚、邵平、伯夷、叔齐、商山四皓、杨伦、刘龚、扬雄、杨朱、子思、丙曼容、袁安、张仲蔚、黄子廉、原宪、陈仲子、郑敬、薛仓、周阳珪。其中被多次写到的是长沮、桀溺、荷篠丈人，颜回、荣启期、张挚。如《咏贫士七首》中专写荣启期、黔娄、袁安、张仲蔚和黄子廉。传统被视作赞述的《扇上画赞》和《读史述九章》实际上也应归于隐逸诗，其中也写到荷篠丈人、长沮、桀溺等11人，均为作者倍加景仰的品格高尚的隐逸之士。且看他笔下的一些人物：“荣叟老带索”，荣启期穷得用皮绳子当腰带；“原生纳决履”，原宪穿的鞋子挡不住脚后跟；黔娄死后“蔽覆仍不周”，破衣破被盖不住尸体；“袁安困积雪”，风雪天无衣无食僵卧家中。张仲蔚息交绝游，“绕宅生蒿蓬”，“举世无知者”，长长的蒿草掩盖了房屋；黄子廉，辞官离职以致妻儿同他一起受穷。总之，一群一样饥寒交迫的人都心甘情愿的安贫守贱，他们不但把贫穷看作一种人生常态，而且还能做到不以贫贱为病，喜贫乐贱。如诗人在《咏贫士七首》中的第三、第四首这样写道：
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原生纳决履，清歌畅商音。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赐也徒能辩，乃不见吾心。
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蔽覆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
据《列子·天瑞》记载：“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期。鹿皮带索，鼓琴而歌。孔子问曰：‘先生所以乐，何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吾得为人，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男为贵，吾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尚何忧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宽者也。’”荣启期一乐为人，二乐为男，三乐长寿，又以处常待终为乐，这种乐观、真率的人性定位正是陶渊明所倾慕追寻的。
又据《韩诗外传》载：原宪“振襟则肘见，纳履则踵决，”穷得衣不蔽体，履不掩足，却仍放声歌唱，抛开外物的烦忧，保持着一种快乐、平静的心态。至如黔娄，不受千钟之赠，不爱丞相爵位；张仲蔚隐身不仕；黄子廉辞官还乡。那种不要官职，不贪钱财的高尚节操，正是陶渊明崇敬的偶像，也是他坚守固穷隐居生活的动力。诗人在赞扬这些贤人高士的同时，又试图以个人化的哲学思考去理解他们的行为根源，所谓“道胜无戚颜”和“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就是指只有在崇道尊德的思想基础上，才能达到这样身处贫困而无戚颜，且有所乐的人生境界。陶渊明以对古代贫士隐者的赞颂来坚定着自己隐逸生涯的脚步，同时，他又用自己的隐逸诗组成了一个众多清高廉洁的人物的画廊。
总起来看，陶渊明的隐逸诗从多个角度全面地体现了诗人的生命情结：鄙弃功名利禄，忘掉对社会的关怀意向，热爱自然、美好的田园环境，眷恋安宁、质朴的躬耕生活，他在自己真实的贫穷生活的基础上，肯定了劳动的价值，赞扬固穷的精神境界和顺天任情的达观的生活状态。这些内容大大冲破了传统的农事诗的范畴，丰富了隐逸诗的题材，提高了隐逸诗的思想价值。陶渊明是第一个集中力量从事隐逸诗创作的人，所以钟嵘称他为“隐逸诗人之宗。”
陶渊明的隐逸诗在艺术风貌上也独具一格。而且在魏晋时代的特殊文化背景下更显出了他超群脱俗的品格。陶渊明现存的诗作最早的写于东晋安帝隆安四年（400），也就是他36岁写的那首《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从此直至他63岁去世，这将近30年就是他从事诗歌创作的时间。这时出现的是“九流参差，互相推陨”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环境。一方面，象钟嵘在《诗品序》中所说的那种“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风并没有销声匿迹；另一方面，又开始出现了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说的“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创作倾向。陶渊明在个体的生活基础上，在自觉的哲学思考的过程中，创作了既不同于孙绰玄言诗、郭璞游仙诗，又有别于谢灵运山水读的田园隐逸诗。在当时的诗坛上呈现出一种焕然一新的独特面貌。
陶渊明具有自觉的诗歌创作意识。他在《读山海经十三首》中所说的：“灵化无穷已，馆宇非一山。高酣发新谣，守效俗中言。”实际上是借以申述自己的诗歌创作观。在陶渊明看来，外在的物质氛围是变化多端的，文学创作也不应当拘于一格，他要痛快淋漓地唱出自己不入俗流的声音。他在现实生活和自然本性中都是崇尚真实，热爱自然的，将本我与自然冥合为一可以说是陶渊明的美学理想。他把这种理想同样地带入诗歌创作中，“寄怀于言”，“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用诗歌表达自己真实的生活感悟。所以在游斜川看到大好风景时，他会“欣对不足，率尔赋诗。”独自夜饮时，“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为了记游，为了自娱，就是他创作诗歌的主要目的。在这种创作目的推动下，他的诗歌总是“有会而作”，以丰富的生活经历为根基，去状写真情、真事、真景，如实地再现他隐逸生活中的点滴感受，原封原样地记叙他劳动的景况和贫穷的状态，以及那份复杂的心理处境。我们还必须看到，陶渊明所面对的不是楼台殿阁、红灯绿酒，绮罗香译，而是竹林茅舍、农田桑麻、狗吠鸡鸣，在这样的现实土壤上，不可能产生“富艳精工”的艺术品。因此，无论是他自觉的创作意识，还是现实生活的景象，都促成了他的诗歌中那种天然、真淳的艺术风貌。他的诗中不假华丽词藻去修饰，不靠造作虚构去填充，正象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所说的，“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质朴、自然便成了陶渊明隐逸诗被公认的特点。即使是这一特点的构成也是自然而然的，而非有意为之，朱熹说：“渊明诗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这份自然源于诗人本身深厚的文化底蕴，是陶渊明把他个人的哲学层面上的自然观转化为一种艺术层面上的自然境界，从而达到了一种后人难以企及的隐逸诗的美学品味。
由于陶渊明的生存范围和生活内容主要是围绕田园躬耕而生发出去的一系列活动，内容相对比较单纯。所以在他的隐逸诗中很少看到繁富、奇特的意象和曲折、委婉的艺术手段，而多是近乎白描的景物再现，平铺直叙的表情达意。陶诗中取景极平常，如《归园田居》其五：“山涧清且浅，可以濯我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这其中的景物很简单：一条山涧、一只鸡、一壶酒、一束荆薪，但是在陶渊明的笔下，似乎便别有一片天趣。王国维说过：“以我观物，万物皆著我之色彩”，其实正是这个道理，诗中所写之物正是诗人主观感受的一种投射，一种情感的外移。不仅如此，陶诗在象征、比喻手法的运用上也显得直接而坦率，并不需要读者用心地去破译、考察。例如他在《荣木》诗中用树木之枯萎比喻人生之易老；在《饮酒二十首》中用高枝卓然的青松、含薰迎风的幽兰比喻自己不为尘世所绁的心志，都很直接、恰切。他尤其爱用鸟和鱼比喻自己出仕与归隐的矛盾，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并写成《归鸟》诗，经林中的归鸟自喻。陶渊明正是把天然、真淳和平淡结合起来，构成自己独特的审美风貌。陶渊明的隐逸诗平实、自然但又绝无粗俗、简陋之嫌，所以后人评价陶诗为“淡而不枯”。如“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写对归耕与出仕的利害的衡量；“夏日苦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写饥寒交迫时的心理渴望，都是直抒胸臆，但是却在质实、淳朴中不失细腻、含蓄，意味深长。评论者往往注意到陶诗中蕴含的一种耐人寻味的理趣，如《归园田居》中“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时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种“欲辨忘言”的处世态度和其中不用言语表达的哲理思辨，使陶诗从思考方式和表述方式上都充满禅机。我们从中绝不会看到游离于诗意之外的玄理，因为玄学的影响在陶诗中已如盐在水，泯化无迹了。至如《形影神》中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那种对合运的穷通、寿命的长短的睿智的思考和顺应自然的豁达的心态，更可以说是闪烁着理性的光芒。陶诗中的这种别具一格的理趣表述固然同魏晋玄学及当时残存的玄言诗风有关系，更是源于诗人对自然变迁及生命主题的哲学思索，它使得每一首陶诗都是一个完整的审美整体，我们无法抛开全篇去分析其中一联一句的意味，而只能是在那一首首明白如话的诗中体味诗人对自然对人生的感悟。
陶渊明的隐逸诗中所写的都是平平常常的田园生活和日常活动中耳闻目见的事物，都是受外界激发而出自本心的真情实感，因而在语言运用方面也就表现得明白如口语，舍弃繁辞缛藻，贴近田园语境。像诗中以“山气日夕佳”，“日暮天无云”写自然风景；以“种豆南山下”，“采菊东篱下”写平日生活；以“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写居住环境；以“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写与人的交往。所有这些都是以最生活化的语言状写情境景物的，正如宋人许顗所说：“陶彭泽诗，颜、谢、潘、陆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赋之于诗，无一点愧词，所以能尔”。本是“田家语”却因为诗人深厚的情感力度而被赋予了厚重的意味和美学风貌。苏轼评陶诗说：“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指的就是其质朴又带着绮丽，清瘦而不失丰厚的审美特质，曾紘也曾说陶诗是“语造平淡而寓意深远，外若枯槁，中实敷腴”，切中肯綮地道出了陶诗自然平淡的审美形式与丰厚充实的情感内涵的貌似矛盾实则契合的辩证关系。
陶渊明诗中也用典，有的地方也不由得不有俳偶对仗之句。但是却仍旧可称得上是自然天成之作，而没有堆垛造作的生硬痕迹。如《乞食》诗中的“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以漂母救韩信之典，诉说了对好心主人的感激之情。《怨诗楚调示庞主薄邓治中》诗中的“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用伯牙鼓琴的故事，表白与庞、邓二人互为知音的交情。用典恰切又不晦涩，展示出诗人熟练驾御语言的卓越不群的能力。
另外，陶渊明的隐逸诗也是兼采当时风行的四言和五言两种诗歌体式。其四言诗，上承《诗经》，下继嵇康；五言诗上效《古诗十九首》，下学阮籍的《咏怀》诗。在承袭传统的同时，又不乏个人能动性的创新。后人对他的诗歌从体式上也倍加赞赏，如四言诗《停云》和《归鸟》就被王夫之称为“四言之佳唱，亦柴桑之绝调”。五言诗也引来众多赞叹，钟嵘《诗品序》称陶渊明咏贫之制为“五言之警策”。
站在中国诗歌发展史这一层面上看，陶渊明的隐逸诗从题材、主题、审美境界、诗歌体式及语言艺术诸方面都在那个时代的文化语境中独树一帜。我国诗歌创作领域，一向都存在两种不同的艺术风貌，或以华丽秀美见长，或以自然质朴独擅，他们逐渐成了诗人们的自觉追求。例如后来既有白居易“老妪都解”的平易质实，又有李商隐“一弦一柱思华年”的含蓄宛转，直至后来的词分为豪放、婉约二体。而在晋宋时期，陶渊明的田园诗与谢灵运的山水诗齐光并耀于诗坛，可以说正是这种艺术风格区分的一个开端。总之，陶渊明为后人营造了一个独特的诗歌的美学境界，他卓越的艺术成就是必须充分肯定的。
陶渊明《归园田居》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
田园诗人陶渊明的“酒中趣”
陶渊明《归去来辞》
陶渊明诗歌中的飞鸟形象
陶渊明与饮酒诗二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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