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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百年，佳作不少，至今却没有个评判标准。也曾充当过几次评委，然评诗者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缺乏共识。旧诗则不同。不仅高手如林，佳作迭出，而且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评判标准和审美原则。诗、词、曲各有标准，不能随心乱来。即使在旧诗各体之中，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五古、七古等也各有判评标准和审美原则。同为绝句，七绝与五绝的判评标准就不相同；同为律诗，五律和七律的评判标准也不相同。后人并根据这些判评标准和审美原则，针对唐代的不同诗体，在每种诗体中都提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压卷之作”或“第一”。如前人评王维的《桃源行》：“七言古诗，此为第一。”杜甫的《奉赠韦左丞文二十二韵》又被多人推为唐人五古压卷。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不过，其中推出数量较多、争论比较激烈的，还是在对唐人七律的推举上。 宋人杨万里《诚斋诗话》拟推杜甫的《九日蓝田崔氏庄》为唐人七律压卷，严羽不以为然，在《沧浪诗话》中明确宣布：“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到了明代，“前七子”首领何景明又推沈佺期《独不见》“卢家少妇郁金堂”为唐人七律压卷。鼎足而三。大家争来争去，结果反把杜甫的《九日蓝田崔氏庄》撂下，集中在《黄鹤楼》与《独不见》之间争高低。相执不下，又争到杨慎那里讨说法。杨慎是当时的名诗人和名状元，一时未置可否，只好说：“崔诗赋体多，沈诗比兴多。”但“后七子”首领王世贞却顾不得这么多，他在《艺苑卮言》中毫不客气地说：“二诗固甚胜，百尺无枝，亭亭独上，在厥体中要不得为第一也。沈末句是齐梁乐府语，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语……如全篇何？”言外之意，二诗在通篇完妥上都不够格，称不上压卷。
王世贞非但否定了二诗，还把杜甫的《九日蓝田崔氏庄》重新提了出来，又开列了杜甫的《登高》、《秋兴》之一“玉露凋伤”、之七“昆明池水”三篇，以为欲求七律压卷，“当于四章求之”。谁知此话说出不久，明末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又提出了一首七律压卷，这就是崔颢的《雁门胡儿歌》，以为比“《黄鹤楼》尤为合律……实当为唐人七言律诗第一。” 清人基本上在宋、明推出的七律压卷上争高低，同时也推出了新的七律压卷。如徐增等推杜甫的《秋兴》八首为七律第一，管世铭、浦起龙等又推杜甫的《诸将》五首为压卷，杨伦《杜诗镜铨》甚至认为《诸将》在“《秋兴》之上”。如此一来，杜甫被推七律压卷的票数直线上升，崔颢其次，占二首。 或许有人会感到困惑，历代所推唐人七律压卷，为何多在初盛唐之间？中晚唐七律数量更多，大历十才子，钱、刘、元、白、杜牧、李商隐等笔下都有许多精美七律，语多工妙，脍炙人口，为何不推？这就牵涉到古人对七律诗体的评判标准和审美原则了。 在古代人的心目中，七律是难度最大的一种诗体。五律以清空一气、意味深远为上，甚至可以空灵幽淡一些；七律则以雄浑壮阔、刚健有力为上。姚鼐以为“七言今体句引字赊，尤贵气健”。施补华甚至认为“七律以元气浑成为上……以小巧粗犷为下”。如果以这些标准来衡量，宋人推出的《九日蓝田崔氏庄》、《黄鹤楼》 二篇，的确称得上“句引字赊”，笔健气足，《黄鹤楼》更是气象壮阔，“元气浑成”。尽管《黄鹤楼》的前四句连平仄都不合，颔联对仗也成问题，但通篇笔力雄健，为他人所罕见。再看其他人推出的七律压卷，无论是《登高》也好，《秋兴》八首、《诸将》五首也罢，尽管篇名不同，题材不一，但基本上都是以雄浑壮阔、刚健有力的七律为主，都在气势浩大、骨力遒劲的风格和范围之内。绝不会把“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这些小巧妙思的七律选为压卷。至于沈佺期的《独不见》有此荣幸，恐怕与其独特的位置有关。姚鼐以为此律“高振唐音，远包古韵，此是神到之作，当取冠一朝矣。”正说出了其中的地位与玄机。窃以为：《黄鹤楼》以健气为胜，《独不见》以圆润为胜，二者各得其妙，而后者可视为初唐七律第一。 由于盛唐诗气象博大，七律亦多雄浑伟丽，气势磅礴，未免让杜甫、王维、崔颢等盛唐诗人占了便宜，多有被选为第一者。但也有人为此抱不平，硬是从中唐诗人中发掘了二首七律压卷，这便是刘长卿的《献淮宁军节度使李相公》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
沈德潜曾说：“七律至随州，工绝亦秀绝矣，然前此浑厚兀奡之气不存。”但刘长卿这首《献淮宁节度使李相公》实在是鹤立鸡群，明人周敬旗帜鲜明：“中唐第一首……通篇雄浑慷慨。”刘长卿七律尽多妙篇佳句，如“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等，雅则雅矣，但都不及此律的“家散万金酬士死，身留一剑答君恩”诸句健气凌云，通体浑成。翁方纲对刘禹锡的诗评价并不高，但对《西塞山怀古》一律，也不得不承认可谓是中唐的《黄鹤楼》、《咏怀古迹》、《秋兴》，与前人七律压卷并列。沈德潜谓此律“起手如黄鹄高举，见天地方圆。”金圣叹说它如“象王回身”，都是盛赞此诗的气象壮阔，雄伟浑成。难怪何焯叹道：“气势笔力匹敌《黄鹤楼》诗，千载绝作也。” 至于晚唐七律，也出现了许多高手和名家，杜牧、温庭筠、许浑、韦庄、韩偓以外，李商隐尤为杰出，号为大家。《锦瑟》、《无题》 诸律更是脍炙人口，历代传诵，却竟无一首入围压卷，未免使人不解。其实，这仍与七律诗的评判标准和审美原则有关。平心而论，李商隐的七律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的《锦瑟》、《无题》诸律熔杜甫、王维七律于一炉，自铸丽辞，感情真挚、音律和谐、色泽清雅，确有一唱三叹之妙，情、辞、意、味无一不佳，但其缠绵悱恻、清雅柔美之处却更接近于词，而与七律所要求的雄浑壮阔、刚健有力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标准，相去甚远。所以名篇虽多，仍未能有幸被推。 也许今人未必完全认同历代所推举的七律压卷，但这的确是一种评判和审美的结果。中国古代在对诗的长期研究和探讨中，的确形成了一整套的诗歌评价体系，而这正是目前新诗所缺少的。但愿今人经过努力与探讨，也能形成一整套针对中国新诗的评价体系。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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