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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提及长安，人们都会说她是中国的“十三朝古都”、世界的“四大文明古都”之一，甚至还有“千古帝都”、“东方第一古都”等赞誉性的说法。 在我看来，即便是这些充满自豪感或具有深深敬意的说法，也还都是很不够的，至少是没有完全与清晰地揭示出其最根本的最伟大价值来。这一切，多半是以我们过分强化了的“国都”概念，将本应独立明晰呈现的“文明中心”或“文明之都”认知理路，全面碾压、遮蔽掉了。 这里，只需问一个问题：“古都”，是一国的、还是一文明的？在究竟是国家、家国王朝的古都、还是一个文明、一个中华文明的“古都”问题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模糊，更不能仅仅以“国都”身份替代和遮蔽“文明中心”的位置（尽管实际上，它们二者在当时的中华文明体国家里，几乎总是合为一体的）。 之所以必须要将“国都”与“文明中心”的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那是因为：若仅仅定位为“国都”，就是中国一朝一代定都层面上的，就要纳入到古代中国的首都如洛阳、开封、安阳、郑州、北京、南京、沈阳等为数众多城市的群阵中去了。这种意义上的古长安，在世界范围内，顶大，也只是定都时间有长有短之成百上千个“古代国家首都”中的一个；再怎么伟大，总也超越不了伟大国家之伟大首都的“天花板”吧？ 而“古都”，若是定位为“文明之都”、以“文明中心”看的话，情况就大大地不同了。甚至从一开始，她就将大多数的“古代首都”们，远远地甩出几个街区、排除在不可同日而语的范围外了！萝卜一行，青菜一行；各有各的站位，各有各的说法。一言以蔽之，在压根就不是文明体的国家里，即便是当过“国都”的，也没机会跻身到“文明之都”的行列中去吧？即便在中国这个文明体的国度里，有幸成为一朝、两代“国都”的，能同时又被视作“文明中心”的，毕竟也是少之又少的！ 也就是说，我们若是明确地、紧紧地锁定在“文明之都”或“文明中心”的视野、理路上，全中国、全世界范围内，能够被纳入这个范畴来的，扳着指头算一算，也就那么为数不多的几个、最多不超过十几个，可以入围其中吧。 这不是无凭无据地在瞎说。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文明史、文明理论学者，尽搜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地域文明后，通常给出的成熟文明，多的也就不超过二十几个。汤因比给出的是二十一个，有的学者讲十几个、十个、八个、六种、四种、三种等。会算算术就能明白，历史上出现过的国家不计其数，即便在今天也有几百个；而从古至今的文明有多少呢？两相对比，自不待言，文明比之走马灯似的国家兴亡来说，简直可以说是人类所能成就出的、少之又少的凤毛麟角啊。 所以说，重建中华话语与赢得中国人在世界上的话语权，放着一个文明的话语最高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是不是有些让人觉得很可惜、很无奈呢？ 回到正题。我们不否认，长安，是古代中国十三朝的国都（皇朝家国的首都）；但我们更不应该忘了：长安，还是整个中华文明、历时1600多年主盛文明的文明中心、甚至中华儿女集体认知里永世不改的唯一文明中心！在漫长的上下五千年中，做过“国都”的，至少不下几十个吧？而能被视作“文明中心”、“文明之都”的，应该是板着指头就能全部算得过来的。 对一种文明体或文明型、文明性的古老国度，对一个远超国家视野与意义的中华文明，按着人类文明与自身文明体的文明之道，来看待、来定位、来解读其非同寻常的“文明中心”或“文明之都”，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吧？若能同意这点，我们再接着进一步地来说个一二三： 第一，文明，尤其是充分发育和进入到成熟期的成功文明体，其真正的“文明中心”，应是属于整个文明体的，甚至应是能够统摄、影响更大文明辐射区的；并且，在文明发达程度不高、影响力传播有限、分区分块较散的古代，至少在一个相当广泛的区域内也应是唯一的。 过去，就聚集度、唯一性、统摄力与影响力来说，没做过“国都”的，几乎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之都”、“文明中心”。即便是有一个朝代、一两个小国家建过都的都城，多半也是难有机会成为整个文明的“文明之都”的。要有，顶多也只能在当朝当代的小历史观下勉强算数。这在全世界的绝大多数古代文明中，都是一样的。比如，国内一大批没做过大一统时代国都的所谓古代中心城市，在这个层面上就一点儿也没入围的机会。严格地讲（尽管有些得罪人），即便像形成与金、辽、西夏等各守一方对峙关系的两宋国都，也很难算得上是中华文明曾经的统一“文明中心”。从世界各文明来看，在所谓的“世界十大文明古都”中，排除掉没做过世界级国家首都和较大文明区统一中心的，所剩顶大也就那么几个了。 第二，另一个必要的基础特征与条件是：要具有长期持久的聚合力与稳定性。文明，与国家相同的是：区域性的人类共同体集群；不同的是：其形成更加需要满足各种综合条件，且也更为耗时费力、久久为功。既然如此，那么，真正够格的“文明中心”，便一定要有种将自己区域内的社会与人们，都持久稳定地聚合起来的能力。在文明发育并不全面、不充分与文明中心建设尤其费时长久的古代，一般说来，够得上真正意义“文明中心”的，通常至少都得有多个朝代建都，得有长期的驻留积淀——这就将许多只做过一回国都的，几乎全都排除在外了。 另外，从宏观上考察，与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衰落三段落同期同步，中华文明的大中心，也出现过三段不同的变迁：一个是初发期的分散多元，一个是周秦汉隋唐主盛期的长安一统，一个是宋元明清衰落期的几多改移。抛开中华文明尚未成熟的初发期不论，在中国国都建设“弃西东移”之后，中华文明，就不再有之前长安那种不以“国都”变迁为转移的、长久统一和跨越千年的、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中心”了。 无论洛阳、开封，还是南京、杭州、北京，因曾为“国都”的关系，要么可算是某一朝代、一段时间里的文明中心，要么只能算是不具有整个中华文明区全盘统摄力的偏安之中心。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也都无法在中华文明之“文明中心”、“文明之都”的特定层面上，与长安相提并论、同日而语。 东移后，一方面，结束了再在东部与后半段文明史上出一个“文明之都”“长安”的可能；另一个方面，却也反衬、突显了长安文明中心的唯一性与无比伟大。这，是悲剧？还是什么呢？咱先不讨论。但有一点，我却想请大家思考：一个致力于人世间大道文明的文明体国家，最终越来越丧失对文明的不变追求，越来越走向王朝国家闭关自守的现实统治，越来越步入了不可逆转的滑落衰败——这其中，难道跟一个长期积淀、持久稳定、极具统合力的跨朝代独立统一“文明中心”的消陨，就没有某种直接的必然关系吗？这就像说，一个有着统一强大宗教信仰的宗教国，之后的分崩离析跟宗教的纷争不统一、影响力减弱并无直接的关系一样，是绝对让人难以相信的。 不仅，中华主盛文明（也就是“长安文明”）之后，中华文明范围内，再未出现过堪与“长安文明中心”相匹敌者（其中也包括后来做过统一大国之“首都”的北京、洛阳等）；就是在世界范围内，要想找到这样一个时长跨越1600多年、并始终统摄着一个伟大统一文明的“文明之都”，也是很不容易的。遍观世界，似乎除了“东长安、西罗马”和被人誉为“古都之最”的罗马城外，已经再无可以与其相提并论者也。 第三，论述至此，还没有完。并不是非要东西对比、一较高低，而是沿着“文明中心”的理路，我们还没有行至最高最远处。 人类最伟大两个文明的两大中心，在历时长久（长安文明都总跨度约1600多年，罗马都从公元前509年算到西罗马帝国覆灭不足1000年、拉扯起来算到东罗马帝国灭亡近2000年）、稳定聚合、相对统一、彪炳辉煌上，貌似各有千秋，总体相当。习惯上的“东长安、西罗马”一说，也算在一些方面符合事实。不过，这种通常的看法，毕竟是颇具几分西方中心主义话语色彩的。 若还是依循我们关于文明、关于文明之道的“文明中心”考察路径来说，至少对这样一种各执东西的均衡态势，是大大地提出了质疑的，并最终会给出长安文明中心乃举世无双、无以伦比的答案来。理由嘛，至少有这样几条： 一是，从世界范围来讲，真正以文明为长期追求、且成就了一种千年不改“家国文明体”（或“家国文明共同体”、“文明体国家”）的，唯有我中华独此一家。这一独特文明之最具“家国文明体”特征的主盛文明时期，所成就的唯一一个统一的“长安文明中心”，是没有第二个中心都城可与之相提并论的。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虽也成就了一种长期延续的共同体传统，却在根本上是属于国家、帝国、甚至军事强权帝国类型的，而非是文明体意义上的。以文明体的“文明中心”论，它无法入得其列。 二是，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并非都像我们的中华一样，是典型的“中心-外环型”的。这“中心-外环型”的文明体形态，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也很自然，可这个地球上真能据此道不断前行、成就一种完整文明体由内而外多层统一架构的，却只有我们中华文明一个。 “中心-外环型”文明形态，说起来还真有些玄乎。居于最终中心与核心的，其实还不是什么神仙皇帝，而是人的身心性灵之内在。这是由中国人对文明本义的深刻理解而生出的。文明，是由内而外的，文明体也就有种“内圣外王”、由中高到周低的化成规律。文明从这种最中心外化开来，之后才是道德社会、家国天下秩序、以及万邦来朝的藩属臣贡体系等。如此尤为看重“中心”与“核心”的文明体，其对自身“文明中心”的要求与建构，根本不是其他文明能够想象与企及滴！ 为什么“长安”，不仅是座中央都城，还能是中华文明的一个象征？还能是文明大道追求的一种标定？还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梦想家园？甚至说为何还能将世世代代中国人的万千宠爱集于一身呢？ 说到底，我们的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将其作为文明的集大成者与文明圣殿来打造的。她不仅仅如一般国都那样，多是经济之都、军事之都、政治之都；她还是文明与文明体视野下的社会之都、文化之都、生态（风水）之都等，是中国人所能想象到的最综合全面的一统文明之坚实完满内核。 简单地说，对于“文明中心”的长安，中国人，是拿出了要靠其自身文明魅力、感召海内外天下世界的劲头，去规划与建设的。以这样的用心打造这样的“文明中心”，其后来之所以能够发出无与伦比的耀世之光来，便也实属求啥得啥、顺理成章的了。我们不能说罗马等曾经的世界性都城，就没有过综合全面的考虑与努力，可是呢，没有自觉的文明理路、文明道统、文明追求、文明体制等，谁又可能像我们这个“中心-外环型”的文明那样，经过多少个世代的努力，成就一个自身文明千秋万代的伟大中心呢？ 三是，看结果，也就是历史的事实。罗马帝国，带给世界的，是一个军力与强权下的高楼大堡；中华文明国或文明帝国（姑且这样用用），本着“内圣外王”的理路，贡献给世界的是一个“文明中心-文明体-文明圈三级递扩型”的东方文明世界。这是一种共生共享、普世普惠的真文明与真文明世界，这是人世间最中正宽广的文明大道。这与罗马帝国、罗马都城那种对内或许保有了较低限度的社会文明、对外却始终干着争斗与征服不文明事的做法，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根本上，这种带有野蛮特征的征服型文明（根中华文明比就是次文明或文明的歧分之路），其中心都城，怎可跟彻头彻尾、通体文明的“文明中心”长安，相提并论呢？ 我们的文明，是由内而外自然发散开来的通体文明体，所以长安这个真文明的伟大文明中心，就如一个在自身土地上挺拔矗立的灯塔，其伟大的光辉，不仅能够照亮着自己的身心、也必然能够穿越云雾时空去照亮周边与更为辽阔的世界。历史虽过千年，长安文明中心，之所以直到今天还被怀念、被敬仰、被视作中华文明的表征、人类大道文明的圣城，就在于她给我们的世界贡献了一种以文明道统总摄文明体国家的独有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她为我们人类指引了唯一一条千秋万代持续耕耘于文明、今日今后还将更加宽广光明的文明大道来。 从人类文明和“文明中心”的真正含义上来说，这才是不仅属于中华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真正“文明中心”！这才是人类文明大道上那举世无双、最为伟大、万古流长的“文明中心”！重新复兴这样一个“文明中心”，不仅是陕西、西安人的事，更是整个中华民族与全人类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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