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陈继儒小像（1558-1639） 陈继儒是后来被“污名”最甚的晚明著名文学家、书画家、鉴赏家和“山人”代表。近十年来，有许多学者开始陆续为他洗刷“污名”，力争为他“正名”，并还他本来的面貌。对陈继儒的研究，极有可能也像研究董其昌和李日华那样，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一门“显学”，尤其是在美术史研究方面。但对陈继儒的研究，目前至少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关于他名下诸多著作的“清理”和甄别；另一个就是关于他生平史料的“去伪存真”。另还有一点，陈继儒历来被董其昌的“光环”所遮蔽。他几乎是一直跟随在董其昌身边的一个“绿叶配红花”式的人物。而事实上，陈继儒传奇的一生，远比董其昌要精彩许多。晚明百年，一人而已。 在《明史》卷二百九十八《隐逸传》中，共有十二位隐逸高士的小传，其中有我们今人熟悉的倪瓒、沈周和陈继儒。而以“山人”之名而列《隐逸传》的，只有晚明年间的陈继儒和孙一元（字太初，号太白山人）两人。《隐逸传》中陈继儒小传的全文如下： 陈继儒，字仲醇，松江华亭人。幼颖异，能文章，同郡徐阶特器重之。长为诸生，与董其昌齐名。太仓王锡爵招与子衡读书支硎山。王世贞亦雅重继儒，三吴名士争欲得为师友。继儒通明高远，年甫二十九，取儒衣冠焚弃之。隐居昆山之阳，构庙祀二陆，草堂数椽，焚香晏坐，意豁如也。时锡山顾宪成讲学东林，招之，谢弗往。亲亡，葬神山麓，遂筑室东佘山，杜门著述，有终焉之志。 工诗善文，短翰小词，皆极风致，兼能绘事。又博文（闻）强识，经史诸子、术伎稗官与二氏家言，靡不较覈。或刺取琐言僻事，诠次成书，远近竞相购写。徵请诗文者无虚日。性喜奖掖士类，屡常满户外，片言应酬，莫不当意去。暇则与黄冠老衲穷峰泖之胜，吟啸忘返，足迹罕入城市。其昌为筑来仲楼招之至。黄道周疏称“志尚高雅，博学多通，不如继儒”，其推重如此。侍郎沈演及御史、给事中诸朝贵，先后论荐，谓继儒道高齿茂，宜如聘吴与弼故事。屡招征用，皆以疾辞。卒年八十二，自为遗令，纤悉毕具。 我之所以不厌其繁而抄录上述文字， 是因对以下相关论述有用。陈继儒小传中的史料大多来源于董其昌、钱谦益等人的文章，基本上为褒扬之词。但其实陈继儒本人或晚明年间的整个“山人”群体，在明末清初就已经日趋被“污名”化，而到清乾嘉年间尤甚。这涉及到晚明时期一个特有的社会人群——“山人”，原因复杂，故在此难以详述。如有兴趣的朋友，可参阅有关此方面研究的诸多论著。
晚明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张岱在其《自为墓志铭》中记述：他八岁时随祖父张汝霖到武林（今杭州）时，张汝霖赠送给“三十季老友”陈继儒一头带角之糜鹿。陈氏遂骑此鹿“招摇过市”，并自号糜公。陈谓张汝霖：“闻文孙善对，吾面试之。”因指《李白骑鲸图》曰：“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张岱对曰：“眉公跨鹿，钱唐县里打秋风。”陈氏听罢不以为忤，反而夸奖张岱为“小隽友”。
“打秋风”又名“打抽丰”，是晚明山人结交富户名门以求生计的一种主要的生存凭借，实有贬义和讥讽之意，也可见当时人对“山人”群体的印象普遍不佳。后来清人蒋士铨在《临川梦传奇》第二折中更有一首讥讽陈继儒的“名诗”：“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文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几乎将陈继儒描绘成一个附庸风雅的“好事家”和热衷于“打秋风”的山人，形象非常的不堪。但根据《隐逸传》中记陈继儒“徵请诗文者无虚日”，此类文字包括诗文集序言、鉴赏题跋、墓志铭、神道碑、祝寿辞等等。仅此一点，就可知陈氏平常的笔润丰裕，应该衣食无忧。另外，陈继儒还擅长书画，名重一时。故他是否也要像其他那些徒有虚名的“山人”一样，凭借“打秋风”以为生计，就非常值得质疑。
另在清人赵吉士辑《寄园寄所寄》卷十二中，也转记有一段陈继儒的著名轶事：
陈眉公负肥遯重名，汤公若士知其人，素轻之，不与浃洽。太仓王相国丧，汤公往吊，陈代陪宾。汤大声曰：“吾以为陈山人当在山之巅，水之涯，名可闻而面不可见者，而今乃在此会耶？”陈渐赧无地。”
此故事在清代流传颇广，几为“信史”。文中“太仓王相国”，应是曾任万历朝内阁辅臣的王锡爵。而陈继儒曾是王家“西席”（家庭教师），故王锡爵逝世，陈氏前往吊丧或代为迎招宾客，亦是人之常情。而王锡爵与汤显祖（号若士）素来政见不合，故曾多次拒绝让汤氏升官。加之汤氏生性孤傲，平生不与权贵往来。所以汤显祖怎么可能会特意从浙江遂县（时任知县）远赴太仓王府吊丧？
古今人往往对名人的轶事传闻有一种“猎奇”心态，而不考虑这些传说的真伪性。陈继儒究竟是否是一个“飞来飞去打秋风”的山人？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他的终生挚友董其昌的一段文字。董氏在《寿陈徵君元配卫孺人六十叙》中写道：
余友陈徵君仲醇避俗逃虚，志在五岳，晚而买山东佘之麓，贮书万卷，游咏其中。经其门□若无人，入其室，其人斯在，几与世相忘矣。非直（只）忘世，迨亦忘家。……而自其山居后，乡城相距八十里，一岁不过再三归。孺人时以春秋上冢为留，憩山庄者数日，此外罕睹其面，与城市之人罕观仲醇者等。
董氏上述所言，或许稍有些“夸张”之嫌，但又缺乏能够推翻它的第一手资料予以反驳。却与《隐逸传》中的“亲亡，葬神山麓，遂筑室东佘山，杜门著述，有终焉之志”；以及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所言：“以仲醇之才器，早自摧息，时命折除，声华浮动，享高名食清福，古称通隐，庶几近之。”皆颇为相符吻合。
陈继儒在二十九岁时，因会试再次落第而“取儒衣冠焚弃之”，开始了他的隐居著述生涯。台湾历史学家杜联喆先生曾在他编撰的《明人自传文钞》一书中云：“尝见眉公刻石像，满面痘癍痕，或以此弃举业欤？”此当然是“戏言”。而陈继儒在其生前自撰的《空青先生墓志铭》中也承认“吾貌癯削”。其实，陈氏之所以放弃举业，实与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有关。时阉珰焰炙，党争惨烈。而士大夫阶层，或舍生取义，或激流勇退，或屈膝求保。而陈继儒则选择了“洁身自全”。陈继儒曾对董其昌谈过自己想放弃举业的初衷：“往丁卯前，珰网告密，余谓董思翁云：‘吾与公此时，不愿为文昌，但愿为天聋地哑，庶几免与近世矣。’”这或许是陈继儒当时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吧？所以他后来拒绝东林党领袖顾宪成之“招”而“谢弗往”，此举应不难理解。
陈继儒其实并非仅仅是一个名闻海内的著名山人、文学家和书画家，他还是一个体恤民情的士人。在万历年间的中后期，苏州、松江一带常常发生水灾，他因此为之写有《救荒煮粥事宜》、《修桥梁道路条》、《上王相公救荒书》、《上徐中丞救荒书》、《复陶太守救荒书》等文章，呼吁明君体恤民情，赈灾救荒，并提出具体的办法。言辞恳切而动人，与以往人们心目中的“不食人间烟火”或热衷于“打秋风”的山人形象，大相径庭。
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肯定：陈继儒的确是晚明第一大“山人”和真正的大名士，而且人品少有“瑕疵”。在明代的江南地区，山人之数难以确计。仅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就有山人五十六人之多。而陈继儒之所以能够名列《隐逸传》，绝非纯属偶然。亦非是明史馆臣的个人喜好，而是经过了严格的筛选程序，或许也得到了帝国最高统治者的认可。
陈氏一生都崇拜米芾，故其在举止言行和处世方式上亦有意或无意地追慕米芾，有时也多少有些玩世不恭。他曾在《〈米襄阳志林〉序》中写到：
公（即米芾）没于淮阳军，先一月，尽焚其平生书画，预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举拂，合掌而逝。吾视其胸中，直落落无一物者，其圣门所谓古之狂欤？
清人毛祥麟在《对山书屋墨余录》中记陈继儒临终时的情景，几乎与米芾如出一辙。澹定从容，人世少有：
闻其易箦时，出名香二升许，令侍者煎汤沐浴。浴竟披衣，医士许龙湫抱之登榻曰：“先生将羽化矣。体甚轻。”公随索纸笔书语云：“大殓小殓，古礼拘束。后之君子，殓以时服。我其时哉，毋用纨縠。长为善人，受用永足。”书已，投笔而逝。
陈继儒还曾在生前自撰《空青先生墓志铭》，文字内容非常的“搞笑”和澹定。文中写道：
末殁之前，召子孙宾朋曰：“汝曹逮死而祭我，不若生前醉我一杯酒。”于是子孙宾朋雁行洗爵，而以次第献先生如俎豆状。先生仰天大嚼，叱曰：“何不为哭泣之哀！’于是左右皆大恸。或为薤歌以佐觞，歌愈悲，酒愈进，酒愈进，歌愈合。”
最后陈继儒还“喜而起舞，簪帽以花”，其兴奋“若小儿状，必令人人尽醉乃罢归”。在该篇墓志铭结尾处还写到，他临终前仍不忘对子孙宾朋们上一堂“人生哲学课”。
在陈继儒八十二岁的人生中，流传有许多无法考证的奇闻轶事。而有些则纯属后人杜撰，贬多于褒，甚至不惜将之“污名”化。我认为后人对陈继儒一生作出较为公允的评价，是清初钱谦益。钱氏在他的《列朝诗集小传》中有云：
仲醇为人，重然诺，饶智略，精心深衷，妙得老子阴符之学。……仲醇通明俊迈，短章小词，皆有风致，智如炙髁，用之不穷。交游显贵，接引穷约，茹吐轩轾，具有条理。以仲醇之才器，早自摧息，时命折除，声华浮动，享高名食清福，古称通隐，庶几近之。
“四海宗盟五十年”的钱谦益在文章里，褒评陈继儒是“通隐”。通隐，学识渊博，通达古今之隐士也。而《明史·隐逸传》也基本上延续了钱氏的这一观点。
但后来由于“乾嘉学派”的兴起，晚明人的“性灵”文章和“空疏”学风，遭到了苛责和抨击，也因此导致了陈继儒的名声和才学，一落千丈。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因周作人、林语堂等人提倡所谓的“小品文学”，竟然使得陈继儒“咸鱼翻身”，重显灿烂。但这批“新文学家”需要的仅仅是陈氏闲适风格的小品文，他们只不过是想利用这只“旧瓶”，来盛装自己的“新酒”而已。所以他们既没有义务，也没有兴趣去为陈继儒洗刷“污名”，因为他们在“反传统”和摧毁传统的同时，其实正在急于想建立一种适合于自己理念的“新传统”。
但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陈继儒“咸鱼翻身”约三十年后，他的终生挚友董其昌却竟然被人无端演绎成为十恶不赦的“恶霸地主”！中国人历来就有篡改和伪造历史，甚至是“强奸”历史的丑陋“传统”，而且古今皆然。故不得不令有良知者为之仰天长叹，俯首羞愧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