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到张泽伦对施咏的批评文章《中国戏曲音乐原本就有“一板两眼”》，感觉举出的反驳例子有说服力。但该文中的“四分之三拍”一说引起许多网友批评，认为这样读法像是“数学题”，“读错了”。我估计，凡是受过现代音乐学院（系）教育过的人，都会认为这读法是犯了常识性错误。但我却要说，“四分之三拍”读法没错。 为什么不能读成“四分之三拍”呢？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台湾音乐教育家陈功雄来内陆讲学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拍子记号是采用两个阿拉伯数字，记写在五线谱的第三线上下方……两个数字之间并没有另加一条线。但在简谱的记谱中，有些人可能是为了便于分清楚数字的上下，在上下之间加了一条线，把24写成2/4。这样写法也可能是把在五线谱上的中间一条线一并给搬移下来了。不论是出自什么原因，都不是妥当的。因为本来两个数字之间就没有那一条线，而且上下数字之间加了一条线，就和算数中的分数写法完全一样了。常常有学生问：4/4不是等于1吗？为什么2/4不可以写成1/2？造成这些误会是不足为怪的。”此文后发表在1993年《中国音乐》上，影响比较大。其实，1983年范元绩的《节拍记号的来历》中已有类似指误。遗憾的是，陈教授并没有给出“妥当”的写法应该是什么，那既然写法“不妥当”，甚至还会被认为是“数学”，现实中不是照样这样写吗？为何这样“读法”就不行了呢？ 我支持可以读成“四分之三拍”的依据还有三：（1）生活中有类似的常识思维存在。比如就某个产品有人问：“这质量可靠吗？”对方往往会答道：“百分之百包您满意！”如果按照有些人担心的那样，读成“四分之四拍”就会被当成数学计算变成“1”了，那这“百分之百”也等于“1”，生活中有谁把它变成“1”来理解？事实上，只要不是西方音乐体系下培养的音乐专业或非专业人士，基本上都是读成“四分之四拍”，我至今也没见把这计算成“1”的事实存在，更没有见到由此读法带来的不良后果。“4/4”只是一个符号，其意义在于解释，有能指和所指之分，不能认为这一看上去是个数字就当成数学计算了。即使读成“四分之四拍”也要接着告诉学生其意义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每小节是四拍”。如此，学生不可能去当成数学计算的，即使计算成“1”有什么意义呢？我估计学生自己都会觉得没趣。乐谱符号永远也不可能把所有音乐秘密全标示出来，如果非要有人把这当成数学来理解，正如舒伯特所说:“聪明人你不用教他也会，蠢人你教他也不会”。 （2）理论上可以解释。语言中的“将错就错”现象很广泛，如我国的国宝“熊猫”，原本科学家定的名字叫“猫熊”，后因记者报道错了，错了就错用至今。但动物专业的人并不会因为这名字就把原本是熊科的“熊猫”当成“猫”科了。语言的本质具有“约定俗成”属性。语言学家索绪尔还指出语言具有“任意性”，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音乐家赵元任把这种“将错就错”现象用“习非成是”理论来概括。所谓隔行不隔理，“3/4”虽是音乐符号，同样存有此理。“这种将错就错的现象在中西历史中比比皆是”（王晡），如：格里高利圣咏中的八个教会调式的名称与古希腊以种族名称的冠名并无关系，“且由于顺序安排的错误，音阶组成并不对应”（王晡）；再如自由延长记号，外文含义原本是“停留记号”，但至今乐理书中还作“自由延长记号”解释，现在要改成“停留记号”恐怕反而大家都不适应了。 （3）现实中的专家也有这样读的。如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后记：“我从西洋普通乐学中学到了四分之四、四分之二等多种节拍形式”；又如杜亚雄（2016）文章：“如果在‘分母’位置上写‘8’，代表八分音符为一拍”。1994年文章：“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中有四又二分之一拍子”；再如李重光的《乐理》教材（1962）说：“拍子是用分数来标记的。分子表示每小节中单位拍的数目，分母表示单位拍的音符时值”；还如，视唱练耳教授任志琴文章（1993）：“拍号中的分母表示单位拍的音值，分子表示每小节单位的拍数量，也表示每小节的强弱规律”；音乐学教授刘经树（2006）文章：“这首乐曲通过四分之三拍子以倍半方式变为四分之二拍子”；陈功雄的文章里还提到，“3/8”在日本也念成“八分之三拍子”。金文达的文章《日本雅乐的实质》（1993）可作为佐证，文中援引日本小泉氏说：“‘延拍子’可以按西洋式的说法就是四分之八拍子,‘早拍子’就是四分之四拍子。” 据说西方是读“四三拍子”，但我认为，这跟科学不同，拍子读法关键在于理解其含义，读法本身并不重要。如三拍子是指每小节是三拍子的节拍简称。但在日本，三拍子是指三种乐器：小鼓、大鼓、笛子，意为这些乐器配合得十分完美（彭杰）。如果非要说这读法错误，那用西方的节拍观念来表示中国的“板眼”观念本身就是文化错误。 文 | 吴跃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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