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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一书，在唐代受到人们普遍的重视，正如李善在《上〈文选注〉表》中所说：“后进英髦，咸资准的。”据《旧唐书·儒学·李善传》载，李善晚年“以教授为业，诸生多自远方而至”。《新唐书·萧至忠传》：“（至忠）尝出（太平）公主第，遇宋璟。璟戏曰：‘非所望于萧傅。’至忠曰：‘善乎宋生之言。’”这里宋璟的话见潘岳《西征赋》，萧至忠的话见潘岳《秋兴赋》；二赋皆见《文选》。宋璟和萧至忠都是唐代著名人物，他们都熟读《文选》。不但这些官员，甚至在唐代的乡学中也盛行讲《文选》，如《太平广记》卷447引张鷟《朝野佥载》关于张简的故事即其一例。至于反对以进士科取士的人，则对《文选》取否定的态度，如《新唐书·选举志》上载李德裕对唐武宗说：“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歧，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家不置《文选》，盖恶其不根艺实。”此论虽出自反对者之口，却也说明唐人仕进之途主要为应进士科，而应进士科考试的又必须熟读《文选》。所以大诗人杜甫要他儿子“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就决非偶然。其实，这种风气的形成，是北朝后期北方士人在学术、文艺各方面崇尚、仰慕南朝学风和文风的结果。唐人对《文选》的重视是和当时人在各个学术、文化部门的竭力取法南朝相适应的。在这里，笔者想谈个人的一些浅见，就正于专家和广大研究者。 一 隋唐的统一，虽是北方政权征服南方政权，而在文化上却是北方士人几乎全盘地接受了南方的文化。清人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说：“学术随世运为转移。亦不尽随世运为转移。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北之学亦归统一，此随世运为转移者也；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此不随世运转移者也。”皮锡瑞在这里看到了经学在隋唐统一后“北学反并于南”的事实，但并未指出这情况的原因。这一现象，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原来北方的黄河流域，本是我国学术文化的发源地，而南方的兴起则相对较晚。但从西晋灭亡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正如《隋书·牛弘传》所载牛弘上表隋文帝时所说：“永嘉之后，寇窃竞兴，因河据洛，跨秦带赵。论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故知衣冠轨物，图书记注，播迁之余，皆归江左。……后魏爰自幽方，迁宅伊、洛，日不暇给，经籍阙如。”这段话可以说是概括了东晋南北朝时代学术文化的面貌。在西晋乱亡之初，中原地区处于各族军阀的长期混战之中，人们自然顾不上学术文化事业。即使在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基本平定北方以后，情况亦无太大改变。鲜卑拓跋氏在入据中原以前，本是一个文化较欠发达的部族。《魏书·燕凤传》载，燕凤曾奉拓跋珪祖父什翼犍之命出使前秦，苻坚对他说：“卿辈北人，无钢甲利器。”燕凤答云：“北人壮悍，上马持三仗，驱驰若飞。……军无辎重樵爨之苦，轻行速捷，因敌取资。”这些话虽意在自夸其强，实际上也显示了他们文化上的落后。到拓跋珪孙子太武帝拓跋焘手里，北魏已经巩固了它在北中国的统治，据有广大的汉族聚居区，因此不能不逐步地接受汉族文化。所以《南齐书·魏虏传》称：“佛狸已来，稍僣华典，胡风国俗，杂相揉乱。”随着拓跋氏浸渍汉族文化日久，使鲜卑族上层的一些人物日益认识到汉化的必要性，在这方面魏孝文帝元宏的迁都洛阳大力推行汉化实为顺应时势。他的推行汉化，自难避免来自另一些鲜卑贵族的反对，事实上这种反对势力已采取了行动，如废太子元恂的图谋北逃就是显例。当孝文帝推行汉化的时候，因为北朝书籍缺乏，曾想向南齐借书，遭到南齐朝廷拒绝。但南齐群臣中像王融就主张允许这请求。他认为“经典远被，诗史北流”，会引起北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部落争于下，酋渠危于上”，使南朝坐收渔人之利。尽管事态的发展并未完全如王融所料，南迁的鲜卑贵族基本上都接受了汉化，然而这又引起了汉族士大夫及汉化鲜卑人与留居漠南北的鲜卑军人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了“六镇”军人的暴动，导致了北魏的衰亡。继之而起的是在北方出现了东西对立的北齐和北周两个政权。北齐和北周的皇族均出身“六镇军人”，文化教养较低，入据中原后，却也不得不寻求与汉族士大夫共处的办法以巩固其统治。但中原地区的一些汉族士人甚至某些汉化较深的鲜卑人却热切地仰慕南朝的文化。正如《北齐书·杜弼传》所载，北齐创建者高欢曾对杜弼说：“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梁武帝）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高欢还担心发生“士子悉奔萧衍”的情况。这种情况不仅出现于北齐，在文化水准更低的北周也同样如此。例如北周创立者宇文泰曾任用苏绰作《大诰》，意在纠正魏晋以来华丽的文风，但当他平定江陵后，由于南方文人庾信、王褒入北以后，使关中的文风几乎全部模仿南朝，连字文泰的几个儿子也不例外。更有甚者则如关中书法家赵文深本为名家，“及平江陵之后，王褒入关，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文深之书，遂被遐弃”；他“后知好尚难反，亦攻习褒书，然竟无所成，转被讥议，谓之邯郸学步焉”（《周书·艺术·赵文深传》）。 北齐为北周所灭，不久，北周又为隋所取代，并统一了全国。隋文帝，史称“素无术学”，但他的两个儿子废太子杨勇和炀帝杨广都是南朝文人的热烈崇拜者。杨广在《敕责窦威崔祖濬》中说到江东，认为‘及永嘉之末，华夏衣缨，尽过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平陈之后，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全隋文》卷五）。这种言论不无偏激，却说明了出身北方的统治者对南朝文化的态度。从上述事例看来，北人之重南学由来已久，决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且其表现亦不限于某一学科，而是体现于广大的文化领域。我们不妨分作几个方面来论述。 二 在唐初学术方面南学兼并北学的事例当以经学方面的表现最为显著。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往往引《隋书·儒林传》中一段话来说明南北学风的差异： 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这段对南北学风的评论，其实本于《世说新语·文学》：“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褚裒和孙盛的原意本在互相称赏，而经支遁的评论后，许多人对此往往理解为扬南抑北之意。《隋书》的编著者恐亦有此用意。因为此书领衔的人是唐太宗的名臣魏征，而唐太宗命孔颖达所定的《五经正义》，用的正是《周易》王弼注、《尚书》伪孔安国传和《左传》杜预注，与《隋书》所言南朝学风的“好尚”全同。不过，《隋书》所说的南朝经学之“好尚”，实际上并非整个东晋南朝的情况，而是南朝后期梁陈时代的事实。南方在东晋初年设立学官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据《晋书·荀崧传》载晋元帝之际： 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氏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仪礼》、《公羊》、《豰梁》及郑《易》皆省不置，崧以为不可。 经过荀崧的反对，朝廷曾一度增设博士。《晋书·元帝纪》载，太兴四年三月，“置《周易》、《仪礼》、《公羊》博士”。这里说的“《周易》”当指郑玄所注的《周易》，因为据《南齐书·陆澄传》载陆澄《与王俭书》称“晋太兴四年，太常荀崧请置《周易》郑玄注博士”，还说：“于时政由王（导）、庾（亮），皆俊神清识，能言清远，舍辅嗣（王弼）而用康成（郑玄），岂其妄然。”可见盛行于北朝的《周易》、《尚书》郑注和《左传》服虔注在当时亦流行于南方。据陆澄说，在东晋太元年间，一度还设立过王肃的《周易注》博士，并且《左传》也采用服虔注，据说因服虔注不载《春秋》的“经”文，故兼采贾逵注的“经”部分。大约当时《左传》的杜预注还不十分盛行。《北史·儒林传》云：“晋世，杜预注《左氏》。预玄孙坦、坦弟骥于宋朝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按：杜坦、杜骥皆宋文帝元嘉间人，故杜氏《左传注》在元嘉以前即使在南方亦非独盛。当时南方的经学似只是比北方多出《周易》王弼注、伪孔《古文尚书》传及《左传》杜注三派学说，此外无甚不同。 刘宋一代虽也建置学官，而其设立的博士名目，史无明文。陆澄《与王俭书》中提到：“元嘉建学之始，（郑）玄、（王）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意在贵玄，事成败儒。”似乎郑玄《周易》注曾一度被废。但至少到南齐时又被恢复。《南齐书·陆澄传》：“永明元年，转度支尚书。寻领国子博士。时国学置郑、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郑玄《孝经》。”在这里没有提到《尚书》、《诗经》和“三礼”，大约是因为《尚书》用伪孔传、《诗经》用《毛传》和“三礼”用郑玄注已成定局，陆澄在《与王俭书》中并不论及这些“经书”，而王俭的答书也未谈到。从王俭的答书看，他的意见与陆澄基本相同，他也主张《周易》并存郑、王、《左传》并立服、杜。可见在南齐时，至少郑玄的《周易》注和服虔的《左传》注，尚立于学官，只有《尚书》的情况《南齐书·陆澄传》没有谈到，但当时人普遍信伪孔传为真，可能已取代郑注而独盛。 梁代所设学官的情况，史书亦无明文。近人吴承仕在《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中据《晋书》、《南史》、《北史》、《隋书·经籍志》及《经典释文序录》的有关材料，认为《周易》方面“江左中兴，唯置王氏（王弼）；梁陈郑、王并列；齐代唯传郑氏；至隋王《注》盛行。要之，江左间行郑氏，而《王易》为盛”[1](P43）。不过，郑玄的《易》学，在梁代已经衰微，而王弼的学说则大为兴盛。因为早在南齐时，陆澄、王俭已认为郑玄是“儒”学而王弼是“玄”学，并列郑、王是为了“玄不可弃，儒不可缺”。（注：见《南齐书·陆澄传》。按：《南齐书》明明说郑、王并列，而吴承仕先生说“齐代唯传郑氏”，大约是因为据《南史·宋本纪》，宋元嘉十五年立儒学馆，次年又立“玄素学”等，王弼《易》学大约立于玄学中，而儒学馆方面，仅立郑学。）至于梁代则从梁武帝到一些著名学者，在《易》学方面似皆主王而轻郑。梁武帝本人对《周易》有所研究，《梁书·武帝纪》下说他造“《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据《隋书·经籍志》著录，他著有《周易大义》二十一卷、《周易讲疏》三十五卷、《周易系辞义疏》一卷。他的学说当属王弼一派。《魏书·儒林·李业兴传》记李业兴出使梁朝，“萧衍亲问业兴曰：‘闻卿善于经义，儒玄之中何所通达？’业兴曰：‘少为书生，止读五典，至于深义，不辨通释。’……衍又问：‘《易》曰太极，是有无？’业兴对：‘所传太极是有，素不玄学，何敢辄酬。’”在这里，梁武帝的发问把“儒”、“玄”并提，所问太极的有无问题，本身就是个玄学问题。而李业兴自称“素不玄学”，更说明梁武帝的《易》学是主王弼说的。梁武帝时代的经学家，不论在朝或在野，其治《易》亦多兼治《老》、《庄》和佛典，显然属于王弼一派的玄学，与郑玄说有别。如《梁书·张充传》： 学不盈载，多所该览，尤明《老》、《易》，能清言，与从叔稷俱有令誉。 又同书《朱异传》： 遍治“五经”，尤明《礼》、《易》……高祖召见，使说《孝经》、《周易》义，甚悦之……（大同）六年，异启于仪贤堂奉述高祖《老子义》（按即梁武帝《老子讲疏》，据《隋志》凡六卷），敕许之。……皇太子又召异于玄圃讲《易》。 朱异既兼治《老子》、《周易》，其学说自亦与王弼合。又同书《孝行·褚修传》： 父仲都，善《周易》，为当时最。天监中，历官五经博士。 褚仲都其人，《梁书》无传，但他的学术倾向则可以通过其弟子全缓事迹考知。《陈书·儒林·全缓传》： 全缓字弘立，吴郡钱塘人也。幼受《易》于博士褚仲都，笃志研玩，得其精微。梁太清初，历王国侍郎、奉朝请，俄转国子助教，兼习义郎，专讲《诗》、《易》。……缓治《周易》、《老》、《庄》，时人言玄者咸推之。 全缓既为褚仲都的学生并“得其精微”而长于“言玄”，很可说明褚仲都亦属玄学即王弼的《易》学。 又《梁书·儒林·沈峻传》： 沈峻字士嵩，吴兴武康人。家世农夫，至峻好学，与舅太史叔明师事宗人沈驎士，在门下积年……驎士卒后，乃出都，遍游讲肆，遂博通“五经”，尤长“三礼”。 沈峻虽不以《易》学著名，但其对《周易》的看法，当受沈驎士影响。关于沈驎士，据《南齐书·高逸》本传云：“著《周易两系》、《庄子内篇训》，注《易经》、《礼记》、《春秋》、《尚书》、《论语》、《孝经》、《丧服》、《老子要略》数十卷。”同传又云：“或劝驎士仕，答曰：‘鱼县兽槛，天下一契，圣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诚未能景行坐忘，何为不希企日损也。’”这完全是一个老庄学说的信徒。他的另一个弟子太史叔明在学说上似更和老师相似。《梁书·儒林·太史叔明传》： 少善《庄》、《老》，兼治《孝经》、《礼记》，其三玄（《庄子》、《老子》和《周易》总称“三玄”）尤精解，当世冠绝，每讲说，听者常五百余人。 梁代的学者有的活到了陈代，陈代的学术实际上是继承梁代遗风。所以《陈书·儒林传》云：“高祖（陈武帝）创业开基，承前代离乱，衣冠殄尽，寇贼未宁，既日不暇给，弗遑劝课。世祖（文帝）以降，稍置学官，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今之采缀，盖亦梁之遗儒云。”确实，陈代的著名学者如周弘正、沈文阿、张讥和北周学者沈重，其学说都形成于梁代。如《陈书·周弘正传》： 弘正幼孤，及弟弘让、弘直，俱为伯父侍中护军捨所养。年十岁，通《老子》、《周易》，捨每与谈论，辄异之，……十五，召补国子生，仍于国学讲《周易》，诸生传习其义。……累迁国子博士。时于城西立士林馆，弘正居以讲授，听者倾朝野焉。弘正启梁武帝《周易》疑义五十条，又请释《乾坤二系》……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释典，虽硕学名僧，莫不请质疑滞。……所著《周易讲疏》十六卷，《论语疏》十一卷，《庄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经疏》两卷，集二十卷，行于世。 在周弘正启《周易》疑义、请释《乾坤二系》时，梁武帝有诏书答他，提到了“山阳王氏”，即指王弼，说王弼“尽玄言之趣”，这说明梁武帝和周弘正都主王弼的《易》学。周弘正的弟子张讥亦传周弘正和梁武帝之《易》学。《陈书·儒林·张讥传》： 笃好玄言，受学于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为先辈推伏。梁大同中，召补国子《正言》生。梁武帝尝于文德殿释《乾坤文言》，讥与陈郡袁宪等预焉，敕令论议，诸儒莫敢先出，讥乃整容而进，谘审循环，辞令温雅。梁武帝甚异之，赐裙襦绢等，仍云‘表卿稽古之力’。……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吴郡陆元朗（德明）、朱孟博，一乘寺沙门法才，法云寺沙门慧休，至真观道士姚绥，皆传其业。讥所撰《周易义》三十卷，《尚书义》十五卷，《毛诗义》二十卷，《孝经义》八卷，《论语义》二十卷，《老子义》十一卷，《庄子内篇义》十二卷，《外篇义》二十卷，《玄部通义》十二卷，又撰《游玄桂林》二十四卷，（陈）后主尝敕人就其家写入秘阁。 张讥是唐初大学者陆德明的老师，陆德明在当时受到唐高祖和太宗的赏识。《旧唐书·儒学·陆德明传》说陆“初受学于周弘正，善言玄理”。可见唐朝皇室祖上虽亦出身“六镇”军人，却也崇奉南朝梁陈的学术及玄风。值得注意的是，在隋统一之前，王弼的《易》学在北方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如果说盛行于南方的伪孔传《古文尚书》和杜预《左传》注在北魏时已多少有人传习的话，那么从魏、齐、周三代史籍中却找不到有关北人学习王弼的《易》学事例。这大约是在南朝某些地区，王弼的学说尚未达到独盛的地位。吴承仕先生说，“江左间行郑氏，而《王易》为盛；青齐亦讲王氏，而师说盖寡”[1](P43)，是有见地的。“青齐”地区在刘宋中叶以前本属南朝，宋明帝泰始(463-471)年间落入北魏之手。伪《古文尚书》和杜预《左传注》均由此渐渐流行于河朔，而王《易》独否，大约就因为这一地区“师说盖寡”之故。其实即使在南方，主郑《易》的人还是有的，如稍早于萧统的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引《周易·大畜·彖辞》的“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二句，就从郑玄等人断句，与王弼注不同（注：见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答问》（一）及杨明照先生《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第391页。）。梁《殷芸小说》载，郑玄鬼魂，斥责王弼并把他吓死的故事，虽属无稽之谈，却也曲折地反映了主郑《易》的人对王《易》并不服气。 如果说南朝的《易》学是王《易》占了上风的话，在《尚书》方面恐怕郑玄注更为衰微，几乎无人传习。一般人读《尚书》，大约全采用伪《古文尚书》，如《梁书·柳恽传》载，柳恽少子柳偃见梁武帝，“诏问读何书，对曰‘《尚书》’。又曰：‘有何美句？’对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柳偃所引二句见伪《大禹谟》，可见他读的是伪古文本。这大约是因为当时人均笃信伪《古文尚书》及伪孔《传》，而伪古文的篇目又多于郑注之故。伪《古文尚书》传入北朝的时间较早，笔者在《读贾岱宗〈大狗赋〉兼论伪〈古文尚书〉流行北朝时间》一文（注：见《中古文学史论文续集》，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中已经说到，它大约是在泰始中北魏攻克青齐等州时由“平齐民”传入北方的。《北史·儒林传》上称北朝时“下里诸生，略不见孔氏注解。武平（北齐后主年号570-571）末，刘光伯（炫）、刘士元（焯）始得费甝《义疏》，乃留意焉”。这大约是就一般士人而言，至于上层官员如魏孝文帝时的郑道昭以及稍后的韩显宗、张普惠等，早已加以引用。 除了《周易》和《尚书》，南北二地在《左传》方面亦有不同。前引《隋书·儒林传》说到南朝通行杜注而北朝通行服注，这大约是就一般情况而论。但根据前面所引的史料，服虔注在南朝齐梁间仍不断有人在传习，只是到梁以后，杜注才占了上风，而主张服说者还是和主杜说者争辩。《梁书·儒林·崔灵恩传》： 灵恩先习《左传》服解，不为江东所行，及改说杜义，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遂著《左氏条例》以明之。时有助教虞僧诞，又精杜学，因作《申杜难服》，以答灵恩，世并行焉。僧诞，会稽人，以《左氏》教授，听者亦数百人。其该通义例，当时莫及。 崔灵恩是北方人，天监十三年才入梁，他的崇服斥杜是很可理解的。但当时南朝学者似亦有主服以驳杜的。《陈书·儒林，王元规传》： 自梁代诸儒相传为《左氏》学者，皆以贾逵、服虔之义难驳杜预，凡一百八十条，元规引证通析，无复疑滞。 据此则梁代治《左传》的学者中尊服驳杜者并不限于崔灵恩，亦未必都是北人。按：王元规乃梁代学者沈峻子沈文阿的学生。《梁书·儒林·沈峻传》云：“子文阿，传父业，尤明《左氏传》，太清中，自国子助教为五经博士。”《陈书·儒林·沈文阿传》则仅说到他“通经术”，“治‘三礼’、‘三传’”，未提到服、杜之争。《经典释文·序录》说：“梁东宫学士沈文何（阿）撰《春秋义疏》，阙下袟，陈东宫学士王元规续成之。元规又撰《春秋音》。”吴承仕先生《疏证》云：“沈、王二子皆杜氏御侮之臣也。”[1](P129)大抵南朝人的《左传》之学经梁代的服杜之争后，最后还是杜预之学取得了胜利，所以从《陈书》的《儒林》及其它诸传看来，入陈后似已无人主服说。在南朝的《左传》之学最终以杜预学派取胜告终的同时，杜预学派对北朝上层人物的影响也在扩大。北魏后期的帝王读《左传》已经弃服从杜。《魏书·贾思伯传》：“时太保崔光疾甚，表荐思伯为侍讲，中书舍人冯元兴为侍读。思伯遂入授肃宗（魏孝明帝元诩）《杜氏春秋》。”他的弟弟贾思同“与国子祭酒韩子熙并为侍讲，授静帝（元善见）《杜氏春秋》”。贾氏兄弟及崔孝伯（光）均生长于青齐一带，正说明了《北史·儒林传》所说“齐地多习之”的情况。除了帝王以外，北朝的黄河以南地区士人亦逐步改学杜注。《北史·儒林传》云：“……又有姚文安、秦道静，初亦学服氏，后兼更讲杜元凯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这段话亦见《北齐书》，说明到北齐时，北方士人已逐步对梁代学术取认同的态度。这恐怕与北朝士人把梁朝看作“正朔所在”不无关系。 北朝后期学术界的这种变化，对唐初文化政策是有影响的。唐太宗命孔颖达作《五经正义》，完全适应于南朝梁陈的风尚。《旧唐书·儒学传》载，唐太宗于贞观十四年下诏说：“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等并前代名儒，经术可纪，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疏，宜加优异，以劝后生。可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名奏闻，当加引擢。”在这里提到的人物，仅熊安生和刘炫原为北人，其余皆来自南朝，并曾仕梁，他们中多数又治王弼《易》学，伪孔《古文尚书》和杜预《左传注》，即使刘炫，亦因其得到梁费⑨为伪《古文尚书》所作《义疏》而推广了伪孔学说得到尊崇（见《北史·儒林传》）。可见唐初学术全宗梁代。萧统对经学的态度，和唐初君臣也完全一致。这只要看《文选》一书，一般不收经、史、子三部的文章而偏要收录《毛诗序》、伪孔安国《尚书序》及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就可以知道。此外，唐代所提倡的经学，实为儒玄合流的经学。《文选》虽因其体例不取纯粹的玄学论文，却也选录了嵇康的《养生论》。嵇康此文确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但它又是玄学家经常讨论的话题。《世说新语·文学》：“旧云：王丞相（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又如王巾的《头陀寺碑》亦为极好的佛学论文。萧统在《与何胤书》中自称“每钻阅六经，泛滥百氏，研寻物理，略顾清言”，《陶渊明集序》中也有不少老庄思想，他现存的文章中也有不少讨论佛学的文章。在南朝，玄、佛早已合流，这在周弘正、张讥身上体现得亦颇明显。这说明《文选》在唐初之所以盛行，也多少与唐初人的崇尚梁代学风有关。 三 唐初的文艺更是深受南朝的影响。在这方面唐太宗可以说是一个代表人物。唐初所修《晋书》的《陆机》、《王羲之》二传，他亲自作了论赞（制曰），他称赞陆机的文学成就云：“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故足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他又称赞王羲之云：“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陆机在政治上是失败者，王羲之更不能算什么政治人物，而唐太宗偏要给这两人的传作论赞，这说明他看重的并非政治经验，而是他们的文学或书法成就。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对陆机、王羲之的爱好，正是继承了梁代的遗风。我们知道梁武帝就很看重陆机的作品，《魏书·文苑·温子升传》载，梁武帝称赞温子升时，就说过“曹植、陆机复生北土”的话。钟嵘作《诗品》，把陆机列为上品，对他备极推崇。萧统更是陆机的崇拜者，在《文选》中所收作品最多的一位作家就是陆机。唐太宗的欣赏王羲之书法，亦与梁武帝如出一辙。梁武帝也搜罗王羲之的墨迹，还和陶弘景书信往来，讨论这些法帖。据陶弘景说，梁时所见王羲之墨迹中已有膺品，如《乐毅论》等都靠不住。因此唐太宗的酷爱《兰亭集序》，甚至要把真迹带进昭陵，可能是受陶弘景的影响。在书法方面，南风北渐的现象尤为显著。前面提到北周的赵文深就是一例。不但如此，现存的隋代碑刻如《龙藏寺碑》、《启法寺碑》，无不深受南方王羲之、献之父子的影响。唐初书法以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和薛稷为最著，其中虞、欧、褚三人皆本南朝人后裔，字迹亦学二人；薛虽北人，其书法亦学虞、褚。可见书法一道，唐初全袭南朝遗风。即使盛唐和中唐仍流风尚在，如颜真卿书法初亦学褚，而柳公权则效法王献之。其他书家亦鲜有不学二王者。 在文学方面，唐初文人亦无不取法南朝特别是梁代的文风。此风其实并非始于隋唐，而是在北魏末至北齐时已经开始。北朝最有名的文人，世号“三才”，即魏末的温子升、北齐的邢邵和魏收。温子升现存的诗文其实也学南朝，所以庾信才有“唯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的评价。至于邢邵之取法沈约、魏收之爱慕任昉，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邢、魏生活于魏齐之际，正高欢称中原士人把梁朝看作“正朔所在”之时，这说明北朝人士之慕向南风除了文学本身的原因外，可能还存在着中原士人与“六镇”军阀间的文化心理的隔阂。因为像高欢等人崇尚的是鲜卑人的语言和风俗（参看《北齐书·神武纪》、《祖珽传》及《颜氏家训·教子》），而北周的文化较北齐尤落后。北朝后期确实出现了一些较优秀的作家如卢思道、薛道衡、杨素等，但亦属取法南朝的结果。唐初史臣在《隋书·文学传》中很推崇“永明、天监之际，太保、天保之间”洛阳和江左的文学，其所举代表人物，北方提到温、邢、魏三人，前面已讲过，而南朝特举江淹、沈约和任昉，这三人不但都可算梁代人，而且都有作品收入《文选》。事实上《文选》所收诗文基本上亦止于天监年间，其卒于天监十二年(513)沈约逝世之后者仅刘峻、徐悱和陆倕三人的六篇作品，其中诗仅徐悱的《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邪城诗》一首。此诗的风格朴雅而有古气，不但与梁中叶以后的“宫体”迥异，就是较沈约及稍后的柳恽、何逊、吴均诸人之作亦更近古体。这可见萧统对诗歌的看法多少和《隋书》作者近似，不大欣赏“永明、天监”以后的诗风。萧统卒于中大通三年(531)，尚未见到“宫体”诗的盛行，不过，那种艳丽的诗风其实在“永明体”代表人物谢脁、沈约和王融甚至梁武帝的一些诗作中已经露出端倪。但《文选》对谢、沈二人的诗，只收其清丽而近于古体之作，而基本不取其艳诗和咏物诗（王融的诗《文选》根本不收）。这很可以见出他对这些诗的态度。这和《隋书·文学传》的痛斥萧纲、萧绎及徐陵、庾信亦颇为一致。所以唐代史臣虽反对“宫体”，仍不妨其文学主张承袭南朝特别是梁代。 梁代的诗风其实分为几种不同的流派，所以罗宗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说：“自梁以迄陈，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文学思想开始多元化发展的时期”[2](P371)。在萧统生前，这几个流派已多少显露出来。其中一派是以裴子野为代表的复古派，他比萧统早死一年，其所作《雕虫论》，对诗赋都不甚赞成，而对刘宋颜、谢以后的诗攻击尤力。这和萧统之认为文学的发展“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的说法显然不同。萧统是承认文学是有发展的，并且强调文学与经、史、子的不同，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选录史书论赞的标准。另一派是以徐摛的“新变体”为代表，实即后来“宫体”的起源。这种诗风大约形成于普通年间。梁武帝对这种诗风也不满意，《梁书·徐摛传》称“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此事发生在中大通三年以前。可见徐摛的诗风萧统应有所了解，但他对此风显然并不赞成。我们知道萧统平生不好女乐，在《文选》中很少录艳诗与咏物诗。除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诗风以外，还有不少人的主张既不同于复古，亦不同于新变，其实多少含有折衷的意味。这种意见亦非始于梁代，早在齐末，刘勰作《文心雕龙》就既主张“矫讹翻浅，还宗经诰”，又承认“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强调“望今制奇，参古定法”（《通变》），因此他对对仗、典故、声律都不加反对。梁代另一批评家钟嵘似亦近于这种观点。他在《诗品》中对颜延之那种“喜用古事”、过于繁密的古典派诗风和汤惠休之“淫靡”及沈约等人讲求声病的诗风都提出了批评。萧统的文学思想大约也属于这种折衷的主张。他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说： 夫文典而累野，丽则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 这段话大约是萧统一贯对文学的看法，所以刘孝绰在萧统生前，给他编文集时序云： 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 在这里，萧统和刘孝绰的两段话，实际上是完全一致的，只是萧统自称“未逮”，含有自谦之意，而刘孝绰说“斯文在斯”，则意在称颂。平心而论，萧统的“丽而不浮，典而不野”的主张是很有道理的。但从他自己现存的创作看来，他的诗风其实是偏于“典”而不能说“丽”的。他的诗往往化用古人诗句，且喜用典。如他写的一些乐府诗，大抵模拟古人之作，几乎是亦步亦趋，像《饮马长城窟行》： 亭亭山上柏，悠悠远行客。行客行路遥，故乡日迢迢。迢迢不可见，长望涕如霰。如霰独留连，长路邈绵绵。胡马爱北风，越燕见日喜。缊此望乡情，沉忧不能止。有朋西南来，投我用木李。并有一札书，行止风云起。扣封披书札，书札意何有。前言节所爱，后言别离久。 此诗纯为模拟乐府古辞（一作蔡邕）的《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边草）》，其中诗句，往往可以在古诗中找到出处。像起二句即仿《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的起二句，而“亭亭山上柏”句实亦出刘桢《赠从弟·其二》的“亭亭山上松”。“胡马”二句仿《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中“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二句，而“越燕”句显然不如“越鸟”句自然。“有朋”句用《周易·坤·卦辞》“利西南得朋”典；“投我”句用《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李”典。“扣封”四句则暗用《古诗十九首·孟冬寒气至》中“客从”四句意，兼学古辞原诗中“客从远方来”以下八句的诗意。这种诗风真有点像钟嵘所说“文章殆同书钞”的样子。萧统其它诗作亦有此情况，如《和梁武帝游钟山大爱敬寺》诗起句： 唐游薄汾水，周载集瑶池。 这里上句用《庄子·逍遥游》尧见许由等四人“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典故；下句用《穆天子传》周穆王西征，见西王母瑶池之上的典故，而二句句意亦仿谢灵运《从游北固应诏》中“昔闻汾水游”的用意。诗中“丹藤绕垂幹，绿竹荫清池”仿谢灵运《从游北固应诏》中“原隰荑绿柳，墟囿散红桃”二句，而不如谢诗之生动。“舒华匝长阪，好鸟鸣乔枝”二句，亦出曹植《公宴》诗之“秋兰被长阪”和“好鸟鸣高枝”句。即使像《咏山涛王戎诗》这样在萧统诗中较有新意之作，亦不免有模拟的痕迹，如咏山涛的一首中“聿来值英主，身游廊庙端”二句，即仿谢瞻《张子房诗》的“聿来扶兴王，婉婉幙中画”。诗中“为君翻已易，居臣良不难”二句，亦出晋乐所奏《怨歌行》（一说曹植作）的“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他的《拟古》等诗，更可以看出模拟古人的痕迹。这说明骆鸿凯先生在《文选学》中说《文选》的选录诗文“高文典册十之七，清辞秀句十之五，纤靡之音，百不得一，以故班张潘陆颜谢之文，班班在列，而齐梁有名文士若吴均、柳恽之流，概从刊落，崇雅黜靡，昭然可见”[3](P32)，是有见地的。笔者曾和亡友沈玉成先生对《文选》所收作品作过统计，《文选》所收陆机诗文最多，其次为谢灵运，至于颜延之和潘岳之作也有不少。这说明萧统确实比较重视“潘陆颜谢”这些文风典雅的作家。至于骆先生提到《文选》不收吴均、柳恽等齐梁文士之作，其原因似值得进一步讨论。骆先生认为吴、柳乃齐梁人，代表着“纤靡之音”，似亦未必允当。因为吴均、柳恽也许还有骆先生未曾提到的何逊三人，在沈约逝世以后、“宫体”盛行以前的梁代诗坛上应该说是比较优秀的三位诗人。他们的诗风其实是继承了永明沈、谢的诗风，不但不像“宫体”那样靡丽轻艳，有一些作品甚至多少还带有古气。即使有些作品略显艳丽，亦绝不到沈约的《六忆》、《梦见美人》等诗的程度，从艺术风格上说，似都取法谢朓。这些人生活的年代，正与钟嵘相仿，钟嵘曾说当时有些人把谢朓看作“古今独步”，这三人也许亦有这种看法。罗宗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从“重抒情，尚自然的倾向”来观察吴均、何逊的诗歌，指出他们有些诗句“显然从‘古诗’衍变而来”[2](P384)，实为精审之见，使人更好地理解《梁书·文学·吴均传》所谓“均文体清拔有古气”之说。可见柳、何、吴等人之没有被《文选》收录，恐怕并非因为他们的作品太靡丽，而是另有原因。过去有些人曾经设想何逊诗之没有被《文选》收入，是因为萧统编《文选》时何逊尚在，而《文选》不录存者。但此说根本不能成立，因为何逊至迟卒于天监末或普通元年(519-520)（据《梁书》，何死后为他编集子的王僧孺卒于普通三年，而《南史》甚至说是普通二年）。至于《文选》中的作者像刘峻、徐悱和陆倕均卒于普通年间，较何逊为后。何逊、吴均之作的没有被《文选》所录，可能与梁武帝对二人不满有关，《南史·何承天附何逊传》载，梁武帝曾有“吴均不均，何逊不逊”之语。不过梁武帝为什么不喜二人，已难确知。另外，《颜氏家训·文章》论何逊时有“扬都论者，恨其每病苦辛，饶贫寒气，不及刘孝绰之雍容也”。作为太子的萧统，对这种“贫寒气”大约不会感兴趣，再加上刘孝绰是萧统编《文选》的主要参加者，而颜之推说“刘甚忌之”，或许也是一个因素。三人中只有柳恽之作没有入选较难解释。因为柳恽的社会地位显然高于何、吴，且其诗句曾为梁武帝所赏。但《梁书》本传所载柳诗警句如“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虽好，见其《擣衣诗》，而此诗凡五章，其他诗句，未能称是。他奉和梁武帝的《登景阳楼》诗有“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这样的名句，但下面“翠华承汉远，雕辇逐风游”二句已见逊色，而此诗今仅存四句，很难说它必当入选。至于柳恽名篇《江南曲》则诗风多少近于梁后期之作，在萧统看来，也许近于“丽则伤浮”而不加选录。再说《江南曲》是一首乐府诗，《文选》所录乐府皆汉魏旧曲及后来文人拟作，均带古气；《江南曲》虽在《乐府诗集》中录于《相和歌辞·江南》之下，但其风格倒更像南朝民歌，萧统之不予收入亦可理解。总之，萧统的文学观倾向于“崇雅黜靡”大约是没有疑问的。他的基本上不取天监中叶以后之诗，就是因为当时诗人已多取法永明诗人而更趋华艳，与萧统所推崇的潘、陆、颜、谢已有较大区别。这只要看他对沈约、谢朓之近，所取亦多带古气之篇就很清楚。 萧统的这种文学观与唐初君臣的观点十分类似。《隋书·文学传》之肯定江淹、沈约和任昉，否定萧纲、萧绎诸人就是明证。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唐初君臣作为国家的统治者，既要提倡文学，又不能不反对那种无益于政教的艳诗，那就只有提倡萧统那种“崇雅黜靡”的文风。这种情况，也和梁武帝相类似。梁武帝在登上帝位以前，也曾从事文学创作，他的文学观虽与沈约等人有别（如他不赞成“四声说”），却也曾写过不少艳歌；而登上帝位后，则因徐摛之写“新变”体而发怒。这是由其地位的变化决定的。这种情况也与唐初君臣一致。唐代重进士科，以诗赋取士，自然也不想选拔那些写艳诗的人去委以官职。这样，应科举的士人也就必然以《文选》作为吟诗作文的范本。直到宋代还是如此，所以陆游《老学庵笔记》中才会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谚语。 《文选》在唐代得到如此重视，可能还和它选录作品的内容有关。现在看来《文选》所选录的作品，大多适用于廊庙之上及仕途之中。如“赋”的一类，在六十卷本《文选》中占十八卷多，而放在最前面的是“京都”、“郊祀”、“耕藉”、“畋猎”诸门，有八卷多，后面还有“宫殿”一门亦有关帝王生活；其他像“江海”门中的郭璞《江赋》，据李善注引《晋中兴书》曰：“璞以中兴，王宅江外，乃著《江赋》，述川渎之美。”可见亦为称美朝廷之作；“鸟兽”门的颜延之《赭白马赋》，更是奉诏而作，内容亦为颂扬宋武帝及文帝。这类辞赋亦往往用诸隋唐的科举。如《隋书·文学·杜正玄传》：“开皇末，举秀才，尚书试方略，正玄应对如响，下笔成章。仆射杨素负才傲物，正玄抗辞酬对，无所屈挠，素甚不悦。久之，会林邑献白鹦鹉，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赋。正玄仓卒之际，援笔立成。素见文不加点，始异之。因令更拟诸杂文笔十余条，又皆立成，而辞理华赡，素乃叹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 诗类的情况亦与此类似。这部分前三个子目：“补亡”、“述德”、“劝励”均有关忠孝等道德；其次的“献诗”、“公宴”亦多用于朝廷及贵戚之间；其他如“祖饯”、“赠答”亦多用于官场和士林的应酬，即使像“游览”一目，亦有不少应诏或从藩王出游之作。有些诗歌看来似与朝廷及应试无关，其实亦往往对应举起到一定作用。因为唐人应进士等科考试都要作诗，其题目范围甚广，像李峤曾作过不少咏物诗，亦为备作应举之用，至若钱起《省试湘灵鼓瑟》一诗即应尚书省礼部考试而作。所以唐代凡应科举者都要熟读《文选》，以求得启发。至于《文选》中其他文章亦复如是，如“诏”、“册”、“令”、“教”和“文”等类既为君王与大臣代笔，是仕途人物所必须学习的，“表”、“上书”、“启”、“弹事”、“奏记”、“檄”、“移”诸类，亦仕途所常用，“符命”更专用于庙堂。足见当时人只要熟读《文选》，凡应举及仕途上适用的诸种文体，基本上都已得到范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选》可视为士人们谋求仕途所必读之书。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选》在唐代的盛行决非偶然。但是，在整个南北朝时期出现的文学选本很不少，为什么唯独《文选》最为流行？这一方面与《文选》出自萧统之手有关。我们知道，梁末江陵陷落之后，出现了一个在周、隋羽翼下的后梁政权，其创始者即萧统之子萧詧，后梁王室入仕周、隋，颇多贵显者。隋炀帝的皇后萧氏，即萧统的曾孙女，唐初大臣萧瑀又是萧统的玄孙。萧氏的显赫地位自然也会加强《文选》在民众中的影响。再说《文选》一书从前面谈到的情况看来，它带有一定的“官书”性质。我们知道：梁代是一个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梁武帝不但命徐勉等编定“五礼”（吉凶军宾嘉）千余卷，还亲自主持编定了有关经、史、子三部典籍的义疏，据《梁书·武帝纪》下所载，有：《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等，“史部”有《通史》六百卷，“子部”有《老子讲疏》和不少佛经的“义记”。唯独在文学方面，未见他署名的著作。其实他本人就是文学家，据《隋书·经籍志》，他曾编选过《历代赋》十卷，后来可能因政务繁忙，就把“集部”的著述任务交给了太子萧统去作。因此《文选》还可能是梁武帝对历代典籍进行总结的一个部分。历来论梁武帝的人都指责他晚年一味偃武修文，导致梁代的灭亡。这自然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从他的学说对唐代“五经正义”的影响及《文选》之深刻影响唐代文学来看，则梁代特别是梁武帝对文化事业的提倡之功，还是应该予以适当评价的！ 原文出处：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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