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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全错了,中国考古人是这样的(下)

 博览众长123 2017-04-18

 杨雪梅 人物story

十大考古评选已经举行了27届,如果把这270项在地图上列一列排一排,所有的考古人其实都应该感到骄傲。


全文共4600字,阅读大概需要7分钟。



你们全错了,中国考古人是这样的

(下篇)


作者 | 杨雪梅


陕西安汉唐昆明池水系

刘  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昆明池是汉武帝在上林苑中开挖的大型池沼,延续到唐代仍继续使用。


2012年秋至2016年夏,对汉唐昆明池开展的考古勘探较完整获得以汉唐昆明池为中心水系的新认识,勘探确定了昆明池的池岸线所在,确定昆明池的东岸线的北段分早晚两期,确定早期昆明池面积约14.2平方公里,晚期扩大为15.4平方公里。勘探确定昆明池之水源自秦岭石砭峪,在石匣口村西进入昆明池。更为重要的是,在昆明池池底淤泥下存在一条位于镐京遗址东、南侧的大型沟渠,沟西、北密集分布周代遗存,该沟渠大体可视为镐京遗址东界及南界。


我们的探孔总长相当于

从西安钻到了北京


图为项目负责人刘瑞


北京颐和园内那个水波荡漾的昆明湖,最著名的传说是原本扩建海军的钱被挪做了寿礼,替慈禧搞了个颐和园,开了个昆明湖。但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昆明湖的源头在今天陕西西安的昆明池。昆明池,当年确实是为了训练水军而开凿的。



根据文献记载,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受凿通丝绸之路张骞的启发,准备绕过匈奴阻隔转道西南,计划通过印度到达大夏的企图——今天叫开通西南丝绸之路,被今昆明夷破坏后,他随即派人在首都长安附近开挖昆明池以练水军,做军事征伐的准备。没过几年,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汉武帝在南越不愿内属的情况下,计划对远在岭南的南越进行武力平服,于是在原基础上扩大了昆明池,并在其中建高十余丈“楼船”加以训练战备。



从后续发展看,在汉对南越首都番禺的战争中,的确是由在昆明池中得到足够训练的楼船将军杨仆首先破城,为后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起到了很大作用,所以杨仆才被称为“第一任海军司令”。


很多人可能也不知道,就是这个楼船将军杨仆,还参与了汉王朝对朝鲜、东越的战争,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因此当他在向汉武帝申请移民关中的时候,汉武帝干脆就不让杨仆搬家,而直接将关中东大门向东迁移,将杨仆的家包进去,建在了今河南新安一带,杨仆就这样顺利地成为他向往的关内之人——这座因杨仆而修的关城,几年前早已在丝绸之路总名下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当然,在训练水军的同时,这座长安附近上林苑中的最大水体,昆明池一直是历代皇帝游玩的重要地点,而当天子去昆明池游玩的时候,往往都会带上大臣和外来蛮夷首领,让他们通过观赏昆明池的浩瀚来赞叹中央王朝的伟大。如被称为“天可汗”的唐太宗李世民就在贞观五年(631年)“大狩于昆明池,蕃夷君长咸从。”可以说,昆明池是因丝绸之路生,也因丝绸之路兴,是一处罕见的与西北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均有密切关系的重要水体。它从汉武开凿到唐祚东迁,在长安城外存在了千年以上。



昆明池的位置和规模,在文献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述,载其位于长安城西南周镐京之侧。如杨守敬、黄盛璋、谭其骧、史念海等等学者就都曾对昆明池做过一系列在池体大小、位置、与周围水网关系有不少分歧的大体复原。而通过考古学的方法来探索昆明池,在1960年代初、2005年进行了两次。不过,这两次工作,虽然基本确定了昆明池的位置,但无论是池岸、池形、进出水口的位置和数量、岛屿数量,还是昆明池与镐京的关系,都有很明显的差异。从2012年秋开始,受西安昆明池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为配合陕西省斗门水库项目建设,开始了对昆明池的第三次考古。


从2012年8月到2016年底,考古队在1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共用探铲打下64万9227个探孔,探孔总长达103万3640米左右,差不多相当于从西安北站一直钻探到了北京永定门。之后考古队根据地下遗存的分布情况,针对池岸线、沟渠等存在争议的地点,布设了探沟(方)95条(个),在较短时间内较完整获得了以汉唐昆明池遗址水系为中心的一系列新认识。



现在已可确定,由于昆明池的东、北部分池岸可分早晚两期,使得昆明池早晚面积出现差异,早期约14.2平方公里,到唐代中期扩大到15.4平方公里左右。昆明池大体上最深处约3.3米,平均深2.2米左右,这样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它早期的库容约0.312亿m3,后期库容约0.339亿m3。在获得这些数据后,我们就第一次知道了汉武帝时代修建的这座平原水库,即使到今天也已经相当是中型水库的规模了。从勘探情况看,昆明池是将南侧交河(古)的水,通过一条8.5公里左右的引水河,从西南方向流入昆明池,与文献记载基本相符。并且,在进水口的旁边,我们还勘探发现了一条从昆明池南侧、东侧向北流淌的已获长6.5公里左右的大型沟渠。


在查阅文献后,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这应该就是从未开展过考古工作的、同样是汉武帝时期开凿的、保障了汉唐首都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千年左右的漕渠遗址——这就是当时的大运河啊。昆明池东侧、北侧的几个出水口所流出的池水,最后都分别或集中流入漕渠,既补充漕渠水量,又使得昆明池水在流动中加快更新。


考古是一个能不断给人惊喜的行业。随着昆明池勘探工作的不断深入,意料之外的收获接踵而来。除了漕渠等发现外,令人高兴的,还有通过发现并确定镐京东界、南界而基本确定了镐京范围,还有意外发现一处大规模夏商时期遗址。


2012年,当我们在为了确定昆明池深度而进行的穷尽式的向昆明池底的勘探过程中,在昆明池底发现了一条西南——东北向的长达4.2公里左右的沟渠,之后的勘探显示出,在这条沟渠的西侧密集分布着大量的灰坑、墓葬等各类遗迹,而在东侧则没有任何同时期遗迹。如《道德经》“有生于无”的哲学所揭示的,沟渠两侧遗存分布的巨大差异,揭示出沟渠应是区域内古代遗迹的分布之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标志地位。而随后开展的发掘表明,这条沟渠及沟渠西侧的遗迹基本上均为西周时期,那么它所围护起来不恰恰就是周的镐京吗?——镐京的东、南界找到了!——这是八十年来镐京考古的突破性发现!



嗣后,在收集文献记载、整理考古资料后我们发现,这条周代沟渠向南其实与昆明池的引水河连在一起,这样一来,说明原来我们认为的昆明池引水河其实最早形成于周代,到汉代开凿昆明池之后,取水口至少的继续使用,而之下的则沦没与昆明池底,不为人所知。从水的流向看,它将水从南侧引来向北流入镐池,不仅是周代的南水北调,而且更是过去一直模糊不清的长安八水中的镐水,这是周代水利考古、西安历史地理的重要发现。



五年来,我们在汉唐昆明池的考古勘探与试掘,不仅第一次从考古学上确定了与文献记载基本相符昆明池池岸和进出水系统,而且第一次从考古学上确定了攸关汉唐首都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的漕渠渠首及部分渠线,是一项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汉唐水利工程考古,清晰的揭示出汉唐最强盛时代水利工程、中国古代都城附近最大人工水体的宏伟面貌。而与此同时,第一次从考古学上确定了周镐京的东界、南界,为八十年来周代都城考古的突破性发现;第一次用考古学方法确定了滈水的位置和走向,确定它是周代的人工沟渠,同样可以说是周代水利工程的大发现。 


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

孙  勐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这是为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而开展的一项大规模考古工作,勘探122万平方米,发掘4万余平方米,发现汉代路县故城城址及其周边千余座墓葬,填补了汉代县级城址考古的学术空白。


这座通州最早的县城平面近似方形,边长约600米,城内发现了汉代、辽金和明清三个时期的道路遗迹。以路县故城为核心的周边地区,呈环状分布了由战国至明清的墓葬,数量众多、时间延续长、类型多、随葬品丰富,为还原古代通州地区社会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没有比这更完美的故事了


图为项目负责人孙勐


一座未来的千年新城正在建设之中,一座历经千年的汉代古城也保下来了。可以说,没有比这更完美的古今和谐的文物保护佳话。


提起北京的通州,大家常常会想到“首都的东大门”,并且会与玉带般的大运河及繁忙的漕运联系起来。近两年来,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大家对于通州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对通州的历史和文化也越来越感兴趣。而我们的工作,更具挑战性,我们要找到通州在汉代的城址……


汉唐时期,通州的历史文化面貌并不清晰,文献记载太少。因此,只有通过考古可以填补这一缺憾。在一定程度上,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为此提供了机会。地下文物的保护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延续了北京奥运会、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中的一贯作风。一年之中,在通州区的潞城镇,我们就勘探了122万平方米,发掘了4万多平方米。这个数字,决不少于近10年来我们在通州区的考古工作总量。


对于考古来讲,建设是一把双刃剑,因此在与工程赛跑的同时,我们也要抓住机遇,通过考古来解决以往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那就是文献记载中的汉代路(潞)城究竟在哪儿,现在到底“有”还是“没有”。对此,我们开展了大量的考古工作,最终有了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确定了汉代的城址,这是通州最早的一座古城,并且在城址周边发掘了1146座古代墓葬。



城址位于通州区潞城镇古城村,距离城市副中心的政府大楼不到两公里。这么来看,城市副中心的选址与古人不谋而合,与北京地区中心城市由西向东的历史发展趋势一脉相承。


城址在地表早已不复存在。通过考古勘探,我们先确定了城墙。其中,北墙长606米,东墙长589米,南墙长575米,西墙长555米。城址的平面为近似方形,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这种规模符合黄河中下游地区汉代县城的规制。在城内的北部清理出一条汉代道路,路面东西宽5.5米,路土保存状况较好,厚度50厘米;路的西侧有排水沟,宽1.2米。根据道路所在的位置、宽度,结合城市考古的经验和理论,认为这条汉代道路是城址内的主干道和中轴线。



综合城址的考古和史料的记载,可以确定这座城址就是两汉时期渔阳郡下属的路(潞)县的治所。此外,还有一个新发现的证据。在城址外南860米处,清理了唐代幽州潞县丞艾演墓。据墓志记载,艾演葬于“潞县甄升乡,古潞城南一里平原”。“古潞城”指的就是这座汉代城址,“南一里”表明了与城址的位置关系。可见这座城在唐代人的记忆中还是比较清楚的。


以城址为中心,在以两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我们清理了1146座各个时期墓葬。这些墓葬当中虽然没有高等级的大墓,但是数量多,延续时间长,形制齐全,器物丰富,并且分布集中,距离古城近,这对系统、整体地研究城址非常重要。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有了这些墓葬,就找到了当时城里、城外的人。战国—汉魏时期的墓葬数量最多,共计864座,这与该城址在两汉时期作为路县治所的功能、使用和地位是相符的。



这个城虽然只是个汉代的县城,可面积也不小,不可能一时半会儿就搞清楚了。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要是城址都不在了,还谈什么考古、还谈什么研究、还谈什么文化传承。因此,这城发现了,就得努力保下来。我们的各级文物主管部门多次现场调研;我们的考古前辈们,专家们多次亲临指导,全面论证了城址的重要价值,并且强烈呼吁进行合理保护;北京市政府也给予了高度重视。



今年的1月9日,北京市政府正式批示,古城城址整体原址保护,建遗址公园,建博物馆,建考古工作站。一座未来的千年新城正在建设之中,一座历经千年的汉代古城也保下来了,可以说,成就了一段古今和谐、共存共荣的文物保护佳话。



路县故城城址的原址保护,是2016年北京通州考古的最大的文物保护,也是最成功的文物保护,这在北京大遗址保护中也是史无前例的,必定会在首都城市发展的历史长河当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另外,这是一座具有区域性考古学文化特色的小城,这是一座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的小城,也是一座留得住乡愁的小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相信通过以后持续、系统的考古发掘,小城的故事会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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