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坦桑刘医生

前段时间，我在坦桑尼亚实习两个月。

临行前，父母特意给我开了防蚊药和治疗疟疾的青蒿素。到了坦桑尼亚的达雷斯萨达姆后，我做了十分周全的防蚊措施，尽管这样，我依然被蚊子叮了不少包，更恐怖的是，刚到不久，我发烧了。

在坦桑尼亚，发烧可不是小事，这可是疟疾的典型症状之一。我来到住所附近的社区医院。社区医院比较简陋，有点像国内农村的卫生站。医生在听完我的病情描述后给我开了检验单子，五分钟后我拿到了结果：“疟疾”，吓得我脑袋一片空白。

医生问我手头上有什么药，我说：“防蚊药和青蒿素。”于是医生轻松地说：“回去吃青蒿素，多休息就好了。”这也太简单了吧！在我的印象中，疟疾可是会死人的。我再三询问要不要多吃点药再打个针，他只是笑笑：“疟疾在我们这里很普遍，就如普通感冒发烧。”

从社区医院出来后，我还是不大放心，便向当地一个中国朋友求助，他已经在坦桑尼亚工作五年了，对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他建议我一定去刘医生诊所。他说：“这边的中国人若生病大都去那儿。毕竟刘医生是中国人，描述病情、沟通交流比较方便；刘医生诊所已开了十来年，做出了名气。”

按他指的路线，我找到了位于达雷斯萨达姆市中心的刘医生诊所。从外面看，这家诊所和坦桑尼亚的普通民居差别无二，一个小院子，院子中是一栋三层小楼。后来我得知，一层主要是看病，二层住院，三层是刘医生的住所。院子门上用正楷体写着“刘医生诊所”几个大字。走进小楼的一层，下面粉色上面白色的墙给人一种温暖而明亮的感觉，大厅里放着4张长椅，这就是候诊区了。候诊的人还不少，大部分是黑人，也有印巴人和黄种人。我先挂了号，然后来到服务台，护士先来给我量血压、测体温，询问了我一些大概情况，把我带到诊疗室。

诊疗室不大，进门是一张长桌子，桌子旁边是一个简易检查区域，跟国内的医院差不多。刘医生笑着迎接我，她看上去年龄在40岁上下，戴着眼镜，头发整齐地扎起来显得很精神，有点微胖，多年的热带地区生活让她的皮肤呈现出健康的古铜色。她身后是一个玻璃柜，上面整整齐齐地摆放了各种各样中国药品，国内常见的感冒药、肠胃药等等都有。通过后来的聊天，我了解到这些药品都是刘医生专门托人从国内寄过来的，来诊所看病的人比较喜欢用中国药，也有的就是把这里当药店，特意过来买中国药。

询问完我的病情后，看着我忐忑的样子，她推了推眼镜，跟我聊了几句，让我放松下来。听说我还是武汉大学的学生时，刘医生笑笑说：“武大小姑娘一个人来非洲，不容易啊！”她开了化验单让我先到对面的检查室验血，并招呼身旁的助手带我去。检查室不算大，但很干净。抽血以后，我本该拿着化验单子等结果，刘医生可能看我一个小女生孤身一人来到非洲，无精打采的样子，怪心疼的，又让助手把我带到诊疗室，让我坐在她身旁，和我聊聊天。她安抚道：“没事，疟疾在坦桑已经有了很成熟的治疗方法。中国的青蒿素，在这里救了很多人呢！”

聊着聊着，刘医生开始跟我讲起她当年的故事。2004年刘医生随中国援非医疗队来到坦桑尼亚，刚一到，蓝天白云和一望无际的大海就把刘医生吸引了，医疗队的工作完成后，她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舍不得离开，于是成立了目前这家诊所，到今天已在此十几年，地地道道的“老坦桑”了。

“刚到这里时，现代化才刚刚起步。”刘医生说，那时坦桑尼亚极度落后，卫生较差，很多乡村没有医院，只能靠土方子治病。无论城里还是乡村，疟疾横行，成了这片大陆的头号杀手。“那时市面上只有丹麦生产的药，实在太贵了。奎宁虽然便宜，但副作用很大，而且很容易产生耐药性，没过多久就失效了。很多人，特别是村里、部落里的人，患了疟疾，只能静静地躺在家里等死。

刘医生还清晰地记得，那些年坦桑尼亚每年大约有60，000至80，000人患疟疾死亡。而整个国家才4490万人。

中国的青蒿素改变了这一切。“2005年，中国提炼的青蒿素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以青蒿素类药物为主的联合疗法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抗疟疾标准疗法。中国援非医疗队大批大批地给坦桑尼亚赠送青蒿素。直到现在，中国依然是坦桑尼亚尼亚青蒿素的主要来源。一盒中国青蒿素8美元左右，比欧美药便宜几十倍，穷人也治得起病了。”刘医生感叹道。

在我等报告时，不时有患者过来看病，其中不乏疟疾患者。一个小时后，我拿到了检验报告：疟原虫检测呈阴性。没有疟疾！只是普通发烧，虚惊一场！激动得我差点跳起来，刘医生看着我兴奋的样子说：“即使患了疟疾，只要按时服青蒿素，好好休息，一般一个星期左右就能基本康复。”

回到旅店，我跟打扫房间的保姆聊起这件事，住在贫民窟的她经常得疟疾，她说她们家里常备一种“magical pills”。当我拿出青蒿素时，她兴奋地连连点头：“yeah！yeah！yeah！”

文/黄颖琳（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