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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风格三百首
周史道德五千言
“唐人风格三百首，周史道德五千言”原联是甲骨文对联，由杨鲁安先生书写。其款识为：贵玺从吾习艺三年矣，致力于元魏人书最勤奋。今为之写甲骨文联：“唐人风格三百首，周史道德五千言”由此可窥如锥划沙之妙，悟以笔代刀之趣也。时在乙巳年深秋，塞上菊艳撩人。杨鲁安并志。
上联“三百”与下联“五千”为甲骨文中的合文，即两字合一。
如何“写”出甲骨文书法佳作，杨鲁安先生说：“甲骨文佳作的''妙得’，也须经过''迁想’。既师古人之心，体察殷人用心结字''法天然，无造作’的妙处，得''外师造化’之功。又要融今人之思，思必有方，从表现当代人的精神、气质和情趣着眼，慨当以慷，写出健笔凌云、书以咏志的书迹来，这出自''中得心源’之用。善于思维而明心画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求由里及表地展现出甲骨书迹内涵丰富的造型艺术美。”“甲骨文书法艺术，虽然使用的是三千多年前的文字，但通过书家的笔精心创作，使书家的思想感情、道德修养、精神气质、学问涵养，甚至性格特征，尽溢于翰墨，通过书法艺术的视觉冲击，与观者产生共鸣和美感。意在师古人之心，融今人之思，务使古为今用，无刻意做作，发胸中真趣，才能构成佳作。”
“为大我不为小我，疑古人也疑今人”为董作宾所书。王本兴在《董作宾甲骨文书法赏析》一文中说：“此幅甲骨文书法七言联写得秀润遒丽，方圆相济，骨肉兼备。点画起笔都逆锋入纸，呈浑圆厚重状，收笔大多瘦劲尖利，但并不轻薄浮滑，意到笔到。他用墨到位，落笔、运笔到收笔，粗细过渡十分自然匀称，提按的动作和力度，把握得很有分寸。线条刚直遒劲，转折有方有圆，圆处自然内敛，方处挺括锐利，呈尖角状。”
很显然，这两幅作品风格迥异。甲骨文书法总体来讲，还没有形成大气候，因为认识甲骨文的人有限，注定了它是一门小众艺术。董先生在此联中将“古”的“口”上面只写了一“丨”，很有特色，很有来头。本博客曾经在《度日竹书千万字；当窗山隔一重江》说过“古”。许慎《说文》：“古，故也。”
“古”与“占”字的区别在于卜辞龟板施钻凿或灼兆的裂痕大小和走向的不同。本义应该是拷问原因、缘故的意思 ，“故”本身就带有一个反文旁，篆书中写作“攴”。如果“占”是问“未来”，那么“古”极有可能是问“过去”。“古”的口上面的“十”，应该是指事或者说象形，占卜时龟板上的裂纹，而且大人多数甲骨文写成“丨”或者“中”。
像“故”的文字很多。带有“攴”的字，多少都有一点教化（如“教”、“数”、“敬”）与管理（如“政”、“放”、“散”）的意思在里面。
当然，这里只是分析汉字之间能够互证的逻辑关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释读。真正意义上的释读恐怕传世经典与出土文物的互证一个也不能少。
传世的文献典籍，经过千百年的辗转传抄刊刻，或讹误错漏，或增删改易，或纯属后人伪托，其可靠性不能无疑。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则是时代确凿而未经窜改的第一手史料，不仅可补商周文献的不足，而且也是判定现存商周典籍真伪的天然标尺。有些字在典籍里虽还存在着本义，但已颇难理解，这就需要古文字资料来作说明。《说文》云：“自，鼻也，象形。”甲骨文作，正是鼻子的象形。这个本义在典籍中未见一例，因为该字早已引申为自己、自身、亲自以及虚化为介词，但在甲骨文中却找到了证明：“贞：有疾自，唯有它？贞：有疾自，不唯有它？”（《乙》6385）所谓“疾自”，就是鼻子有病。这就是经典与出土文物互证的一个例子。
宋赵明诚《金石录·序》说：“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辞当时所立，可信不疑。”赵氏是否见过甲骨文？他所说的刻辞或许只是泰山石刻之类前人遗迹。
于省吾先生《商周彝器通考·序》说得更彻底：“余尝谓研讨秦汉以前语文学、经学、诸子学、史地学，均须以古器物古文字为发轫。若但以载籍为凭依，则疑讹互生，必不能究极本原。”
古器物中的古文字就不会出现错误吗？甲骨文中漏刻的笔划就非常多。恐怕也不能依靠个别孤证解读古文字。古文字的造字规律的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但不能走康殷先生 “望形生意”的路子，做学问没有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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