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蒙古国”国号的创建年代问题

一  问题之缘起

 

至元初年汉人儒士王恽为建号“大元”所献《建国号事状》云“伏见自古有天下之君，莫不首建国号，以明肇基之始”，[1]即从中原传统政治文化角度理解认为国号乃是一个政权建立的首要标志。不过从多语种文献所见蒙元立国之初的真实情况却是，太祖铁木真于丙寅岁（1206）斡难河源称帝时并未有创建国号之政治举动，但众所周知它分明是有正式国号的，按辛巳（1221）年，宋人赵拱出使漠北蒙古亲历见闻，称“又慕蒙为雄国，故以其国号曰‘大蒙古国’”。[2]至元八年（1271）建号“大元”之前的各类汉文外交国书、政府文移及碑志石刻亦皆称“大蒙古国”。1246年《贵由汗致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信》钤印畏兀儿体蒙古文玺书，该印文中出现Yeke Mongγol Ulus一词，蒙古史学家柯立夫（F.W.Cleaves）和田清波（A.Mostaert）指出，此即13世纪中前期蒙古政权的正式称号，其对译汉文“大蒙古国”。[3]确实，国号之创建，可谓政治史上的头等大事，然而建号年代却一直扑朔迷离模糊不清，清代学者赵翼将这一问题的原因归咎于明初《元史》修撰之疏漏，谓“时日迫促，舛漏自多”。[4]此说不无道理。

 

二  关于建号“大蒙古国”歧说之检讨

 

由于蒙元早期史料匮乏从而造成“大蒙古国”建号时间无从考索，[5]故大多数学者笼统地表述说：丙寅年，铁木真称帝，建立国号曰“大蒙古国”。[6]萧启庆先生解释认为，从蒙古人历史发展来看，Yeke Mongγol Ulus（大蒙古国）一号採用于1206年最有可能，盖此时成吉思汗不仅为蒙古部之主宰，所有蒙古民族皆已成为其家产。[7]然而始终没有相应的史料证据支撑上述观点（详见下文），由此看来，目前学界一般印象中的丙寅建号说还值得进一步讨论。

通过检讨蒙汉文献之记载，我们发现关于大蒙古国建号时间主要有三种说法，兹列举如下：

（一）己酉（1189）建号说

这一说法出自成书于17世纪后半叶的蒙古文历史文献《蒙古源流》（Erdeni-yin Tob?i）。该书作者萨冈（Saγang）在第三卷中不惜大量笔墨讲述了一个铁木真开国故事：

 

己酉年（1189），那罕王之子铁木真在怯绿连河畔曲雕·阿兰登上合罕位，当时他二十八岁。……却说那块石头突然自行裂开，里面现出称为“玉宝”的〔一方〕玉印，长宽一拃见方，背面有双龙盘龟的图案，好像雕出的一般。那印不多不少可钤盖一千张纸。随后立即在斡难河源头树起了九游白纛，派〔人〕到跌里温·盘陀之地树起了四游黑灵旄，〔铁木真〕作了四十万巴塔人众之主。主上降旨说……。自降旨后，〔国名〕就称为“阔客蒙古国”（K?ke Mongγol ulus）。[8]

 

按上文蒙古语K?ke（阔客）一词，其汉语语义为表示颜色的“青”。谢再善先生确信这段史文的真实性，遂据此认为铁木真甫一建国即採用“青蒙古”作为国号，此“青蒙古”实有“大蒙古”之义，盖因“蒙古人以青为首色，蒙古文干支用青作甲字，是有第一的意义”。[9]

然谢氏之说存在著诸多破绽。首先，据乌兰先生研究分析，《蒙古源流》以上这段记载实际是根据《元朝秘史》第96节“给王罕送皮袄”与第123节“阿勒坛等人推举铁木真为汗”两部分内容妄加拼织而成，也就是将铁木真做乞颜部盟主和丙寅年即蒙古大汗位这两个并不相干的政治事件胡乱缀合到一起。[10]众所周知，《蒙古源流》的史源根本在《元朝秘史》，但后者压根不记载成吉思汗建立国号一事。其次，所谓“阔客蒙古”（K?ke Mongγol）者，其实与明清时期蒙古历史文献中颇为流行的“五色四夷”史学观念密切相关。一般而言，“五色”是指东方白色肃良合、南方黄色撒儿塔兀勒、西方红色汉儿、北方黑色吐蕃，以及中央四十万青色蒙古，“四夷”所指对象则为周边小邦。其中，将表示“中央”的青色比附为蒙古政权，意在证明蒙元王朝在13—14世纪的世界政治体系中处于中心领主地位。而在事实上，蒙元历史文献皆不见“五色四夷”之说，这应该是较晚时代受黄教影响而产生的历史概念，抑或明清时期在藏族史学影响下蒙古社会新生的政治文化观，[11]也就是说，“阔客蒙古国”（K?keMongγol ulus）一名在当时13世纪蒙元时代并不存在，纯属子虚乌有，那麽己酉建号说显然是后世蒙古史学家的附会之辞。

（二）丙寅（1206）建号说

铁木真于丙寅年即汗位，随之建“大蒙古国”国号，学界普遍认可上述观点。明代佛教史文献《释鉴稽古略续集》概述成吉思汗创业履历：

 

太祖成吉思皇帝于宋宁宗开喜二年丙寅岁法天启运，称圣武年号。建大蒙古国号。都和林，云“上都”。[12]

 

萧启庆先生儘管主张丙寅建号说，但并不认可上述史料，指出作者幻轮为明季僧人，不谙蒙古史事，所言不足为据。[13]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这段文字作为概括性内容，意在扼要介绍蒙元建国之历程，其中成吉思汗諡号中的“圣武”实系至元三年追諡，“法天启运”则于至大二年（1309）加諡，[14]又《元史·地理志》称太祖十五年（1220）建都哈刺和林。[15]这麽说来，建大蒙古国国号、定都哈刺和林两事与元太祖称帝在时间上并无任何瓜葛。

（三）己巳（1209）之际建号说

欧阳玄撰《高昌偰氏家传》详细记述高昌回鹘偰氏家族发展史，在比俚伽帖穆尔事蹟中提到“大蒙古国”之名号：

 

比俚伽，生而敏慧，年十六袭国相、答刺罕。时西契丹方强，威制高昌，命太师僧少监来围其国，咨睢用权，奢淫自奉。王患之，谋于比俚伽，曰：“计将安出？”比俚伽对曰：“能杀少监，挈吾众归大蒙古国，彼且震骇矣。”遂率众围少监，少监避兵于楼，升楼斩之，掷首楼下，以功加号“比俚杰忽底”，进授明别吉，妻号“赫思迭林”。[16]

 

这段史文亦见于《元史·岳璘帖穆尔传》，[17]但都没有明确纪年。按，《圣武亲征录》己巳（1209）年春云“畏吾儿国王亦都护闻上威名，遂杀契丹所置监国少监，欲求议和”；[18]又《元史·太祖纪》太祖四年己巳春云“畏吾儿国来归”；[19]波斯文献《史集》详细敍述畏兀儿部的归顺及成吉思汗对其君主亦都护的恩赐，亦系此事于己巳年春（即伊斯兰教曆605年8月的蛇年）。以上三部文献相互印证，毫无疑问，上述《高昌偰氏家传》所记比俚伽帖穆尔“挈吾众归大蒙古国”之事同样也发生在己巳年。[20]有学者据此指出，比俚伽帖穆尔既然言及“大蒙古国”，说明此时该国号已经行用。[21]

但是，论者却偏偏忽略了十分关键的《高昌偰氏家传》撰文年代问题。我们都知道，此文作者欧阳玄，系延右二年（1315）进士，致和元年（1328），迁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22]其所撰《高昌偰氏家传》虽未交待书写时间，然据该“家传”记述偰氏后裔善著“登泰定丁卯（1327）第”，[23]说明这份作品创作完成不得早于此时，那麽所谓“大蒙古国”者，不过是欧阳玄对彼时漠北蒙古政权的一种追称而已，怎可据此论定己巳年之前就已採用这个国号了呢！

综上所述，关于大蒙古国建号时间的己酉说、丙寅说、己巳说这三种观点，其所依据的文献史料皆不可信据，自然漏洞颇多。照此看来，“大蒙古国”国号的创建年代依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三  论辛未建号“大蒙古国”说

 

种种迹象表明，铁木真首先即皇帝位于斡难河之源，尔后很久才建立国号曰“大蒙古国”，其创立之确切时间却由于史料匮乏而成为一个谜团，迄今为止学者们做出的各种推测都很难令人信服。

幸运的是，笔者意外发现《至正金陵新志》中有一条史料与“大蒙古国”建号时间密切相关。该书《金陵表》分列“天时”、“地域”、“官守”三栏，其中“天时”栏之嘉定四年辛未（1211）条记述说“大朝建号”，[24]其指称对象很值得做一番深入探究。

按上述《金陵表》可细分为“世表”和“年表”两类，即“起隋开皇己酉至周显德己未为《世表》，宋建隆庚申至德右乙亥为《年表》”。[25]这份《金陵年表》中同时附载北方蒙古政权发生的重要史事，分见丙寅年“大元太祖皇帝即位”、辛未年“大朝建号”、壬申年“大元兵围燕京”、乙亥年“大元破燕京”、壬午年“大元兵自回鹘灭西夏”等等，[26]那麽“大朝建号”一事即与蒙古政权有关。据萧启庆先生考证，蒙元文献中屡见“大朝”一辞，专指大蒙古国，此名乃是蒙古文国号Yeke Mongγol Ulus的简译。[27]有学者则持不同意见，古泉学家宣愚公（哲）注意到有很多中原政权皆自谓“大朝”，此号显然是一种泛称；[28]贾敬颜先生针对萧氏蒙元“大朝”国号说提出质疑，明确指出“大朝本意乃圣朝、本朝，示尊敬也”。[29]此外，1976年，北京房山县北郑村的一座辽塔塔基中出土一块辽代纪年砖，上面有墨书云“大蕃天显岁次戊戌五月拾三日己未”。[30]刘浦江教授解释说，此辽太宗天显年号前的“大蕃”一名应是燕地汉人对辽朝的尊称，意若蒙元前期的“大朝”，而非正式国号。[31]看来“大朝”并非是特有之国号，《至正金陵新志》所见之“大朝”显然是至正时期编修者对蒙元政权的一种尊称，此“大朝建号”一语殆指辛未年蒙古政权建号“大蒙古国”？

所幸元代佛教史典籍《佛祖历代通载》中也有与上述“大朝建号”相类似的记载。该书将历代帝王即位、改元、崩殂列于年首，其中亦涉及蒙元太祖一朝的史料：乙丑条“太祖应天启运圣武皇帝是年征西夏，明年，大会于斡难河，建九游之白旗，共上尊号曰成吉思皇帝”；辛未条“大蒙古国号始建”；壬申条“大元兵至燕京”；壬午条“大兵自回鹘征西夏”；丁亥条“太祖以丙戌春至西夏，一岁尽克其城，是年七月廿七灭夏。上年六十矣”。[32]经笔者初步梳理，《至正金陵新志》和《佛祖历代通载》两书中记述的元太祖朝史事互有重合，知前者“大朝建号”即指后者“大蒙古国号始建”，事在辛未岁。

不过严格说来，《至正金陵新志》无非是一部地方志文献，而《佛祖历代通载》则属于佛教史籍，两者所载辛未建号“大蒙古国”说是否可信呢？这就必须说清他们的史源问题。首先，上文列举丙寅、壬申、乙亥三条纪事，与《元史·太祖纪》太祖元年丙寅条、七年壬申正月条、十年乙亥五月庚申条、十七年壬午条亦正相合。[33]其次，按《佛祖历代通载》丁亥有云“太祖以丙戌春至西夏，一岁尽克其城，是年七月廿七灭夏，上年六十矣”，然《元史·太祖纪》太祖二十二年丁亥七月己丑却称“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寿六十六”，[34]由此看来，关于成吉思汗寿年及死地的史文，两书歧异明显，[35]但《佛祖历代通载》之说也绝非凭空捏造。因为据《圣武亲征录》记载：“丙戌春，至西夏，一岁间尽克其城，时上年六十矣。丁亥，灭其国还。”[36]此文与上述《佛祖历代通载》内容完全一致。综上所见，《至正金陵新志》及《佛祖历代通载》所记太祖事蹟既有与《元史》相同者，也有相异者，有些史文则与《圣武亲征录》雷同。我们都知道，明初洪武间纂修《元史》，其帝纪部分取资于尚存的十三朝《实录》，因此《太祖纪》应与大德七年（1303）十月告竣的《太祖实录》两相对应；[37]另外《圣武亲征录》大概成书于元世祖时期，应该是太祖、太宗两朝《实录》的稿本。[38]进一步从史源角度分析比较，《至正金陵新志》和《佛祖历代通载》的上述内容极有可能抄自与《太祖实录》有关的原始宫廷档案。

且看《至正金陵新志》和《佛祖历代通载》的成书情况。首先，《至正金陵新志》作为一部官修方志，系由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御史中丞董守简、都事索元岱等人监修，“至正三年五月初十日到局修纂，十月望成书”。[39]该书卷首具列修志时所引用的古今书目达100馀种，稍微与蒙元太祖朝历史有关的文献却只有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一书，[40]上文《金陵年表》所引太祖事蹟显然与此书无涉，当另有来源。据记载，董守简与供职于国史院且参加编修实录的翰林直学士欧阳玄素有交往，[41]像这种情况，他完全有可能从中获得一些与蒙古史有关的原始资料。其次，至正四年（1344）三月，觉岸撰《华亭梅屋常禅师本传通载序》敍述《佛祖历代通载》成书之经过：“至治癸亥夏，尝驿召至京师缮写金字佛经，……由以动司马撰书之志，出入翰相之门讨论坟典。”[42]此“翰相”盖指翰林学士，其中，翰林直学士兼国史院编修官虞集即与该书作者念常保持著学术交游，[43]通过这种渠道便有可能打探到一些坊间罕闻的成吉思汗开国事蹟。

综上所述，至正间成书的《至正金陵新志》和《佛祖历代通载》择要列举的成吉思汗即位、征伐、建号及崩殂诸事，显然与《圣武亲征录》、《元史》有著共同史源，即指《太祖实录》及稿本，或是相关档案。当然两书作者并非亲自摘抄实录，而是可能通过国史院的翰林学士这一媒介辗转获得，从而编入其书之中。这在元朝时期不乏其例，至正初年，陈桱著有一部编年体史书《通鉴续编》，该书卷19开喜二年丙寅条“蒙古太祖皇帝即位于斡难河”至卷21宝庆三年丁亥条“蒙古太祖皇帝崩于六盘”，[44]其间记述太祖事蹟甚详，表明其史源有可能就是大德七年《太祖实录》。在与该书作者陈桱交往的官员中，历任翰林院修撰、翰林待制及翰林直学士的周伯琦最有可能提供相关资料，是因为身负特殊的职位使周氏有机会一度读到元廷所藏的实录。[45]儘管蒙元十三朝实录一直深藏于宫廷，以及鲜有文献提到它有节钞本在元末民间流传，但《至正金陵新志》、《佛祖历代通载》及《通鉴续编》所载蒙古史料无疑与《太祖实录》具有史源关系。

上述《至正金陵新志》和《佛祖历代通载》所叙元太祖之史事若果真出自《太祖实录》及相关文献，那麽，两书辛未条“大朝建号”及“大蒙古国号始建”亦应如此，确可信据。此外，上述辛未建号“大蒙古国”一事不仅有元朝文献为证，此说亦征见于宋朝文献。按《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述金源时期蒙古之勃兴云：

 

方金人盛时，岁时入贡，金人置东北招讨使以统隶之。卫王既立，忒没贞始叛，自称成吉思皇帝，山东、两河皆为所践而不能有也。……蒙人既侵金国，得契丹、汉儿妇女而妻妾之，自是生子不全类蒙人，渐有火食。至是鞑靼乃自号“大蒙古国”，边吏因以蒙鞑称之。[46]

 

按文中“蒙人既侵金国”，即指《金史·卫绍王纪》大安三年（1211）四月“我大元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来征”，[47]及《元史·太祖纪》太祖六年辛未二月“帝自将南伐，败金将定薛于野狐岭，取大水泺、丰利等县”。[48]意谓鞑靼自号“大蒙古国”始创于辛未年。另外，《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也有一条与此同源的记载，嘉定四年（1211）辛未六月丁亥“余嵘使虏不至而复”条之目文云：“至是鞑靼乃自号‘大蒙古国’，边吏因以蒙鞑称之。”[49]这里还有一部敍述南宋理、度两朝政要的《古今纪要逸编》也记载说：“至我嘉定四年，鞑靼始并其（蒙古国）名，号称大蒙古国。”[50]以上三种宋朝文献无疑为辛未建号“大蒙古国”说增添了有力的旁证。

总之，蒙元和宋朝两方文献都可以证明，成吉思汗于辛未年建号“大蒙古国”。而这一年确实不那麽寻常，据《圣武亲征录》称，是年“上始誓众南征”，[51]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蒙古伐金之开端。关于此举的重要意义：首先，论者曾指出，金朝屡次征讨蒙古草原，试图降服各部落使其成为藩属，但在征服过程中含有民族仇杀色彩，以致《蒙鞑备录》有这样的说法：“（金世宗）乃下令，极于穷荒，岀兵剿之，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谓之减丁。”[52]因此，蒙古这次南征动因之一或与复仇之举动有关。[53]其次，从战略角度观察，成吉思汗已经统一蒙古高原，若此次讨伐金朝成功，便可尽占黄河以北的广大中原地区，由此打破“金源氏堑山为界，以限南北”之疆域格局，[54]从而为日后灭亡南宋、建立元朝打下坚实的基础。[55]

辛未年南征之至关重要，除上述论及到的两点外，庚辰（1220）年，耶律楚材扈驾西征西域，途中所上《西征庚午元曆》则利用星象之学从天命授受的角度阐释其重大意义：“臣愚以为中元岁在庚午，天启辰衷，决志南伐，辛未之春，天兵南渡，不五年而天下略定，此天授也，非人力所能及也。”[56]《元史·曆志》引《庚午元曆》序亦云“国兵南伐，而天下略定”。[57]所谓“天下略定”，是指太祖十二年（1217）丁丑八月木华黎“建行省于云、燕，以图中原”，[58]亦即“太祖即以全燕开大藩府，制临中夏”。[59]耶律楚材这番言论稍晚于伐金十年，非常明确地将此举视为“天授”，无疑是当时政治家抱有的一种真实态度。

综上所述，纵观北族王朝政治史，将族称发展成为所建政权国号是一个颇为常见的现象，如“大突厥”、“大契丹”等，但据文献所见它们最初用于外交场合，按《隋书·突厥传》沙钵略遣使致书曰：“辰年九月十日，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致书大隋皇帝。”[60]及《旧五代史·晋高祖纪》载有辽太宗册立石敬唐为大晋皇帝册文，起首云“维天显九年，岁次丙申，十一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大契丹皇帝若曰”。[61]那麽，我们可以根据上述情况解释认为，1200年前后，成吉思汗逐步统一蒙古高原，1206年建立蒙古汗国，把东起呼伦贝尔草原，西迄阿尔泰山区的广大土地上的“毡帐裡的百姓”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标志著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蒙古”从而成为草原各个部落的统称，[62]但此时尚未建立正式国号，中原政权以及后世文献习惯尊称其为“大朝”，直到1211年蒙古伐金，这个历来受金朝节制，完全处于宗属地位的新兴政权才开始採用“大蒙古国”国号，是想通过建国号的政治手段赋予自己与金朝相平等的国家地位，进一步向金源宣战。也就是说，“大蒙古国”与“大突厥”、“大契丹”一样，是由族称变为国家政权名称，最初适用于外交场合。

 

原文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1期。

注释

[1]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六《乌台笔补·建国号事状》，四部丛刊本，叶9A。

[2]赵拱《蒙鞑备录》“国号年号”条，王国维校注本，见《王国维全集》第一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页339。

[3] A.Mostaert and F.W.Cleaves,Trois Documents Mongols des ArchivesSecrètes Vatican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5, 1952, pp.485-491。

[4]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二九“元史”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页651。

[5]参见金浩东《蒙古帝国与“大元”》，姚大力主编《清华元史》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页5。

[6]参见周良霄、顾菊英《元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108。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版，上册，页76。陈得芝《关于元朝的国号、年代与疆域问题》，《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页5—7。

[7]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原刊《汉学研究》第3卷第1期，1985年6月；后收入氏著《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上册，页72。

[8]本段史料汉语译文及拉丁文转写分见乌兰《〈蒙古源流〉研究》，渖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页150，568—569。

[9]谢再善《关于哈刺契丹蒙古人色尚及元朝国号来历问题》，《光明日报》1956年4月26日史学版。

[10]乌兰《〈蒙古源流〉研究》，页192—193注释53。

[11]参见贺希格陶克陶《“五色四夷”考》，《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页48—53。乌兰《〈蒙古源流〉研究》，页197。希都日古《17世纪蒙古编年史与蒙古文文书档案研究》，渖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页111—113。

[12]释大闻、幻轮编著《释鉴稽古略续集》卷一《元》，明崇祯刻本，叶1A。

[13]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上册，页72。

[14]《元史》卷一《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页25。

[15]《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页1382。

[16]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一一《高昌偰氏家传》，四部丛刊本，页5B。按“威制高昌”之“制”字，原作“料”，今据《元史·岳璘帖穆尔传》改。

[17]《元史》卷一二四《岳璘帖穆尔传》，页3049—3050。

[18]贾敬颜《圣武亲征录斠本》（未刊稿），1980年油印本，叶252。

[19]《元史》卷一《太祖纪》，页14。

[20]参见萧启庆《蒙元时代高昌偰氏的仕官与汉化》，原刊台北史语所编《中国近代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88年；后收入氏著《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下册，页714。

[21]见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上册，页72。

[22]关于欧阳玄之履历详见《元史》卷一八二《欧阳玄传》，页4196—4197。

[23]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一一《高昌偰氏家传》，四部丛刊本，叶12B。

[24]张铉编修《至正金陵新志》卷三中之下，庆路儒学溧水州学元刻本，叶98 B。

[25]张铉编修《至正金陵新志》卷三中之中，叶1A。

[26]张铉编修《至正金陵新志》卷三中之下，叶96A、98A、98B、100B。

[27]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上册，页71。

[28]宣愚公《大朝通宝续考》，《古泉学》第1卷第2期，1936年9月，页11—15。

[29]贾敬颜《称“大朝”》，见氏著《民族历史文化萃要》，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页62—63。

[30]齐心、刘精义《北京市房山县北郑村辽塔清理记》，《考古》1980年第2期，页55及图版玖。

[31]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原刊《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后收入氏著《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硏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页51。

[32]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大元》，《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至正七年刻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77册，页413下栏—页415上栏。

[33]《元史》卷一《太祖纪》，页13—22。

[34]《元史》卷一《太祖纪》，页25。

[35]成吉思汗寿年问题尚有争议，一说为六十岁，一说为六十六岁。参见周清澍《成吉思汗生年考》，原刊《文史》1962年第1辑；后收入氏著《元蒙史札》，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411—428。

[36]贾敬颜《圣武亲征录斠本》，页221。

[37]《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页455。参见陈高华《〈元史〉纂修考》，原刊《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后收入氏著《陈高华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页469—490。

[38]参见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序》，见《王国维全集》卷一一，页409—411。亦邻真著、乌云毕力格、宝音德力根译《莫那察山与〈金册〉》（原文为蒙古文），《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页23—24。

[39]张铉编修《至正金陵新志》卷首《抄录修志文移》，叶5B—6A。

[40]张铉编修《至正金陵新志》卷首《新旧志引用古今书目》，叶11B—12B。

[41]参见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一六《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光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圭斋先生欧阳公行状》，叶11B。

[42]见《佛祖历代通载》卷首《华亭梅屋常禅师本传通载序》，大正藏本，叶3。

[43]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首《佛祖历代通载序》，此序文系虞集写作于至正元年六月十一日，叶3B—4A。

[44]见陈桱《通鉴续编》卷一九，叶7A至卷二一，叶12A，元刻本。

[45]参见黄时鉴《〈通鉴续编〉蒙古史料考》，原刊《文史》第33辑，1990年；后收入氏著《黄时鉴文集（Ⅰ）》，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页136—137。

[46]李心传著、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鞑靼款塞（蒙国本末）》，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页848—849。

[47]《金史》卷一三《卫绍王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页293。

[48]《元史》卷一《太祖纪》，页15。

[49]汝企和点校《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二《宁宗皇帝》，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页230。

[50]黄震《古今纪要逸编》“宋理宗”条，知不足斋丛书本，叶5A。

[51]贾敬颜《圣武亲征录斠本》，叶162。

[52]赵拱《蒙鞑备录》“征伐”条，王国维校注本，见《王国维全集》第一一卷，页351。

[53]参见舒振邦《成吉思汗南征的性质和作用》，《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0年7月，页151—164。宝音德力根《成吉思汗建国前的金与蒙古诸部》，《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页58—61。

[54]《元史》卷一一八《阿刺兀思剔吉忽里传》，页2923。

[55]参见舒振邦《成吉思汗南征的性质和作用》，页151—164。

[56]耶律楚材著、谢方点校《湛然居士文集》卷八《进征西庚午元曆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页186。

[57]《元史》卷五二《曆志一》，页1119。

[58]《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页2932。

[59]马祖常《马石田文集》卷一〇《大兴府学孔子庙碑》，《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6册，页631。

[60]《隋书》卷八四《突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页1868。

[61]《旧五代史》卷七五《晋高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页986。

[62]参见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原刊《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后收入氏著《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387—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