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将星录宋元:种师道生平略纪 善察形势，沉毅有谋。初以荫补官，历熙州推官、原州通判、提举秦凤常平。因被诬入元佑党籍，罢废近十年◇起为忠州刺史、泾原都钤辖、知怀德军。政和六年(1116)，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知渭州。宣和元年(1119)初，奉徽宗命率军修筑席苇平城(后改为静夏城，今甘肃平凉境)，城未就而夏军骤至，乃列阵葫芦河(今宁夏清水河)畔，佯欲决战，暗遣军出夏军后，扬言宋援军至，乘其犹疑之机，前后夹击，大败夏军。六月，再破夏军于藏底城(今陕西志丹北)，升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四年，从童贯攻辽，因建议被拒，兵败雄州(今河北雄县)。六年，建议联辽抗金，遭拒被劾致仕。次年十月，金军大举攻宋，起为京畿、河北制置使。 靖康耻的前夕 靖康元年(1126)正月，率1.5万兵救援东京(今河南开封)，进至洛阳，闻金军已临城下，遂虚张声势，沿路张榜，号称百万，张旗击鼓而进。金军不知虚实，移师增垒自卫。至京，授同知枢密院事、京畿两河宣抚使。因反对割地议和，建议乘金军回师时半渡而击，被钦宗罢为中太一宫使。不久复为河北、河东宣抚使，出屯滑州(今滑县东)。八月，金军复大举攻宋，请钦宗暂避长安(今西安)，朝廷召其还朝。 靖康元年（1126年）十月七十六岁的种师道病卒，生前曾出四次关键建议： 第一次是二月初姚平仲夜劫金营失败，种师道建议再次出兵劫营，或者每夜发兵几千人袭扰敌人，可以成功，宋钦宗不用； 第二次是完颜斡离不退兵，种师道建议乘金军半渡之际，发动奇袭，否则必为他日之患，宋钦宗也不用； 第三次是太原失守后，种师道急令调兵京城； 第四次是临终遗奏，建议皇帝退守关中，众臣建议良臣李纲、宗泽代守开封，宋钦宗不用。 在北宋立国一百六十年，养成一种浓重的重文轻武风气，一时国中无大将可用。 种师道(1061—1126年)，字彝叔，祖先是洛阳人，后迁居到京兆府长安县豹林谷，是为长安人（今西安县）。种师道原名建中，因为避讳宋徽宗建中靖国的年号，改名为师极，后被徽宗御赐名为师道。种师道的从曾祖父就是宋初大隐士种放，种放兄种昭衍就是种师道的曾祖父，其祖父是种世衡，父亲为世衡第七子（八子为古、诊、谘、咏、谔、所、记、谊，此引自《宋朝事实类苑》卷56‘种世衡’条），名为种记。种世衡是北宋名将，算是种家世将的开山人物，种古、种诊、种谔也颇有战功，而种昭衍、种记等倒是并无显赫事迹。种师道年少时从大儒张载学习，大约是在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以荫补三班奉职而入仕（宋法，荫补入仕授实职最早是在二十岁时），他此时应该是在其伯父种谔手下从军效力。种谔在元丰四年五路进攻西夏的战役中，攻克了西夏的米脂城，种师道在此战役中立功，升为右殿直。之后他换为文阶官，先后出任成州、宁州、镇洮军的推官。元丰六年，种谔病死在知延州任上，他的一个幕僚徐勋却还屡次用其印写奏章推荐人当官，结果事发被审。徐勋供说这事种谔的儿子种朴也参与了，于是种师道跑到京师上书申诉说，种朴此时正处于服丧期，当然不会知道，弱要处罚种朴，则只会让西夏人高兴，结果神宗赦免了种朴。随后，种师道出任熙州（属于熙河路）推官。当时在熙河路地区，最棘手和紧迫的工作就是籴买粮草，于是就派种师道处理此事。种师道扫除积弊，买卖公平，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正好在同谷县有猾吏，在其诉讼田地时，逮捕了七十多人，拖了二年也不结案，于是上级就又派种师道代理同谷县令。种师道到任之后，翻阅了一天案宗，发现实际这小吏诉讼的只有他的母亲和兄长，跟别人无关。于是种师道把那个小吏叫来，诘问道：“你起讼你母亲和兄长，这没问题，但也不能长期骚扰乡里呀！”于是那小吏叩头服罪。同谷县百姓大悦，纷纷为种师道绘像祈福（号称如此）。其后，种师道改右宣教郎，出知邠州新平县。绍圣元年，哲宗亲政，一改元佑年间对西夏妥协的政策，转向强硬。章楶出任泾原路经略使，种师道也任泾原路经略司主管机宜文字，回到了前线（章是在元佑末就上任了，而师道史无记载具体时间，应是在此时间左右）。元符元年（1098）十一月，种师道随从章楶手下将领郭成与折可适，在没烟峡与西夏激战，获胜。郭、折二将乘胜深入，以万骑异道并进，在咸泊口俘虏了西夏六路统军嵬名阿埋、西寿监军昧勒都逋等及三千部众，并牛羊十多万。章楶派种师道入京献俘于宣德门，入贺紫宸殿，亲自向哲宗皇帝奏功。此次胜利，不仅是宋军少见的攻击型胜利，而且还攻取了大片战略要冲，战后，宋在此修筑设置了临羌、天都等寨以及西安州，种师道也因筑城而得到嘉奖（见《宋大诏令集》344页‘泾原路修筑大（应为“天”）都临羌寨西安州种建中已下转官制’）。此战之后，宋夏军事形势转好，宋转入战略进攻阶段，而西夏则被迫求和。此后，种师道累迁至朝散郎，通判原州。又由于“召对承旨”，被超擢为朝奉大夫、秦凤路提举常平。哲宗皇帝在元符三年死了，徽宗继位。徽宗初年，时局多变。开始，徽宗让旧党的左相韩宗彦调研各路免役法与差役法的优劣，种师道上书多指免役法不便。但是时局很快就有了180度的大传变，新党的蔡京又回到了中枢，政策完全翻了个儿，种师道自然倒了霉。他又被从文阶换成了武阶的庄宅使，知德顺军。到了崇宁元年（1102），政局更加紧张，有人又告发说师道诋毁先政，结果师道被罢官，入了元佑党籍（不过我查的元佑党籍名单中没有种师道，不知这二者哪个有误），坐废近十年。大观末年，宋朝又有图谋伐辽、夏之意，于是重新启用种师道，“以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泾原都钤辖知怀德军”（见《宋史》本传，怀德军即平夏城，于大观二年六月改。注意这里的武功大夫，即原皇城使，比庄宅使要高几阶，都钤辖也大致可算本路第二武将，所以说还是升了不少）。政和元年（1111）（另一说是在大观三年），夏遣使焦彦坚至宋泾原路（怀德军就是其边界州军）与宋谈判画境，以为某地某地是西夏故土，焦彦坚说了半天，种师道则徐言道：“如言故地，当以汉、唐为正，则君家疆土益蹙矣。”。种回答得如此强硬，显然与元佑时的退让政策极不相同，也倒反映了宋夏之间当时的势力升降以及两国人的心态变化。此时，宋徽宗等对开疆拓土十分热衷，但种师道并不主张妄战，他对徽宗说：“先为不可胜，来则应之。妄动生事，非计也”。于是虽然徽宗又给种师道升为了右武大夫的官阶，但他还是自请奉祠，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半隐退了。但是没多久，政和二年，朝廷还是又把他召入京中以备顾问。恰好宦官大将童贯此时打算命令内陆诸路的弓箭手无偿去前线备战，然后指这是召募而来的，以向皇帝证明他经营得方，毫不扰民。宋徽宗虽然好大喜功，但对此也不太放心，于是招来种师道咨询，师道答道：“臣恐勤远之功未立，而近扰之患先及矣。”。徽宗听后，觉得种师道说话实在，而且说得有道理，于是特赐袭衣、金带，亲自任命为提举秦凤弓箭手（很驳了童贯的面子）。当时西北五路皆置提举（弓箭手）官，徽宗特别对种师道表扬道：“卿，吾所亲擢也。”。童贯听了很不高兴，于是不久，种师道只能又知趣地“自请”宫祠了。 政和四年（1114），种师道再次出山，出任泾原路兵马都钤辖兼知西安州。政和五年，他组织修筑了威川、飞泉两寨。 西夏入侵定边军，修筑了佛口城。六年，种师道率军攻城。大军进至城下，缺乏饮水。师道毕竟是文武皆通，指着一山的西麓说：“这一定有水。”让工匠挖掘，果然水盈满谷。这让西夏人也惊呼为神奇。由于种师道在西边颇有治绩，以及皇帝也很赏识，所以他的官阶升迁也很顺利。先是升为左武大夫、康州防御使，再升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洺州防御使、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兼知渭州（这是泾原路的最高官员了）。政和六年，种师道应诏帅陕西、河东等七路兵马，共十万之众进攻东线战场的臧底河城，朝廷期以十日内必须攻克。六月，大军兵临城下，随即便不分昼夜地发起猛攻，但夏军守备十分牢固（这也是为何前一年宋军刘仲武等攻此城大败的原因），宋军不利，有些懈怠，乃至有一稗将竟坐在胡**上督战，师道立斩此人，陈尸于军门，并下令：“如果今天攻不下城来，就与此人是一个下场！”。诸军股栗，奋力攻城，当日城即告攻破，仅仅八日而已。徽宗得到捷书后大喜，晋升种师道为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应道军承宣使，还御赐了不少钱物。政和八年四月（十一月改元重和元年，1118），种师道奉诏节制诸路兵士到席苇平，重新修筑在政和六年十一月曾被西夏攻破毁坏的靖夏城。当宋军正在修筑时，西夏大军突然杀到，占据葫芦河壁岸的有利地形，伺机而动。种师道则不慌不忙，指挥若定，列阵于河滩，做出一副正面决战的架势，同时暗中派遣偏将曲克、赵朴等径出横岭，派人大喊汉兵来了。夏军正在惊慌疑虑中时，种师道已经派杨可世带军悄然绕到西夏军的后面，而姚平仲责则率精骑正面出击。两面夹击下，夏军大溃，宋军斩首五千级，缴获骆驼、牛、马万计，夏军主将阿山兆精仅以身免。这一仗，不仅城寨修筑成功，而且打了一个大胜仗。不过西夏也不甘示弱，不久再次派兵攻陷了靖夏城。因为防地失守，种师道于次年（宣和元年）被降授陇州防御使。宣和元年（lll9），宋夏战争大规模升级，双方都投入了重兵。夏军集主力于西线，三月在统安城全歼宋大将刘法所部。但在东线，四月，童贯统宋军主力，出萧关向西夏兴、灵腹地方向出击。虽然同征的大将刘仲武、刘延庆的班秩都比种师道高，但还是以种师道为都统制。大军出动后，西夏不战而放弃了永和、割踏两要城。宋军一直推进到鸣沙也没有遭遇西夏主力，遂退兵（大约还是由于粮草餽运不济所致）。战后的六月十七日，种师道因此而建节——拜为保静军节度使（见《宋大诏令集》379页‘种师道保静军节度使制’）。随即，师道以年老衰病为由，请求隐退，宋徽宗御笔挽留。宣和二年，宋、金缔结“海上盟约”，联合伐辽。 宣和四年四月，在剿灭掉方腊起义后，由童贯出任伐辽主帅，统兵十万北攻盘踞在燕京的北辽耶律淳小朝廷（此时辽天祚帝逃往夹山，与燕京等地失去了联系，于是辽燕京的官僚们拥立耶律淳为帝，是为北辽政权）。种师道也被派到河北前线，参予军事。童贯指派师道统领诸将出击，而师道以为这不仅背约（宋辽间的盟约）无信，而且师出无名，实乃趁火打劫，难以成功。知雄州和诜却说，根据他十年来对辽的情报侦察，燕人早就心向王朝，大军一到，一定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还是童贯拿出徽宗御笔，这才平息了争论。童贯考虑到种师道在西军中威望甚高，所以仍然任命其为都统制，主管东路军。在投书耶律淳迫降无效后，宣布要“吊民伐罪”，出兵北伐。宋军进入辽境后，这才发现辽国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局面根本就没有出现，反而遭遇到了军容甚整的辽军，辽人大骂宋人背约，凭什么侵略我国。实际上，辽国经过长期发展，包括大多数汉人在内，已经自命为华夏，他们对于宋辽关系，无非是认为南北朝罢了，谁正统还另说了，所以他们大多数对于宋军北征燕云，观感实与历代南北战争相类，这与宋人相信的是要拯救燕云汉人于夷狄治下的观念，实际是有很大的距离的，所以出现这种情形实际也不奇怪。但是对于宋军来说，这种错觉，却使得自己认为辽人心涣散，辽军也是不堪一击的，这种轻敌的思想让宋军吃了大苦头。宋军越过边界后，分兵两路，种师道率东路军攻白沟之辽军，辛兴宗统西路军攻范村（今河北涿县西南）。很快在五月二十六日，东路军前军统制杨可世就在兰甸沟，被辽军耶律大石击败，继而二十九日在白沟和诜又败，敌军大队追至，不巧此时又忽起大风雨雹，宋军自相践踏，死伤无数。种师道面对可能全败的局面，则令人持一大棒督军（《宋史》文“自防”甚荒唐，哪有大战能让几人持棒就能自卫的，与下文的不致大败更是不着调），整肃队列，这才没有发生全军覆灭的惨败。次日，辛兴宗的西路军也在范村被辽将萧干打败。种师道只得下令撤回雄州。辽军又乘胜追击于雄州城下，童贯让辛企宗率西军精锐胜捷兵再战，但还是一触即溃。（《三朝北盟会编》卷7）北辽随后派使者王介儒入城谈判，言道：“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恶也。舍此不图，而欲射一时之利，弃百年之好，结豺狼之邻，基他日之祸，谓为得计可乎？使不获巳而罢岁币，故所愿也；或使归其侵疆，亦云从也。唯是救灾恤邻，古今通义，望谅察焉。 ”辽使一通话，说得义正严辞，童贯无以反驳，只得把辽使请出去。种师道早就认为不应如此鲁莽伐辽，于是表示应该答应辽国的请求，就此罢兵。童贯自然不听，对师道也很为不满，并还想把战败的责任推给师道，于是密劾师道“天性好杀，临阵肩舆，助贼为谋，以沮圣意”。童贯权高势大，于是六月三日种师道被罢都统制，押赴枢密院接受审查，枢密院长官郑居中劝他服个软算了，但师道还是坚持己见。丞相王黼（他是北复燕云的决策者之一）闻之大怒，把种师道贬为右卫将军，致仕。宣和七年（1125），种师道再被启用为宪州刺史、知环州，他的弟弟种师中知环州有十二年（这么长的任期，实在很少见，或许有误），官声很好，所以百姓对师道的上任也很欢迎，他们自相约束，而师道也清净自处，无为而治，上下相得。旋即，师道再次请求退休回乡，颐养天年。获允，遂以保静军节度使致仕。但是宣和七年实乃多事之秋，局势很快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宋金双方的不断摩擦中，金朝逐渐摸清了宋朝外强中干的底，把宋定为了下一个攻掠的目标。此年十月，金太宗正式下诏攻宋，金军兵分两路大举进攻。国危思良将，在王庶、和诜等人的推荐下（这个和诜就是征辽的那个，他人品还是不错的，不因以前意见分歧而嫉贤妒能，在上书中对师道极力褒扬），宋廷决定让种师道再次出山。宋廷于“（十一月）庚寅（二十一日），以保静军节度使种师道为河东、河北路制置使”（《宋史》本纪二十二），并被授权可自主征调兵粮。种师道此时正在家乡钟南山豹林谷乡居，虽然他此时已经年老多病，但还是闻命后立即出山，筹划组织军队，出征东行。种师道在路上正好碰到姚平仲，姚率领骑兵三千、步兵一千，刚好从燕山府（燕山府即燕京）戍守后，回归陕西本路，师道随即征调了姚平仲军，合兵七千，与之一起东行勤王。不过种师道此次在判断形势上，犯了一个错误，他没料到金军来势如此之猛，前线的战局恶化如此之快（金军在十二月就陷燕山府，围太原），更没想到金军随即就迅速南下，直指汴梁。所以在行军时，拘于兵法的常规，日行三十里。这在后来看，显然是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如果他们能早到汴梁半月，形势将会大不一样，金军行动应不会那么大胆，宋廷也可能不会那么狼狈。（此据《三朝北盟会编》卷30）面对危局，宋徽宗吓破了胆，于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禅位给皇太子赵桓，自己很快就南逃了。宋钦宗即位后，立刻派开封少尹田灏中以及亲信宦官裴谊等到种师道处催促快行，以解燃眉之急。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种师道率泾原、秦凤军到达洛阳，听说金军完颜斡离不部已经兵临东京城下了（由此可知种师道大致是在正月八、九日到达洛阳的，因为金军是在七日攻到东京城下），于是有人向师道建言道：“金贼气势正盛，而我军兵力不足，主动进攻是难以取胜的，不如暂时屯兵汜水，等四方勤王之师汇齐，再图全胜。”师道回答道：“如果我们区区几千兵马徘徊不进的话，那就会自己暴露兵力不足而无力争锋，这是自取失败之道。敌军孤军深入，他们还害怕的就是我方援军的来到。假如我们大张旗鼓地径直前去，他们哪会知道我们的虚实！我们即使有一骑到达汴梁城，京师的士气就会大振，还用怕什么金虏吗？”于是种师道立刻派遣二十精骑先行，一路沿途揭榜，宣称他带来了百万西兵，大造声势，予金军以震撼，予开封内的军民以信心。正月二十日，种师道军直抵汴梁城下，故意在金营附近扎寨，金军不知种军底细，遂改变部署，主力向北收缩，屯守开封西北的牟驼冈。宋钦宗听闻种师道率军赶到，非常高兴，特意派尚书右丞李纲出安上门迎接，以示优奖。而李邦彦却不明大势，拿出钦宗在与金议和时下的手敕做根据，说言战者将被治罪，结果被师道嘲讽了一番。当晚，种师道与诸宰执一同被钦宗召见，钦宗问策，师道答道：“女真不知兵，使其知兵，岂有孤军深入人境，而能善其归乎？”，他分析道：“开封城城池高大坚固，储粮、军械也多，只要坚守以待其他勤王军到来，则金人很快就会陷入困境。虽然现在讲和了，金银之类姑且可以给之，如其还不退兵，那就与之战。而且三镇绝不可割，因为其中的保州是宣祖（宋太祖的祖父）陵寝所在。”（以上引自《三朝北盟会编》卷30）。钦宗说可是现在已经签下城下之盟，不好改悔了（在师道勤王军赶到之前，金军已经数次攻城，被李纲等率军击退，随即金军转而诱和牟利，钦宗屈服，割地赔款纳质。）。师道见皇帝如此怯懦，又深知宋朝武将不能议政的家法，也只能说道“臣以军旅之事事陛下，余非所敢知也”。此时毕竟军情紧急，钦宗还是当即任命种师道为同知枢密院事，京畿、河北、河东宣抚使，统领四方勤王兵及亲征行营司前后军（亲征行营司为京师抗金时，团结城中马步军四万人临时组建的，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李纲主之），并予肩舆入朝免拜之殊礼，姚平仲也被任命为（宣抚司）都统制（《宋史》本纪第二十三）。第二天，金使王汭入见钦宗，望见种师道在侧，颇有敬畏，不敢再如以前那样狂妄无礼了，钦宗也颇为自得，信心得以增强。自从金军渡河围城后，东京诸门尽闭，城内薪菜短缺。师道以为此乃过于惊慌，没有必要，于是请开启开封城的西、南门，让百姓出入如常。金人有游骑擅过宋军偏将马忠部防区的，马忠斩其六人。 金人来诉，师道付以界旗，让金人自我约束，不能越界，摄于种师道的威名，后来金人果然没有敢越界生事的了。种师道还派骁勇之士潜出城，俘虏了三名金军，问之金军的内情，得知金军已经粮食短缺，士兵只能食黑豆而已，果如师道先前的估计。经过种师道的一番整治，京师军民、百官人心始安。种师道等勤王军进入京师后，宋金间的军力差距显然是缩小了，更重要的是人们的心理发生了变化，自信心提高了。在此之前，在大臣中，诸如李纲一类主张坚决抵抗的是少数，其他大多数主张妥协避让，或者摇摆不定。随着种师道等的到来，大部分人又倾向于武力反击，即使是象李邦彦一类最软弱的，也不敢多言，甚至随声附和。宋钦宗性格较弱，不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遇事优柔寡断，经常朝令夕改。此时他也受舆论的影响，同时也不甘心于背负丧权辱国的恶名，于是又转而倾向于强硬，“赫然有用兵之意”（《三朝北盟会编》卷30）。随着诸勤王军的到来或者即将到来，以及金人的跋扈贪婪，上下大都转向于希望用武力解决问题，于是不久就发生了姚平仲夜劫金寨事件。正月二十七日，钦宗在福宁殿召集李邦彦、李纲、吴敏、种师道、姚平仲、折彦质等文武大员，讨论对金用兵事宜。李纲上奏，“金人兵张大其势,然得其实数不过六万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杂种,其精兵不过三万人,吾勤王之师集城下者二十余万,固已数倍之矣。虏以孤军入重地,正犹虎豹自投槛阱中,当以计取之,不可与角一旦之力。为今之策,莫若扼河津,绝饷道,禁钞掠,分兵以复畿甸诸邑,俟彼游骑出则击之,以重兵临贼营,坚璧勿战,如周亚夫所以困七国者,俟其刍粮乏、人马疲,然后以将帅檄取誓书,须还三镇,纵其归,半渡而后击之,此必胜之计也。”，钦宗对此意见十分同意，其他人，即使是李邦彦也表示赞同（《三朝北盟会编》卷32，引李纲的《靖康传信录》）。钦宗接着问应该何时用兵，种师道认为应该在七、八天之后，那时熙河姚古、秦凤种师中率领的勤王大军就能赶到，合力进攻，胜算较大。钦宗以为这个时间太缓，不太满意，但最后还是勉强同意了，把总攻的时间定为了二月六日。姚平仲看出了钦宗本意是急欲成功，于是在此次会议后钦宗对他单独接见时，又献上速战策。实际上他也有自己的私心，因为种氏、姚氏都是陕西的将门世家，平时两家子弟各不相下。如果二月六日由种师道主持战役，打败金军的话，那么功劳自然归于种师道。而他本人由于此前不为童贯赏识，一直郁郁不得志，所以他很想建立奇功，在功名上一举压倒种氏，于是提出了提前夜劫金寨的计划。钦宗对此计划，十分赞赏，对姚平仲许以成功后高官厚禄的承诺。钦宗在一再催促种师道速战不成的情况下（一日遣五使），把原属种师道的指挥开封城外诸军之权，移交给了姚平仲。二月一日，宋钦宗亲自下令，姚平仲率精兵万人夜劫城西北牟驼冈的金军营寨，由于行事孟浪，这将要劫寨的消息早在元月二十八日就在开封城内传开了，几乎人人皆知，这自然会被金人侦知，结果偷袭变成了被偷袭，宋军遭到金军伏击，大败，大将杨可胜也被俘而死，姚平仲则畏罪潜逃（《会编》卷33，引自《中兴遗史》）。钦宗和姚平仲的冒险政策以失败而告终，于是形势再为一变。金军斡离不遣使来责宋方背约不信（此时宋廷尚没有公开废约，此战失败，就更不敢提了），要求交出他们认为的罪魁祸首李纲和姚平仲（《会编》卷33）；而宋方则陷入无比尴尬的境地，钦宗以他的个性，不敢也不能承认这主要是他的责任，只能找替罪羊，于二日把李纲罢免。原来的李邦彦等主和派，一下子找到了理由，大力攻击李纲和种师道。二日晚，诸宰执集议，李邦彦主张不得再提对金用兵，师道则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此时应该出其不意，再劫之，他人都不能从。三日，种师道也被罢免了宣抚使之职。（《会编》卷33，247页）皇帝与大多数大臣如此软弱，激起了开封军民的极大愤怒。二月五日，太学诸生陈东等及都民数万人伏阙上书，要求罢斥李邦彦等一干奸臣，重新启用李纲、种师道，反对割地等的和议。人情汹汹，杀内侍，殴击李邦彦，百姓的愤怒无法阻挡。钦宗害怕激起民变，于是宣诏恢复李纲和种师道的职务。军民或有不信，于是“师道乘车而来，众褰廉视之，曰：‘果我公也。’相率声喏而散”（《宋史·种师道传》），可见公道自在人心呀。虽然姚平仲劫寨战败，但由于宋朝四方勤王之师奔赴开封的越来越多，而金军的形势却越来越不利，所以斡离不也不待宋廷应允的条件完全兑现，就于二月九日率军北还了。金军撤退，种师道主张趁其渡河时，主动出击，否则异日必为后患。（《会编》卷36，引《遗史》）钦宗和李邦彦等惊魂还未定，自然不予采纳。二月十五日，宋钦宗认为种师道年老难用，把他罢为中太一宫使的闲职，五日一到都堂议事，实则是让其退休。时任御史中丞的许翰为之力辩，认为师道“智虑未衰，尚可用”，于是钦宗于十六日加种师道的官阶为太尉，换节镇洮军，出任河北、河东宣抚使，屯滑州，实则无兵可统（《宋史·种师道传》）。种师道又上书请合山东、陕西、京畿之兵屯守青、沧、卫、孟、滑州等地，以防金兵卷土重来。钦宗和宰执们则认为金军已经满载而归来，应不会再来，如此劳师，费用太大，竟不能用，以至于后来宋朝再次被金军长驱直入。 显然，虽然钦宗并没有罢免种师道，而且还崇以高位，但实际上已经认为师道不再堪用，所以之后的军事行动让师道实际参与。三月壬午，宋廷“诏金人叛盟深入……又诏种师道、姚古、种师中往援三镇，保塞陵寝所在，誓当固守。”（《宋史》本纪第二十三），正式宣布不再承认前约，拒绝割地。姚古援太原，种师中援中山、河间，而种师道实际并没有领兵出征，只是借其威望，列名而已，实际主持前线指挥的是姚古和种师中。五月间，战局大坏。姚古兵败盘陀，种师中则在榆次军溃身死，太原危急，举朝震动。钦宗想让种师道出征，但执政耿南仲等人排挤李纲，故意推荐不擅军事的李纲出任援太原军的主帅，正在焦头烂额之际的宋钦宗，立即召回种师道，命李纲代替，于六月三日出任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出援太原（《会编》卷48）。不久李纲兵败，钦宗又被迫于八月四日复命种师道以宣抚使巡边，召李纲还。此时种师道已经病得很厉害了，实在是很难上阵了，但还是勉力赴任，行至郑州，一度病危，在病情稍有起色后，坚持着到达河阳，接替在那里的李纲。几乎在此同时，金太宗以宋废除割地和议为名，再次命斡离不、粘罕分率东西路军大举侵宋。九月三日，粘罕率军攻陷重镇太原，王禀战死，张孝纯被俘。种师道在河阳时，金使王汭从此路过，师道见其态度甚倨傲，知道此次金军南下绝非一般，又见宋军节节败退，认为现在局势极其不利，于是上奏利害于朝，他说，既然上次金军能得金币安然而归，此次前来一定会倾其国全力，锋芒不可当，与上次全然不同。朝廷既然没有用他集大兵屯守青、沧、卫、孟、滑州等地，以防金兵重来的计划，那么现在京师外围无备，皇帝留在京师很危险，请撤离开封，“驾幸长安，以避其锋”，守御战斗之事，应该留给将帅们处理（《会编》卷60）。但是由于当时宋廷中复杂的矛盾，以及大臣何栗的反对（《宋史·唐恪传》），此策没被采纳，于是终于在后来开封被攻破后，不管皇帝还是臣民被一网打尽，留下靖康耻的千古遗恨。在此期间，种师道为同知枢密院事的身份，还做过一项重要的部署，他“以檄召南道总管司勤王师十四万八千，陕西制置司团练兵十二万，各起发，于京城外下寨。制置使钱盖、南道总管张叔夜统兵赴阙” （《会编》卷65），但唐恪、耿南仲等主张讲和、割让三镇，对同知枢密院事聂昌说，现在民困财乏，哪里有钱在京师养数十万兵啊？而且让金人知到我们如此部署，又如何讲和呢？聂昌以为是，于是又下令改变了种师道的部署，让陕西、南道军停止进京。结果等到京师再次被围，十分危急时，只有张叔夜在仓促间率兵一万三千人得以入城，而本来张叔夜在京西、湖北是要筹兵十五万入卫的（《会编》卷65）。显然，若按种师道的部署，在开封城被围之前，让较多的勤王之师能从容地在开封部署，城防形势自然会很不一样，结果种师道这个正确的主张再次被宋廷愚蠢地放弃了。十月二日，种师道病情再度加剧，被召还京师，钦宗派御医疗治（《会编》卷57）。十月二十九日，种师道在开封家中病逝，享年七十六岁（虚岁）。钦宗亲临祭奠，恸哭辍朝等等如是，并赠开府仪同三司。但礼尊而策不用，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于事无补而已。种师道死后，朝中宰执中再无懂军事的了，所以后来发生荒诞可笑的郭京六甲神兵事件（这是在何栗、孙傅这些宰执大员们的主持推动的！如此蠢事，在我国历史上也很少见），大概也非偶然。开封城破之后，金人入城，索求李纲、吴敏、种师道、刘韐等他们认为能称得上敌手的人。此时种师道已死，于是找来了师道的侄子种洌，宗干的谋主韩昉对种洌说：“以前我在雄州曾见过你伯父，若用其言，一定不会有现在的局面。现在你们都知道种师道是个忠义之人了吧。”众人皆叹。后来种洌护种师道的灵柩西归时，在路上碰到强盗，强盗听说是种师道的灵柩，都下拜致奠，并且反赠金钱以致意，其得人心如此建炎元年六月十五日，种师道灵柩归葬于万年县神禾原。（应是种氏的家族墓地）种师道妻尹氏，二子，浩、溪。种浩官迪功郎，种溪为阁门祗候，皆死于师道之前。孙彦崇、彦崧，彦崇死于兵，而彦崧则早夭。在绍兴年间，朝廷令其侄子种浤奉祀。纵观种师道一生的事迹，可知种师道虽然文武皆干过，但主要还是武为主，并以此闻名于世。种师道生长都在陕西，而且他在伐辽之前为官也一直在陕西，可以认为他的军事经验都是从宋夏战争中得出的。宋夏战争的特点是重视山地战、城寨攻防战，种师道在这方面是颇为精通的，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军功和声望，不过他对于平原野战并不熟悉，对于辽金以骑兵快速突进为主的战法也认识不足，所以在对辽、对金战争中都犯了一些错误（虽然这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远非仅是军事指挥的问题）。另外，种师道与北宋的武将一样，基本是本能地回避政治问题，虽然有时也稍有异议，但最后总是以自己的退让了结。这虽是当时政治的游戏规则，但在北宋靖康年间的危局下，这或许有些过于拘泥。若能对文臣们（不管是主战，还是主和的）的一些明显有悖于军事常识的策略，反驳再坚持些，或许局面不会象后来那样窝囊和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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