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兵工厂的护厂斗争

　　位于重庆江北区的第21兵工厂,是旧中国最大的轻武器制造工厂。现今的重庆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就是在原第21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重庆解放前夕,第21兵工厂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护厂斗争,在川东地下党组织的指导和厂长俞濯之的带领下,依靠全厂职工的智慧和勇敢,这个厂终于基本完好地从国民党反动军警和特务的破坏活动中保存下来,交到新生的人民政权手中。 论文网 http://www./5/view-1856421.htm
　　
　　说起第21兵工厂,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被誉为“兵工战线的国宝、功臣和民族英雄”的第21兵工厂厂长李承干。
　　第21兵工厂原名南京金陵兵工厂。1927年李承干进入南京金陵兵工厂,1931年升任厂长,对这个在清王朝和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经营了60多年但日渐衰败的中国最老的兵工企业,率先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使工厂呈现勃勃生机,成为旧中国兵器工业骨干生产基地。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承干奉命率领全厂三千余名职工,克服重重困难,只用了短短三个半月的时间,不仅完成了向大后方重庆江北的迁厂任务,而且还在新址复工生产,赶制出第一批武器弹药,支援前方将士杀敌抗战,创造了以最快速度迁厂复工的奇迹,在抗战大后方传为佳话。
　　此后不久,工厂更名为第21兵工厂。1938年春开始,先后接管与并入了原汉阳兵工厂步枪厂、第20兵工厂轻机关枪厂、重庆武器修理所、第11兵工厂在重庆铜罐驿隧道中的厂房与设备、第40兵工厂等,还在云南昆明附近建立了安宁分厂,在四川兴文县袁家洞构筑了准备应付敌机轰炸的岩洞厂房。这样,第21兵工厂便成为拥有重机枪、轻机枪、步枪、迫击炮、重迫击炮、炮弹、工具、机器、动力、药厂、修枪等11个分厂,员工达到14300余人的中国抗战时期最大的兵工企业,有力地支持了全国抗日将士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抗战胜利后,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李承干决定挑选一位可靠的接班人,以不让这个在艰难困苦中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兵工厂毁于不肖之徒的手中。他选中的新任厂长就是自己的主要助手――第21兵工厂主任秘书俞濯之。俞濯之,1933年7月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机械制造系,当即受聘为英国一家特殊钢具厂工程师,后赴上海信昌机电公司工作,待遇不菲。因钦佩李承干廉洁奉公、锐意革新的精神,仰慕他领导下的金陵兵工厂那一群不图名利、一心为公的创业者,便写了一封自荐信,到南京进了金陵兵工厂。经过接触,李承干对这位比自己年轻20岁的兵工界晚辈完全信任。俞濯之从青年时代起接受进步思想,对于“目前处于内战时期,由自己来接任,那就成了一个造武器打共产党的厂长了”的情况有所顾虑,经过李承干多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俞濯之最终被打动。
　　1947年3月,全厂数千职工在大操场举行欢送老厂长和欢迎新厂长大会。
　　
　　毁厂阴谋接二连三巧妙应对险渡难关 　　
　　解放前夕的重庆,经济崩溃,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得不到保障,各兵工厂也由于经费短缺,处于苦撑状态。随着国民党政权日益临近灭亡,军警、特务加紧了对兵工厂的破坏,企图在人民政权建立之前,对中国的一切工业基础,特别是兵器工业来一个彻底的大破坏。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兵工企业的破坏活动就进一步加紧了。1949年春,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魔掌一步步伸进了重庆地区的各兵工厂。第21兵工厂是旧中国最大的兵工厂,自然首当其冲。
　　以迁厂为幌子对国家兵器工业的重要设备开刀。1949年春,国民党当局下令把重庆兵工厂的主要设备迁往昆明,其目的是借搬迁之机将旧中国仅有的一点制造轻武器的精华设备全部毁掉。当时预定搬迁的有第20兵工厂造枪弹的设备,有第21兵工厂的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炮弹引信、热处理、发电等主要设备。并指定第21兵工厂成立搬迁筹备组,厂长俞濯之为筹备组负责人。为了保护国家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这些军工生产资源,俞濯之和主任秘书唐凤鸣、步枪厂主任董黻才、工具厂主任葛庭芝、热处理及炮弹厂主任吴世泽、电力厂主任周治同、鹅公岩分厂主任姚尔康,管辖轻枪厂和迫击炮厂、重枪厂的主任吴均惠等人商量对策,大家一致认为必须设法阻止这次搬迁。于是,他们与重庆其它兵工厂负责人一道,鼓起勇气与兵工署派来的顶头上司们展开激烈争辩,据理力争,指斥此搬迁方案的荒谬。
　　重庆和昆明之间只有一条狭窄的盘山公路,崎岖难行,险象环生。抗战期间,由于我国沿海运输线被日寇切断,21厂曾利用这条公路从越南海防运过一些物资,途中车翻人亡的惨祸不断发生。而今,当局又要凭这条公路载运上千吨重载,岂非儿戏?
　　所幸兵工署派来推动这项工作的王国璋为人正直,是一位爱国人士,又是工程技术人员,对此搬迁与俞濯之等有共同的认识。经与他协商,一致认为军令难违,只有给“上面”出难题,才能使这一“搬迁”方案停止。于是大家抓住国民党当时没有足够经费和运输工具等要害问题做文章,把运输吨位大大加码,从而加大了运输工具及其搬运费的需要量。这一办法果然灵验,后来把此方案交到兵工署署长兼兵工署重庆办事处主任杨继曾处,他便向其上司要钱、要车、要飞机,均无着落,他也认为这是件荒唐的事。这件急如星火把重庆兵工厂的主要设备迁往昆明的命令就这样告吹了,厂里的重要设备也就暂时有惊无险地保住了。
　　“迁厂”风波刚刚停息,“裁员”风波又起,国民党当局硬性规定兵工厂“裁减”一定数量工人。当时第21兵工厂有七八千职工,虽然兵工署已不能按时发给每月经费,但厂子像个贫穷大家庭,人人抱成一团,有饭大家吃,并不在乎是否多几百人。当局的阴谋是想让更多工人失业,同时借机煽风点火,引起工人强烈不满而爆发抗议和罢工等行动,中共地下组织就会出面来组织领导,这就为国民党军警宪特机构抓捕共产党人和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制造了机会。
　　“裁员”之事宣布后,工人们果然开始怠工和罢工斗争,党组织也适时提出“工厂就是我们工人的家”、“保住工厂就是保护我们的命根子”的口号鼓励群众。于是,特务便在厂里到处乱窜、抓人,还不时到厂长俞濯之那里问情况。俞濯之则反过来向特务们要工人的情况,说是要了解工人的动向。同时,他还特意对厂里的工务处长邵?和各厂主任讲,不要强迫工人开机器,不要激化矛盾,以免给稽查组制造抓人的借口。最后,厂里向被裁减的工人从优付给了遣散费,使“裁员”风波在厂里未出现什么意外。
　　接踵而至的是当局下令“销毁厂内档案资料”。偌大一个兵工厂,没有了档案资料,在管理上立即就会乱套。特别是武器生产的技术资料被销毁后,产品将难以继续生产,这个厂就没法办下去了。俞濯之暗中找主任秘书唐凤鸣、福利处长宋克谟、会计处长封祝和工务处长邵?等商量对策,研究了几次,最后决定采用“假烧”的办法来对付。他们分头以口头方式秘密通知各自管辖的部属,搜集各种废旧帐簿和有关公文资料待用。其中有两条禁令:一是绝对保密;二是不得混入正式单据和档案。正式的单据和档案都被妥善地隐藏了起来。当解放军即将进军到重庆之前,兵工署稽查处通知各兵工厂特务疏散其家属,俞濯之等厂内有关领导人就利用驻厂特务各自忙于疏散家属而暂时离厂之际,导演了一出“销毁档案”的“闹剧”。
　　销档的地址选在总大营门外嘉陵江边簸箕石水码头附近,此处对岸就是当时的国府路,国民党当局重要党政机关及军警宪特机构都在这一带,尤其正对面就是观音岩附近的兵工署重庆办事处,他们都可以看到“销毁现场”。“销毁档案”这天,嘉陵江边簸箕石附近浓烟滚滚,声势浩大,颇引各方关注。事后,沿江地带的友厂负责人纷纷以各种方式询问俞濯之:“你们烧了档案了?”“销毁档案”这档子事儿就这样对付过去了。

　　三大战役胜利后,大势已去的国民党只剩下退守台湾这条出路。于是,企图裹挟一大批兵工界技术人员到台湾,下令进行赴台技术人员登记工作。这件事在厂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扰乱了技术人员的心。厂长俞濯之只将“上峰”指示送各部门传阅。见过文件后,有人就问厂长“要不要登记?”俞濯之回答:“愿意去的,写上名字,不愿意去的,什么也不用写。”这种“中性”的回答,让特务分子抓不到任何“辫子”,却似乎能使对方明白其中的“暗示”――别把所谓“登记”当回事儿!其实厂里绝大多数技术人员早已作好了“以不变应万变”,一心一意迎接解放的打算。这次“登记”的结果,全厂数百名技术人员中仅有3人由于各种原因表态去台湾,而登记后也没人询问结果。
　　在社会动荡的情况下,保护好厂里的精密仪表等贵重设备和危险品是大家最关切的问题。收藏贵重仪表和设备的重点是工具厂。工具厂的许多精密的光学仪器、测试仪表和设备是刚从美国购进、也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必须重点保护。工具厂主任葛庭芝与可靠的人员利用厂区院子里放置的废旧回火炉,将精密仪表包装好放入其中,再用旧砖把炉门封死。吴世泽是炮弹厂和热处理部负责人,他把标准硬度计、标准样块和测试炮弹的仪器收藏起来了。发电厂主任周治同把山洞发电厂洞口用钢板焊成一道门,准备必要时再把这道钢板门焊死,使匪徒无法进入;同时又将正在安装的新电厂主要机件撤下来,藏入地沟中。至于存放在工厂中心地区的危险品,主要是成品炮弹和炸药(烈性白药),这是个巨大的安全隐患,一旦发生意外,将危及工厂中心区各部门的重要设备和职工与家属的安全,后果不堪设想。厂里决定,炮弹制成后立即送成品库,白药则由药厂主任金福昌负责利用试炮的机会,陆续将其运往离厂区数十里的靶场藏匿起来。这样,俞濯之等人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到了实处。
　　
　　护厂进入紧急阶段 地下党组织传来指示
　　
　　1949年10月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继取得渡江战役胜利后,陆续解放上海、杭州、武汉,湖南已宣布和平解放,国民政府宣布迁往重庆“办公”,兵工署署长杨继曾亦来重庆。来渝后,他召开过几次厂长会议,给人的感觉是“散伙”前的“善后”会,各次会上他基本未谈各兵工厂厂长的去留问题。可是兵工署的特务头子廖宗泽则大谈为了厂长们的安全必要时派专机把厂长们送去台湾,并叫嚣不能把工厂的重要物资留给共产党。俞濯之和其他兵工厂的厂长一道去见了杨继曾,请求“指明出路”。杨继曾离渝前答复道:“时局困难,大家要同舟共济,各兵工厂厂长责无旁贷地要管好自己的厂,不得有误,不得擅离职守。各厂生产的的武器弹药,没有兵工署调令,任何他人和其他单位不得索取。经费困难,我们尽最大努力筹划……”这些话给了厂长们很大支持。事后,他真的从广州用专机送来黄金、银元和钞票,使当时的兵工厂大大缓了一口气。在第21兵工厂,不论职员还是工人,也不论职位高低,每人一律发给银元3元。后来工人们把这三块银元说成是“救命钱”。俞濯之告诉职工,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用,因为这是兵工署最后一次给厂里发的经费,何时再发,无法估计。如果长时间不能解放,大家的生活必然要发生问题。
　　此时,护厂斗争已进入最紧急阶段。
　　到11月下旬,虽然蒋介石到重庆指挥国民党残余势力作困兽之斗,却无法阻挡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胜利进军的步伐,重庆市区已经能够听到解放的炮声。这时,狗急跳墙的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实施破坏重庆各兵工厂、发电厂和大屠杀的罪恶计划。11月28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强行派遣交警总队接替兵工厂内的警务,加派特务进驻各兵工厂,并下令各工厂停工,以便进行爆炸工厂和屠杀职工的部署。从这天起,反动军警荷枪实弹守候在第21兵工厂各条道路两边,用枪口和刺刀对准进出车间的职工。与此同时,他们将装有“TNT”炸药的木箱堆放在重枪厂、步枪厂和工具厂各车间墙外及厂内一些防空洞口,整个厂区弥漫着恐怖气氛。
　　这段时期,俞濯之收到哥哥在南京解放后托好友带来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讲了人民政权留用旧政权人员的情况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的内容,从而了解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城市的政策。此外,老厂长李承干从北平给俞濯之寄来一封信,谈及北平将召开政协会议、解放军是仁义之师等内容,嘱咐他当下须“好自为之”。而此时,地下党派来的同志也与俞濯之接上了头,俞濯之护厂的决心更加坚定。
　　早在1948年8月,川东临委接到钱瑛同志关于“保存力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指示后,就开始布置党员开展护厂护校的斗争。1949年9月,川东特委接到进一步的指示后,全力开展了迎接解放、保护城市的工作,并于11月初成立了由王尧弼、刘家彝、黄友尚组成的护厂领导小组。10月,中共重庆地下组织负责人卢光特与第21兵工厂的地下党员赖宗瑜在临江门见了一面,研究决定由赖宗瑜专门做俞濯之的工作。
　　11月26日,赖宗瑜来到了俞濯之的家。还在俞濯之担任铜罐驿办事处主任时,赖宗瑜作为厂里的职工就与俞濯之认识并有一般交往。他明确表示是代表地下党组织来的。赖宗瑜还对俞濯之说,组织上很了解他,对他评价很高,只要他留下来保护好工厂,一定保障他的人身安全和现有地位。俞濯之直截了当地说:“我决定留下来,这是大势所趋,我留下来就是要把厂保护好。”俞濯之还希望重庆解放后,解放军尽快进驻第21兵工厂,以保证工厂的安全。以后赖又几次到俞家,商谈如何对付稽查组长易泽敷、给护厂人员发枪等问题,交代了必要时俞濯之与中共地下党同志约会的地点与方法。为防不测,赖宗瑜还告诉俞濯之紧急时刻两个暂避的地方:一个是技工学校,一个是厂外雨花村王白光家。
　　为了对付可能出现的最坏局面,俞濯之和唐凤鸣、宋克谟、封祝、邵?研究决定,启用抗战时期厂里对付日本飞机空袭的防护团,通过防护团组织广大职工护厂。这与中共地下组织的意见是一致的。俞濯之还用秘密串联的方式建立了一个十来人的护厂指挥核心。此后,第21兵工厂中共地下组织的成员多次与俞濯之联系,形成了一个护厂核心团队,为接下来的斗争作好了组织上的准备。
　　
　　半夜敲门俞濯之被控引爆药库狗特务逞凶
　　
　　随着重庆解放日子的临近,俞濯之估计可能出现短暂的政治真空状态,土匪特务们破坏工厂的行动将会变得很猖狂。为此,他十分担心厂里的金库有被抢劫的危险。于是他同护厂核心成员商讨,决定将金库里大约一千多两金条,分别由唐凤鸣、邵?、封祝、周治同、陈霓和他共六人,每人分管黄金200两。余下的数百两黄金和按每人三元平均分配给职工后剩下的部分银元,以及一些钞票仍存于金库,准备作下次发放工资之用。出纳课长杨孝绩把俞濯之等六人分管的黄金按金条上的号码制成清单各两份,一份由出纳课保存,一份交保管人收藏,将来凭此清单清点交回。至于各人如何保存,则由自己处理,他人不过问。同时约定,严加保密,万一走漏风声,有护财丧命的危险。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六人保管的黄金解放后都丝毫无损地交到人民手中。
　　这件事情刚刚办妥,意料之外的事情就发生了。
　　11月29日凌晨4时前后,一阵电话铃声惊醒了俞濯之,有人在电话中说:“工厂已被军警包围,高地架了机枪,嘉陵江已被封锁,稽查组的易泽敷和其他六七个武装人员向你家的方向走去了,你要注意。”不久果然有人打门,来人都持短枪,进到屋里,一个为首的军官扬言是奉命来保护工厂的。言毕取出盖有行政院长阎锡山和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印章的几张纸片晃了晃说:“你们厂警卫不可靠,须于6时撤出,由我们接防。”事出突然,俞濯之一时难以想出对付的办法,预感这是破坏工厂的前奏。

　　因为交通封锁,第21兵工厂地下党组织和上级的联系中断。党组织派往21厂领导护厂斗争的人员,也因反动派封江,无法去到江北,一切都只能靠在厂人员随机应变。
　　21厂警卫队人员绝大部分是从南京金陵厂来的,堪称是工厂的子弟兵,他们爱厂如家,怎愿撤出交防呢?兵工署稽查处特务头子曾多次想把工厂警卫队调走,换成交警队的人(交警队是特务武装),但在前后两任厂警卫队大队长宋克谟和吴隆汉的周旋下,均未能得逞。这一次,俞濯之则采取拖延战术与特务周旋。
　　他首先提出厂区辽阔,上百个岗哨很分散,单是集合也要几个小时,6时交防不可能。然后又提出要大队长下令才能集合队伍。稽查组的易泽敷四处打电话找大队长,半天也未找到。到7、8点钟时,大队副李瑞文来了,还未等俞濯之开口,特务头子就急不可耐地说:“快集合队伍马上撤出厂区。”李瑞文看看俞濯之后对他们说:“难啦!这大厂区,把队伍集合起来,至少要半天,还要等大队长下令。”特务头子一听,又要急着找大队长,对李瑞文说:“你下令也可以,快集合队伍撤出厂区。”李瑞文说:“我立即就去找大队长。”但去后再也没消息。不久,厂内传出枪声,特务头子大惊失色,他的参谋和易泽敷解释说:“是步枪厂试靶。”特务头子故作镇静说:“怎么工厂还在上班?”于是话题又转到停工,要工人与家属撤出厂区……从换防扯到停工,又扯到工人和家属撤离厂区,时间过去了好几个小时,特务们毫无所获。
　　中午11点多,俞濯之为摆脱被特务控制在家的不利处境,提出去办公室商量。特务们开始不同意,但俞濯之的夫人卧病在床,去办公室商量合情合理,最终不得不同意。在去办公室的厂区路上,六七个特务把俞濯之夹在中间,经过工人食堂前,正好工人去食堂吃饭,见此情景,就有人高声嚷嚷:“厂长怎么被押起走?”特务们更惊慌了。到了总厂办公室,俞濯之有意不谈工作,提出吃午饭,利用吩咐庶务课课长潘继民准备午饭的机会,暗中嘱咐他注意动向。当特务们吃着蛋炒饭、喝着蛋汤时,听到了远处传来的炮声,特务头子刚开始还“镇静”地说,“没事儿,委员长亲自指挥,万无一失。”但午饭后,他就坐卧不安,要求俞濯之派船送他过江,说是要“过去看看”。俞濯之找来管船的成品库长石克新,故意高声说:“派船送这位长官去临江门。”特务们一听这话,就乱了阵脚,有人要跟他去,剩下的人也下了楼。俞濯之在特务们慌乱中告诉石克新,赶快把所有船只调往安全地带。特务们走后,总厂办公楼上就只有俞濯之一人,他怕这中间有计,便在楼上各处走动,观察周围动静。见到总厂大门前的警卫仍未撤走,院子里几个老工人在向他招手,并发现赖宗瑜在总厂办公室大院竹林里向他打手势,俞濯之才慢慢向楼下走。赖宗瑜对俞濯之说监视特务需要手枪,俞濯之马上写了小纸条给他,叫他找石克新办理。然后,俞濯之去总厂大门和后门看到警卫都在岗上,直到此时,才算从特务们的控制中得到了解脱。
　　随后,俞濯之去了重枪厂、步枪厂,然后到了厂办的宁和中学,嘱咐工人把学校大门关好,听从指挥。随即又从竹篱笆墙洞口钻到自己家,对老伴和孩子说:“你们都不要出去。我走后有人问,就说没有回来。”他从家里出来,穿过大操场,经机器厂到了技工学校。这里有几百名学生和教师,是护厂的重要力量。教导主任蒋智周为了防止特务再次挟持俞濯之,便把他安置在校内一个不起眼的存煤的小屋栖身,煤堆上有一张草席,可供休息。蒋智周则随时把外面的情况告诉他。晚上九时过后,蒋智周气喘吁吁跑来说:“坏了!保管刘家台大板桥药库钥匙的老工人被特务抓到了,可能要炸药库。”这时俞濯之再也坐不住了,出了小煤库,叫蒋智周尽快派学生通知刘家台火药库附近的职工和老乡们,赶快疏散到山后以防不测。但已经来不及了……不久,一道亮光冲天而起,一声巨响震撼山城。霎时间天摇地动,江水翻滚,重庆江北刘家台等几条街的房屋顷刻倒塌,同时又遭到被炸碎的山石掩埋,许多家庭惨遭毁灭,就连溃逃至刘家台一带的国民党部队也遭到灭顶之灾。这就是重庆解放前夜,国民党匪特引爆第21兵工厂火药库所制造的弥天大罪。
　　与此同时,国民党特务也向第21兵工厂厂区各要害部门伸出毒手,重枪厂是重要目标之一,但那里的工人早已严密设防。还在好几天以前,工人们就自动组织了护厂队,筑成三道人墙,从厂大门口起,层层守护,绝不允许匪特进厂接近放置炸药的地区。特务匪徒面对工人的坚强防线,无计可施,在解放军进军重庆的密集炮火声中慌了神,各顾各自谋出路去了。重枪厂就这样被工人构筑的铜墙铁壁保护了下来。护厂队的工人一连几天都没回家,家属十分担心,解放军进厂后,他们才安心回家与家人团聚。
　　11月29日的步枪厂,两道大门紧闭。这天下午5时许,负责后厂门传达室值班的余兴发师傅,没吃晚饭就走出莫干村的家门。家里人关切地问:“今天厂里停工了,你还到哪里去?”余师傅说:“今晚该我值班,兵荒马乱的,我不放心,提前到厂里去。”他叫开了步枪厂大门,此时天色已暗。他顺路走进食堂,大师傅们已经下班,见厨房里还有饭菜,于是舀了一些填饱肚子,还喝了几口白酒,这才到靠近大操场后厂门的传达室坐定。9点多钟刘家台大板桥火药库被引爆后,一伙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来到步枪厂后门,一边急速地拍打大铁门,一边嚷嚷着快开门让他们进厂。余师傅一听这架势,断定来者不善,仗着几分酒气,用他那浓重的汉阳口音大骂特务。伴着枪炮声,匪特们心神不宁,而步枪厂后门左侧的一条通向红土地的石板路上,不时有国民党溃兵由此逃离重庆,更让这帮反动军警不敢久缠,喧闹了一阵也逃之夭夭。他们准备进厂安放炸药实施爆炸的罪恶图谋未能得逞,步枪厂逃过一劫。
　　修枪厂守厂门的万东康师傅那天早早紧闭了厂门,坚决不准匪特闯入,他与企图进厂的匪特相持甚久,当匪特费劲地砸开厂门后,他又拒绝帮敌人搬运炸药,以致被打成重伤。此时匪特们慑于解放军进攻的枪炮声越来越近,不敢久留,未来得及安装引信就各自逃命去了,修枪厂也幸免于难。
　　由于得不到厂里各部门的信息,俞濯之显得心急火燎。晚上11时许,他便和技校的吴健安及一工人走出校门,到厂区查看。只见到处是炸药,大操场一带更是险象环生。而他最挂心的地方之一是新建的发电厂。来到发电厂,见厂房仍然屹立,心中暗喜,于是迈步进去看看是否被放了炸药。刚移开围墙入口处横放着的一扇木门,只见一只小猪在那里拱动,猪身上有一条电线伸入厂房内。三人不约而同地惊呼:“不好!”立即跑出十几米远,卧倒在一处地沟中,霎时间,只听一声巨响,瓦砾纷飞,打落在他们身上,新电厂这栋厂房顿时成了一堆废墟。他们抖掉身上的灰土石块,望着成为废墟的电厂,心里非常难过。厂里的工人巡逻队也闻声前来救援,他们又回到了技校。此时已是1949年11月30日凌晨。
　　
　　烈性炸药威胁全厂排除险情工人当先
　　
　　11月30日上午,人民解放军尚未进驻工厂,厂区此时尚处于政治真空状态,为了保护工厂安全,防止国民党散兵游勇捣乱破坏,俞濯之与步枪厂主任董黻才商量,发出近百只步枪给工人护厂。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特务挟持下被迫离开厂区的原工厂警卫队,在厂区附近的瓦店子坟场一带利用有利地形与敌特周旋一夜后,即派人来联系,要求回厂守卫。俞濯之要他们脱下军服,换上工作服,马上回厂。换上工作装,表示是工人自卫队,而不是军队。在解放军进驻厂区之前,这批换穿工作服的警卫队全副武装站岗放哨,与工人护厂队相互配合,使厂区安全得到了进一步保证。这批警卫队员在解放军进入工厂后,立即交出枪支和防区。凡愿留者欢迎,愿返乡者,发给回乡费和耕地。
　　当时厂区到处堆放着炸药箱,险情尚未排除,俞濯之忧心忡忡。他找来搞炸药的工程人员对炸药箱进行检查,但看不出什么问题。虽然已经知道有的厂区内特务未能进入安装引信,但一些TNT药箱的封条已被触动过,有可能放入定时引爆物。经过多次商量,仍找不到妥善的处理办法。但如果不对这些炸药箱赶快处理,一旦爆炸,必将造成巨大损失。职工及家属此时为安全计大都进入防空洞不敢回家。情况紧急!
　　护厂核心团队经过商量认为,险情必须尽快排除。考虑再三,认为只有将炸药箱投入嘉陵江中比较稳妥。此时许多人都集中在步枪厂现场,由步枪厂主任董黻才牵头组织搬运炸药。老工人吴坤山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率先搬起一个炸药箱。此举带动了在场的其他护厂工人,大家齐心合力扛起炸药箱奔向江边,放入木船,然后将木船推入江心,把炸药箱投江水中……这样,特务在厂内放置的600多箱炸药被清除了,安全的隐患没有了,职工们欢快地回了家。至此,第21兵工厂除刘家台大板桥火药库被炸毁、新发电厂与工具厂遭到部分毁损外,俞濯之和全厂职工历时数月的护厂斗争胜利结束了。
　　12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厂区,全厂数万职工和家属欢天喜地迎接亲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响彻全厂。工人们自发地写出欢呼解放的标语:“久旱盼甘露,被压迫的工人盼解放!”大操场上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军民联欢营火晚会,人民子弟兵与得到解放的职工尽情欢乐,成为工厂前所未有的盛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首任进驻第21兵工厂的军代表熊杰到任后,厂长俞濯之与熊杰同志交接了工作。第21兵工厂在重庆解放后不久成为新中国国营第456厂,俞濯之被任命为第一任厂长。
　　
　　后记:我作为原第21兵工厂一个普通工人的孩子,在厂里长大,读了小学、中学,生活到21岁才离开,并亲见了1949年11月29日刘家台火药库爆炸后现场的惨状。60年来,我始终忘不了抗战时期父辈们艰苦奋斗的岁月,重庆解放前夕第21兵工厂全厂员工同心同德护卫工厂的情景,以及为护厂进行英勇斗争的工人、职员、厂长和其他行政管理及技术人员。我们应该记住他们。
　　
　　(作者退休前系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师,从事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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