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的东西方

陶瓷的东西方

THE EAST AND WEST OF CERAMICS

英国考古学家惠勒说：“10世纪以后的坦葛尼喀地下埋藏的历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那么，陶瓷对人类的贡献是什么？从欧洲的巧克力具到威尼斯的青花瓷墙裙，从茶具的薄到咖啡具的厚，温度对口感的重要性被瓷器表达得一丝不苟，它不仅是盛装食物的器具以及可以欣赏的艺术品，更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时尚。

七国纷争，天下归秦，秦赢政一改活人殉葬制，取而代之的是成千上万个兵马陶俑，把那些本该杀掉的俘虏解救出来，这是陶对人类除实用外最大的贡献。

《最后的晚餐》中，耶稣所用的餐具经詹嘉考证为制作粗劣的铅釉陶，或许当时的意大利民众正在使用的餐具就是铅釉陶，而达·芬奇把它记录在自己的画中，那应该是15世纪末。

对比中国的一幅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上所绘的餐具，却是上好的青白瓷，这件五代南唐时期的画作较《最后的晚餐》早了500年。

人类的艺术与人类文明的进程往往紧密相联，《最后的晚餐》中的铅釉陶盘、《马哥斯僧朝拜圣婴耶稣》里献给耶稣和圣母的青花茶盅、《群神宴》中作为“圣器”的三只景德镇瓷钵都是当时所用器具的真实写照。

14—16世纪，景德镇瓷器在西方国家一度价抵黄金，大多数百姓都只可遥望而不可及，在画中更只是供神享用的器皿。中国的瓷器作为财富的象征与华衣美食相衬，以至于在阿姆斯特丹的拍卖会上，贵族们竟不敢用手去触摸，因为在他们眼里瓷器是如此神圣。

也许陶瓷在西方的神性就是这样产生的。

中国瓷器飘洋过海，外国的理念隔空而来，这是一种不需风的交流。

外贸通途之间的文化互渗

1557年，明嘉靖皇帝同意葡萄牙人定居澳门，正式拉开了欧洲与中国的贸易通途。

景德镇瓷器的大规模输入，始于葡萄牙东扩时期。据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记录，1602—1657年，订购华瓷达300万件，以景德镇瓷器为主。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是经官方同意，唯一能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公司。明清外销瓷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通过东印度公司流转，直到1844年鸦片战争后结束。

17世纪以前，外销瓷的造型装饰绝大部分是中国样式，17—18世纪，造型装饰主要是西洋样式，广泛影响欧洲国家的社会生活，进化了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

《青花耶稣受洗图餐盘》、《末底改胜利图餐盘》、《阿克琉斯浸礼图餐盘》、《堂·吉歌德及侍者图盘》、《荷兰船员定制盘》……仅从这些瓷器的名称我们就能窥见当时外销瓷的风格大样，以欧洲等外域绘画蓝本或木制模具为样，订制外销的瓷器，这或许是中国外销瓷后期的主要内容。中国的瓷器走出国门，到达西亚、欧洲及世界各国，外国人对瓷器从陌生到熟悉再到亲自参于景德镇外销瓷设计制作，这条路走了近200年。

阿克琉斯浸礼图餐盘（局部）

17—18世纪，随着亚欧间商业贸易的频繁，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需求达到顶峰，与香料、茶叶、丝绸相比，中国瓷器的贸易量相对少得多，却对人们的艺术文化、生活方式产生了更重要的影响。这种贸易也促进了欧洲制瓷业的发展，推动了中国与欧洲在瓷器装饰、工艺理念等方面的交流。

1851年，雨果在诗中描述景德镇青花瓷“在釉彩鲜艳的陶瓷中，绘着天真的象征——蓝花”。作为中国的独立发明，陶瓷艺术始终沿着自身的发展轨迹向前迈进。过去的数百年间，中国景德镇的瓷器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输出，所到之处无不震惊。

但是，中外文化交流始终是双向进行，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也同样通过各种途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陶瓷艺术。

“丝绸之路”的开辟，使世界历史上几个文明古国的文化渗透到汉文化中，尤其是融希腊、罗马、波斯、印度艺术为一体的“键陀罗式”佛教艺术，直接影响了魏晋南北朝以后的中国佛教艺术风格，也间接影响了中国的陶塑艺术。

从汉代张骞通西域到明初郑和七次下西洋，中国与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大片穆斯林地区之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十分频繁。由于海外贸易和人员的交往，各自的文化因素相互吸收与融合，伊斯兰文明之风吹进中国大地，最早且声名最大的影响莫过于苏麻离青的引进，这种源于西亚的钴料让中国瓷器上诞生了一抹风靡世界的蓝色。

明代正德九年（1514年），在葡萄牙航海家科尔沙的利率下，领欧洲第一艘海船抵达广州，此后二三百年间，法、英、德、俄、美等十几个国家的商船陆续来到中国。通过他们与官方、民间的广泛接触，进行频繁的贸易交往和文化交流，带来的欧美文明使陶瓷艺术在装饰形式、装饰风格和表现技法都有新突破。

清雍正、乾隆期间，外销瓷所带来的经济利益，驱使景德镇窑场竟相效仿西洋和东洋的装饰形式及风格，如唐英所说“仿西洋黄色、紫色器皿”、“仿西洋红色、绿色、乌金器皿”、“仿西洋珐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仿东洋抹金、抹银”等。这种仿制，使景德镇陶瓷在传统纹饰画法的基础上新添了不少具有异国情调并流传至今的装饰品种。

定制瓷

当欧洲商人将砝码压在景德镇陶瓷上，为了更好地迎合欧洲审美趣味，更送来他国画家在中国传授西洋画法，将外域纹饰植于中国的瓷器上，曾任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的年希尧就是意大利画家郎世宁的弟子。

在没有学会冶瓷技术之前、看腻中国风之后，欧洲及其他国家会用另一种方式，把能代表各自文明与时尚的画稿和设计样式通过商船带到景德镇，请这里的匠人定制他们想要的瓷器。由此产生了明清外销瓷历史上重要的两个瓷种：克拉克瓷与纹章瓷。

清光绪年制民窑外销咖啡具 

福建平和所产或称作“漳洲窑”、“汕头器”，却不能叫“克拉克瓷”，这一称谓仅限于景德镇生产的具有开光装饰特点的明清时期精细外销瓷。作为首次外销到欧洲的青花瓷，克拉克瓷大约在嘉靖后期始烧，持续百年。这类青花瓷器型以盘为主，少量碗、瓶、罐、盒等，盘、碗普遍为菱口，胎体细薄坚硬，开光装饰配以中国传统纹饰是其最显著的特点。

明万历年制克拉克瓷盘局部

这种开光的装饰效果最早也是来源于西亚，15、16世纪的阿拉伯地区，早期为西亚的中东、伊斯兰人生产，由葡萄牙人销往欧洲、中东、东南亚、西亚、美洲，乃至全世界。

曹建文工作室收藏了一件明万历年生产的克拉克瓷盘，盘面开光、绘画略显粗糙，底部粘沙。据介绍，这件克拉克瓷为低档产品，无论做工、画工都谈不上精细。作为民窑生产的瓷器，克拉克瓷没有受到官方的任何限制与阻碍，得以自由融合西方艺术手法与装饰纹样，形成样式大致相同。

瓷博会上的克拉克瓷

纹章瓷是与克拉克瓷类似的另一类定制瓷。奥地利、西班牙的宫廷画家设计的国王纹章，美国艺术家设计的纽约城纹章，俄国的双头鹰、法国的君子兰、荷兰的郁金香等国家徽章，都成为景德镇瓷工学习西洋画法的蓝本，在不断绘制异域风情的同时，也促进了陶瓷艺术的多样性发展。

中国陶瓷远销国外，直接影响各国的陶瓷工艺和瓷器风格，对欧洲人的生活与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外国陶艺受到中国陶瓷的启迪，形成各具特征的陶瓷艺术和陶瓷文化。法国路易十五时期的“洛可可”艺术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瓷博会上的克拉克瓷

中国瓷器的外销不仅影响了欧美大陆的生活文化，还助推了日韩等国冶瓷技术的发展。中国陶瓷和茶器传入日本，影响了日本的陶艺，催生了日本茶道，正如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岛健藏所说：“可以断言，如果不谈中国的影响，那么我们根本无法说明日本的传统工艺美术。”16世纪初在中国学习瓷器制造长达25年的五良大甫（中文名：吴祥瑞），回国后创烧的“伊万里”，17世纪中叶，仿造克拉克瓷的“芙蓉手”，以及最具日本民族风格的日本青花瓷“锅岛青花”和“蓝九谷”，这些都是中国瓷器传入日本后，当地人成功烧造出的青花瓷。

双向传播

从中国陶瓷的发展中可以看到，瓷器之所以在今天遍及世界，是中国制瓷技术不断传播的结果。这一传播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中国文化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始终是互相影响的。

中国陶瓷影响了日本的陶艺，日本陶瓷的发展也丰富了中国的陶瓷文化。15世纪后期，以灰为代表的天目和黑釉成为日本茶具的主要色彩。于是，作为日本茶具原产地的中国，各窑口纷纷采用灰釉和青釉制作瓷器，这仅仅是日本陶艺对中国陶瓷曾经的一次影响。

荷兰船员定制盘

自16世纪始，在欧洲文化的影响下，中国陶瓷的装饰风格和表现手法都发生变化。欧洲画家的素描和铜板画技法，被用于陶瓷绘画中并产生了新的突破。清康乾时期，以进口和自制的原料，结合西洋画法，烧制了精妙绝伦的珐琅彩瓷器。这种瓷器的成功烧制，即是欧洲文化与中国陶艺交流的结晶。

当工业文明进入中国以后，陶瓷由传统手工业结构分化出许多新的专业领域，陶瓷业不再是手工艺独霸天下，而是被分解成工业陶瓷、建筑陶瓷、日用陶瓷、艺术陶瓷、现代陶艺等。在陶瓷院校的引领和倡导下，现代陶艺的创作成为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发展中的热点。

虽然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陶瓷大国，曾在历史上引领世界陶瓷艺术的新潮流，但在新的工业化时代，现代日用瓷的设计理念和标准却来自西方；摒除实用、为艺术而艺术的现代陶艺在西方的发展也不过半个多世纪，但对中国陶艺界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青花“IHS”字母纹大盘

传统制瓷工艺的继承与创新是同步的，而景德镇与外国的交流融合也是同步的，除了原料配方、烧制工艺、窑炉结构一直沿用传统以外，世界性的制瓷技术也在不断创新，仅德国就发明了贴花、金水等工艺，清光绪后期“洋彩”（即“新彩”）也起源于17世纪的德国。

这些装饰材料和使用技法的引进，为解放后我国大批量生产日用陶瓷准备了条件，加速了陶瓷工艺美术向工业美术过渡的进程，并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陶瓷艺术风格和陶瓷美学的观念更新。

重要的是找到“核”

陶瓷虽是器物，却在某些方面进化了人类的文明，世界各国文化底蕴与生活方式的不同都会体现在其生产瓷器的质地、造型、装饰上，每一件瓷器都是凝固了的社会文化史。

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频繁，外来的画风、造型、理念都进入了中国艺术家创作的思维，他们在创作中或多或少吸取了外国艺术家或画派的影响，创作出具有时尚趣味的艺术陶瓷。景德镇的乐天集市、建国创意园、圣罗帝景陶艺街，类似这种植皮洋风的现代陶艺充斥的市场在景德镇并不乏见。其中很大一部分作品是陶瓷专业的学生所造，这些作品充分借鉴国外时尚前沿的艺术理论，夸张变幻的器型、大胆地运用色彩，甚至走入了“越是看不懂越是艺术”的误区，但这些作品在外国人眼里还只是有了一层“洋”外衣，其内核还是中国的，缺乏西方创作者的理论与气质。

粉彩“VOC”字母杯碟

什么品种结什么果实，即便把苹果挂在梨树上，那棵树也不会变成梨树。交流的目的是融合，而不是单纯的模仿，共性无法替代个性，根是东方的，无论外表如何西化，它也离不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浸染。

真正的外国人，他们即使在中国创作，其陶瓷作品也是充满“西”风、“洋”气十足的。

来自美国西雅图的艺术家杰瑞德·菲茨杰拉尔德2007年开始旅居中国，在北京和景德镇设立工作室，开始以中国画宣纸、绢、陶瓷等为媒介进行创作。他的作品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元青花艺术高度契合，以其独特的方式呈现中西文化的兼容并蓄。

菲茨杰拉尔德的陶瓷作品在我看来应该是很少有人能看懂，或者用他的话说，他的作品是需要“读”而非“看”。这就是典型的西方艺术家创作的理论，他们的作品较多西方色彩、形式主义、抽象主义、蒙太奇手法等，哲学理论痕迹太重，东方人很难读懂，或者说，见仁见智，无定说。

末底改胜利图餐盘

东西方所谓的交流也只是形式上的交流，其生长环境、地域文化、教育模式多方面的不同势必让两者不能互换，如何取长补短，交流的过程中受到启迪，在作品中体现各自不同的文化、地域特点，这是现代陶瓷艺术创作所必需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