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多勇新作《淮水谣》访谈录

 从《大河湾》到《美丽的村庄》再到《寻父记》和《淮水谣》，我省作家曹多勇的四部长篇小说和他的300万字200余篇（部）中短小说共同汇合成“淮水系列”。新近出版的《淮河谣》入选2015年中国作家协会深入生活专项扶持名单，2016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昨日曹多勇接受新安晚报、安徽网记者采访时直言，作为被淮河养育的作家，“怎样写出独属淮河而又能被世人所接受的文学作品，是需要我一生不断努力实践的。”

我想凸显出淮河的“这一个”

新安晚报（以下简称“新安”）：《淮水谣》算得上一部鸿篇巨制，在构思、创作这样一部作品的时候，难点在哪里？

曹多勇：2012年我从淮南市文联调入安徽文学院从事专业创作，就开始构思、写作这部长篇小说。4年间，我数易其稿，反复修改打磨。2017年3月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淮水谣》依旧写生我养我的大河湾村。我把笔墨集中在大河湾村的一户普通人家——韩立海、吴水月及他们的四个儿女。我想写出一部关乎淮河两岸时代变革、人物命运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人文思考的作品。如何在不长的篇幅里，艺术地概括中国农村近几十年的发展历史，深刻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这是《淮水谣》的创作重点，亦是难点所在。

新安：把笔触对准生养自己的土地是不是也带着非常浓重的情怀？

曹多勇：我的文学创作得益于淮河这条母亲河，得益于生我养我的名叫大河湾的故土。大河湾是淮河两岸成千上万个村庄中的一个，但由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坐落在两道汊河之间、四周都是淮河水，又与别的村庄有着千差万别。我想正是因为大河湾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才相应地具备了独特的文学性，才能凸显出淮河的“这一个”。淮河南有长江、北有黄河，是一条不该被文学遗忘的河流。怎样写出独属淮河而又能被世人所接受的文学作品——这是需要我一生不断努力实践的。

新安：现在大家都在谈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一个作家，除了采风体验生活，他获得营养的方式还有哪些？

曹多勇：写作《淮水谣》期间，我经常回大河湾，与村民交谈，与庄稼、与淮河交谈。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淮河岸边，仔细地感受淮河一波一浪的细微变化。一个作家就像一台感觉灵敏的接收器。采风可以转化成他的创作素材，阅读和聆听同样可以转化成他的创作素材。

新安：写出一部大部头的史诗作品是你的目标么？

曹多勇：如若与时空相对应，我笔下的故事型态无非是两类。一类是“当下”，一类是“过去”。“当下”作品，应该说是我创作的主流。但写好这类作品十分不易。文学作品毕竟不是新闻报道，能准确地把握这些文化表象已是困难，更枉谈深刻。因此，我感兴趣的还有“过去”。当我拿起笔注视大河湾的时候，睁开的是两只眼。一只盯着大河湾迅疾变化着的事物，而另一只眼却盯着大河湾那些亘古不变的事物。写作此类小说时，我还想看一看我自己，以及我们是从什么地方走过来的。人类只有看清了自己的历史，面对现实时才能更加有力地走下去。《淮水谣》是一部跨越“过去”与“当下”的作品。

我喜欢“深陷其中”的作家

新安：接下来的创作计划是什么？

曹多勇：先读书，慢慢地聚拢写作的精神气。接下来，我可能要花费两年半至三年的时间，写出两部书：一部是中短篇小说集，一部是长篇小说。国内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集，大多是拼盘式的，我写这部中短篇小说集是整体的，各篇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我是一个死心眼作家，几十年只写小说一种文体，几十年只写大河湾或淮河流域。

新安：作为专职作家，写作会不会有时候也给你带来压力和负担？

曹多勇：压力和负担，不是专职作家的附属品。有些专职作家十年八年不写作品，照样混日子。我喜欢写作，才做专职作家。做专职作家，是我的选择，不是别人强加在我头上的。我喜欢那些有自己的体验、有自己的痛苦、把自己“深陷其中”的作家。我不喜欢那些“玩弄文学”，胡扯八道、情感虚假、矫揉造作的作家。

新安：对于现如今的碎片化阅读，你个人持什么样的观点？

曹多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阅读媒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阅读方式。我每天都上网和看微信，其目的是浏览信息。我的真正阅读，一定是书本的、纸媒的，或端坐在书桌前，一边喝茶一边“正襟危坐”地阅读，或斜躺在沙发上，一边默想一边“闲情逸致”地阅读。

新安：潜心创作这么多年，你有什么困惑么？你觉得文学边缘化了么？

曹多勇：我的困惑来自我的创作本身，来自我对小说“真理”理解的不确定性。在我的创作中，我有时感觉抓住了什么，可它却又稍纵即逝了。就像一缕飘浮不定的雾气一般。一个作家在写作时，往往他是他小说王国的王。一旦作品完成后，往往又是心虚的、冒汗的、困惑的。一个作家越优秀，他在这方面的困惑会越大。文学边缘化了吗？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文学从来都没有中心化。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需要文学去滋养。我们的粗糙情感需要文学去砥砺。我们的不安生命需要文学去抚慰。我们更需要文学去培养我们的审美标准，去匡正我们的审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