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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3年5月回国到1936年6月去世，是高尔基生命的最后3年。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作家完全接受当时的苏联现实、最为接近斯大林领导核心并赞同其政策的时期，但从陆续公布或发掘出来的大量文献资料表明，这3年既是高尔基和斯大林的关系由接近转向逐渐冷淡的时期，也是他充满怀疑、抵制和精神痛苦的时期。 回国之前，髙尔基对于如何处理他所收到的大批信件，一时颇为踌躇。儿子马克西姆曾建议父亲烧掉这些书信，髙尔基却没有这样做，但也不想把它们带到莫斯科。他将部分信件和其他—些文献资料交给了秘书布德别尔格，后者把这些信件和档案带往了伦敦。 在“领袖至上主义”盛行的年代 5月19日回到苏联后，髙尔基似乎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礼遇：地位颇高，身上堆满各种荣誉，官方除了在莫斯科市内小尼基塔街和郊外的哥尔克村给他安排了两处宽敞的住所之外，还给他安排了一处过冬的住所，即泰谢里别墅。但髙尔基却对此产生了一种愤怒的情绪，因为他时时觉得自己生活在一种被监视、被封锁、被规范的反常状态中。他的所有信件都受到检査，所有电话都被记录。作家安·普拉东诺夫、“反对派”人物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寄给髙尔基的许多信件，包括季诺维也夫在狱中写给高尔基的求助信，都未到达他手中。 在髙尔基的住所里，秘书克留契科夫就是个令人琢磨不透的人物。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于1935年访问苏联后说，此人“成了高尔基与外界的全部联系的唯一中介人”。罗兰当时并不知道，克留契科夫就是亚戈达直接安排在高尔基身边的。亚戈达本人也经常出入于高尔基住所，令作家十分厌恶。 尤其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克留契科夫及髙尔基住所的保安人员都随时带着武器。对此，作家的儿子马克西姆·彼什科夫曾当着他们的面提出抗议和反对。可是，这个身体健壮、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却在1934年5月从列宁格勒返回莫斯科之后突然去世了。这给高尔基造成了难以承受的精神创伤。他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写道：“儿子的死对于我确实是一个沉重的、被白痴侮辱了似的打击。他临死前痛苦挣扎的情景，至今在我眼前闪现，仿佛我昨天还看见似的，我到生命终结时也忘不了自然界机械的暴虐狂对人的这种令人愤怒的折磨。马克西姆，他是个强壮、健康的人，却死得痛苦。”在这以后，他的行动受到更多的限制，甚至连想去农村走一走，和农民兄弟谈谈话的愿望也不能实现。 事实上，高尔基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剧本《叶戈尔·布雷乔夫和别的人》，已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那一时期的处境和心境。剧中的主人公布雷乔夫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在自己家中被软禁”的人，因此十分气愤。该剧第一幕临近结束时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布雷乔夫走近食品橱，想喝一点伏特加酒，却未能打开橱门。于是他大叫起来：“鬼们把它锁上了。他们提防着我。好像我是一个囚徒，一个被捕者……” 从一定意义上说，1934年12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基洛夫被杀害一事给高尔基的打击和影响更大。两人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是他们彼此之间的来往却受到种种猜疑和嫉妒，他们的会见更受到严密的监视。1933年，基洛夫在政治局会议的几次讲话中曾主张实行某些更灵活的政策和“自由化”的制度，改善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在1934年1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有人“建议把斯大林调到人民委员会或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岗位上，而选举基洛夫来担任联共（布）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但这一建议被基洛夫本人所拒绝。2月9日，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投票结果显示，基洛夫的得票数远远高于斯大林。斯大林感到他的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于是，基洛夫被害一事便难以避免。高尔基说自己“完全被基洛夫遭杀害一事击昏了”。 然而这不过是一场空前大清洗的序幕，紧随其后的就是另一中央政治局委员古比雪夫的意外死亡，加涅茨基、叶努基泽等人的被捕。12月中旬，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先后被捕。这期间高尔基多次想见斯大林和亚戈达，但都被拒绝。国家的民主化、限制个人的特权和专横、实行真正的法制，这些美好的愿望眼看都化为了泡影。正是从这时开始，再怎么美丽动听的言辞也骗不了高尔基了。高尔基进一步意识到：斯大林个人的专横霸道作风，不是他高尔基的说服劝阻可以制止和改变的。因此，他对于斯大林的个人专断、极左政治的抵制，不再像原先那样一般采取劝导、调解、提意见的形式，而是直接表示抗议和反对。他并不隐瞒自己的思想情绪与斯大林的严重对立，抗议对加米涅夫的逮捕和审讯，坚决反对并试图阻止迅速蔓延全国的大逮捕、大处决。髙尔基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绷紧了，事实上他已被羁押在家中。 高尔基最后一次出国的努力是在1935年6月，也即法国左翼作家提议的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即将在巴黎召开之前。当时，髙尔基已被推选为出席这次大会的苏联作家代表团团长。6月8日，他已领到出国护照。但斯大林最后还是以医生认为高尔基的身体状况不宜出国为理由，使作家未能再度跨出国门。 高尔基的去世 由于呼吸系统的慢性病，髙尔基从1935年9月下旬起就一直住在泰谢里。但此时的高尔基依然精力充沛。但高尔基十分想念两个心爱的小孙女——玛尔法和达莉娅，于是决定去莫斯科去看望她们。在小尼基塔街6号，高尔基甚为激动地见到了两个可爱的孙女。第二天下午，在家人的陪同下，高尔基先是到儿子墓前进行了凭吊，然后即前往市郊哥尔克村10号别墅，打算就在那里住下。 5月28日傍晚到达哥尔克之后，高尔基便感到不适，体温骤然升髙。到5月30日，他的病情更有所加重。于是，在亚戈达的安排下，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们开始进驻哥尔克。 髙尔基生病一事，外界是通过报纸得知的。6月6日，《真理报》就刊登出“关于阿·马·高尔基患病的通告”，首次报道了作家患病的消息，同时宣布列文博士和朗格教授等正在细心地进行医疗工作。发布这样的通告似乎是一种信号。1933～1934年间，高尔基曾先后4次出现过较严重的病情，但有关方面始终没有发表任何公告。这次情况完全不同。从6月7日起，《真理报》开始逐日发布“关于阿·马·髙尔基健康状况的公报”。 6月8日，高尔基的病情更加严重，但是就在这一天，克里姆林宫的电话打到了哥尔克村10号，通知说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等要来看望病人。于是，护士切尔科娃在征得列文医生的同意后，给髙尔基注射了强心剂。3位领导人走进髙尔基的房间后，他似乎情绪颇好，甚至谈起了法国新文学、民间文艺和女性作家的创作。斯大林提议拿酒来为髙尔基的健康干杯。3位领导人在这里只待了10分钟左右时间。 6月10日夜里2点钟，斯大林等3人又一次来到哥尔克村，这时高尔基已经入睡。列文医生建议叫醒他，但布德别尔格认为不妥，朗格和孔恰洛夫斯基教授也支持她的意见。斯大林等人也没有勉强，只留下一张字条便走了。 6月12日，斯大林等3人第三次来到哥尔克村，前后待了8分钟左右时间。斯大林等离去后，作家整个晚上几乎没有再睡觉，有时还说出一两句话，并请切尔科娃记下他所讲的一切。 斯大林接连3次来到哥尔克村，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对于濒于死亡的髙尔基病状的令人感动的关心，或者是急不可耐地期待着一幕悲剧性的结局？人们或许还可能提出许多疑问：斯大林想从髙尔基那里得到什么呢？可能就是布德别尔格手中的那只十分敏感的装有档案的箱子？作家和党内“反对派”之间的来往信件？他写的揭示伟大领袖真面目的随笔手稿？他最后的日记？或者是斯大林的妻子阿里卢耶娃自杀前写给作家的信？这一切都属于未解之谜。 6月18日中午11时10分，髙尔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高尔基曾有这样一个遗愿：希望在他死后，能把他安葬在莫斯科“新处女修道院公墓”他儿子马克西姆遗体的近旁。在追悼会举行之前，叶·巴·彼什科娃曾打电话请示斯大林，探问可否将髙尔基的骨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安放在克里姆林宫墙内，另一部分则放到儿子马克西姆墓旁。这一请求被冷冷地拒绝了。 斯大林意欲控制髙尔基“遗产”的念头，从作家去世那一天就显露出来了。6月18日，苏联政府便做出了建立收集和保管髙尔基遗产的专门委员会的决议。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个委员会重视和关心的不只是保管档案和文献，它还有一个重要职能：筛选并清除高尔基和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来往信件，因为它认为，无论专业工作者还是普通读者，都不宜了解这些信件的内容。 （来源丨伏尔加河的呻吟：高尔基的最后二十年 作者丨汪介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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