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碑志楷书的取法渊源
德风堂说藏品
自晋代以来，以二王为代表的帖系书风长期在书坛处于主导地位。清代乾嘉时期，金石考据之风兴盛，带动很多书家把目光和兴趣从刻帖转移投向碑版和石刻作品，从而促使了碑学理论的产生，开创了有别于二王帖系的碑派书风。 于右任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其时，碑学振兴已百年有余，继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包世臣《艺舟双楫》之后，康有为正在编著《广艺舟双楫》。在实践上，已经出现了邓石如、吴昌硕、沈曾植、康有为等碑体书法大家，正是帖派一脉急剧衰微，碑派一统天下，成为书坛主流的时期。康有为曾这样描述咸同时期的书法风尚：“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祉，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此言虽有所夸大，但也说明了碑派书风在当时的影响之巨。 于右任七岁入私塾读书习字。尽管当时正值碑学鼎盛时期，自己也对碑碣感兴趣，但为了应对举考试的需要，以及私塾先生的影响，于右任学习书法还是从帖系楷书入手的。据亲身受过于右任教诲的刘自犊先生讲，于右任早期“学赵孟頫，写得肥而舒”。于右任对帖系楷书的学习借鉴不只限于学书的初始阶段，在其致力研究汉魏碑刻后仍没有放弃对帖系楷书的学习。于右任对帖系楷书一直是很重视的，并且取法非常的广泛。
德风堂考藏于右任书法作品欣赏 于右任楷书取法的另一个主要对象是魏碑。于右任的出生地关中地区是中原文化的发祥地，周秦汉唐字迹多有遗存，具有自然质朴之美的北碑也不鲜见。据传，于右任儿时在山野牧羊，见到断碑残碣，便对上边的字生发了浓厚兴趣，常以手指或树枝在地上比划。 据王澄先生考证，于右任入手魏碑的时间为1920年。事实上，于右任着手魏碑研习的时间应该更早。据记载，1906年，于右任到日本考察报业，得识孙中山先生。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革命党人多喜北碑，于右任在随后与众人的交往中也加深了对北碑书法的理解。于右任曾告诉友人，孙总理提倡北碑，就是因为北碑有“尚武”精神。孙中山等人的影响促使了于右任从帖向碑的转变。王澄、李义兴先生所编《于右任年表》中记述，1907年，于右任创办《神州日报》，“办报期间专习北魏碑帖，尤以临习何绍基藏《张黑女墓志》极神似。”另外，民国九年（1920），于右任见到在白水县史官村出土的《广武将军碑》，如获至宝，赋诗赞美，并说：“我初学魏碑与汉碑，后来发现《广武将军碑》，认为众美皆备，即一心深研极究，临写不辍，得大受用，由是渐变作风”。这也说明于右任开始临习魏碑的时间在1920年以前。可能是由于前期的碑体楷书不如帖系楷书成熟，于右任不愿示人以璞，抑或作品遗失的缘故，我们目前能见到的于右任最早的碑体楷书作品书于1921年，其前所能见到的作品均是帖系风格。
德风堂考藏于右任书法作品欣赏 也许是少年时即对北碑的喜爱之情，由于学帖受到了长期的“压抑”，加上受孙中山先生影响，把学习北碑与济世救国相关联的缘故，于右任一经入手魏碑，就迸发出了极大的热情。于右任对魏碑的热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1924年开始，不遗余力，四处搜集收购汉魏碑刻，后来竟多达380余方，其中仅北魏墓志就有149方。当时对魏碑的痴迷和收集的艰辛，于右任有诗为记：“曳杖寻碑去，城南日往还，水沉千福寺，云掩五台山，洗涤摩崖上，徘徊造像间，愁来且乘兴，得失两开颜”。二是勤于临池，朝夕不辍。“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于右任写于1930年的这首诗，是对前期学书的概括，从中可见其对汉魏碑刻的虔诚、投入。当然，诗中提到的《石门铭》、《二十品》只是对汉魏碑刻的代称，于右任临习的对象远不只此。据说于右任案头常见的碑拓，除《石门铭》、《二十品》外，还有《三公山碑》、《封禅国山碑》、《爨宝子碑》、《曹娥碑》、《龙门造像》、《郑文公碑》、《张猛龙碑》、《夏承碑》、《华山庙碑》、《石门铭》、《瘗鹤铭》、《曹子建碑》、《大公吕望婢》、《吊比干墓文》等等，这些碑刻的影子在于右任的碑志楷书中也时有闪现。 由于于右任收藏、观摩了大量的汉魏碑刻，对于碑版、帖系楷书的取法非常的广泛，加上几乎无临摹作品传世，自己所书楷书也面目多样，绝无完全拟古之作，因此不可能精确地对其取法一一列举，以上也只是大概的分析。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于右任碑志楷书的取法主要有晋唐帖系楷书和魏碑两大类，另外从于右任楷书的字形结构和笔画形态上，还可以看出取法篆隶、行草书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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