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张学锋，1962年生，江苏苏州人。1981年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85年入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1988年7月留校任教，先后在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任助教、讲师，指导考古专业学生田野实习。1993年赴日本京都大学留学，攻读博士学位。其间兼任日本姬路独协大学讲师、同志社大学讲师。2001年春以《魏晋租调制研究》获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回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任教至今，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及历史研究、东亚古代文化交流史。兼为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副所长、京都大学客座教授、江苏省六朝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考古学会三国至隋唐专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理事、南京市博物馆总馆理事会理事。先后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江南历史文化的演进”、日本文部科学省“四五世纪的东亚与倭五王”、日本学术振兴会“古代东亚的都城与葬地”等多项国内外重要科研合作项目。出版《中国墓葬史》《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东晋文化》等专著多种，在《文物》《中国史研究》《文史》《东洋史研究》《百济研究》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中日韩英文论文七十余篇，译著（文）二十余种。 在以往的历史学或考古学研究中，王朝时期的都城往往被理解成由城墙围起来的城圈空间。其实，即使像中国中世纪都城那样有着广袤外郭城的情况下，由城墙围起来都城依然是狭义的都城。作为常识，单凭城墙圈内的城市空间，是无论如何也难以维持一座城市的正常运转的，因此，近年来在城市空间的研究中导入了“都城圈”的概念，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了都城的周边。 在思考“都城圈”的问题时，既有成果中虽然已经较多地涉及到了都城四周的山川地理、城市与城郊墓葬区的关系，以及都城与附近卫星城市的互动关系等具体问题，但是对“都城圈”这一最基本的概念却尚未做出明确的界定。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都城，其“都城圈”的范围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所谓的“都城圈”，又应该通过哪些内涵来对之进行定义？换言之，以都城所在地为中心向四周扩展多大范围，才能确保都城的正常运作和长期稳定？但是，必须强调的是，“都城圈”绝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它应该是能够在政治、军事、经济诸领域支撑都城正常运作和保持长期稳定的最小地域范围。尽管如此，由于各都城圈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因此上述概念正确与否，必须等待更多的具体研究来对之进行验证。 今江苏省南京市市区是孙吴建业、东晋南朝建康都城的所在地，号称“六朝古都”。东汉末年建安十六年（211），孙权自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区）移镇秣陵（一般认为治今南京市江宁区秣陵镇），次年，改秣陵为建业，并将治所迁至今南京市区，稍后又置江南扬州（旧治寿春，今安徽寿县），治建业，丹阳郡治（旧治宛陵，今安徽宣城市）亦迁至建业，揭开了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序幕。西晋平吴后，建业改名建邺，后为避晋愍帝讳改称建康，东晋南朝继续以此为都。作为3至6世纪南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各领域支撑其正常运作，使其保持长期稳定的最小地域范围，即构成“建康都城圈”的基本内涵又是什么呢？ 单纯从都城军事屏障的角度来看，建康沿江上游的姑熟（今安徽省当涂县）、牛渚（今安徽省马鞍山市附近），下游的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区），甚至江北的瓜步（今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沿江）、广陵（治今江苏省扬州市区北蜀冈），都已经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这些地点与建康在军事上的互动关系，应该成为考察建康都城圈的重要方面。本文拟以孙吴赤乌八年（245）意在沟通都城建业与太湖流域而开凿的人工运河破冈渎为中心，对维持建康都城圈正常运作的经济因素展开讨论，以此为契机，尝试展开建康都城圈的研究。 一、孙吴定都前后建业地域社会概观 据《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的记载，秦统一后，在今南京地区设有江乘、秣陵二县；汉灭秦，又分秣陵县置胡孰、丹阳二县。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8年），景帝庶子江都王刘非之子刘胥行、刘将（一作“刘敢”）、刘缠（一名“刘涟”）因推恩令分别被封为胡孰侯（治今南京市江宁区湖熟镇）、丹阳侯（治今南京市江宁区丹阳镇）和秣陵侯（治今南京市江宁区秣陵镇）。丹阳、秣陵二侯因无子嗣，不久后即被除国，唯胡孰侯得以传代。东汉以降，胡孰仍为侯国。胡孰、秣陵、丹阳、江乘诸县都集中在今南京市区西南→东南→东北这一条弧形线上，与今南京市区即孙吴建业城、东晋南朝建康城之间还有数十公里的距离。虽然从孙吴定都建业后省胡孰县为典农都尉这一现象中不难推测，两汉时期这一带的开发程度并不是很高，依然留下了许多未垦之地，但其开发程度却远胜于今长江岸边的南京市区。 随着土地的开发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两汉时期，胡孰、秣陵、丹阳一带也逐渐形成了以地方豪族为首的地域社会。这些地方豪族在史籍中几乎没有留下记载，但通过对考古资料的分析，不难发现他们的存在。 1989年南京市博物馆在湖熟镇北的砖瓦厂清理了六座墓葬，其中四座为土坑木椁墓，一座砖木混合结构墓，一座砖室墓。据2号墓出土的墨书告地策木牍可知，墓主为“丹杨郡胡孰都乡安平里公乘故吏朱建”。据告地策所记，朱建在东汉建武二十九年（53）“以诵书出补乡小史”，次年又“入给廷功曹小史学事”，永平三年（60）“中府为尉曹□”，永平八年（65）“为书佐”，永元五年（81）卒。此外，在5号墓出土的耳杯内也发现了墨书“朱”字，因此，发掘者认为这是一处东汉时期朱氏家族墓地。可见湖熟的朱氏家族与中原地区的诸多地方豪族一样，参与到了地方政府的行政之中。 位于秦淮河东岸、方山以北的倪塘（今江宁区上坊街道泥塘社区），东汉孙吴时期属秣陵县还是胡孰县，这一点不是很清楚，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个小区域在此后的建康都城圈中的意义。 倪塘之名，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王恭被斩于倪塘时曰：“倪塘在建康东北方山埭南，倪氏筑塘，因以为名。”据倪塘的实际地点，通行版本中的“倪塘在建康东北方山埭南”实为“倪塘在建康东南方山埭北”之误。胡三省注倪塘时，也许只是按照地名的一般命名方法推测其为“倪氏筑塘”，但从结果上来说，胡氏的注解无疑是准确的。1979年，江宁县上坊公社棱角山发掘了一座孙吴天册元年墓葬，2008年又在距离棱角山仅百余米的沙石岗清理了一座同为孙吴天册元年墓葬。据简报，两墓出土了完全一样的铭文砖，综合分散于不同墓砖上的铭文，可复原为“天册元年七月十八日兒矦师李横作甓”。“兒矦”即“倪侯”，包括这两座墓葬在内的棱角山、沙石岗孙吴墓葬，为倪氏家族墓无疑。 2011年秋，南京市博物馆在江宁区上坊更东接近句容市界的上峰张府仓村发掘了一批孙吴至东晋时期的墓葬。其中4号墓和5号墓的特殊形制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4号墓由前、中、后三个墓室组成。中室、后室构成的空间，是西晋时期建邺地区比较常见的前室横长方形、后室长方形的双室墓。墓葬排水沟被叠压在4号墓前室铺地砖之下，很明显该墓的前室为后世加筑。中室、后室均出土了“太康六年岁在乙巳□□”、“太康六年太岁在乙巳□□”铭墓砖，证明墓葬建造于西晋武帝太康六年（285）或稍后。中后室经后世修补，修补用砖中有“升平二年八月”、“升平二年八月廿二日作”，修补用砖与前室一致，故前室加筑于东晋穆帝升平二年（358）或稍后。 5号墓的后室、中室原本亦应为一座旧墓，前室为后世加筑。加筑新墓时，同样为了表示对旧墓的尊敬，对旧墓的前室进行了修整，并在旧墓的原甬道口设置了祭台，这应该是区别新、旧两墓的依据。5号墓后室出土了“凤凰元年七月”、“凤凰三年九月”铭文砖，墓葬应建于孙吴末帝孙皓凤凰三年（274）或稍后。前室出土了“太宁三年闰月□□”、“咸和元年十月廿三日□”铭文砖。东晋明帝太宁三年为公元325年，该年八月明帝崩，成帝即位，次年改元咸和（326）。太宁三年闰八月与咸和元年十月，两个纪年之间相距约一年，可见前室的建筑时间在咸和元年年底或稍后。 4号墓、5号墓均在旧墓的基础上加筑新墓，是所谓的“祔葬”。这种现象并不常见，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是其一例。据4号墓前室出土的蝉纹金珰，可证墓主人生前曾任侍中或散骑常侍。曾经出过侍中或散骑常侍，葬地在今江宁、句容交界处的这个家族又是什么样的家族？综合考虑籍贯、职官、太宁三年纪年砖、昭穆制度及墓地规模等因素，笔者认为5号墓的中、后室有可能是东晋初年大臣纪瞻的祖父、吴尚书令纪亮墓，前室则是纪瞻的祔葬墓；4号墓的中、后室是纪瞻之父吴光禄大夫、中书令纪陟墓，前室则是纪瞻之孙、晋廷尉（三品官）、华容县开国子（二品五等爵）纪友的祔葬墓。 据《晋书》卷六十八《纪瞻传》载：“纪瞻，字思远，丹杨秣陵人也。祖亮，吴尚书令。父陟，光禄大夫。”纪瞻为秣陵人，与吴郡顾荣等人在两晋之际非常活跃，接纳并帮助司马睿、王导等在建康建立了东晋政权，官至常侍、骠骑大将军，封临湘县侯，卒于太宁二年（324），赠开府仪同三司，追封华容县开国子，谥曰穆，是东晋初年建康地方最炽热的人物。 除上述朱氏、倪氏、纪氏外，文献所见东汉以来即定居于此的著名家族还有甘氏、陶氏、缪氏等。综上所述，在孙吴定都秣陵，改秣陵为建业前后，在今南京市区西南→东南→东北的弧形地带（以下简称“东部弧形地带”），至少形成了纪氏、陶氏、甘氏、缪氏、朱氏、倪氏等一批地方豪族，以这批豪族为中心形成的建业东部地域社会，是同为汉代以来江南土著的孙氏家族在建业定都初期的社会基础。 与南京东部弧形地带的早期开发相比，孙吴建业、东晋南朝建康城所在的今南京市则相对落后。春秋晚期越灭吴后，越国在今秦淮河南岸的长干里修筑了越城，楚灭越后，楚国在秦淮河入江口北岸的石头山南麓设置了金陵邑，但规模都非常小，只是控制秦淮河入江口的一种据点。从南京市区大量分布的小型汉代墓葬来看，两汉时期南京市区基本上还是秣陵县人烟稀少的鄙乡。2007年南京市博物馆在市区中华门外北宋长干寺（后改名“天禧寺”）、明报恩寺遗址的发掘过程中，清理了多座两汉时期的墓葬，其中1号墓和2号墓为东汉墓葬。2号墓出土了一件带有建安二十四年（219）纪年的买地券，墓主为龙桃杖。今中华门外明报恩寺遗址一带，就是古秦淮河南岸的长干里，位于越城的偏东南，是六朝时期建康人烟最密集的区域。然而，直至东汉最晚期，这一带依然留下了较多墓葬，可见，在孙吴定都建业之前，长干里的居民依然稀少，还没有形成像样的都市。究其原因，是这一带位于秦淮河的入江口，由于当时的海潮可以回溯至牛渚一带（今安徽马鞍山市附近江面），因此，潮汐的危害相对严重，开发相对滞后，即使在东晋南朝时期，位于秦淮河口的石头城还经常被潮水漂没[8]。因此，孙吴建业、东晋南朝建康，是建立在远离经济发达区域、秦淮河入江口之北空旷地带的一座都城。 孙吴建业城的选址，起初完全是出于军事目的，似乎没有考虑到军粮、物资等经济因素。一旦定都以后，经济方面的困难便迎面而来，原先东部弧形地带的既有产业无法满足都城巨大的消费需求。为解决军粮问题，孙吴首先在建业东部弧形地带相对落后的胡孰、江乘两地设典农都尉，专事屯田。以后，屯田范围进一步扩大，先后在于湖（治今安徽当涂）设督农校尉，在溧阳（治今江苏溧阳西南）设屯田都尉，又在更东的毗陵（治今江苏常州）设置典农校尉，屯田区域不断扩大。 孙氏家族是吴郡富阳人，在定都建业之前，曾经有过以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和吴郡（治今江苏苏州）为根据地的历史，他们非常清楚太湖平原及杭州湾地区的富庶。随着三国鼎立局势的基本稳定，建业的官私生活渐趋奢侈，向更东太湖流域和杭州湾地区的索取便提上了日程。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开凿破冈渎，打通建业与太湖流域、杭州湾地区的漕运通道 。 二、破冈渎的开凿与走向 沟通都城建业与太湖流域、杭州湾地区的人工运河破冈渎，又写作“破岗渎”。有关破冈渎的记载，最早见于《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孙权传》赤乌八年（245）八月条：
八月，大赦。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
唐人许嵩所撰《建康实录》卷二《太祖下》赤乌八年（245）八年条的记载更为详细：
使校尉陈勋作屯田，发屯兵三万凿句容中道，至云阳西城，以同吴、会船舰，号破冈渎，上下一十四埭，通会市，作邸阁。仍于方山南截淮立埭，号曰方山埭，今在县东南七十里。 案，其渎在句容东南二十五里，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宁界。初，东郡船不得行京江也，晋、宋、齐因之，梁避太子讳，改为破墩渎，遂废之。而开上容渎，在句容县东南五里，顶上分流，一源东南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五里五埭，注句容界。上容渎西流入江宁秦淮。后至陈高祖即位，又堙上容而更修破冈。至隋平陈，乃诏并废此渎。
此后的唐宋地志和江宁、镇江、句容、丹阳等地方志以及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相关记载均本于此。据上引《三国志》、《建康实录》的记载，孙权赤乌八年（245），命校尉陈勋带领屯田兵三万开凿句容中道，往东至云阳西城，打通了建业通往吴郡、会稽郡的运道。由于破冈渎所经区域地势高昂，因此沿道筑有十四埭调节水位，上七埭通往延陵界，下七埭通往江宁界。萧梁立萧纲为太子后，为避太子讳，改为“破墩渎“。后又废破墩渎，新开上容渎以通漕。陈朝建立后，重开破冈渎。隋平陈后，破冈渎被彻底废弃。 为详细了解破冈渎的开凿及其走向，在上引史料的基础上将相关问题解释如下。 1.校尉陈勋 主持开凿破冈渎的陈勋时为“校尉”，参与开凿的人员为“屯兵”，可知陈勋是当时在建业东部弧形地带负责屯田事务的官员。孙吴的屯田官有典农都尉、督农校尉、屯田都尉、典农校尉等称呼，但此处的“校尉”可能只是指屯田官，无法确定其为何处的屯田官。 2.句容中道 句容为西汉所置县，属丹阳郡，治所即今江苏省句容市，位置没有发生过变化，这是探究破冈渎位置、走向的重要参照点。“中道”一词较难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五《南直七》镇江府丹阳县曲阿城条曰：“赤乌八年，吴主使校尉陈勋凿句容中道山，直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盖凿茅山之麓以通道也。”这里，顾氏将“中道”理解为“山”。虽然“中道山”史无所据，此或为顾氏一家之言，但人工开凿句容境内陆势高亢的冈陇地带，这一点是无疑的。或许还有一种可能性，即“句容中道”意为横贯句容中部的通道之意。萧梁晚期废破冈渎新开上容渎，与破冈渎在句容县东南二十五里相比，上容渎在句容县城东南五里，在破冈渎之北，也就是所谓的“上”。如果说，以破冈渎为参照点，在其北更加靠近句容县的运道称为“上容渎”的话，那么，横贯句容县境中部的通道就可以称为“句容中道”了。 3.小其、云阳东西城 “小其”是破冈渎在句容境内的起点，具体地点不明。刘宗意认为小其为今秦淮河上游的小溪村，但没有给出任何证据。从破冈渎利用赤山塘水源等因素及其总体走向来看，小其应在今句容县东南的西塘庄至任巷、城盖村所在的春城社区之间，这一带正是往东进入茅山北麓高亢地势的起点。 云阳西城是破冈渎的东端。关于云阳西城及以东的云阳东城，目前所知较早的线索是元代编纂的《至顺镇江志》卷二《地理·城池》云阳东、西城条：“云阳东、西城，在延陵镇渎南。二城相去七里。当丹阳、句容分界之所，即吴楚之境也。吴赤乌前已有之。”《至顺镇江志》未注明史料来源。《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五《南直七》镇江府丹阳县延陵城条称：“县南三十里。本曲阿县之延陵乡，晋太康二年分置延陵县，属毗陵郡。……《志》云：镇南有云阳东西二城，相距七里，在运渎南岸，盖孙吴时所置。或以为春秋时吴、楚分疆处。今丹阳、句容分界于此。”所引《志》云，从同卷镇江府丹阳县破冈渎条中可知是《舆地志》，应该就是陈朝顾野王所作《舆地志》，是南朝史料。西晋分曲阿县延陵乡为延陵县，延陵建有吴季子庙。《至顺镇江志》卷八《神庙》嘉贤庙条称：“嘉贤庙，在延陵镇西北九里，即吴季子庙也。”自注中综合山谦之《丹阳记》、殷仲堪《季子碑》等云：“季子旧有三庙，南庙在晋陵东郭外，北庙在武进县博落城西，西庙即此是也。……至永初中，南庙被毁，迁碑于西庙。今庙前双碑，左厢者，即殷仲堪所制，右厢者，梁天监十二年九月延陵县令王僧恕所建。”六朝时期延陵县的治所应该不会有什么变化，《至顺镇江志》所言“延陵镇”指的是唐代重设延陵县后的治所，即今丹阳市延陵镇。延陵镇西九里村是季子庙的所在地。九里村南尚有一村名旧县村。这一带应该就是六朝延陵县的治所所在，云阳东、西城就在延陵县治所之南的“运渎南岸”。这里的“运渎”，应该就是破冈渎无疑。 隋平陈后，六朝延陵县被废，隋在今镇江市设置新延陵县，为江北的广陵郡所辖。唐武德三年（620）废改延陵县为丹徒县，并于旧延陵县境重置延陵县。重置的延陵县治县志即今丹阳市延陵镇，之所以将重置的延陵县县治设在这里，至少这里原本不是荒无人烟的地方，一定有着较长的开发历史和相对稠密的人口。新延陵县治位于季子庙所在的九里村、旧县村之东直线距离约四公里，基本上符合七里的约数。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推定：今九里村、旧县村一带是云阳西城，今延陵镇之南为云阳东城，而云阳西城正是破冈渎的东端。 4.上下一十四埭 由于破冈渎流经的茅山北麓地势高亢，为确保航运的通畅，破冈渎开凿当初，就沿运道设置了十四个埭。所谓“埭”，就是横截水流所筑的土坝，保证埭与埭之间的河道保持足以行船的水量。为了船只能顺利地过埭，埭的两侧筑成较缓的坡状，顶部呈圆弧状，船只过埭时需要人力或畜力牵引，因此，破冈渎的航行要比想象得艰难，这也是隋朝开通江南运河后破冈渎立遭废弃的原因之一。 据前引史料，破冈渎“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宁界”。这里的“入”应该是“通往”的意思，上七埭通向延陵，下七埭通向江宁。即使在萧梁时期破冈渎一时湮塞另开上容渎，上容渎上同样也要设埭，“顶上分流，一源东南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五里五埭，注句容界”。上容渎通向延陵的水道上设有十六埭，说明上容渎往东所经的地方地势更加高亢，日常性的水量维持更加艰难，这也应该是陈朝废上容渎重开破冈渎的主要原因。 破冈渎上的十四埭，今已很难详考。紧邻云阳西城的今镇江市丹徒区宝堰镇附近，应该是当时破冈渎东端的一个埭，不仅堰即是埭，而且宝堰镇附近在破冈渎推测的线路上。六朝史料中尚见“破冈埭”，则有可能是破冈渎地势最高处的一个埭，它是控制着破冈渎的核心地段，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此外，在调节破冈渎水量的赤山塘附近尚有栢冈埭，在方山之南尚有截断秦淮水的方山埭。目前所能考者唯以上四埭。 5.狭义的破冈渎和广义的破冈渎 许嵩在《建康实录》的自注中称：“其渎在句容东南二十五里。”又称：“上容渎，在句容县东南五里。”一条水道不是一个点，为什么许嵩将破冈渎和上容渎的位置都定在一个点上？这与中国历史记载的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如《至顺镇江志》卷七《山水·渎》记载丹阳简渎时，称“在丹阳县南五里”。《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五《南直七》在叙述简渎时，也称“县南五里”。今丹阳通往延陵的简渎河，其起点正在丹阳南门外五里。可见，所谓在某方向多少里，指的是水道的起点。因此，严格说来，“句容县东南二十五里”是破冈渎的起点，这个地点可能就在今句容县西塘村至任巷村之间，由此往东经上七埭到达云阳西城，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破冈渎，亦即狭义上的破冈渎。六朝文献中出现的“破冈”或“破冈埭”，指的可能就是狭义上的破冈渎，甚至是破冈渎上地势最高处附近的某个地点，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涉及。 然而，如果只是这么一段运河，是无论如何也沟通不了建康与太湖平原的。据前引《建康实录》许嵩注开破冈渎之后所称“仍于方山南截淮立埭，号曰方山埭”。秦淮河有南北二源，南源出溧水县东庐山，名溧水河；北源又称东源，出出句容县北宝华山，又称句容河。二水在今南京江宁区方山之南汇合，西北流经南京市区入长江。据破冈渎的走向及实地考察，破冈渎的西延线利用了秦淮河北源的部分河道后，在秦淮河北源通往赤山塘的支流上建造了方山埭。不难想象，在东晋南朝人的心目中，船过方山埭往东，便驶入了通往东郡的航道，船过方山埭往西，便进入了都城建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方山埭无疑又是破冈渎的起点，因此，起于方山埭迄于云阳西城的运道又是广义上的破冈渎，这也是笔者前文将位于狭义破冈渎以西的栢冈埭、方山埭列为破冈渎十四埭的理由。 通过以上说明，我们对破冈渎的开凿和走向已经有了一个基本了解。据此，我们可以对破冈渎的走向做出一个大致的判断：从都城建业东南方山脚下截秦淮河北源支流建埭，抬高水位，船行往东，利用南部绛岩等山汇水形成的赤山塘补充水量，东偏北行至秦淮河水系与太湖水系的分水岭（茅山北麓高地），开岭破冈，沿途筑埭，直出属于太湖水系的云阳西城。 6.破冈渎的东延线 六朝文献中均言破冈渎至于云阳西城，那么，从云阳西城往东的航路又是什么？ 上文推断，云阳西城在今丹阳市延陵镇西九里村、旧县村一带；云阳东城在今延陵镇附近，二城相距七里。顾祖禹引《舆地志》云：“（延陵）镇南有云阳东西二城，相距七里，在运渎南岸。” 《至顺镇江志》卷七《山水·漕渠水》纂者据旧志所引唐孙处元《图经》云：“云阳西城有水道，至东城而止。”可见，云阳东西二城之间有水道相同。从感觉上判断，东西二城之间的水道恐非自然水域，应该经过人为的修凿，有意识地将东西二城沟通了起来。当然，仅凭这一条还无法说明问题的。《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五《南直七》镇江府丹阳县破冈渎条称：破冈渎“在县西南。《舆地志》：‘延陵县西有东云阳、西云阳二渎，相去七里，与句容县接境。’赤乌中所凿。”这是目前所知唯一一处关于“东云阳渎”、“西云阳渎”的记载。顾祖禹所引是否有误，是否将相距七里的云阳东西“二城”误写成了“二渎”？然而，顾祖禹所引为六朝文献《舆地志》，且“东云阳、西云阳二渎”与“云阳东西城”之间又不像是简单的笔误。因此，基于实地考察，参考镇江、丹阳地方志，可以肯定，顾野王《舆地志》所言“东云阳、西云阳二渎”是可信的。 如果将云阳东西二城与“东云阳渎”、“西云阳渎”结合起来看，东云阳渎应该是起于云阳东城的人工运渎，西云阳渎应该是起于云阳西城的人工运渎。这两条运渎，即今沟通丹阳市区与延陵地区的简渎河、香草河。 简渎，今称简渎河。《至顺镇江志》卷七《山水》简渎条称：“简渎，在丹阳县南五里。”纂者注曰：“俗云：晋谌母元君飞仙，掷简其地。” 唐武德年间在今丹阳置简州，亦此渎得名。简渎的开凿历史久远，据《至顺镇江志》晋时已有其名。当地古老传说此渎为孙吴时简将军所开，故名。直至民国时期，丹阳城南简渎与香草河的交汇处尚存一座“简庙”，称是纪念简将军的祠庙。当然这不排除是纪念投简的谌母元君的庙，因为道教中的诸神亦多以将军为号。简渎起自今丹阳城南门外五里，往西南迄于延陵镇，这在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西晋时期》第26~27图中作为破冈渎的东延线已作标注。这条起自延陵（云阳东城）的简渎，应该就是《舆地志》中所说的东云阳渎。 经当代改造以前的香草河，源自茅山北麓诸水，经丹徒宝堰流经九里村，西北行至丹阳，在丹阳城南接纳简渎水后往东汇入江南运河。九里村附近推断为云阳西城，那么起自云阳西城的这条运渎应该就是《舆地志》中所说的西云阳渎。 顾祖禹在解释简渎时，称：“简渎，县南五里。……东北接漕河，南通延陵。一名香草河。”将简渎与香草河混为一谈，这不得不说是顾氏的失误。据丹阳古老所称，香草河水（西云阳渎）由于承接西南高地来水，水自南往北流；而简渎河水则自北往南流。如此，经破冈渎往东的船只，到了云阳西城后可入西云阳渎，借水势往北直驱曲阿（丹阳），而东郡来船，则借东云阳渎水南流之势往云阳东城，经东西二城之间的运渎抵达西城，进入破冈渎。 那么，破冈渎到达云阳西城后，为什么不选择直接往东直通毗陵的线路，而是北向迂回曲阿？这其中也许存在着许多自然条件的因素，但作为人为因素，应该与孙吴时期曲阿的重要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传统的丹徒水道经由曲阿，以及孙权之父孙坚高陵位于曲阿这两点尤其关键。关于高陵，《吴录》、《建康实录》等均有记载，据《光绪丹阳县志》卷十二《陵墓》，孙坚高陵在县西十五里吴陵港口。孙权晚年曾于太元元年（251）“冬十一月，幸曲阿，祭高陵”，此时破冈渎已经开通数年。也许正是得益于破冈渎东延线的迂回北折，年届古稀的孙权才得以前往曲阿祭陵。近三百年后的梁武帝，能以耄耋之年前往故里兰陵东城里谒陵，同样也得益于破冈渎东延线的迂回北折。（参见附图） 三、建康都城圈与“东郡” 《太平寰宇记》卷九十《江南东道二》昇州条及《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均引《金陵记》称：“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户，西至石头城，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冈，北过蒋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金陵记》所言虽是南朝萧梁时期的情况，但作为前后相继的六朝都城建康，虽然在规模上各代有所差异，但总体的空间范围应该没有什么变化。这里值得关注的是都域概念的四至。 如果以位于今南京市区的建康都城为参照点，那么西至石头城，南至石子冈，北过蒋山，这三个地点都不算太远，距离建康都城的直线距离均在数公里之内，而都城东至倪塘，即今江宁区方山北麓的泥塘村一带，与建康都城的直线距离却在十余公里（旧称二十五里）。造成这一观念的直接原因，笔者认为与破冈渎以及都城圈的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破冈渎十四埭“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宁界”的叙述中不难发现，当时人们在认识破冈渎时，是站在船只由东往西航行的立场上来观察的，因此，将破冈渎最高处以东的七埭视为“上”，以西的七埭视为“下”，方山埭其实是当时人们心目中破冈渎的终点。换言之，广义上的破冈渎自东而来，船只到达方山埭就意味着到了都下，就像今天人们乘坐沪宁铁路自上海来，过了栖霞山隧道就意味着到了南京一样。如果在方山埭弃船登岸，北行不久就是倪塘，自此一路往西便可到达建康。从方山经倪塘直往都城，是当时东来商旅下了方山埭后通往都城的陆上主要通道，由于过于平常，反而没有留下多少记载。稍晚的《陈书》卷一《高祖纪上》载，太平元年（556）北齐兵渡江作战，“五月甲申，齐兵发自芜湖，景（丙）申，至秣陵故治。高祖遣周文育屯方山，徐度顿马牧，杜稜顿大航南。……辛丑，齐军于秣陵故县跨淮立桥栅，引渡兵马，其夜至方山。……癸卯，齐兵自方山进及兒塘，游骑至台。”“兒塘”即倪塘，“台”即台城，指建康都城。齐兵走的就是这条交通要道。 如此一来，以方山埭这一交通枢纽为中心，两汉以来形成的东部弧形地带就成了建康都城圈的东方。然而，若要确保建康都城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稳定，单靠都城东部弧形地带是远远不够的，建康都城圈还有其更重要的“东”，这就是破冈渎以东的“东郡”。如果说东部弧形地带是建康都城圈的“近东”，那么“东郡”就是建康都城圈的“中东”。 “东”或“东郡”，频见于六朝史料。如东晋阮裕“亦审时流必当逐己，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刘惔叹曰：‘我入东，正当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复近思旷（阮裕字）傍。’”刘宋“太宗遣建威将军沈怀明东讨，尚书张永系进，镇东将军巴陵王休若董统东讨诸军事。移檄东土曰：……”吴郡人顾琛“景平中为朝请，假还东，日晚至方山。” “自破岭以东，八十为百，名曰东钱。”元凶刘劭“遣人焚烧都水西装及左尚方，决破柏岗方山埭以绝东军。”《建康实录》叙述破冈渎时称“东郡船不得行京江也”。《宋书》卷八十三《吴喜传》载，宋明帝即位之初，“四方反叛，东兵尤急。（吴）喜请得精兵三百，致死于东，上大悦……及泰始初东讨，正有三百人，直造三吴，凡再经薄战，而自破冈以东至海十郡，无不清荡。”这些史料中的“东”、“东郡”、“东兵”，并不完全是《吴喜传》中所称“破冈以东至海十郡”的泛称，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是有所特指的，这就是所谓的“三吴”。 “三吴”所指，《水经注》、《通典》、《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各不相同，王铿《东晋南朝时期“三吴”的地理范围》一文考证诸说，指出东晋南朝时期的三吴指的是吴郡、吴兴郡和会稽郡。 东郡三吴对都城建康的重要性，顾祖禹曾作如下总结：“（应天）府前据大江，南连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孙吴建都于此，西引荆楚之固，东集吴会之粟，以曹氏之强，而不能为兼并计也。”其实，顾祖禹的总结是基于六朝人言论的基础做出来的。沈约在《宋书》卷五十四史臣曰中的描述最是耳熟能详：“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自汉氏以来，民户彫耗，荆楚四战之地，五达之郊，井邑残亡，万不余一也。自义熙十一年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既扬部分析，境极江南，考之汉域，惟丹阳会稽而已。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及孙恩寇乱，歼亡事极，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其在《宋书》卷六十六史臣曰中又称：“江左以来，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 “三吴内陆，国之关辅，百度所资”，“自晋氏渡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等言论，更是直接地道出了东郡三吴对整个六朝政权的重要意义。对都城建康而言，三吴才是真正的根本。保证三吴与建康水路交通的畅通，是六朝政权的重中之重。 狭义破冈渎所经茅山北麓冈峦地带，秦汉以来就是东部会稽郡和西部鄣郡的分界线，六朝时期，阻止“东军”的进入或东军试图进攻建康城，这一带是争战的舞台之一，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而广义上的破冈渎，作为通往东郡三吴的交通要道，其对商旅的重要意义亦不待言。然而，破冈渎的经济意义是最重要的，它是维系都城建康的生命线。 尽管两汉以来建康东部弧形地带的土地开发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孙吴时期在胡孰、江乘、溧阳、姑熟等地也展开了屯田，但单凭“近东”来解决一方政治、军事中心的粮食物资问题，显然不可能。建康之所以成为形胜之地，关键在于它能“东集吴会之粟”。没有东郡三吴的粮食物资，建康无疑是一座死城。 “近东”对建康的重要意义，是当时人的共识。正因为是共识，反而在史料中没有留下太多的记载。《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载：“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以此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欲为惩励。虽以此为辞，其实利在侵削。又都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鱼薪之类过津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其东路无禁货，故方山津检察甚简。”建康城东西的方山津和石头津，均是位于水路交通要道的课税场所，从贼曹、直水的配置来看，同时还具有检举违法、捕拿奸贼的功能。城西的石头津位于秦淮河入江口，主要负责对来自建康长江上游船只货物的课税和检举，由于上游的江州、荆州长期以来是建康的军事威胁，因此，这里的检举盘查比较严格。与之相比，“其东路无禁货，故方山津检察甚简”。方山津之所以“检察甚简”，关键在于通过破冈渎运至建康的粮食物资，不存在着“禁货”，均是朝廷及民众的生活必需品，来者不拒。 由于破冈渎漕运的兴盛，原本开发程度相对滞后的茅山北麓句容至延陵一带，应该也呈现出了相应的繁荣景象，可惜我们很少能找到相关史料来进行论证。1984年，镇江博物馆对句容县春城镇东袁相村的一座六朝墓葬进行了发掘。通过纪年文字砖推断，该墓应葬于刘宋元嘉十六年（439）。墓葬为凸字形券顶砖室合葬墓，长5.06米，宽1.96米，高2.58米，墓室、棺床、棺木、随葬器物等均保存良好。这一类墓葬，建康四郊数量众多，但在狭义的破冈渎沿岸发现这类墓葬实属罕见。不仅是墓葬的规模，出土的随葬器物更令人瞩目。据报道，该墓共出土随葬品78件，碗、盘、托盏、勺、三足炉、三足砚、鐎斗、铜镜等铜器14件，鸡首壶、盘口壶、唾壶、碗、盘等青瓷器21件，碗、木屐等漆木器21件，盘、钗等银器2件，玻璃碗1件，此外还有滑石猪、五铢钱等遗物。其中青瓷鸡首壶、银胎漆盘、玻璃碗以及两块刻有草书的铭文砖共5件器物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在如此丰富且精美的随葬器物中，数量较多的铜器、铜棺钉以及极具波斯萨珊朝风格的玻璃碗尤其引人注目，说明墓主人的身份非同寻常。 元嘉十六年墓位于今句容春城与丹徒宝堰之间，这里是狭义破冈渎的中心区域，破冈渎上下十四埭中军事意义最为重大的破冈埭即在其间。原先的僻壤之地出现了如此高等级的墓葬，应该可以排除是建康贵族的远葬，因为建康贵族各有其家族墓地，目前尚无资料说明今春城至宝堰之间有建康贵族的家族墓地。因此，我们推测墓主人为当地豪族的可能性较大。当然，作为镇守破冈渎和破冈埭的重要官员墓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但无论如何，这座墓葬的发掘，都暗示着这一带因破冈渎的开凿，区域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 余论：建康都城圈的“远东” 前引《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孙权传》及《建康实录》卷二《太祖下》所述陈勋开凿破冈渎事中，均言及“通会市，作邸阁”。邸阁，通常被理解为交通要道沿线或市场的物流设施，当然也包含客栈设施。从最新的研究来看，邸阁还具有军用仓库等军事意义。从建康出发往东至曲阿（今丹阳市），水路行程通常需数日。大同十年（544）三月，81岁高龄的梁武帝事隔五十余年往兰陵东城里（今丹阳市东北三城巷北）谒陵，三月甲午离开建康都城，辛丑至修陵（梁武帝与郗皇后合葬墓）。其经行路线经秦淮河至方山埭，入破冈渎，至云阳西城，然后经西云阳渎或东云阳渎至曲阿，然后由陵口（今丹阳市东南陵口镇）经萧港（今萧梁河）至东城里修陵，一行途中费时七日。其它商旅及货运船只，从建康到曲阿所需日数恐亦如此。因此，在破冈渎沿线设置邸阁，供漕运商旅存货歇脚，这完全在情理之中。 问题是“同会市”三字。通常将其中的“会”作为动词，解释为交会、流通，将“市”理解为交易、贸易，如此“通会市”就被理解成了“交通贸易”。然而，从古汉语的构词原则出发，“通”和“会”两个动词放在一起构成一词，这样的现象时难以理解的。因此，这里的“会”是否应该读成“kuai”，即会稽之会。若此说成立，那么，“通会市”即意为通往或沟通会稽郡的市场。 被称作“会市”的会稽郡市场，应该是当时人普遍认知的著名市场。那么，在当时的会稽是否存在着这样的市场呢？ 会稽郡是先秦秦汉时期于越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关于越人的海外迁徙以及朝鲜半岛西南部马韩地区的越文化因素，拙稿《“卑里”、“夫里”与“buri”》一文曾对之展开了初步探讨。 迁向海外的越人或许被称作“外越”。《越绝书》卷二《记吴地传》中有“娄门外力士者，阖卢所造，以备外越”，“娄北武城，阖卢所以候外越也”，“富阳里者，外越赐义也”，“秦始皇三十七年……因徙天下有罪谪吏民置南海故大越（笔者注：大越即于越，核心地域在今浙江北部）处，以备东海外越”等数处，蒙文通先生认为“外越”即为迁向海外的越人。 如果《越绝书》的这些记载可信的话，那么，早在公元前五六世纪，从中国大陆通往海外的各航路都已形成，迁往海外的越人也时不时地回到故地来从事贸易。可见利用黑潮、台湾暖流、对马海流连接中国大陆东部沿海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的航路历史非常悠久，并一直为后代所继承。《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孙权传》载：“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亶洲，通常认为就是耽罗，即今韩国济州岛，夷洲则可能是倭。 上引史料中的“至会稽货布”应该是“至会稽货市”之误，字形近致误。“外越”或海外居民远涉波涛来到会稽不可能单是为了购买布匹，应该会在会稽市场购入各种物品，从这一点上来看，“货布”亦应为“货市”之误。 文物研究虽然无法为我们描绘当时海外贸易的全景，但完全能够让我们窥斑见豹。 韩国汉城风纳洞土城、梦村土城等遗址出土了较多的中国六朝陶瓷器，其中主要有孙吴、西晋时期的钱纹釉陶器和东晋以后的青瓷器。钱纹釉陶罐和钱纹釉陶瓮是长江下游地区孙吴西晋时期常见的大型贮藏器，今浙江地区和南京周边地区的发现尤多。韩国境内以风纳洞土城为首的各遗址中出土的钱纹釉陶器，高度都在50厘米以上，很明显也是货物流通过程中的贮藏器。 据报道，风纳洞土城出土钱纹釉陶器内部还留下了浓厚的鱼酱味，这应该是从会稽市场即“会市”购回的货物，而鱼酱也正是越人的嗜好品。孙吴时期沈莹所撰《临海水土记》中称越人“取生鱼肉，杂贮大器中以卤之，历日月乃啖之，以为上肴”，正是这种饮食习俗的体现。马韩、百济人渡海至“会市”大量购买鱼酱的情景历历在目。四世纪以降，韩国各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以越窑的青瓷和德青窑的酱釉瓷为多，其中大多数无疑也是经过“会市”流转至半岛的。 日本列岛虽然没有发现较多的六朝陶瓷器，但另一类文物——铜镜，其图像和“赤乌元年”、“赤乌七年”以及“丹阳”等镜铭，也昭示着列岛与孙吴之间的交往，三角缘神兽镜研究中的“吴镜”说和“吴国工人日本渡来制作”说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在以往的研究中，论者多从政权更替或政府间交往的角度来探讨中外文化交流，但笔者认为就六朝时期而言，民间自发的贸易交往更值得重视。从前引《隋书·食货志》的记载中不难看出，交易税的收入在六朝历代政府财税中所占的比例比较高。“会市”对于六朝政权的意义，除调达物资尤其是海外珍奇奢侈品外，还有一层重要的意义就是交易税的征收，来自“会市”的物品，经破冈渎运至方山埭时，还要再次征税。因此，“通会市，作邸阁”，作为开凿破冈渎的重要目的之一，对都城建康来说又具有特殊的意义。经由“会市”而认知的东部沿海及海外地区，可以说是建康都市圈的“远东”。 综上所述，由于六朝建康城特殊的地理位置，其西其北以长江为天堑，沿江的姑熟、京口以及江北的瓜步、广陵等地点无疑是其军事上的重要屏障，然而，为了解决都城皇族贵戚、贵族官僚以及军队、居民庞大的经济消费，朝廷只能将眼光伸向富庶的东方。作为“近东”的建康东部弧形地带，狭窄的空间和相对滞后的开发程度无法满足都城的用度需求，作为“中东”的三吴，终六朝之世成为“百度所资”的“根本”所在。而由“中东”会稽郡连接起来的“远东”，则在财税和物资上为建康都城圈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 本文原刊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二辑。 编者按：因格式问题，本文注释皆略去，引用请核对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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