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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杜小豆 作者脑海里熟知一幅 时刻变换又不离其宗的 伦敦文艺图景 这篇文章，像伍迪·艾伦一样带你去“午夜伦敦” One of these days I will write about London. ——Virginia Woolf （1） 我四年前第一次搬到伦敦，在一个短暂的夏天有了落脚之地。四年之后，动了写一写伦敦的想法。这个想法一动就过了半年，半年来断断续续，只写成了这“半篇”。 半年写半篇文章，有不少要推脱给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这个老借口。海明威在巴黎见诗人庞德，说起那时在伦敦做Lloyds银行做柜员的诗人T.S.艾略特，很担心他没时间写任何诗歌。庞德对海明威抱怨说：
(It is perhaps of interest to dear readers that T.S. Eliot certainly is not the last Harvard graduate (class of1909, B.A. in English Literature) with an eye for a graduate job in the front office of a bank, but he probably was and still is the one to take the notion of ‘front office’ most literally when he took up the job as a clerk– faithful to his true occupation as a poet.) 金融圈里想写东西的人，没时间是一个常用的托词。后来16年拿了雨果奖的北京姑娘郝景芳用她的《北京折叠》，让金融圈里的人都看到人是可以做金融圈，养孩子和写小说三件事都办到的。 所以羞愧之中这半篇也就必须得拿出来了。 只能写半篇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伦敦太大。写伦敦的人，推敲篇幅总是一个烧脑的活。而伦敦之大，让写伦敦的人都会感到每一篇文章无论怎么写，都是半篇。 伍尔夫写伦敦，三年成六篇。朱光潜写伦敦，一年多写成二十多篇，晚年又极度后悔发表过这些文章，觉得过于轻率和草草了事。我相信他若是回来写，还会有更多的要写的东西的。 更有徐志摩写伦敦，只写了四句，抄录于下：
你们读完要喊我骗人了，是了，他没写伦敦。然而其实他也没写过剑桥，他写的时候，心里想的都是那些和景一样美的人。 要写伦敦，不得不先写这些先我们一百年来，写过伦敦的人，和伦敦如何写了他们的人生故事。 （2） 伦敦之大，毫无边际，所以伦敦对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毫无挂念。东京的同事用东京的三千五百万都市人口和地大物博来比较伦敦，伦敦的九百万人似乎又相形见绌了。在中国的三十多个省会城市里按人口排，伦敦也只能排第十三位。然而伦敦之大，却并不在其地形地势，芸芸众生。伦敦之大，更像是一个让人满目琳琅的展柜，将大千世界的各种欲望，在此堂而皇之地展示出来。 观察伦敦的人，无法不注意到这一点。在伦敦出生长大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日记里写：
她后来竟也真的写了伦敦，如她自己所言。 伍尔夫她选择了圣保罗大教堂作为描述伦敦的切入点，大概是因为那教堂的穹顶突兀在伦敦的天际线上，'hard to love but almost impossible to avoid'，大概是最好的一句来描述这个穹顶的话了。直至今天，伦敦市政府把圣保罗教堂作为“protected view”保护起来，不允许其旁边的建筑高于教堂穹顶或者阻挡行人观察教堂的视线。伦敦的天际线，并没有纽约、香港那么多摩天大厦，一半也要归功于圣保罗教堂的独特存在。政府规划，以至于在郊区的公园里，都可以见到那教堂淡蓝的穹顶，震慑人心的存在。 从圣保罗教堂出来，若你继续沿着泰晤士河岸往西走，就会来到萨莫赛特宫Somerset House。今日的伦敦的文艺青年看展，沿着白金汉宫外的Green Park地铁站，一路走到Burlington House的皇家艺术研究院。在一个世纪前，皇家艺术研究院还在Somerset House里，著名的夏展就在那里举行，透纳和康斯特博之间的争斗，年轻的王尔德的评论，都发生在这个小房子里。 如今的Somerset House，在冬天是一个巨大的滑冰场，在夏天则是露天的电影院，似乎要用尽每个季节的独到之处，展现给他的访客。这样对季节的完全性不失时机的榨取（exploitation），也许正如作家亨利·詹姆斯所说：
Somerset House里的Courtauld Gallery，陈列着塞尚、梵高等人的画作。西蒙·沙马在十六岁的那个夏天留在伦敦实习，就坐在这些画对面，吃他的三明治。他后来回忆时说：
一个少年，在实习、三明治和画廊里的午餐中，最终成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艺术评论家之一。这大概也不是伦敦第一次对一个人有着如此重大的影响。 （3） 由泰晤士河岸继续向北走，你会来到St James Hall。1862年4月17日，在伦敦通火车之后不久，二十一岁的年轻作家托马斯·哈代坐着火车第一次来伦敦，他小心谨慎的在窗口买了往返票（虽然他六个月后又自豪地在日记里写，'我把没有用掉的返程票丢弃了'，自豪宣示自己适应了伦敦的生活）。 那时哈代来伦敦，每天晚上都会在St. James Hall参加作家狄更斯举办的朗读会。查理斯·狄更斯是19世纪70年代，伦敦社交圈上的一颗明珠，一个会讲故事的作家（many can write, fewer can speak eloquently)，每当夜幕降临，伦敦人就会拖家带口，小商贩挤在大作家（哈代）旁边，坐在长长的木凳上，听狄更斯讲故事。
那时的哈代，和十六岁时的沙马一样，并没有觉得写作是自己的人生理想，虽然他的未婚妻一直坚信他日后会成为不朽的作家，他自己却想完成父母的愿望，成为一个建筑师（他在1861和1871年的两次人口普查中，都在“职业”一栏填写了“建筑师学徒”）。然而在伦敦的日子，派对、音乐会、戏剧和展览，也终于让这个对未婚妻说“我可以当一个建筑师，然后在业余的时间里写一些我喜欢的东西啊”的人，逐渐发现了自己对文学无法抑制的热爱。 作为一个严重的拖延症患者，他在发现了自己对文学的爱和天赋之后，继续沉湎于“我是建筑师”的美梦之中了。 1872年，哈代的出版商终于下定决心，要把这个不幸的年轻人从他“我要当建筑师”的荒唐幻想中拯救出来，这一决定也为世界文学史做出了不朽的贡献。那年二月的一天，哈代在科文花园（Covent Gardens）被自己的出版商拦下来，索要他拖延日久的稿件并要求他继续写作的时候（还附带了一句威胁：“You wouldn't get another man in London to print it! Oh, be hanged if you would!')，我们也不妨站在旁边袖手旁观，看伦敦如它一次次做到的，又一次把一个年轻人推上了他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4） 沿着泰晤士河岸继续往西走，就来到了牛津街。这大概也是今日的各国游客们最为熟悉的地段之一。伍尔夫说：
伦敦所有的欲望，大概都由这一条街流出来。这里的人们不曾书写过伦敦，但这里的人们消费，构思，讨论，思考，享受，放松，表达对物质无边无际的所求。他们活出了一个人们得以描述的伦敦。
牛津街的肤浅，又不止于欲壑难填的消费者，这里的商家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商家索要比金钱更多的东西：需要得到赞美的裁缝，梦想让食客和同行敬服的厨师，在脚边放着“I love Bach'的街头艺人，百年家族传承的雨伞店。 这里有虚荣，有傲慢，都是历史之重和人性之轻。 也是在这里，王尔德感叹说：
这里的消费者也是一样的欲壑难填，但是这里却有许多商户，想要从消费者身上得到比金钱更重要的满足。 你自圣保罗教堂，沿着河岸向西，走到牛津街来，你也能逐一看到，伦敦之大，并不在于其地域人口，而在于其如一个人的内心一样，他装着人类所有的梦想和欲望，也一直在用这些欲望吞噬影响着每一个活在其中的微小个体。
许多书写伦敦的人，就这样反而被伦敦写入了历史，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关于作者 - 杜小豆 在杜小豆做文艺青年的时候，文青这个词还像天边云朵一般纯洁美好。早年混迹某瓣，因不堪（女）读者们私信重负而注销账号；后隐居剑桥求学，偶尔在火车上拾起笔来写篇文章，也会被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转载......为人心慈手不软。 更多杜小豆文章 《为什么逛美术馆》 《乔尔乔内的时代》 《“他来了，开了一枪”》 朱洁Juliet BBC中文网专栏作家。 微信公众号'朱洁Juliet' “一个旅居英国、渐赴远方的写手联盟” 有深度英国经历的 小众大情怀 原创作者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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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liujia1107 > 《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