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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人类历史，海洋的战略价值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每一次转变都会释放出新的战略机遇，但也产生新的战略危险，并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反应中形成不同的权力格局。下面就让我们全面盘点海权发展的大历史变迁，进而看清中国面临的大战略危险和机遇。 海权1.0：障碍之海 在这个时代，海洋对人类的价值相对有限： 1，资源：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人类能够从海洋中获取的资源无外乎海盐、奢饰品和水产类食材。这些资源不仅都可以在陆地上找到替代物，且都不具备战略性价值。 2，交通：受技术因素的限制，海洋更多的是发挥了阻断作用。各大文明长期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 3，战争：正如美国未来学者托夫勒所言：“人类用什么生产，就用什么战斗。”在农业文明时代，生产和战争的力量源主要在肌肉能（人力 畜力）。而肌肉能的获取，主要来自土地。 上述三方面的因素聚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制陆权：相对于控制海洋，控制陆地成为最有效、最便捷的国力扩张途径。这就是为什么《孙子兵法》中说：“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 传统中国雄视亚太数千年，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统，缔造了影响深远的中华文明圈，本质上是陆权战略运筹成功的结果。
海权2.0：通道之海 虽有永恒不变的人性，却没有永恒不变的格局。随着造船业与航海技术的持续进步，人类逐渐将阻碍性的海洋变成了交通性的海洋。随着全球黑幕的逐渐揭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概念开始形成，相伴生的就是一个真正全球化的商贸网络。地球表面百分之七十的水体，迅速成为国家发展的坦途。 在这个新时代，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控制全球性的物流体系，进而获得全球性的军事力量投送自由。 相形之下，海洋本身的战略价值依然相对低下，只有一些特殊地区的非典型性国家才会为了争夺捕鱼权而发生战争。进言之，在这个时代，强权国家之间围绕海洋的竞争，归根结底不是争夺海洋本身，而是争夺覆盖在海洋之上的交通线。又因为争夺交通线的需要，进而必须控制与之相关的枢纽节点，如关键性的军港、海峡、运河、半岛和岛屿。这就是英国海军特别强调的“网结”概念。而这张大网最终套住的，是整个世界的霸权。
科贝特、马汉、麦金德，都是立足对大英帝国崛起的深度研究，形成了各自的地缘学说。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马汉的“制海权”。其所制者，实非海洋本身，而是海上的交通线以及影响这交通线开闭的关键枢纽据点。 所以，自公元1500年以来，直到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为止，强国因争夺战略通道、航运权、关键节点而介入的战争连绵不绝，为了海洋本身而爆发的战争则微乎其微。 但是，如果以为有了大海军，有了对枢纽节点的清晰认识，就可以成为海上霸主，依然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真正的海上霸主，不仅要打造足以制霸列海列洋的大海军，还要善于制定海上游戏规则，提供海上安全及扩展性公共产品。从而让大家在分享霸权红利的同时，越来越依赖作为控局者和操盘手的海洋霸主，同时也等于是变相提高了霸权挑战者的替代成本。这就形成了一种共享式的海上霸权，但共享的资格却有赖于霸主的恩赐与甄别。这就像海神手中的三叉戟，其实包含了如下三个关键部分： （1）一支足以控制全球海上交通网的强大海军。 （2）控制关键性的战略节点和海岸线，为每一个交通枢纽装上一把锁，钥匙就是自己的那支强大海军。 （3）在确保霸权的前提下，制定尽可能公正、公平的游戏规则，提供公共产品，形成霸权依赖。 英美两国的霸权都是建立在前述三大支柱之上。同时期的中国，却因为过度沉醉在农业陆权时代的辉煌记忆中，对海权变革反应迟钝，最终沦入“伤心问东亚海权”的历史低谷。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融入全球市场、国富迅速提升、本土安全环境持续改良，国人的蓝水意识才开始逐渐激活。 但是，正如同经典海权时代的中国没有产生马汉一样，今天的中国学界又纷纷言海权只知马汉，本质上仍是一种时代的错位。因为，就在国人开始补习上一个时代的缺课时，海洋的战略价值已经再次发生了巨变。 海权3.0：国土之海 随着技术的持续发展，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利用能力越来越高，海上生存的成本却越来越低。海洋本身的价值开始发生巨变。其中，最立竿见影的一点就在于： 自内燃机革命以来，石油就成为了国家发展、军队战斗的血液。二战后，随着全球性的石油资源消耗加剧，围绕相关资源的争夺也日趋白热化。尽管有乐观主义者辩称，石器时代的终结并非缺乏足够的石头。但不应忘记，历史上很多绿洲国家的消亡，确实是因为没有了足够的水源。在这里，水源和石油的相似性，无疑要大于石头和石油的相似性。因此，有力量的国家总是要想方设法的实现能源的自给。开发新能源是一个好途径，但属于高度不可控因素，因此，尽量控制现有石油资源的获取自由，就成了战略急务。随着当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尤其是深海探测、开采技术的突破性进步，沉睡海底万年的石油资源开始具备战略价值。海洋本身的价值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从这个意义上说，1982年构成了时代的分水岭。 之所以将这一年看作分水岭，是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两大转折性事件：其一是4-6月英阿之间爆发了马岛战争。其二是12月10日联合国正式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将马岛战争看成是一个转折点，是因为这次战争是第一次由于争夺海洋本身而发生的战争。尽管战争的直接争端在于马岛，但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无论是阿根廷还是英国，看重的都是其周边的海底石油资源，而非马岛对战略通道的控制。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通过，则正式宣告了一个新海权时代的诞生。在这个新时代，控制海洋本身、进而开发海洋资源具有了战略性意义。同时，一旦可以立足海洋打造新的战略空间，传统的国土概念和国家战略纵深定义都随之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第一次，海洋真正具备了类似陆地的国土属性。随之形成的是各沿海国家图谋海上圈地运动的明流暗潮。其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一种排他性的新式海权体系。 与此同时，正如我在“比萨德重要千万倍的事情，是看清时代的战略大势”、“明确亚洲地中海概念，经略中华复兴的地理枢纽”两文中指出的那样，海洋交通在大宗物流和大规模兵力投送领域的优势，依然强劲。换言之，通道之海的价值依然存在。如此一来，势必形成通道式海权与国土式海权、共享式海权和排他性海权之间的巨大张力。正是这种张力，为新旧海上霸权的兴替，开出了新一轮的博弈空间。 新时代的新竞争，大海军与大战略 在新一轮博弈中，最严重的摩擦点在于： ·公海与私海的界限如何划定？ ·内陆国家与沿海国家之间如何分享这一轮海洋国土化的红利？ ·沿海国家之间又如何解决圈海运动中的摩擦？ 美国无疑还会继续通过管控公海来维系其霸权。日本、越南之类的国家却已经开始图谋大面积的圈占私海，靠海崛起。同时，那些没有海岸线的国家，未来无疑会加倍致力于海岸线（尤其是优质海岸线）和海外离岛的争夺，以在这场圈海运动中分一杯羹。
我国作为“亚洲地中海”畔的巨型半岛国家，无疑属于拥有“圈海”优势的国家，但同时，周边同样具备这种优势的竞争对手还有很多。而我国因为历史欠账太多，进行此类竞争时其实压力很大，需要补的课很多。就更不要说在远洋、公海上与老霸主万里逐鹿了。 既然这两个工作——圈海与对抗老霸主，任何一个都很难完成，放在一起更不可能完成。这就需要我们做出一个取舍。 假如我们选择集中力量对抗老霸主，结果必然是中美两败俱伤，其他国家趁势崛起，不仅周边海疆会惨遭瓜分，那些觊觎我们优质海岸线的强权甚至会趁机背后插刀、长驱直入。 最佳选择是：集中力量和周边竞争对手拼抢海疆线，同时尽量在全球公海秩序维护层面与美国合作。进而用后者换来美国对前者的默许，至少是不积极干涉。同时，如果确实能找到中美海上深度合作的契合点，等于是找到了学习大海军建设、运用的最佳老师，胜于我们自己摸索。这一点，只要看看近代日本海军的崛起，就不用多说感情性、面子性的废话了。 但是，美国的态度并不完全由我们决定。假如美国帮助亚洲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全面围堵、挤压我国的海疆活动空间。我们的战略态势就将空前被动。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大外交层面深度布局，寻找、制造中美合作的契机，同时还要想方设法阻挠、破坏周边其他国家与美国进行类似联合。更要大力发展我们的核武库，明确海疆安全底线，深化中美互相摧毁的对称性，让美国对华不敢轻启战端，反而要多加利用。只有做好了这些配套准备，方能在新一轮竞争中顺势崛起。 故而，在参与新一轮全球性的海权博弈棋局时，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当然非常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有效指导这支大海军的大战略。 短期内的要点在于：尽量控制周边重要海域，压制周边竞争对手。也就是之前我所说的，经略亚洲地中海的问题。相匹配的手段是：足以制衡美国的核武库，和足以控制亚洲地中海的大海军。 中期的要点在于经略第二海岸线。 长期来讲，则要做好霸主无可避免地衰落后，能拿出新的秩序规则和秩序维持能力。也就是要在确保自身海上霸权的前提下，兼顾沿海国家与内陆国家的需求，制定本国海军保障下的新国际海洋法与新国际航运法，提供公共产品。进而形成我国掌控的甄别、准入机制，通过提供或关闭公共服务，帮助或打击相关国家。 最后，我们不妨重温一下汉宣帝两千多年前教训太子的一段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也就是我一贯强调的，真正能推动这个世界良性发展的，是懂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与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过度的霸道与过度的王道，都将启动自我毁灭的不归途。这也就是《吴子兵法》“图国篇”所说的：“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史迹犹在，殷鉴不远。正需要我们拿出大智慧、大格局，进行新时代的布局和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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