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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两篇文章，分别讲了“三道”和“六理”——在这些道理的背后，《易经》的思想呼之欲出： 天地人三才，正是来自于易经八卦；六理，对应的是六十四卦的六爻演变：每一卦，都包含天地人的阴阳六爻。 因此可以说，易经相当于是三道六理的函数形式。 通过前面两篇文章的论述，可以结论的是，中国哲学并没有超越三道六理的范畴。 也就是说，易经包含中国哲学的主要范畴——中国的哲学思想，主要传承于易经。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中国哲学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人，处于天、地之间的思想智慧和生存智慧——前者是理论哲学，后者是实践哲学。 就像我们看到的，中国哲学的理论与实践是融合在一起的。 例如：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一定会接着倡导相应的仁政王道的治理方略；不论是理学还是心学，也都是在知、行关系上的辩证认识。 当然，这里总结的中国哲学，不包含外来的佛学。并且也部分摒弃了，佛学对中国本土的哲学思想的影响。 在第五一论谈到的，特殊的是引入的佛学，将对智慧的修行变成了主体，而不是指向实践的工具化的客体。 这种差别，在二者对“心”的解释上，表现明显：佛学的心，就是指向内在的智慧觉悟成佛；而心学所谓的心，是与外在行为合为一体的，强调的是心的“知行合一”，即外在行为体悟与内在知会的结合。 用现代语讲：心学认为，舞台有多大，才能证明心有多大——舞台才是目的；而佛学则认为，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心就是舞台本身。 既然中国哲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认知与生存问题，那么，必然要注重事物其中的“动、静”阴阳两个侧面。 由此，在三道的基础上，引入阴阳，就衍生出反映“道之动”的六理。 西方哲学也注重动静，如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社会动力学与社会物理学等——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哲学（易经）将动静的分化，又融合到了一起。 即，分紧跟着合，分合同行。这其中的分合转化，难以用语言具体去描述形容。而易经则很巧妙的利用了一些事例，去说明相应的道理。 或许，只有在实践中，才能领悟这些道理的真义吧。因为实践就是这样的动、静与分合转化。 在这一点上，以实践指导为指向的中国哲学，传承于易经的思想。 最后来说说，思想上对《易经》的具体的“历史传承”，以作最后的总结论证。还是拿最具代表性的道儒墨三家，作为例证： 道家重天理，以为天理昭彰，人顺用之，可无争无斗；儒家则不认为这种完全的顺从能够达到目的，而是应当“求于人自己”，倡导人定胜天的责任、价值观和能力构建。 墨家则看到，当时的事实情况是，天理人伦，都是不可信的——最核心的，还是大家一起把地道的物资经济搞好，然后一起奔小康，人与人之间尚同、兼爱那就最好。 如果说迷信是一种中性的偏执，那么：道家迷信天理昭然，自然而然则水到渠成；儒家迷信人力能定天地，而墨家则迷信“实用价值面前人人平等”。 三者分别代表天道、人道和地道的主张，而三道的思想都可以在易经的论述里找到源头。 接着是后世的哲学发展，如“一个本原”（张载的气一元论）、“内在矛盾说”（朱熹的理气二元论）等，其实都可以在《易经》里找到对应的思想： 世界的本原就是太极——太极就是一元的“气”。而太极化生阴阳两仪，阴阳生化万物，所以在万物内有天生的内在矛盾，这是“二元论”。 所以，后世的一些理、气的倡导和各自的争辩，虽然自以为新颖，其实都没有超越易经的哲学大范式——只不过换个“名”而已。 《道德经》：名可名，非常名。名的变化，并没有改变事实本身。 在对易经思想的传承方面，虽然后世有所发展，但从范畴上讲，都离不开太极本原和阴阳互动，以及易经的三才体系：天人、人人、地人关系。 因为易经考虑的核心问题是：人处于天地间，可能面对的各种情况。这也正是中国历代思想家的共同命题。 《易经》的博大，不在于有多少卦，而在于其严密而周全的思想体系：围绕三道六理，构建起来的“思想框架”。 而其思维方式是，基于客观事实，在变动中去总结不变的存在与规律性。所以，虽然思维框架很简单，却可以包容万象，适用于众生百态。 文：何为贵 每周更新三论，感谢关注/转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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