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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2017-04-24 本刊记者浮琪琪 中国青年杂志 中国青年杂志 这是一本93岁的杂志，永远和青年在一起，笃信思考的力量，澎湃生活的热望。有坚守，有改变，警惕说教，欢迎探讨。 思考是对自己的尊重 2016年11月23日，世界最大的纪录片电影节（IDFA）开幕，范俭导演的《摇摇晃晃的人间》成为入围长片竞赛单元的唯一一部中国纪录片，并最终斩获长片竞赛单元评委会大奖。相比同样参选的其他纪录片，或是讲伊拉克战争，或是揭露环境污染，《摇摇晃晃的人间》没有宏大的社会议题，而是讲了一个中国农村女诗人的故事。 评委会这样描述该影片，“这部电影以一种诗意、亲密、有力的方式探索了人类经历的复杂性。主人公的力量与影片拍摄技艺相得益彰。拍摄一部关于诗歌的影片而又不陈词滥调，实属不易。但该作通过拍摄一个敏感而非凡的女性做到了这一点。” 这个用非凡来定义的女性正是因一首《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火遍中国，成为2015年度现象级文化名人的余秀华。 反叛对反叛 余秀华最火的时候，范俭用8天时间拍出短片《一个女诗人的意外走红》。等人们一哄而散，范俭没有翻篇儿，纪录片导演的眼光和经验帮助他迅速判断：余秀华这个人很精彩，值得长期深入去拍。 透过《摇摇晃晃的人间》，人们才发现余秀华在诗歌之外反叛得更猛烈。一身大红的余秀华无时无刻不处于对抗的状态中，对抗肉身的残疾、不愉悦的婚姻、不理解人的父母，而对自我、爱情和自由炽烈追求。这样的余秀华不被理解，更不容易被取悦，所以蜂拥赶来的各路人马掠取了表面的余秀华，而范俭把沉在下面的那个“她”打捞了出来。 “她是诗人，我没聊别的，就聊诗，读她欣赏的诗人的作品，送她喜欢的《悲惨世界》，她发现我是有备而来的，和别人不一样”。范俭先后去了六次横店村，最久会待上十六七天，和余秀华一家一块儿劳动、吃饭和喝酒，聊家庭婚姻，聊日常生活。范俭和余秀华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从之前被质问“要拍到什么时候”发展到被余秀华三天两头短信询问“什么时候还来拍”。 余秀华之所以信任他，也许是早已发现两人明明是同一类人——反叛者。 范俭面相温和敦厚，人缘好，看起来循规蹈矩。如果对他的来路稍加梳理，你才会发现这张中庸面孔下潜伏的不寻常因子。他从小就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乖学生，反而对参与社会公共议题兴趣浓厚，早在高二就立下当记者做新闻的愿望。通过高考如愿以偿进入武汉大学新闻系学习，他看中当时最火的《焦点访谈》栏目，梦想能和那些记者一样做群众的喉舌，用舆论监督政府和社会。大学毕业后，范俭先在山东卫视一档法制节目做拍摄，几年后加入央视《今日说法》，曲线接近当初梦想的《焦点访谈》。 当时他拍下一个死刑犯捐赠器官的故事，拿到了省纪录片一等奖。范俭这才知道有个东西叫纪录片，此后，他开始琢磨就社会议题拍摄纪录片。一贯的反叛性格决定了他拍片切入的角度和主题总是非主流的，甚至是边缘化的，尽管这样并不讨好。范俭连续拍了多部反映社会议题的纪录片，《反思非典》揭露非典期间政府暴露的问题，《竞选》讲述北大学生自荐竞选基层人大代表的故事，《在城市里跳跃》还原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的哥》讲述出租车司机眼里的都市欲望。 2007年，中央电视台大规模裁掉没签合同的员工，范俭失业了，在他30岁的时候。此后他再也没有进过任何一家单位，成为一名独立的纪录片制作者。“体制就像是一个狭窄的房间，你能清晰地看到低矮的房顶和逼仄的墙角，独立创作就是冲破房间呼吸新鲜空气的过程。” 离开央视的几年间，范俭拍摄的作品有了很明显的变化。相比之前关注的庞大社会议题，之后的《活着》讲了一个地震后失独的家庭，《寻爱》讲了工厂里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吾土》讲了背井离乡的陈军一家，最新的《摇摇晃晃的人间》讲了余秀华对命运的反支配过程，这些都是普通小人物的境遇，以人物内在的情感和欲望为核心驱动故事发展。 不想借她来谈论中国 《中国青年》：你之前的片子多观照重大的社会议题，中国独特的社会问题和元素非常明显，可以说是在向世界讲述典型的中国故事，后来的片子观照的多是小人物个人的故事和内心发展史。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 范俭：我在努力“杀死”过去的自己。之前我做过记者，新闻思维让我对社会议题更敏感。我认为纪录片不是展示，更不是猎奇，而是要对公共事件、社会问题表达意见和寻找策略，以期推动社会的进步。中国正处于一个巨变时代，是一个富矿，有很多值得观照的，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宏大议题。所以我记录这些议题，努力向世界讲述独特的中国故事。 但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我对纪录片有了全新的理解。之前的一些片子，会被朋友形容说“总有一种电视专题片的感觉”，我后来想明白了，纪录片也是电影，应该用电影的方式来呈现，而不是电视、新闻的方式。新闻应该关心国家或外在的社会大议题，但是电影更要关注人的内在，关心复杂的人性、细腻的情感和个体命运的变化。这些都是与人有关的，是超越国家，超越社会议题的，普遍存在的、人性的东西。你把这些东西拍出来了，任何国家的人都能看懂，都可以理解你表达的东西，都会产生共情。 《中国青年》：《摇摇晃晃的人间》以余秀华离婚的经过为叙事线索，讲述了一个女性如何一步步摆脱环境及周围人对自己的支配。片子拍的是中国的环境，中国的人物，但并没有那种提醒你这是中国故事的感觉，甚至感觉你是有意弱化中国元素的。但我们知道，在中国影像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中国化标签、中国式故事的确能引发更多国际关注。 范俭：是的，在这个片子里，你看不到多大的社会议题，也没有典型的中国式标签，只是一个女性的故事。其实，不止一个人建议我说，余秀华这个人很有张力，可以通过余秀华更多表现下中国式特色的东西，多加点中国元素进去。如果硬要引申的话，其实可以加入很多中国化的热点，会显得特别有中国特色。但是，我有意想去中国化，因为我不想让人感觉，这只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乡村里的女性，我想表现人类共性的东西，比如婚姻、家庭和性别差异。 余秀华有自己内在的精神世界，这强大的情感和欲望是超越国家，超越社会议题的，我不想借她来谈论中国。我只想表现人性，让观者了解我们认知的局限，告诉人们有这么丰富的人性存在，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人类的情感、欲望和挣扎会一直存续下去，只是发生在不同时代。但你不可能脱离时代，需要寻找一个结合点，有当代痕迹但不是当代热点，因为热点在五十年后就大多不是热点了。 《中国青年》：陈晓卿说，他很憧憬欧美市场对纪录片的热情，觉得当前我们国内对纪录片需求并不是很炽烈，很多纪录片难觅知音。像如今找个明星出演电影，通常是高收视率，但一部有价值的社会纪录片可能就很少人看，甚至都无法上映，你对此怎么看？ 范俭：确实是，在欧洲、北美的纪录片电影节上，一张票大概8欧元左右，一个四五百座的影厅通常都爆满，他们有这样一个精神生活的需要。这和受教育程度、国家发展程度和电影市场培育等多个方面有关。譬如你去饭馆吃饭，店里只有快餐，就像我们影院的排片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没有艺术影院，你可选择的余地很少，观众自然培养了吃快餐的习惯。人的口味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吃惯了地沟油也就习惯了那个味道。 当然，我不可能把时间多拧上两圈，活到两百年之后，去和那时的中国人对话。目前，我也挺乐观的，看商业剧情片的观众多也不意味着纪录片没人看，像《喜马拉雅天梯》、《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票房都还可以，比有些剧情片票房还要好。我不会担心自己的影片在国内没多少人看，因为可以给全世界观众看，为什么要局限在中国，况且中国人居住在全世界。 《中国青年》：你觉得好的纪录片是什么样子的？与现实应该是什么关系？也谈谈你推崇的外国纪录片导演。 范俭：我先谈谈电影，我喜欢努里·比格·锡兰的作品，像《三只猴子》、《安纳托利亚往事》和《冬眠》都很好。是枝裕和作品还不错，但近些年有点重复自己了。2016年保罗·范·霍文的电影《Elle》很不错，一个70岁的导演有这么大的创造力，这让我很佩服。这个影片让我想到了余秀华，虽然故事不一样，但内在的动力是一样的，都是女性在反抗现有和过往加诸自身的支配。 我很喜欢纪录片《永远》，片子里讲，卓越的作品可以延续艺术家的生命，超越时代的局限获得永恒。我们的肉身是有局限的，会变衰老，我们的思维也会迟钝，最后归于尘埃死去。但我相信，围绕人性的创作能经得住时间考验，是抵抗时代局限的最好方式，哪怕100年后还会有人看。 好纪录片的评判标准很多，深度很重要，要考虑理性层面和情感层面，还有人物的表现力和丰富程度，制作的精良与否。一个好的纪录片导演要具备很多能力，最核心的还是对人的研究，对时代的理解。我吃碗面条都要观察一下周围的人，我坐地铁很少看手机，我要观察形形色色的人。归根结底，导演的眼界很重要，不是只看一个时代某地的某件事，视野应该是全世界的，理解本地和世界的共同点是什么，把本地的东西转化为世界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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