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昇昌：银行的“乡下祖父”

??山西省平遥县城西大街路南，坐落着中国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大名鼎鼎的“日昇昌”的旧址。

据说，西方的金融专家将其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日昇昌是第一家晋商票号，在其开办后的一百多年，由山西商人陆续开办的票号曾一度控制清朝的金融流通。山西票号也被梁启超称为“执中国金融界牛耳”。以日昇昌为代表的晋商票号，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又与现代企业制度相近的企业结构和治理方式。其中最主要的是“顶身股”、银股、两权分离、严格号规等制度架构、管理方法和运作模式。

但是，囿于多种原因，日昇昌们终究未能脱胎换骨变成近代银行。

旭日初昇

晋商发迹于盐运，“运（盐运）而优则商、商而优则银”。以日昇昌为代表的晋商票号也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

日昇昌初创于清道光三年。始于平遥县城势大财厚的西裕成颜料庄。西裕成早先靠制造和贩运发家，分庄遍及北京、天津、汉口、重庆等地，颇具规模。

其时，在外经商的山西商人很多，每年年终结账时候，需要将现银通过镖局运送回家，路遇劫匪被抢的事件时有发生。有商人看重西裕成的财力与信誉，与其北京分号的经理雷履泰商议，将银款放交西裕成北京分号，由北京分号写信给平遥总号说明银两数额，凭信取款。

刚开始，西裕成只是为少数相熟悉的乡人帮忙，很快这种凭信捎银的方式被众商人所接受，托捎之人日渐增多。雷履泰便适当收取一点费用。但是这点费用比起镖局的费用，以及途中被抢的风险，几乎可以忽略。通过西裕成各地分号，凭信捎银的晋商越发多了起来。

后来雷履泰出任西裕成平遥总号大掌柜，他便谏言东家，出资 30 万两白银将西裕成颜料庄改成经营埠际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

由此，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便在平遥城西大街诞生。中国几千年来现银结算的方式被金融票据取代。

正如日昇昌其名所寓意一般，从此山西票号“如旭日初昇，繁荣昌盛”，晋商也由此进入一个快速发展、乃至颠峰的崭新局面。

用人四法则

一朝入门凭磨砺，十年悟道方成人。日昇昌育人、用人自成体系，提出“人兴则举，人亡则废”。

总体上，日昇昌票号用人有四条“基本法则”：

第一是经理负责制。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保证内部责、权、利的明确清晰。东家一旦选定大掌柜（总经理），便将票号之事全权交由大掌柜负责。比如对资本的运用、人事安排，东家一概不能过问。不仅如此，为不影响大掌柜的经营，东家不能在票号里借钱，即使到票号视察也不能过夜。

当然，东家对大掌柜人选的选聘与考核也极为严格。东家如看中某人有胆识与才能可担当大掌柜之重任，重金下聘的同时，还要与大掌柜共同邀请三至五位居中证人，书立合同，写明资本若干两，以若干两作一股，几年合算大账一次，盈亏按股均分，经理获“顶身股”若干。

大掌柜一旦被东家聘用，东家必用人不疑，“苟非人力所能制止而丧失资金，财东不但不责经理失职，且加慰勉，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振旗鼓。”

第二是俸股制。分为银股与顶身股，其中顶身股的创制，尤为机巧，保证了劳资关系和激励约束等方面的和谐制衡。

银股分正本和副本，即名义资本和实际资本。正本为股东的合约投资，以账期按股分红。

副本有二：一是东家、经理、伙计在结账期所分红利中的提留，票号专称“统事”或“获本”，不分红，只得息，不能随意抽取，以备防不测。二是东家在票号的存款。

顶身股即人力股，是票号激励员工、吸引人才的一种手段。总号大掌柜一般可顶一股，即十厘，一般员工可顶一二厘。在票号获利分红时，东家按银股分红，经理、员工按顶身股分红。

有此规制，使票号在组织体系上利益一体化，形成了很强的向心力。票号从经理到伙友“莫不殚心竭力，视营业盛衰，为切己之利害”。

三是学徒制。日昇昌规定，学徒须在 15 岁以上，20岁以下，身高须满五尺，家世清白，五官端正，语言流畅，举动灵敏，善珠算，精书法，习于礼貌，不惮远行。初入票号的学徒需在总号经受为期三年的极为严格的学徒训练。

三年学徒，对于常人来说是十分难熬的。第一年干杂活，以考察品德为主。从打水、扫地，到给掌柜装水烟、递毛巾、倒夜壶、叠被褥，事无巨细，对掌柜要伺候得无微不至；第二年学业务，包括文化、写字、珠算、票号业务、骑马、蒙古语等；第三年跟师傅跑生意，在实践中摸索提高。整整三年，不能回家，不准告假，脏苦累贱，一样不缺。三年学徒期满，外派分号做伙计，还要经过七年班期做事，业绩可观，无错无误，才能取得顶身股。

这十年期间，伙计从早上天际发白起床，到繁星满天关门，在店里是没有座位的，所以伙计还有“站柜台”的别称。

这种严格的选人、用人制度，加之山西票号经营上的成功和影响，信誉佳、善守业成了山西人的名片。1897 年清政府组建通商银行时“拟于通商大码头用洋人为总管，于内陆各省会用晋人为总管”。就连袁世凯在天津开设银行学堂时，也在“山西招募学生六十名”。

难逃夕阳

车承船载踏崎岖，走南闯北建大成。在日昇昌票号博物馆最里面的中庭，属于当时的内部管理机构，最重要的就是“信房”和“账房”。

信房类似今天的总收发，通过信件邮递组建成庞杂又有序的信息网络，不仅承担着总、分号之间重要信息的传递，有时也作为票汇的附加防伪措施，在信中交待持票人相貌以及应商家要求履行的其他保证要求，这叫“面生讨保”。

信房和账房成为了总号与分号之间的桥梁。从这里发出的指令通达五湖四海，而海内各分号赚取的财富又源源不断地汇聚回来。

历经太平天国、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社会动荡时期，日昇昌虽也有短暂的低潮期，但靠着一直以来的官商结合，大量经办庚子赔款、马关借款等协饷、官款，很快恢复元气。

在这些坎坷中，晋商更是认定“大树底下好乘凉”，加速投靠官府。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落难西逃的路上，晋商票号也不忘赌一把。

日昇昌也努力交结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等。而山西各票号总号对其分号经理的交流调用，也多与清政府对官员的调任相协调，想方设法维护与官吏的“私交”。紧傍官府，也使日昇昌与现代金融之路渐行渐远。有不少学者认为，山西票号脱胎于晋商，但始终难以摆脱农耕文化的束缚。

最终，日昇昌和众多的山西票号，在社会的重大变革和剧烈动荡中，容不得外人的侵浸，走不出固有的窠臼，最终难逃夕阳渐下的宿命。（ 马楠 |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