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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宋代陶瓷的美学思想

 司马卓越 2017-04-26
    [摘要]在我国陶瓷史上,宋代是一个承先启后、空前兴盛的时代。其陶瓷艺术在造型上的多种多样曾经有过“唐八百、宋三千”之说,不仅形式优美、品格高雅,装饰技法也以面貌多样而著称。宋代陶瓷虽承袭唐代,但在风格上已有了较大变化,由唐代的流光溢彩转为自然清淡,将装饰性渗透于色彩中,是艺术美与技术美的完美结合。
中国论文网 http://www./7/view-4393276.htm
  [关键词]宋代陶瓷;官窑;民窑体系;美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K8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6-0020-02
  中国的陶瓷在经历了唐代的雍容浑厚后,到宋代转化为高洁精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成熟阶段,在艺术上也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此时官窑辈出,私窑蜂起,最为著名的有定窑、汝窑、官窑、哥窑、均窑等,响应者更是不计其数,南、北方各窑之间风格迥异,一些以州命名的瓷器体系特点也很明显。
  汝窑一向被人们列为宋代五代名窑之首,釉色呈现出纯净的天青色,淡青高雅,造型讲究,不以纹饰为重。钧窑有“钧窑无双”之说,就其瓷釉的基调来说,仍然属于青瓷系列,它的天青、灰蓝、月白诸色只是浓淡不一、色度差异而已。哥窑未见有宋人记载,只是后期明代才有文献记录。哥窑的釉色以青为主,铁足紫口,以釉面有碎纹而著名,号曰“金丝铁线”、“百圾碎”。官窑专指在京城汴梁由宫廷专设窑所烧造的青瓷,釉色粉青,通常以“紫口铁足”为特征。以上五大窑口瓷器都以色调淡雅、不崇尚花纹装饰、造型和釉色见长为特点。
  而以州命名的民窑体系却有很浓的生活气息,它们以耀州窑、磁州窑、建窑、龙泉窑为代表。耀州窑装饰以刻花为主,线条流畅,刻花技术冠绝一时。耀州窑以刻、画花或铁锈花见长,黑白分明,质朴大方。磁州窑的陶瓷枕最为有名,活泼可爱的儿童形象,或施以明快明晰的纹饰,具有浓厚的水墨画风格;花鸟鱼虫、山水人物、诗文书法无不挥洒自如,将制瓷技艺与绘画艺术完美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建窑以烧黑瓷为主,兼烧青白瓷。其胎质为乌泥色,有的釉面呈线条状结晶纹,细如兔毛,所以这种特殊产品被称为“兔毫盏”。龙泉窑是继越窑发展起来的瓷窑,使青釉品种达到了很高的境界,烧制成就了著名的粉青釉。
  宋代陶瓷造型追求一种质朴静润、自然天成、趣味高雅的意境,其轮廓线条流畅,造型端庄,法度严谨,做工精细,优美的形象体现着宋人典雅朴素的气质风度和追求的美学境界。在造型设计上,宋代非常重视旧有体制,开拓了在器型上仿古的先声,尤其是官办瓷窑,更是大量烧制仿古铜器的造型,如鼎、炉、瓶等,典雅而古朴。如果说宋代被誉为是一个瓷器时代的话,那么瓷釉所体现的艺术特色即是这一瓷器时代的特征。
  一、宋代瓷器釉色追求自然天成之美,受益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
  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崇尚天然真实,鄙薄雕琢伪饰,把自然朴素之美作为理想之美的典范。这种对自然美的崇慕和追求,对中华民族的审美意思和中国艺术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古典艺术也一贯反对雕馈满眼而崇尚质朴无华,把平淡自然看作艺术的最高境界。从绘画到园艺,从文学到戏曲,中国人的哲学观念完全一致:“天造地设”,“天作之合”,“天衣无缝”,一切皆以“天”为标准。所谓“巧夺天工”就是切忌留下任何人为的痕迹,哥窑的釉面碎纹就是这样的艺术品,虽然有人工的因素在内,但看上去却宛如天然,体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审美观念。
  宋代瓷器釉色追求自然天成的风韵,不仅同中国传统美学的旨趣相吻合,而且在这种美学观念指导下产生的艺术佳作,是通过工艺技术手段来实现的,如钧瓷窑就是通过“巧夺”来达到“天工”所赋予的自然之态的。人们常说:“陶瓷是火的艺术。”正因为“火”这个“天工”的作用,才使窑变成为可能,才使釉的装饰通过“融”和“化”产生浑化无迹、运化无痕、浑融天全、通体自然和谐的艺术美。因此,瓷与诗歌、小说、戏曲、绘画、书法等艺术形式相比,人工打造的痕迹更少,真可谓达到了浑然天成、天衣无缝的妙境。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宋代种种美丽的名瓷,被世人誉为奇珍异宝,获得历代人们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美。这也是宋代瓷器能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为宋瓷的审美奠定了思想基础
  宋朝开国时为了避免唐代末期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采取重文轻武的施政方针,一方面虽在军事上积弱不敌北方邻国,另一方面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之一。宋朝是中原经济大发展时期,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较大发展;而活字印刷、指南针及火药的发明和应用,更对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商业繁盛,金融也发达,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
  宋朝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有了强烈的文化需要,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的精神追求变得越发迫切,促成了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也正是因为文化的蓬勃发展,使宋朝完成了“儒学复兴”,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使得传统的“经学”进入了“宋学”的新阶段,也促进了儒、释、道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词自唐末兴起,经五代至宋已达到全盛。
  所以,宋代瓷器的艺术品位极高,可以说文化高度繁荣对于瓷器艺术风格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有学者所分析,宋代是一个既繁华又虚弱、既纵情享受又忧心忡忡的时代。宋词中抒发的感情大多为那种浅斟低唱的闲情逸趣,体现了宋朝稳定的政治局势、繁荣丰富的社会生活。至此,一个全新的美学时代到来,促成了宋瓷汝窑、定官窑“汁水莹润如堆脂”、如青玉一般的质地,钧窑天蓝釉天空般湛蓝,龙泉青瓷的粉青、梅子青等品种。
  三、 宋代文人的审美思想为陶瓷的审美奠定了艺术背景
  宋朝也是中国文明的第二次浪潮,不仅使神韵文明向绝对化发展,还使平民文化发展起来,诗词、歌赋、杂技、戏曲、民间音乐、小说、书法、建筑等艺术都在宋代高速发展。与此同时,宋朝出现了一大批名垂青史的文人骚客,苏轼、欧阳修、寇准、范仲淹、王安石、岳飞、文天祥、沈括、辛弃疾、朱熹、李清照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文人。宋代士大夫们入世做官、出世做仙,大多浪漫闲散,安静地享受生活。作为朝廷重臣的欧阳修,集风雅词客为一身,既关心吏治,居官尽职,又将人生与朋友一同宴乐看作最重要的乐事。晚年更为潇洒,在滁州过上了仙翁生活,每日以闲适饮酒为乐,以醉眼观山水,以山水酌酒,号称“醉翁”,那篇《醉翁亭记》写出了他潇洒自若、旷达自放、及时行乐的生活。在滁州任上时,欧阳修曾命令幕府的僚属在山谷中种满花卉,下属请示要种哪些花,欧阳修批示道:“浅红深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和苏东坡一样,他是最懂得诗意化生存的,无论何种境遇,都当仁不让地追求自然风雅的生活,以至于清贫不妨碍风雅。上饶文士徐釐在溪边筑室,名为“竹庄”水亭间做一小亭,每天喝酒写诗,名句有“直须座上千种酒,浇起胸中万卷书”。南宋名臣杨万里致仕后回到老家,住在老屋,屋子已经破旧,仅能遮风蔽雨。杨万里执意不加修缮,自赞道:“江风索我吟,山月唤我饮。醉倒落花前,天地为衾枕。”又自逊说:“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风。”只有这样的一些人才需要自然天成的风韵器物。因此,为宋瓷的审美奠定了名士风度特色的艺术背景。
  四、宋代的哲学精神对陶瓷美学形态的影响
  宋代提倡理学,这对陶瓷风格有着无形的约束。理学提倡温厚、笃实、含蓄,反对轻视诡谲、奇峻和张扬。有人把唐代的工艺美术概括为“情”,宋代则可概括为“理”。因此,宋人比唐人细腻、敏感、脆弱得多,“他们不是像唐人士大夫那样以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自己的力量去扫视、聆听、触摸、斗争,张开双臂去拥抱世界,而是默默地与世界离开一段距离,用心灵去体验、去咀嚼、去思考着外部事物”。他们安适地享受,低斟浅唱,迟缓克制。所以,宋代艺术风格体现为精致含蓄,富有寂静、安宁的空灵韵味,重于悠远含蓄的意境表现。宋代的这种哲学精神现象,在各领域有着相应的反映,如绘画追求山水写意,文学追求平淡,而在陶瓷造型上倾向瘦长、规整、典雅、平易、朴质、严谨,纹饰、色釉上崇尚含蓄、清淡、典雅、温润。宋代五大名窑的器物总体上体现的正是这种时代精神。
  五、统治者的爱好和趣味也影响了宋代陶瓷的风格
  陶瓷在古代社会中有着重要地位,皇帝亲自过问陶瓷的烧制,因此他的审美趣味,甚至他的精神向往,在陶瓷的制作中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表现。宋徽宗赵佶信奉道教,道学崇尚自然含蓄、淡泊质朴的审美观。这一时期的汝窑瓷器正是这种审美情趣的反映,反映出道家清逸、无为的思想境界,成为宋代上流社会的时尚,在陶瓷造型上表现为修长、瘦弱、精巧等特色,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统治者忍辱苟安、软弱的特征及其产生的社会心理。
  总之,陶瓷风格的变化有多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或者最终的动因,还在于所处时代的社会生产状况、国势的变化、特殊的哲学背景和艺术背景。宋代陶瓷的风格与趋向清瘦修长造型的美学思想,正是在这些动因下形成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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