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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正明先生在近作《楚文化史》中，将楚文化的发展历程分为五期，即滥筋期、茁长期、鼎盛期、滞缓期、转化期。本文对楚文化发展历程的考述，是按上列五期的顺序展开的。
一、楚文化的渊源 江汉地区是楚文化生长的温床，却并非其主源所在。新石器时代江汉地区的土著是三苗。《战国策·魏策一》记：“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先后诞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似可以三苗的遗迹视之，却无由窥见它们与后来生长在江汉地区的楚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据《国语》和《史记》记载，楚人是祝融的后裔。《左传·嘻公二十八年》记楚国的别封之君夔子不祀祝融和鬻熊，楚人以为数典忘祖，怒而灭之。《国语·郑语》记祝融的后裔有八姓。李学勤先生考证祝融八姓分布于中原，其说可从。《国语·郑语》和《史记·楚世家》都说，祝融是高辛的火正。火正，生为火官之长，死为火官之神。身为火神的祝融，同时又是雷神。正因为如此，他还获得了与日神相近的地位。 楚人的先民不仅崇火，而且尊凤。凤，曾作为童年时代楚人的图腾。降至春秋、战国之世，在楚人的意识中，凤作为图腾的神圣光泽己渐消退，但所含的某种图腾象征意义尚未泯灭。其实，凤也是祝融的化身。《白虎通·五行篇》说，南方之神“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鸾即凤。不仅如此，连祝融部落集团所依附的高辛部落集团，也是尊凤的。帝夋的“夋”字，就是鸟的象形。 在夏人与三苗干戈交加中，祝融部落集团把锋锷对准了三苗。他们处于三苗与夏人之间，自然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媒介。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与夏代大致相合，虽上承屈家岭文化，却含有龙山文化的因素，实为受夏文化影响的后期三苗文化。长期以来，祝融部落集团一直挣扎在强邻的胁迫之中。到了夏末和商代，分崩离析已成为他们无可挽回的既倒狂澜。《国语·郑语》说：在祝融八姓中，“已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秃姓舟人,则周灭之矣。” 商代，殷人称分布在其南境的祝融诸部为荆。《诗·商颂·殷武》记：“挞彼殷武，奋发荆楚，穼入其阻，裒荆之旅。”在殷人南进的压力下，荆人少数散匿，多数归顺。 殷人推进到大别山、桐柏山以南，使汉水以东的三苗遗裔受到震慑，一些部落被迫迁往汉水以西。苏秉琦先生指出：约当距今四千年至三千年间，“‘楚式扁’流行中心地带，从东向西，从鄂中地带转到鄂西地带。”这是商代江汉地区民族流徙趋向的印记。当时尚在其北的荆人残都，幸免于被裹挟到这股民族流徙的旋涡之中。 商末周初，作为荆人残部的主力—辈姓季连的后人，已西迁到丹水与淅水一带，拥戴鬻熊为酋长。鬻熊背商亲周，颇受周王青睐。《史记·楚世家》记鬻熊“子事文王”。鬻熊卒，其子熊丽继为酋长。熊丽孙熊绎，在周成王之时，被封于楚蛮之地，楚这个正式的国号兼族名才开始载于史册。 综上所述，楚文化的主源决非三苗文化，而是祝融部落集团崇火尊凤的原始农业文化。 二、滥觞期的楚文化 楚文化的滥觞期，始自西周早期楚国始封之时，迄于两周之交楚国将盛之际，历时近三个世纪。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右尹子革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孤棘矢以供御王事。”熊绎的国都仍称丹阳，可能位于雎山与荆山间的今蛮河近上游处的南璋县城附近。 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丹阳一带就是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古代文明交相切剧之区。湖北郧县青龙泉遗址，从下至上分别为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其叠压关系正是南北文化彼此交融的物证。早期的楚国，恰好位于毗连豫西南的鄂西北，这种纵跨南北的地理位置，成为楚人得以兼采华夏和蛮夷之长的优势。 熊绎王传至熊渠。熊渠近交远攻，揭开了吸收蛮夷文化的序幕。《史记·楚世家》记，熊渠伐扬越，“至于鄂”。这“鄂”在今湖北鄂州市境，为扬越的经济中心。在鄂的南面不远处的今大冶县铜绿山一带，有一个可能是当时最大的红铜生产基地。红铜是当时的头等战略物资，熊渠很可能是在红铜的诱惑之下，才劳师远征的。 两周之际，有若敖、霄敖、蚡冒相继为楚君。《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说明那时楚国的版图并不大。当时，楚人用兵的方向仍以南向为主，因此，这个时期的楚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今沮漳河的中游和下游。 楚人及其先民长期依附于比他们强大而且进步的华夏及其先民，自然会受到后者的染濡，久而久之，彼此的文化面貌就显得十分相近了。只是由于华夏文化与蛮夷文化的交融，滥觞期的楚文化才在考古遗迹上依稀显露出某些自身的特色。但楚文化毕竟有介乎华夏文化与蛮夷文化之间的主源——祝融部落集团崇火尊风的原始农业文化。至于华夏文化与蛮夷文化，则分别是楚文化的干流和支流，三者交汇合流，就形成了楚文化。而对楚文化发展方向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其主源。 湖北当阳县赵家湖发掘的西周晚期到战国中期的楚墓297座，报告编写者分为四类七期。四类，即甲类、乙A类、乙B类、丙类。七期之中，第一期为西周晚期，第二期为两周之交至春秋早期。与楚文化滥觞期的后段大致相合的是第一期和第二期。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分析，甲类墓几乎纯属中原风格，乙A类墓周式多于蛮式，乙B类墓则蛮式多于周式。 张正明先生认为：甲类墓的墓主是国人中的下等部落贵族，他们受华夏文化浸染，必然摹仿华夏的礼制；乙A类墓的墓主是国人中的平民和家道中衰的下等部落贵族，虽也受到华夏文化的深刻影响，但又与蛮夷比较接近，因此吸收了蛮夷文化的某些成份；乙B类墓的墓主大抵是土著蛮夷，与国人相对而言是野人，地位则与平民类同。 对于西周楚人的文化风貌,限于文献记载的疏略和出土文物的稀少，我们尚不能作出清晰的描述。那时，楚国的社会发展比较缓慢，楚人还缺乏跻身于周代民族之林的勇气和信心。他们只是流露出熔合夷夏文化的欲望，但直到若敖、蚡冒之世还没有脱颖而出。 三、茁长期的楚文化 蚡冒死，其弟熊通杀其子而代立，熊通三十七年，自号为武王。武王死，子文王立。文王元年迁都于郢，其地应在今湖北宜城县境的蛮河之阳。 武王击灭权、州、萝等国，文王又吞并邓、申、息等国。到成王之世，已是“楚地千里”。庄王饮马黄河，问鼎周室。庄王六传至昭王，昭王十年吴师入邹，昭王弃都避难。 楚文化的茁长期，始于熊通继位，当时春秋早期的中叶，终于吴师入郑，时当春秋晚期的中叶。 张正明先生认为，楚人在蚡冒、熊通之际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渡。当时，诸夏先进而且强盛，无论其奴隶制的发展处于何种境况，楚人都会在诸夏的引力和斥力的交错作用之下，偏离历史的常轨。楚国在家族的胚胎时期，奴隶制成分和农奴制成分并存。楚人在渡过了这样的胚胎时期之后，奴隶制成分虽苟延于宫廷和贵族的家室之中，农奴制成分却得以在县邑的里社中勃生滋长。在楚国异常迅猛的扩张进程中，随着赋役制的普及，农奴制充斥于作为楚国主要行政区域的县邑，以致奴隶制的发展最终受到扼制。 一个民族能否另辟蹊径，创造出风采卓异的文化来，取决于他们能否矢志不渝地追求文化的独创性。对于楚国来说，恪守诸夏的发展模式抑或探索自己的前进道路，是至关紧要之事。楚人在历史转折关头所显示的独创精神，正是楚文化茁长的基因。 楚人不仅在社会形态和国家体制上敢于躐等破格，而且民族政策也比诸夏开明。所谓“兼人之国，修其国廓，处其廊庙，听其钟鼓，利其资财，妻其子女”。正是因为楚人奉行了“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的混一华夏的民族政策，才赢得了楚国版土的扩充、财富的增殖和文化的繁荣。 周室东迁之后，周王丧失了军事盟主的实力，楚人再也用不着为来自中原的威胁而忧心仲忡了。于是，楚武王时，楚人便把东线作为主攻方向，而汉阳诸姬之首——随(曾)国，便成为楚人东进的主要障碍。武王末年，楚国大举伐随，迫使随国和它订立了城下之盟。楚成王三十二年，随国又一次被楚国击败，从此，随国就成为楚国的附庸了。 楚人在政治上结夷夏为一体的进程，也是它在文化上熔夷夏为一炉的进程。 楚人进入江汉平原之后，受到土著楚蛮的影响，文化面貌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根据考古资料，这个变化首先体现在陶器上，其中以陶扁最为突出。西周晚期，南下的楚人为了适应楚蛮占多数和稻米为主食的环境，与楚蛮一起把带有诸夏文化特征的红陶锥足罐形鼎略加改造，做成了一种新式陶幕—楚式扁。其它楚式陶器产生和形成的过程，大致与楚式赢相同。 楚人做得最为成功的，莫过于得扬越和华夏的青铜冶铸技术而兼之。 中原的青铜时代，大约始于夏代晚期。历经商代和西周，下至春秋早期，楚人的青铜冶铸技术主要是师法中原。限于客观条件，在春秋早期以前，其水平显然不及中原。近年来，在湖北随州市、京山县、枣阳县以及河南新野县等地，出土了一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铜器，它们的形制和纹饰都一如中原。 不仅如此，春秋早期以前，在青铜冶铸方面，楚人甚至也赶不上越人。在湖南安仁县何古山，出土了越文化风格的青铜管和青铜牌，其时代与中原的商代相当。截至1983年，湖南出土和采集的西周铜器有六十二件，均为当地越人遗物。春秋时代，湖南越人的青铜铸造工艺在继续发展中，出土了立耳柱足铜鼎，青铜匕首，扁茎青铜短剑，双肩青铜铺气人字形横断面刮刀，以及带耳系的矛等典型的越式器。 在湖北大冶县的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中，发现有越文化特征的陶器残片。以铜绿山为中心，北至英山县、南至通城县，西至武昌县，东至黄破县、阳新县和江西九江市，发现了数十处古文化遗址，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至春秋战国之际，从文化内涵看，应为越文化遗存。由此可知，春秋中期以前铜绿山古铜矿的开采者主要是扬越先民。1984年，在湖北广济县城东的长江中挖出青铜甫钟二十三件和青铜句全翟二件。经初步研究，其铸造年代在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之间，属古越族遗物，应是用铜绿山和附近地区所产的铜就地铸造的。 楚国的青铜冶铸业，在熊渠时，由于一度进兵到包括铜绿山在内的鄂地，打开了原料的来源，获得了初步的发展。但楚国青铜冶铸业的突飞猛进，却始自成王之世。 成王奋武、文二世威服汉阳诸姬之余烈，北收弦、黄，控制了大别山南北的通道，今鄂东铜绿山就成为楚国的掌中之物了。《史记·楚世家》记楚成王“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此处“夷越”，当指扬越，应包括鄂东一带在内。 1977年和1978年，在湖北黄陂县鲁台山发掘了西周墓五座，东周墓三十座。五座西周墓，其文化内涵是商周文化的融合，而商文化因素又比周文化因素突出。三十座东周墓，年代为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虽则中原和关中风格及本地特色犹存，但楚式已占主导地位，而且愈到后期愈是明显。这说明，从春秋中期起，楚文化对鲁台山地区的影响就逐渐深入了。 铜绿山发掘的楚墓，都是战国时代的，这表明春秋时代在此地从事采掘和冶炼的主要还是扬越。楚人占领此地以后，把扬越的冶炼技术和中原的铸造技术结合起来，生产出大量优质的青铜器，并在铸造工艺方面超过了诸夏。河南浙川县下寺发掘的大型和中型的楚墓，年代为春秋中期至晚期，出土青铜器达四百余件。这些青铜器足以说明，当时楚国不仅普及了中原大约在春秋中期推广的分铸、焊合技术，而且创造了中原尚未稳知的失蜡法或漏铅法铸造工艺；不仅镶嵌红铜工艺的采用不晚于中原，而且镶嵌黑漆工艺的采用更是开风气之先。 对待先进文化，楚人向来不抱偏见，他们满腔热忱地引进、改造，以求为我所用。在湖北襄樊市山湾春秋楚墓中，有邓公秉鼎和上都府策出土。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中，有巴式剑、鄝子之用戟、上鄀公簠、蔡侯簠和吕王钟出土。外求诸人以博采众长，内求诸己而独创一格，这是楚国青铜器发展的道路，大而言之，也是楚文化发展的道路。 不只是青铜冶铸，楚国的典章制度和楚人的风俗**惯，也都介乎夷夏之间。 楚国的官制，从形式上看，与诸夏同少异多。如楚官多称尹，就颇具特色。以尹名官虽始于商朝，但楚国以尹名官应是向周朝学来的，西周铜器铭文即有“皇天尹”。然而，楚官普遍称尹，则是楚求独立、求尊严的表现。 县，虽是周朝原有的，但真正作为行政区域的县则始建于楚国，而楚国的县最初是在蛮夷地区创设的。 在封爵、食邑、礼法等方面，春秋时代的楚制也各具特色。例如：在王与士之间的大夫等级中，没有明确的阶层；有官元爵，封邑一般传袭不过三世；丧葬列鼎大多为偶数，与诸夏的奇数恰好相反。 在精神文化方面，楚人向华夏学来的，首先是语言文字。据文献记载分析，许多楚人应通夏言，至少楚国贵族是如此。至于文字，就是流行于中原而为周代各国各族通用的文字—夏文。但在书法艺术上，自春秋中期以后，楚人逐渐形成了不同于中原的作风和流派。 春秋中晚期，楚国的音乐艺术已有初步发展。渐川下寺出土编钟五十二件，其全部乐音系列可奏出七声或六声的音阶。 当时楚人的风俗主要表现于以下方面：其一，是色尚赤，方向尚东，位次尚左。如楚服有“绛衣”，建筑有“彤镂”；楚人贵族的墓向和头向都从东，楚国的官名凡冠以“左”、“右”者，均以左为尊。其二，是念祖之情、爱国之心和忠君之忱尤其强烈。如楚人缅怀先人的开创之功，其都屡迁而名少更；文献上记载楚人殉国忠君的事例令人感泣。其三，是崇巫重卜。这主要表现在楚巫的地位比其它国家巫的地位要高。楚人逢大事必卜，甚至出现行卜择嗣的奇闻。其四，是宫廷建筑尚层台累榭和仪容装束尚细腰长摄。 茁长期的楚文化，几有席卷江淮之势。 汉淮之间原有不少小国,或为姬姓、姜姓，或为庶姓如赢、偃、曼、允等。从文化遗物来看，春秋早期以前中原文化的风格占优势，并带有或多或少的土著文化色彩，却不见楚文化的成分。春秋中期以后，楚文化因素的主导地位逐渐形成。这是因为它们已陆续被楚国兼并或成为楚国的附庸了。 蔡国本来是中原文化在淮水流域的代表。但是一到春秋晚期，就迅速向楚文化接近了。如安微寿县蔡侯墓出土的升鼎、于鼎都是典型楚器，其他某些器物也颇具楚风。 位于黄淮之间的郑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已发现的郑国铜器，有些形制与同期的楚器相同。 淮水中游北部的赢姓徐国，同样受到楚文化的浸润。春秋中期和晚期徐国的铜器，铭文字体秀丽，纹饰细致优美，为长江流域的风格。 长江下游吴越两国的青铜文化，也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如江苏六合县程桥出土的吴国青铜器，就有某些楚器的特色。 四、鼎盛期的楚文化 楚昭王十一年，吴师离楚。次年，吴又大举伐楚，楚恐吴师再度陷郢，迁都至鄀,而仍称郢。在楚昭王十三年至二十四年之间，楚都又南迁到今湖北江陵县纪南城，也仍称郢。昭王九传至顷襄王。顷襄王十一年，秦将白起拔郢，楚都东迁。楚国以纪南城为首都，长达二百二十年左右。可以说，纪南城的兴衰，标志着楚文化鼎盛期的始终。 约从春秋末、战国初起，铜绿山的采铜技术已有所革新：井架改用密集法搭口式，采铜工具改铜制为铁制，提升矿石和积水已用辘轳，郢都已有铸造作坊。 青铜铸造技术的提高与铜器品种的发展是同步的。就器类而论，编钟、列鼎仍是精心铸作的重器，但真正得到长足发展的是兵器。如湖北江陵天星观曾经盗掘的1号墓，就出土了青铜剑三十二件。 约从战国初期后叶起，楚式青铜镜问世了。在所有楚镜中，以山字纹镜为最多。这种镜传播广远，其足迹甚至到达阿尔泰山西麓。 炼铜技术与炼铁技术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据黄展岳先生统计，截至1979年，共发现楚国铁器一百六十八件，其中春秋晚期的八件，战国时代的一百六十件。战国时代楚国铁器的器类主要有农器、匠器和兵器，此外，楚人还用铁制作了精致的带钩。 高超的丝织和丝绣水平，是楚文化鼎盛期的重要标志之一。1982年，考古工作者在江陵发掘了一座战国中期的楚墓—马山l号墓，出土丝织品三十五件。其品种之繁多，工艺之精湛，保存之完好，都是前所未见的。这批丝织品，按其织造方法和组织结构，可分为绢、娣、纱、罗、绮、锦、绦、组八类，几乎囊括了先秦丝织品的所有类别。 马山1号墓所出的刺绣品有二十一件，都用作衣物的面和缘。花纹的主体部分通常用多行锁绣将绣地完全覆盖。有些部位则只用单行或数行锁绣排成稀疏线条。 楚人充分利用南方的木材资源，使木器应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中不乏精品。如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的一件木雕座屏，雕有凤、雀、鹿、蛙、蛇五类共五十一个动物。这些动物,或追逐争斗，或相互虬结，生动逼真，呼之欲出。 竹器不如木器种类繁多，但也是常用的，出于湖北宜昌地区战国中期楚墓的一双竹筷，其形制与现代竹筷酷肖，是我国已知年代最早的筷子。编织竹器的杰作是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一件彩漆编花竹扇，堪称竹扇的极品。 楚国是出土先秦漆器最多的国家。这是因为，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西部有连片成林的漆树生长，是当时产漆最多的地方。加之楚地气候温暖湿润，使生漆成膜时不易干裂，且能得到较好的光泽和硬度。楚国的髹漆工艺，施用于生活用具、玩物、兵器、葬具、车具、杂器和房屋等各个方面。 战国时代，楚国疆域的扩展,官僚机构的急剧膨胀，以及百工技艺的提高，促进了城市的繁荣，而战争的升级，兵器的改善，以及内线作战的频率加快，又迫使楚人垒高凿深。 楚国的大城，首先是郢都，此外有鄢、宛、城阳、陈、上蔡、下蔡、吴等。从城区规模和市政设施来看，郢都是名符其实的首都。其地“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绕”。经考古勘查和试掘表明，郢都不仅有宫殿区、邸宅区和手工业作坊，还有迄今仅见的一门三道的水门建筑，当是楚人的创举。此外，城中还发现各种类型的水井，空心砖，以及板瓦、简瓦、半瓦当、圆瓦当等。郢都之繁华，由此可见一斑。 城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发达息息相关。楚国的城市，正是频繁的商业活动枢纽。在国内市场上，大宗的物资是谷栗、食盐、布帛、丝絮、麻缕、冠履、衣袍、竹本、漆器、陶器、铁器、牲畜、皮革等等，贵重的物品有珠矶、犀角、象齿、丹砂、黄金等等。随着商业的发展，一些豪商巨贾应运而生，其中有的是身为封君、享有特权的宫商。如鄂君启就拥有大船二百五十艘或小船七百五十只以及车二百五十乘的特权。 精神文明方面，战国时代的楚人取得了对后世影响至深且巨的成就，突出表现在哲学、文学、绘画、音乐等方面。《老》《庄》代表着楚国的哲学，《庄》《骚》代表着楚国的文学，这些，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已进入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哲学宝库和文学宝库。先秦的帛画迄今只发现过两幅，都是楚国的。1949年出土的一幅是人物龙凤帛画，1973年出土的一幅是人物御龙帛画。这两幅帛画是当今所谓国画的先驱。1978年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以其壮美的阵容和高超的性能而令人叹为观止。这套编钟是世界上最早具有十二个半音音阶关系的定调乐器。 五、滞缓期和转化期的楚文化 楚都迁陈(今河南淮阳县)之后，国势江河日下。顷襄王四传至负刍，约历半个世纪，这是楚文化滞缓期。从负刍五年秦灭楚起，到汉武帝前期止，历一个世纪有余，这是楚文化向汉文化转化期。 大片国土的沦丧，使楚国的经济受到了惨重的打击。损失最大的是丝织业、刺绣业和髹漆业，在战国晚期的楚墓中，看不到第一流的丝织品、刺绣品和漆器。损失较小的是冶金业。 从淮阳平粮台楚墓出土铜器观察，战国晚期楚国铜器制作工艺不仅出现了冷加工技术，而且镶嵌工艺更有提高。1933年至1938年，寿县李家孤堆楚幽王墓三次遭盔掘，出土大量青铜器。从铭文分析，这些青铜器由冶师、冶师之佐和铸客制作。虽则不见镂空构件和细巧的纹饰，但工艺纯熟，形制别致，如会肯鼎鼎足之粗壮，鼎体之雄伟，前所未见。不过，楚器的作风从来都不是单调的。如果说，这种鼎以刚劲雄浑著称，那么，江苏盱眙县出土一件战国晚期楚国铜壶则以柔媚纤巧见长。这件铜壶楼刻精巧，遍错金银，精美超群。透过上述两件风格迥异的铜银器，不难洞察楚器的作风和楚人的气度。 战国晚期，楚国的金币骤然增多，可见楚国黄金的产量迅速上升了。 战国晚期，黄老之学兴起。就基本要素而言，南方的黄老之学是道家与儒家的统一，与北方的黄老之学是道家与法家的统一有别。在当时竞尚功利争相并吞的形势下，南方的黄老之学实难与北方的黄老之学抗衡。但这时的文学却是另一种局面，北方几乎没有文学专著了,南方则尚有余音未绝的楚辞。 楚国将亡之时，它的文化早已超越其国界而传向远方了。江西新建县出有楚式鼎、壶和剑，戈、矛、敦的战国墓，广东四会县和广西平乐出有楚式剑、矛的战国墓，四川成都羊子山出有楚式剑的战国墓，表明楚文化已深入百越和巴蜀地区。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其后裔，为滇王，则滇楚之间也不无人文相通之处。 秦灭楚后，楚文化进入了转化期。秦朝求统一心切，对楚文化采取排斥态度，这在江陵一带表现尤其明显。已发掘的江陵楚墓达八百余座，秦墓和秦末汉初墓只有二十余座。秦墓的墓制、葬式以及随葬器物的类别和缉合等，都与楚墓不同。 不过，秦朝对楚文化也并非一概拒绝。李斯《谏逐客书》指出的“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则正是秦朝所要从楚国和关东其他各国的文化中接受的。 西汉前期，统治者有鉴于秦朝实行学术专制的覆辙，采取了相当自由的文化政策。如马王堆3号墓的墓主葬于汉文帝十二年，比安徽阜阳县双古堆l号墓墓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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