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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巡游”时，刘震云与不同国家的读者交流，但比他更早到达这些国家的，是他的书。“国外读者很早就在谈论你书中的人，让你有一种回到故乡的感觉。” 刘震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书被译成各国文字后，书名也根据不同的文化有所改变。比如，同样一本《我不是潘金莲》，英语版名为《我没有杀死我丈夫》，法语版是《我不是一个荡妇》，瑞典语版是《审判》，德语版和荷兰语版是《中国式离婚》，阿拉伯语版最有意思——《我不是一个护士》——当地曾有一名统治者上台后，取缔红灯区，大量妓女改行成为护士。 国外媒体对刘震云作品的评价是：用最幽默的方式来表达最深刻的哲理，用最简约的方式来描写最复杂的事物，用最质朴的语言来搭建最奇妙的艺术结构。 在荷兰，一位读者告诉刘震云，读完《我不是潘金莲》，最大的触动是，李雪莲因为这么一个事儿，没有人听她的话，她只能跟牛说话，“你写李雪莲，你就是第二头牛”。 有人总结，刘震云写了那么多书，其实讲的都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问题，这种沟通能超越国家与文化的界限。《我不是潘金莲》在法国出版后，有人对他说：“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能因为一句话思考20年，甚至用20年时间来纠正一句话，她对生活有如此痛切的感受，就冲这一点，我特别佩服。” 刘震云回忆，20年前，西方所知的中国作家，局限于描写社会和政治层面的作家，尤其喜欢那些表面上持不同政见的作家。“这带来一种现象，一些中国作家投其所好，开始往这个方向写，把自己化妆成那个样子。但现在，中国作家开始回归生活和文学的深度。” 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好的作者？刘震云建议，除了学好文学，还得学好数学和哲学。 “学好数学，因为数学是对细节、逻辑推理要求最严密的科学，不然你演算了五页稿纸，最后小数点点错，就全错。对作家来说，处理好句与句之间的关系、段与段之间的关系，都需要这种严密性。学好哲学，是因为哲学是对整体布局的思考。文学真正的力量，不是你写出来的力量，而是你没有写出来的、由结构自然生发冲撞出来的力量。所以，数学、哲学、文学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一名好作家。” 讲到这里，刘震云不无得意地说：“我数学就很好，是河南的高考状元。” 不久前，刘震云在央视文化节目《朗读者》上读了《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一段，他觉得，“把书和大众媒体结合起来，让更多人能谈起读书这件事儿，没坏处”。但最能让一个作家成为话题焦点的，近年来还属电影。 2016年，刘震云的两部作品《我不是潘金莲》《一句顶一万句》分别由导演冯小刚和刘雨霖执导，登上大银幕。刘震云认为，电影对文学的推广功不可没。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乎所有中国作家的作品为国外读者所知，首先都是通过电影。我的书也一样。这次欧洲之行，每次办活动前，主办方都愿意提前先放一场电影，观众看过电影，就算没看过书，也愿意来和你交流。”刘震云说。 但他仍然不忘推销书：“文学像海底潜伏的涡流，擅长表现的是思考的过程；电影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需要速度和落差——不能一个演员在那儿想了三个小时，电影就结束了。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肯定会流失一些东西。当电影表演完表面的东西之后，就轮到文学和你谈心了。所以，书里有电影里没有的东西，看完电影，赶紧买本书吧！” ▼点击蓝色小字“出书”即可订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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