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罗曼史 | 人类利用阅读来拖延不可避免的东西

梅梅妹妹美美 2017-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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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住得很远很远的女人谈恋爱。他们很少见面，但是经常互赠礼物。她送给他书；他回报给她唱片。她送的书不是随意选的；每一本都有寓意。通常不是出自很有名的作家，不是他会给自己挑选的书，但每一本无一例外都很美，很鼓舞人心。他通过这些书认识了未知的世界。作者有日本的、荷兰的、阿根廷的、越南的。有异国情调，奇怪且美妙。她一共送给他四十七本书，他除了一本之外都读过了。收到书后，他会慢慢来，并不急着去看。看完之后，他会把书放在架子上，天天看它们，每天拿出来摩挲几次，因为只要碰到书，他就能感受到她的存在。这些书是一段恋情的编年史，佐证了两个人的爱有多深。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两人的恋情也渐渐暗淡。他们相隔太远，情感疲劳来临，他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做，热情已经不再。他们有时也通电话，但并不愉快，因为在电话上说的都是朋友间无关紧要、机械式的闲聊，而他们在一起时说的是恋人间的神秘语言。有一天，她写信说，不愿再和他相见，这段感情结束了。她不会再给他打电话；她也不会说“再见”，因为“再见”是最残酷的词。她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他再也不会见到她。她再也不会送书给他。

他既生气又失望，他的心碎了。他觉得遭到了背叛。他把她送的所有书都放进纸箱，藏在地下室。他一时冲动想把书送出去，甚至销毁掉。但他打住了。这么做是不可能的。

时光飞逝。他再没听到那个女人的消息，他的愤怒也慢慢消逝。爱过了失去了，也比从没爱过要好。他在哪本书里读过这句话。某一天，他跑去地下室，把书扛上楼，又放回了书架。他根据热恋时收到书的日期把书重新排序。然后，他又按顺序重读这些书。他读了关于武士的书，关于注定要下沉的船的书。他读了关于围棋手的书，关于慈悲天使的书，关于探险家的书，关于蚕宝宝的书。他就像当年一样喜欢这些故事。他会一再重读，直到他死去的那天。他知道他再也见不到那个女人，但这些书会把她烙印在他心上。

唯有她送给他的最后一本书他一直没读完，说的是一个男人追求一个神出鬼没的女人的故事。他开始读书时正是恋情结束之际，还没读到第十页就收到那封致命的信件。他合上了书，决定永远都不打开了。因为只要他还没读到最后一本书的最后一页，他一生的挚爱就不会完全走出他的生活。只要他不读完那本书，就还有一份等着他的礼物。好像这份礼物是属于未来的。好像这份礼物是属于过去的。

八十年代早期的某个星期六晚上，我和一位名叫克莱夫·菲尔伯特的朋友乘坐纽约地铁，从春天大街北上。克莱夫是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图书馆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克莱夫和我乘地铁是要去我在墨菲山的公寓，观看麦迪逊广场花园进行的名人赛，吉米·康纳斯对约翰·麦肯罗。（我们那一晚喝得很多，我居然还能记得这些倒是怪事。）克莱夫那天心情不错，刚从传奇的斯特兰德书店买了不少书。斯特兰德书店以其35.7英里长的二手书著称。克莱夫不像我那样对书精挑细选——他从没读过《堂吉诃德》《战争与和平》或者《情感教育》，但他读过很多我没读过的书。不少都和艺术家有关，通常都是怪人，比如雷·约翰逊。这个人有回雇了个飞行员，载他飞越某先锋艺术节的现场，让他从空中扔下几磅重的法兰克福香肠。他还想叫他所属的画廊为这次即兴的空运埋单。画廊婉言谢绝了。

克莱夫还对政治宣传册感兴趣，比如《穿破裤子的慈善家》这种又臭又长的书。我自己也有过一本，后来因为实在不想读，大概是被我放火烧了。他也喜欢《耳目一新》这种对贫农生活的动人叙述，作者是改过自新的共产主义者，荣誉退休的贫农F.C.鲍尔。我对这些不感兴趣，虽然严格说来我也是城市贫农出身。那天晚上，克莱夫抓着满满一包从斯特兰德淘来的书。坐地铁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们的购物袋扯破了，两版六瓶百威啤酒在车厢里乱滚。一旦我们快要够着，地铁就突然发力，于是我们奔来跑去，始终差那么一点点。同一车厢的乘客们觉得我们野蛮的努力十分有趣。最后，我们只好认输，告诉大家别客气，享受啤酒之王吧。接着我们又继续讨论书了。

他那天淘来的宝贝包括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狱中书简》。我那会儿对葛兰西还不熟，研究了一番封底才知道，这个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个最糟糕的时刻成立了意大利共产党，结果被墨索里尼关进了监狱。我对倒霉的意大利红色分子向来不感兴趣，但克莱夫把这本晦涩的家书（许多篇目深入哲学领域）大肆吹捧，以至于我开口向他借阅。我把这本书带回家，放在了同样挑动人心的书籍旁边。我那个晚上没来得及读，第二天晚上也没读，后来也没有读过。事实上，三十一年之后的今天，在我码这些字时，它仍然在我的书架上占据着同样的位置，旁边是米盖尔·德·乌纳穆诺的《大众的反叛》、彼得·怀特的《沃斯》、J.P. 唐利维的《巴萨泽·B的野蛮的至福》、恩斯特·勒南的《耶稣生平》、托尔斯泰的《哈吉·穆拉特及其他故事》、卡米洛·何塞·塞拉的《杜瓦特家族》以及另外几本我一直丢不掉的书，尽管我怀疑恐怕这辈子、甚至下辈子都不会去读它们。

至于我为什么没去读，我一直没搞明白。《芬尼根守灵夜》不好懂，《杜瓦特家族》是用我不会的语言写的，这都还好说。其他的书并不长，也没有哪一本看起来肯定会令人类神经系统停止运作，《沃斯》除外。但只要我一拿起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狱中书简》，一看到封底宣传——“本书包含实用的索引，以及信息量丰富的分析传记介绍，帮助读者以历史视角来理解这位至关重要的意大利思想家，”我就跟自己说：算了吧，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还是再读一遍《罗尔德·达尔精选》吧。（已经第九遍了！）

克莱夫借给我那本书已经许多年了。我抽出时间读了成百上千本悬疑小说，情节都忘得差不多；还读了怀亚特·厄普和老布什的传记，以及不怎么重要的古怪书籍，比如《巴黎的下水道和管道工》《牙签》《橄榄》以及《厄恩·马利事件》。最后一本说的是二战后的一个文学恶作剧，其负面影响导致了澳大利亚诗歌倒退了一个世代，甚至更多。但是，这么多年来，我就是没空去读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狱中书简》。

我想我知道原因了。每次看到这本书，我的思绪就回到了那个地铁之夜，时光倒转，克莱夫和我又年轻了。那次地下冒险之后没几年，我就彻底戒酒了。我并不怀念每夜酩酊大醉的时光，但我对那个晚上幸福的醉意并不后悔。现在，我要是无意中看到百威罐头，不一定会想到克莱夫、或者那个晚上，但是当我看到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狱中书简》像悲哀的哨兵立在我的书架上，等待迟迟不来的攻城战时，我眼前就会浮现出那些红白蓝相间的罐头在六号线车厢里欢快滚动的情形，我们的笑声也能听得见。所以，我不会和这本书说再见，尽管我并不会去读。只要以后还有读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狱中书简》的机会，克莱夫和我就会回来，回到莱辛顿大道慢车上。

杰奎琳·卡威尔，我最要好的发小的母亲，生命中最后六年是在柏林度过的，和她女儿还有德国女婿住在一间公寓。她的身体很虚弱，唯一能让她兴奋的就是偶尔去趟公共图书馆了。正是在这六年里，杰奎琳的心脏越来越差，但她读了两千本书。两千本。她真把书当作了生命支持系统，拼着命去读书。

我父亲的故事也差不多。父亲和我关系并不好，但我们都非常喜欢读书。他下葬那一天，我最后一次去了他狭小的住处三个塑料垃圾袋就能装下他的全部财产，这也是他僧侣般生活的隐喻吧。他拥有的东西不多，留下的也不多。走进他的公寓时，我发现冰箱里没有吃的，墙壁上没有艺术品，只有一个接触不良的磁带放音机，没有电视机。但是那里到处是书。关于圣人的书，关于牛仔的书，关于罗马人的书，还有一本关于巴斯克维尔猎犬的书。还有很多类似历史上的今天的书：林肯、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野比尔-希克科、耶稣去世的那天，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他的人生慢下来，死亡越来越近，他把不需要的东西都丢开了。电视上的东西对于他无关紧要。挂在墙上的任何东西也不会对他产生什么影响——照片、油画甚至十字架。但书对于他还是重要的，年轻的、充满希望的他，没有被酒精拖累时的他也是爱书的。书给了他成就事业的希望，让他休息得更安心。他的书让他坚持从未实现的梦想。书并没有帮他成功，却减轻了他失败的痛苦。

人类利用阅读来拖延不可避免的东西。我们通过读书向天空挥动拳头。只要还有这些史诗般的、无法完成的阅读计划在前头，我们就不能咽下最后一口气：叫死亡天使迟点儿来吧，我还没看完《维莱特》呢。我觉得这就是书给人类最好的礼物。每个生命就算再精彩，结局都是悲惨的。我们崇拜的人会去世，我们喜欢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书却告诉我们，未必如此。简会跟罗切斯特结婚。伊莱莎会衬托西蒙。冉阿让会比沙威活得长。皮普会娶艾斯黛拉。坏人会被打败，好人必将胜出。只要还有美好的书等在那儿，我们就有机会调转船头找到安全的港湾。希望还是有的，用福克纳的话说，我们不仅会活下来，我们还会得胜。希望还是有的，我们会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