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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正当苏轼在他的第四个知州--定州知州任上准备要大干一番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重大变故突然降临。那么，这会是一件什么事情？它的意外到来会改变苏轼的人生命运吗？苏轼的死亡会和这件事情有关吗？ 全文： 苏轼为了躲避朝廷里边的是是非非和政治上的纠纷，主动要求到地方上去工作，可是我们说了，是祸你就躲不过，别说你躲到地方上，你就是躲到天涯海角麻烦还会来找你。这个麻烦是什么呢？因为到了宋哲宗的元祐七年前后，一直主持朝政的高太后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而宋哲宗已经到了18岁可以亲政的年龄，宋哲宗这个人，心胸非常狭窄，有一次，宋哲宗也在场，这个老太后就给其他几个大臣说，你看我现在身体病成这个样子，这往后的朝政该怎么办呢？他这一问以后，大臣们还没来得及应对，原来一直很沉默的，坐在一旁的,从来也不发言的18岁的宋哲宗就突然说了一句话说，这有什么难办的，朝廷有的是规矩，规矩上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这弄得周围的人大吃一惊，下朝了以后，几位大臣在一起商量，这下麻烦了，咱们这几个人，肯定是把皇上给得罪了，将来肯定没有好果子吃。所以，宋哲宗他是这么一个人，不是说他自己真的凡事都要请娘娘定夺，他心里也主意，但是他当时小，权力都在高太后手里，他没法说，所以，随着高太后的病情逐渐加重，政局转换和动荡的这种气息就表现出来了。 到了元祐八年的9月3日，高太后去世了，9月4日，哲宗就下令要恢复几个与新党人物关系特别密切的宦官的职务，虽然由于宰相的反对，没有能够实现,但是，这已经传达出了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我们前面都讲过，苏轼是这个小皇帝的老师，按道理说，你是他的老师，你不应该有什么担心的，但苏轼也深知其人，所以早早把自己打发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他自己要求外任，当时他担任的什么职务呢？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军州事，定州就在现在河北省的定县，这一大串的名字说明什么问题呢？他以一个很高的三品的身份，出任河北西路的总管，兼定州市的市长。 可是我们刚才说了，是祸躲不过。到了元祐9年，4月12日，宋哲宗就把年号给改了，他改年号，古代的皇帝改年号都是有说法的，他改成绍圣，绍圣的年号是什么呢？就是继承父亲改革的遗志，将革新变法的大业，进行到底。这小皇上亮出底牌了。亮出底牌之后，紧接着就是人事调整，当时在台上旧党的宰相全部被罢免了，任命了当时新党的代表任务，叫章惇为宰相，从绍圣元年到绍圣四年这几年的时间里面，像司马光这样一批已经去世了的原来旧党的领袖人物，他们的官职都被追夺了，他们的墓碑都被铲了，活着的高级官员，通通地都被贬了，在这种形势下，苏轼的命运，不用想像，你就能看得到。 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在元祐9年润4月3日，第一道诏书下来，他被取消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撤销了定州知州的职务，以左朝奉郎的身份，任英州知州，正六品。英州在现在广州的英德，没过多久，第二道诏书下达，以左承议郎的身份，仍知英州，成了什么呢？正六品下，又降了一等。当时的苏轼，已经60岁了，要从河北的定县，赶往遥远的广东的英德，这还没有算完，第三道诏命紧接着下来，说，合叙复日未得与叙复，仍知英州，这句话的意思,你还做英州的知州，可有一样，按照宋朝的规定，官员任职到一定年限的时候,按规律，有自然升迁，取消你这个资格，你永远不能得到升迁的机会，这是第三道。到了6月，这苏轼不是急着往英州赶吗？还没有赶到，等他到安徽的当涂的时候，接到了第四道诏命，撤销了他左承议郎的资格，由英州知州降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不但贬了你的官，而且刚才是在英州，现在连英州都不能待了，你得去广东的惠阳，就是刚才所讲的惠州，把你安置在惠州，给你个官衔，但是你没有任何实际的职务，不得签书公事，这意味着苏轼的命运要发生根本的变化，苏轼听到这个以后，他马上做了一个决定，他不要再像在黄州时候那样，把一家20多口人都带在身边，他现在都60岁了，他愿意一个人担当所有的降临他头上的这些苦难，他做了个决心，只让他的小儿子苏过和他的侍妾朝云，还有两个女用人，跟着他一起去惠州，其他人都不要跟他去。 然后到了8月份，他刚刚赶到庐陵，就是现在的江西吉安，第五道诏令紧接着下来，这都是很快的，撤销他建昌军司马的职务，并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不得签书公事。他在惠州，苏轼在惠州呆了三年，三年刚到，第六道诏书就追下来了。这回您连惠州都不能呆了，去哪呢？直接去海南岛。第六道诏书怎么说呢？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署公事，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你在海南，还是不能签书公事，担任什么职务呢？还是一个公驾，这个职务只是一个知州的从官和佐官，九品，我们经常说的七品芝麻官，那这是一个什么芝麻呢？是一个微型芝麻，微微型芝麻，很小，问题是这又根本的不同在哪？这次他孤悬海外。北宋的朝廷有祖训的，知识分子犯了再大的错误，读书人犯了再大的错误，不会把你杀掉，不杀你就只有贬你，给你贬到不能再远，不能再难的时候，那就是到了海南岛，就是天涯海角了，这一次的被贬海南，包括惠州，跟黄州之贬有重大的不同。有三点，大家要注意。 第一是什么呢？在自然条件方面与生活的条件忙面，更加的艰苦。第二，他身体非常虚弱，在保全性命的前提下，能不能再返回中原，甚至回到家乡，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再有，当年被贬黄州的时候，苏轼的心还是热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个根本的不同在于，章惇等这批新党人物上来，再也不是很苏轼的政见不同的问题，你想想看，我们前面讲过，在元祐时期，苏轼等这一批的旧党人物上台了之后，新党人物纷纷被贬，在这些年里边，他们郁积在胸中的怨愤之气，通通都要发泄出来，所以这一次的旧党人物的被贬，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打击报复的成分，我就让你永世不得翻身，不然怎么会贬到海南呢? 我们先来看他的生活状况。苏轼在给他弟弟苏辙的信里面，非常详细介绍了在惠州的情况。惠州这个地方，当时的市场经济也不发达，自由市场上，每天只杀一只羊，苏轼也买不起，怎么办呢？他就跟这个屠夫商量，你把羊肉什么卖完了之后，剩下的骨头架子，脊骨给我留下来，那个我能买得起，买回这脊骨怎么办呢？放到锅里玩命地煮，咕嘟咕嘟煮熟了之后，拿出来，然后再放到米酒里头进行浸泡，浸泡完了之后，然后再洒点盐，放到火上微微地烤，还不敢烤焦了，然后再一点一点地，一边剔着把缝里的肉剔出来，来吃它，苏轼在给弟弟的信里面说什么呢？说我感到很高兴，每天吃这种羊肉的时候，感觉像在吃螃蟹一样，要费很大的工夫，才能得到来之不易的一点点微弱的肉，靠这个来补身体，还不能每天都吃，得过上几天，吃上这么一次羊脊骨。 在海南，条件更艰苦了，苏轼给他的朋友程秀才的信里面，是怎么说的呢?海南这个地方，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换句话说，没有肉吃，没有地方住，没有朋友，得了病没有医药，冬天没有炭来烧火，夏天也没有凉爽的泉水洗澡。就不是个宜居城市，距离宜居城市的距离非常远，艰苦归艰苦，我们都没忘了，苏轼一直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不论到什么艰苦的地方，他都善于养生保健，就是到了海南这个地方，他依然给自己创造出了一套养生保健的方法，叫谪居三室。这个谪居三室是怎么回事呢？叫旦起理发，早上起来迎着海风，就着早上的清风，梳理自己的头发，想像着一边梳，头发越来越多，越来越浓厚，这也是一种人生境界。第二叫午窗坐睡，中午到了，反正没事，不得签书公事，盘腿坐在一个蒲团上，手肘靠在一个茶几上，做昏昏欲睡，恍恍惚惚，进到两忘的境界，俨然已经成了庄子。第三个叫夜卧濯足，临睡之前洗脚。他怎么洗呢？他有一首诗，况有松风声，釜鬲鸣飕飕，瓦盎深及膝，时复冷暖投，明灯一爪剪，快若鹰脱鞲。我晚上快睡觉之前，听着坐在炉火之上的热水，发出嗖嗖的声音，水开了，然后自己的脚丫子放在瓦盆里头，水加得多一点，快到膝盖了，过了一会而加点热水，热了再加点凉水，很自如，很潇洒，洗完了脚丫子，然后用个指甲剪在灯下很细心地剪自己的脚指甲，感觉到很自由，好像老鹰脱离了羁绊，在高空飞翔一样。大家剪自己脚指甲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想法，就觉得自己获得了对生活羁绊的一种挣脱，获得了自由，恐怕很难，但是我们的苏轼，62岁的苏轼在海南岛被贬的时候，他努力地要同这样细微的生活的小事上，寻找到解脱自己心灵的一个途径。当一个人的人生境界达到了足够的高度的时候，他的那种道法自然的神情,神采和天才是表现在各个方面的，不是故意的，不是做作的，而是自然的。 他在惠州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记游松风亭，他经常去登那个山，山上有个亭子叫松风亭。以前很好，一下就登上去了，今天登的时候有点奇怪，登到半山腰的时候，实在走不动了，坐在一个石头上，望着那个松风亭想，这可怎么办呢？还有这么长的路，我都登不上去。后来忽然一想，我这是干什么呢?我为什么非要登到那个高顶上去？难道人生就是必须不断往上爬？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做一个决定，我从半山腰上站起身体来，拍拍身上的尘土，然后我下山了，我一样可以生活得很好。你注意，这是一个在政治上没有前途的人，他要在生活当中给自己镗开属于自己的一条路，你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前面讲，苏轼少年成名，那是闹着玩儿的吗？科举考了第二名，制科考了百年第一，这样一个人现在却说出，为什么我非要爬到松风亭上去，为什么不能半路回到山脚下去呢？你要知道，一个62岁的老人，你得允许他在身心方面给自己一个空间,他不这样想能怎么想？大家可能会想啊，苏轼现在是不是变得特别封闭？成天一个人爬在小亭子上，自己躲在海岛上，写点小文章？那不是，这根本不符合苏轼的性格。我们知道，苏轼是一个特别喜欢管闲事的人，他现在是一无所有,什么官都没有，但他依然对民生超乎寻常地关注，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苏轼当时在惠州，闽南地区办了一件大事，就是给广州引了自来水管，广州这个地方，在北宋的时候水质不好，只有很少的达官贵人能喝到远处牛王山上的泉水，那水很贵，大部分老百姓只能喝又咸又苦的地下水。有一个道士给苏轼出了一个主意，说什么呢？离城约十里的地方，有个叫蒲涧山滴水岩，滴水岩那个水可以引到城里来，但这只是个创意，没有官方的支持，费用很大的,苏轼一听，毫不犹豫，马上给广州的知州，叫王古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这是个大好事，你应该跟朝廷申请一笔钱，把滴水岩的水引到广州来。苏轼不但出主意，还告诉他怎么引，他在滴水岩底下，让工程队的人，挖了一个大石槽，让滴水岩的水先蓄在石槽里边，然后用那种特别粗壮的竹筒，绑在一起，五管竹筒绑在一起，靠在水槽这个地方接水，然后一直引导道到时候广州城里边来,到了广州城里边，再凿一个硕大无比的大石槽，把那个水引到这个石槽，再由这个石槽，引出五根很粗大的竹管，一根一根分到人家里去，这就是北宋的时候，在苏轼的倡议下，发明了原始的自来水管。所以我们说，苏轼他这个人是什么呢？他不光是要通过刚才我说的那样一种自我疏解的方式来解脱自己在现实的苦难当中的困境，更重要的是，他时时刻刻把自己的命运，把自己的才华,把自己的思想，要跟老百姓紧密地结合起来，换句话说，我的命运再苦难，只要我投放到更大的老百姓的命运里面，我就一刻都不感到孤独。 怎么了？到了宋哲宗的元符三年，宋哲宗很年轻的，驾崩了，他驾崩以后,他没有儿子，他的弟弟赵佶就继位了，这就是很有名的宋徽宗，那个大画家。他继位以后，是由宋神宗的妻子向氏夫人，就是向太后执政。这个向太后跟章惇不合，她一上台就把章惇打发了，所以当时的政局就出现了一点松动，元佑（音）的旧党人们，开始纷纷回到朝廷。2月份，朝廷天下大赦，苏轼以琼州别驾的官职，命令在廉州安置，廉州在哪？现在的广西合浦县，不得签书公事，但总归是回来了。4月份，授予他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居住。又往北走了，到了6月份的时候，苏轼开始从海南出发，渡过琼州海峡，到了11月份，朝廷下诏，给他这个官职，这个名字很长，说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外军州任便居住，给大家解释一下，说白了就是给你一个七品官的官俸，你爱上哪儿住，上哪儿住去。这是很多被贬之后，又被召回来的官员，朝廷给他们的优待。这时候，苏轼在北返的过程当中，朝野之间就有一种舆论。认为，苏轼和苏辙兄弟，很有可能要再朝纲，执掌大权，那么，苏轼是怎么表现的呢？是不是也是踌躇满志，准备再一次如何如何呢？不对。 一方面来讲，苏轼的的确确对于当时的朝政，在内心的深处，产生了一种拒斥感，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后半生，搭到这个激烈的政治斗争当中去，再一个,对当时朝政的格局，苏轼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我刚才讲了，向太后执掌了朝政，可是有一点，你别忘了，她把章惇这个新党的宰相开掉了，做宰相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旧党的代表人物，叫韩忠彦，一个是新党的人物，叫曾布。为什么呢？宋徽宗继皇帝位之后，他的年号叫什么呢？叫建中靖国，这个年号的意思，是我们要努力调和新党和旧党之间的矛盾，让朝政沿着平稳的路往前走。所以你看他这两个宰相，一个是新党，一个是旧党，而且当时在新党人物里面,立场最为鲜明的是两个兄弟，一个是蔡京，一个是蔡卞，这两个人也被开掉了,可有一样，随着蔡京和蔡卞被逐出朝廷，有一个代价，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旧党人物里边，立场最为鲜明的苏轼和苏辙兄弟不许回到朝廷，这是一种政治平衡。所以，当时苏辙跟他哥哥一样，也从被贬的地方召回来。他当时选了个什么地方？颍昌，就是现在河南的许昌，他跟他哥哥说，我们年纪都大了，就被折腾了，尽量地离京城近一点，靠近中原嘛，我们两个住在一起，苏轼本来都答应了，后来一听说，朝中可能又有新动向，坚决不去颍昌，所以，他把自己终老的地方就定到了常州，所以，常州是苏轼选择的自己的终老之地。 苏轼的确没有可能再回到朝廷担任任何职务，因为这时候他的身体已经非常坏了，我们说，等他回到去常州的路上，到5、6月间了，这时候的江浙地区气侯非常炎热，这是一，苏轼长期一路上过来，都是在船上，非常地闷热，而且长途跋涉，你想想看，他从海南过海，到了大陆之后，又到了永州，一路上又到当涂，又到南京，然后再到常州，所以什么呢？身体的适应性已经很差了,当时他已经是65岁的人了，6月1号，苏轼当时身上感到不舒服，天气很热，吃了一些凉的东西，吃得太多，晚上跑了一晚上厕所，痢疾，很严重，折腾了一晚上，第二天非常地疲惫，只能卧病在床，喝了一些黄芪粥，用来补气的，觉得好多了，可是几天以后，病情没有好转，接着消化系统完全紊乱，胃部很胀不想吃饭，再加上当时因为他当时在真州，就是现在的江苏仪征，在岸上要办事情，他还老住在船上，河水污染得很厉害，所谓臭气熏天，加重了他的病情,其实这时候的苏轼已经预感到自己的身体快要不行了，他就给苏辙写了一封信,所他死后的葬在嵩山之下，而且请苏辙给他写墓志铭。到6月12号，他离开了真州去常州，在那儿见到他的老朋友，叫钱济明，到了7月12号，他突然觉得身体好多了，无比地轻松，然后就要了些纸笔，给钱济明，书写了几篇诗文。大家都觉得这个病没事了，其实这是回光返照，到了7月18号，他觉得病很重，就把三个儿子都叫到床前，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我这辈子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也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死后不会下地狱，我死后你们不要哭泣，因为那不是我所希望。到了7月23号，苏轼醒过来，当年在杭州径山的一位著名的长老，叫维琳前来看望他，两个人交谈了很长的时间，苏轼还给维琳写了一首诗，谈到自己对佛教的看法，对生死的看法，到了7月28号，苏轼处在弥留状态，他的听觉和视觉都基本上丧失了，这时候维琳方丈，他的这个好朋友，就在他耳边上，大声地说，端明宜勿忘西方，说这个时候，你应该想着西方极乐世界，苏轼喃喃自语地回应说，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说西方极乐有没有我不太清楚，但我觉得为它而用力，并非我所愿。钱济明他的好朋友也凑近他的耳畔大声地说，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说您平生笃信佛法，而且用心地修炼，不就是为了今天嘛，你应当用力啊，苏轼最后说了一句话，说着力即差。如果用力，如果故意，就全错了。 苏轼对于佛教，对于佛学有很深的造诣，但是我们知道，苏轼这一生，都对现实的人生，保持有极大的热情，他从来不把自己的人生，把自己生活的希望，寄托在虚无缥渺，虚幻的所谓极乐世界去，应该说，在临终，在临去世时候这一段对话，再一次，特别鲜明地给我们勾画出了苏轼的人生的理念，人生的信念和他本人的个性。所以我们说，到最后，苏迈含泪上来问他的后事，这个时候，苏轼已经去世，这是在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的7月28日。 我们应该说，苏轼这个人，他就像流水一样，虽然总有一天，他要在我们的眼前，渐渐地、静静地流淌消失，但总归这流水要回到大海，苏轼这生命又很像明月，虽然总有一天，这个明月要在我们眼前也慢慢、渐渐地落去，但是我们知道，明月它是永远在宇宙，在天空中闪烁的。所以我们说，苏轼虽然他的生命终结了，但是他永远在中国的诗歌史、文化史上，像明月一样，像流水一样，永远流淌，永远地闪烁，他永远不会消失，永远会活在我们心中。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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