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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1300多年的科举史上，总共产生过900多个状元。尽管历朝历代的考试科目和内容多有变化，选拔方式也不尽相同，但经过自下而上的层层考选，能在几十万考生中脱颖而出，状元的文才学问以至书法大都堪称一流。南宋状元张孝祥就因为“词翰俱美”而被高宗钦点为状元，明清时期的状元也大多才艺超群。在一般人看来，状元都是凭借学问渊博与文才出众而金榜夺魁的，其实在皇权至上和避忌重重的封建时代，状元的选拔往往存在各种变数。其中唐代因制度不完善，状元的产生弊端最多，有主司私下许诺的（牛锡庶），有考生当面强索的（裴思谦），还有举子自放的（尹枢）。宋代以后相关制度逐渐完善，主要以考试成绩来取士，但仍然有匪夷所思的情况出现。宋太祖开宝八年，王嗣宗的状元是靠打架打来的，被讥为“手搏状元”（《涑水记闻》卷三、卷六）；明末崇祯元年，刘若宰的状元是由皇帝抓阄而定的（《烈皇小识》卷一）。在宋、明、清三代，还经常出现因相貌、姓名或籍贯而选拔状元的现象，且大多取决于皇帝的个人好恶。这可称之为状元的貌选、名选与地选。
一、貌选
虽然老祖宗早就有“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和“人不可貌相”的古训格言，但从古至今，一个人的“颜值”高低对生活工作还是有所影响的。比如说择妻，古代的官方标准是德、言、容、功，而民间标准则是“郎才女貌”。在选官方面，唐代标准是身、言、书、判，“体貌丰伟”排在第一，清代的举人大挑也主要看身材相貌。状元在古代被看作是士子楷模，朝廷体面，传胪唱名时文武观瞻，跨马游街时万众瞩目，挑选状元就不能忽视其相貌。唐代录取的状元最多，但唐人并不特别看重状元，貌选的现象未见记载；宋代的状元荣宠优渥，状元貌选始见于北宋。
欧阳修《归田录》卷一云：“真宗好文，虽以文词取士，然必视其器识。每御崇政赐进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并列于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赐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试文词有理趣者。蔡齐《置器赋》云：‘安天下于覆盂，其功可大。’遂以为第一人。”范镇《东斋记事》卷一记载：蔡齐状元及第，真宗见他形貌秀伟，举止安重，就对寇准说：“得人矣。”并特命金吾卫派人护送状元，以示荣耀。从这两条记载来看，宋真宗选拔状元是器识、形貌与文章三者兼顾，而尤其看重状元的形貌。虽然这并非单纯的以貌取人，但毕竟开了状元貌选的先例。
明代皇帝起初就注重状元的貌选。査继佐《罪惟录·科举志》记载，洪武四年（1371年）明代首次开科，殿试后初拟郭翀为第一，因其貌丑，另选吴伯宗为状元。《明史·王艮传》载，建文二年（1400年），吉水人王艮“对策第一，貌寝，易以胡靖，即胡广也，艮次之。”后来明成祖攻进南京，状元胡广贪生怕死，归降朱棣，而王艮则殉难尽忠，义不苟活。建文帝以貌取人，结果却看走了眼。又据陆容《菽园杂记》卷一，英宗正统丙辰（1436年）科殿试，大学士杨士奇预选一甲前三名，状元拟定温州人周旋。在读卷之前，杨士奇又向同官打听周旋的仪表如何，有位浙江籍官员误听为淳安人周瑄，答云白皙俊美，遂以周旋卷进呈。等到传胪大典时，状元的形貌却令人大跌眼镜。
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七说：“先朝策士，凡鼎甲，圣上多密访而后定。英宗己未科（1439年）临轩，已拟昆山张和第一，使小黄门密至邸识之，以目眚（白翳），置二甲第一，拔施槃第一。盖慎重如此。一科之长，文运所系，可不慎欤？”状元作为“一科之长”，天下瞩目，注重其仪表形象自在情理之中，但说状元的相貌关乎文运，则纯属无稽。例如东汉末的蔡邕长得相貌古怪，北宋的苏轼满脸络腮胡子，据说下巴还特长，但他们照样成为文坛领袖，标领一代风骚。
虽然自北宋以来，状元貌选被不少皇帝所认同，但一些颜值较低，甚至身有残疾的士子，依旧能凭借才华与器识高中榜首。例如南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年），取方逢辰为状元，其人是个右足跛、左目瞽的残疾人。据《冷庐杂识》和《藤荫杂记》等书记载，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的状元秦大成，少年孤贫，事母纯孝，还曾有成人之美的还妻义举。他会试时险些落榜，因搜落卷替补考中，殿试卷原列第十一名，不在进呈之列，但读卷大臣刘统勋被同僚误导，为避嫌疑而将后十本进呈，秦大成遂大魁天下。他相貌丑陋，穿戴土气，传胪唱名时令满朝文武为之侧目。时人评云：“岂非德行格天，有此美报耶？”
二、名选
姓氏源于祖先，名字得自父母。一个人姓甚名谁，不过是个称谓符号，对生活、学习和工作一般不会造成什么麻烦。但在相信命运和讲究避讳的古代，姓名往往会给科考士子带来意料不到的影响，科举史上就不乏因姓名吉利而登科及第，或因姓名犯讳而降甲落榜的例子。俞樾《茶香室丛钞》卷七云：“求科第者当择令名。”《清朝野史大观》卷十“命名不可不慎”条说：“士大夫命名不可不慎，或贻笑柄，或误功名，皆由于此。”
宋代皇帝选拔状元时，已经兼顾到姓名因素了。北宋仁宗朝的王拱辰，南宋高宗朝的汪应辰，宁宗朝的曾从龙，理宗朝的方逢辰，度宗朝的陈文龙，他们的名字都是中状元后由皇帝所赐。“辰”、“龙”均代指皇帝，赐名的目的在于提醒与激励，你们是遭逢朕才得以大魁天下的，作为天子门生，一定要“拱辰”、“从龙”，做个辅弼皇上的忠臣。
状元的名选在明清两代渐多。据《双槐岁钞》等明人笔记，永乐甲辰（1424年）科殿试后，读卷大臣原拟孙曰恭为状元，邢宽第二，梁禋第三。朱棣见后很不高兴，认为“曰”、“恭”二字合起来像个“暴”字（古代竖写），遂曰：“孙暴不如邢宽。”于是取邢宽为状元，梁禋第二，孙曰恭降到第三名。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曾为夺取皇位而大开杀戒，在建文帝朝臣眼中就是个暴君，因此他特别忌讳这个“暴”字，正好邢宽之名寓意“刑罚宽大”，排名又在第二，选他为状元自然是顺理成章。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殿试，阁臣拟定的状元名叫吴情，嘉靖闻听便说：“无情之人岂宜第一。”又因为头天夜晚雷鸣阵阵，就从殿试卷中找到一个叫秦鸣雷的点为状元，以应雷鸣之兆。吴情到手的状元丢了，都是取名不慎所导致的。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命名被遇”条说：“我朝世宗（嘉靖）极重命名，如甲辰状元，以梦闻雷，即取秦鸣雷为首。”还有“因姓被遇者，如弘治丙辰（1496年），上拆进呈卷，得朱希周，因谓首揆徐文靖（徐溥）曰：‘此人乃同国姓。’徐曰：‘其名希周，周家卜年八百。’遂钦定为第一。盖兼姓名得之。又今上（万历）乙未（1595年）得金陵朱宫谕（朱之蕃），俱以国姓抡大魁。”同书卷十五记载，万历癸未（1583年）科殿试，嘉兴人朱国祚被点状元，同样是因为姓名吉祥，预示着大明朝国运长久，皇位永固。
清代皇帝避忌更多，状元名选不乏其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胡长龄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殿试以后，胡的试卷排在进呈的第十名，一般情况下与状元无缘。但七十九岁的乾隆帝一看到胡长龄的名字，便龙颜大悦道：“胡乃长龄耶？”汉人视满人为胡人，可我这个胡人竟长寿啊！乾隆认为胡长龄给自己的八十大寿讨了个好口彩，便把他由第十名超拔为头名状元。胡长龄是江苏南通人，乾隆本来对江苏人当状元是有所遏制的，早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他出于政治考量，将江苏赵翼的状元换给了陕西王杰（参见下文），但这次点胡长龄为状元，则全凭感情用事，只看名字不顾籍贯了。胡长龄虽然因名而大魁，但他为官正直不阿，从不讨好权臣和珅，没有辜负乾隆对他的特意拔擢。
据《清宫轶事》记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殿试在三月份举行，当年十月就是慈禧的七十大寿，读卷大臣为了讨西太后的欢心，也打算选一个名字吉祥的状元，寻来觅去，在三百多份试卷中还真就找到了一个最佳人选。此人名叫王寿彭，山东潍坊人，其姓名含有“王者寿”的寓意，“彭”即传说中的寿星彭祖，而且王寿彭的书法也不错，于是他便幸运地成为状元。王寿彭在民国时出任山东省教育厅长，有人问他传胪大典上“出班前跪”时是怎样的心情，他毫不掩饰地说：“又惊又喜！”
既有因名高中的，也有因名降甲的。据《世载堂杂忆》和《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咸丰二年（1852年）的范鸣琼和同治七年（1868年）的王国鈞，二人的殿试卷均已列入前十名，本来都是有希望被点为状元的，结果却都栽在了倒霉的姓名上。在小传胪时，范鸣琼被误呼为“万民穷”，咸丰（原书误作道光）皇帝皱着眉头说：“四海困穷，天禄允终。”口谕将范鸣琼降为第三甲，他因此只做了内阁中书。知情者都说范某功名被一“琼”字所误，他无奈只得改名范鸣龢。王国钧的书法甚佳，但因为姓名谐音“亡国君”，垂帘听政的慈禧觉得“好难听”，把他降到三甲之末，当了一辈子知县和教喻，潦倒终身。同样是姓王，王国钧与王寿彭的命运简直是判若云泥。
三、地选
科举取士中的地域因素也不容忽视，为了笼络全国的知识分子，必须注意地区间的平衡。明代录取进士采取南、北、中分卷制度，清代取进士则按省规定多少不等的名额。至于状元，每科只有一个，也不可能轮流坐庄，但多少兼顾到地区平衡还是有必要的。
清代共选拔了114名状元，其中江苏49，浙江20，两省就占去了百分之六十，其他省份的考生必然会羡慕嫉妒恨。从乾隆即位到乾隆二十五年，在十一科殿试中，有十科状元被江浙人获得，乾隆决意从二十六年的恩科开始改变。该科确定三鼎甲的过程，赵翼《簷曝杂记》卷二记载说，历来进呈的都是弥封试卷，要到钦定之后才拆封，因为前几科的鼎甲都被军机中书所占，考前就有御史弹奏，所以这次破例先拆弥封。乾隆见状元赵翼是江苏阳湖（今武进）人，第二名胡高望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两人又来自江浙，并且还都是内阁中书，而第三名王杰则是陕西韩城人。乾隆遂问读卷大臣道：“本朝陕西曾有状元否？”答曰：“前朝有康海，本朝则未有。”乾隆听罢，朱笔一挥，便将王杰点为状元，而赵翼降为第三。
第二天乾隆特意向大臣说明道：“赵翼的文章确实很好，但是江浙多出状元，不稀奇。陕西则本朝尚未有，如今在陕西打了胜仗，王杰的试卷又已经名列第三，给他个状元也不为过。”乾隆此举主要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表面是对文化教育落后的西部士子给以安慰和激励，实则是用科举功名笼络全国的读书人，从而巩固大清的统治。这个调换对王杰与赵翼的人生轨迹也发生了影响，王杰后来入阁拜相，廉洁正直，成为清朝名臣。赵翼在官至府道以后，便回籍侍奉老母，从此无心仕途，在家乡著书立说，最终成为著名诗人与学者。
光绪三十年（1904年）举行甲辰恩科，这是我国科举史上的收官之科。该科状元的选拔，据传也是地选兼名选的著名事例。关于末代状元的挑选过程，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当时由慈禧太后亲自决定前三名的人选，读卷官拟定的第一名是广东人朱汝珍，慈禧一看便十分不快，因为“朱”是明朝国姓，“珍”字又让她联想起几年前被处死的珍妃，而广东人更是慈禧的克星，大清朝的死敌洪秀全、孙中山以及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都出自广东，朱汝珍岂能当状元。第二名是直隶肃宁人刘春霖，一笔娟秀的小楷且不说，他的籍贯和名字更是让慈禧眼前一亮。当时京畿一带经历义和拳动乱不久，社会急需恢复安定。“肃宁”不正象征着肃静安宁吗？那年河北的旱情也很严重，“春霖”二字又含有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之意。刘春霖的籍贯与名字都是吉兆，慈禧便将其升为头名状元，而朱汝珍只能屈居榜眼了。
该科探花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其有关著作》中有《我中探花的经过》一文，记载则与流行的说法差异甚大。首先钦定者不是慈禧，而是光绪，这是清代制度所决定的，殿试前十名必须由皇帝本人决定，他人不得插手。其次，根据清朝科考条例，进呈的前十本都是弥封试卷，上面贴有读卷官拟定的名次浮签，事先并不知道试卷是何人的，要等名次确定之后才能拆开弥封。当时进呈卷的前四名顺序是朱汝珍、刘春霖、张启後、商衍鎏（这是事后追记）。光绪读卷后认为，第二卷比第一卷的书法好，第四卷比第三卷的文章好，因此将一二卷对调，三四卷对调，最终排定前四名：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传胪张启後。商衍鎏还特意说明，这都是读卷大臣陆润庠当面告知的，其记述是真实可信的。
虽然戊戌政变后光绪被囚禁瀛台，但经历庚子西狩，两宫关系表面上有所缓和。自西安返京之后，内政外交自然归慈禧掌控，但朝典仪式仍由光绪出面，直到1908年病情危重，光绪才中止听政，不再临朝（参阅《异辞录》卷四“两宫病重议立宣统”条）。据王清平、王德彰《第一人中最后人——末科状元刘春霖轶事》所说，光绪亲临了甲辰科的传胪大典，之前还在养心殿接见了前十名，也即小传胪（《文史精华》1996年第7期）。这都佐证慈禧亲定末代状元之事纯属虚构，但是传闻依然不胫而走，成为科场掌故。究其原因，就在于它将状元的地选与名选合二为一，而刘春霖与朱汝珍两人的籍贯和姓名又偏偏那么巧合，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联想，增添了有趣的谈资。至于其本来真相如何，反倒不必穷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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