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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钧当直隶总督不仅是短暂的，而且是灾难性的。因为他上任伊始，正赶上雍正帝开始做收拾年羹尧的准备工作。雍正帝为什么会对年羹尧突然发难，史家众说不一。不管怎样，总之雍止即位仅2年时间，即突然对年羹尧的态度由宠信转为怀疑和反感，进而贬官、撤职、查办、令自尽。而李维钧的命运也随之逆转： 雍正2年11月，也就是李维钧刚当上直隶总督十来天光景，雍正帝就在其奏折上批复道：“近者年羹尧奏对事，朕甚疑其不纯，有些弄巧揽权之景况”，“朕今少疑羹尧。明示卿朕意，卿知道了，当远些，不必令觉，渐渐远些好。”又写道：“有人奏尔馈送年羹尧礼物过厚，又觅二女子相赠之说。”。这说明皇上开始为收拾年羹尧的事向李维钧敲边鼓了。 雍正3年3月，雍正帝借年羹尧奏折的一处笔误，正式拉开讨伐年羹尧的战幕，发动文武百官奏报年的劣行。此间，李维钧上了三次奏折，揭发年羹尧“挟威势而作威福，招权纳贿，排异党同，冒滥军功，侵吞国帑，杀戮无辜，残害良民”。又说年心迹悖逆，“负恩估恶，隐而弥彰”等等。可是，雍正帝并不买他的帐，对他的奏折批复道：“你一切奏章文意口气，总与年羹尧仿佛光景。尔等字迹往来甚多，彼此熟识之故也。”当日李维钧奏辩，称与年一向“通问稀疏，近与相绝”时，遭到更加严厉的申斥，雍正帝斥他“殊属狡辩”。“西安总督署（年羹尧时任陕甘总督）前未有隔五日不见直督李维钧之使者，众目昭彰，何能掩盖”。“如果奋然易辙，不少依回，犹可谓勇于自新者。若以此巧言粉饰，以狡绘为得计，以隐蔽为深谋，恐一旦发觉，罪无可逭”。“如欲尽释朕疑，须挺身与年羹尧做对，尽情攻讦，暴其奸迹与天下人尽知，使年羹尧恨尔如仇，则不辩自明矣”。 雍正3年6月，年羹尧被贬为杭州将军。有人奏陈他藏匿资财，尤以直隶、四川、江南为多。得旨严察，出首者免罪，隐漏者照逆党例正法。李维钧随奏后，雍正对其避重就轻极为不满，朱批：“为年羹尧，尔将来恐仍不能保全首领也。” 雍正3年7月，雍正帝命各省将军、督抚、提镇公议年羹尧罪，李维钧复言：“羹尧不忠不法，清立正典刑。”这下，不但皇帝不买他的帐，就连年羹尧和众大臣都不买账：年羹尧疏辩称：“维钧所劾皆不实”。众大臣：“部议维钧素与羹尧交结往来，虽阳为参劾，实阴图开脱，诈伪显然，请逮讯。” 雍正3年8月，雍正帝降谕：“朕本欲开一面之网，保全尔之生命，无如尔自执迷，亦末如之何矣！”又谕：“直隶总督李维钧居心险谲，竟敢阳顺阴违。如保定城中现有年羹尧私置之家产、藏留之财物。彼不曾参奏，迨朕降旨令查，尚具折故作犹豫之状，希图挨延，俾得隐匿。”派马尔赛、蔡珽赴保定祥察，“若得奸欺党恶实情，即将李维钧拿问请旨”。李维钧随即被拏问、革职、抄家。 最终的指控除属“年之逆党私人”外，李维钧还犯有与年合伙侵吞亏欠银（40万两）、捏造诬陷他人、盖造仓厂渎职、瞒报赈济亏空、侵蚀奉工银两（14.8万两），埋隐寄顿家财（查出不法银30余万两）等罪行。“照例拟斩监侯，妻子入内务府为奴”，“寻病殁”，即不久病死狱中。 纵观李维钧在直隶巡抚、总督任上时，雍正帝在他奏折上的批复以及相关谕旨，是非常有意思的。李当巡抚时雍正帝曾说:“天下督抚皆当如此留心，扩而充之，何虞吏治不肃，民生不遂耶!”，俨然是在树李维钧为督抚勤政的样板。而不到两年后又说“你不怕做贻笑于人之督抚，朕不甘为轻举妄动之人主”，此时的雍正又把李维钧当成了反面典型而加以批驳。论功可载史册，论罪遗臭万年。这句话放在李维钧身上合适，放在雍正帝身上也不无不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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