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梁羽生与金庸

编辑：执素衣

转自天涯 作者：刘国重3 发表日期：2009-11-11 10:57:00

　 　一

<书剑恩仇录·后记>，金庸谈到：“历史学家孟森作过考据，认为乾隆是海宁陈家后人的传说靠不住，……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

写小说的人，喜欢各式历史传说，何故？

金庸的答案，在<书剑>的“后记”中，没有谈。

在<雪山飞狐·后记>中，金庸谈说：“在小说中加插一些历史背景，当然不必一切细节都完全符合史实，只要重大事件不违背就是了。至于没有定论的历史事件，小说作者自然更可选择其中的一种说法来加以发挥。……但<吴三桂演义>中说李自成为牛金星所毒杀，未免自由得过了份。”——向来我把这节文字，看成金庸为“写小说的人喜欢传说”给出的答案。

以‘野史’‘传说’为凭藉，铺陈出历史人物的传奇故事，虽说‘捕风捉影’，到底还有‘风’‘影’可供追寻。月晕则风，烛影斧声，总是较易取信于人。于正史无据，于野史无凭，凭空杜撰历史人物的善举恶行，可信度未免太低。甚焉者，不免厚诬古人，有给历史人物栽赃的嫌疑。

‘顺治出家’为‘清宫四大疑案’之一，对这一传说，梁羽生、金庸两位‘写小说的’，都很喜欢，不肯放过，分别写入自己的<七剑下天山>与<鹿鼎记>。

案中案，‘疑案’之中，有更大的‘疑案’。凭藉<七剑下天山>一书，梁羽生独立创作（并一手侦破）了比‘顺治出家’更具爆炸性的‘清宫第五大疑案’——康熙弑父：

“康熙皇帝阴侧恻地问道：”那么，你认识这个清凉寺的监寺老和尚是什么人？‘……阎中天咚咚的一直叩头，大着胆子回道：“皇上恕臣无罪，这老和尚有点像先皇……’……康熙皇帝两道眼光，直盯在他的面上，说道：”这老和尚就是前皇，经今晚这么一闹，还用认识他的老臣子才看得出吗？‘……康熙急颤声厉叱道：“你，你，你还不好好、服侍父皇？’阎中天定了定神，一弯腰将老和尚挟起，闭住眼睛，用力一挟，只听得老和尚惨叫一声：”玄烨，你好！‘清代的开国君主，竟然不死在仇人剑下而死在儿子手上。“（<七剑下天山>）

假如当时顺治的存在已经对康熙的帝位形成迫在眉睫、实质性的威胁，康熙下此毒手，也索罢了。

康熙心知老父对皇位早无贪恋，仅仅因为“这么一闹，还用认识他的老臣子才看得出吗”，便即辣手弑父。

这还是人吗？还有丁点儿人性吗？

　　二

1994年，金庸撰写<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其中有句话，看似寻常，其实古怪，“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坏的大官，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

有点废话啊。

愚以为：金庸此言，有感而发。

四十多年前，吾国历史学界的主旋律：清官比贪官更坏。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假若官员清廉自持，拒腐蚀永不沾，这样子老百姓能吃到的苦头未免太少，阶级矛盾于是大见缓和，极大地麻痹了劳动人民的觉悟……这样的所谓‘清官’，良心大大的坏了坏了！

皇帝，既为‘地主阶级的总头子’，自然更被认为罪大恶极，没什么好东西。“加强阶级斗争，阶级观点，批判吴晗，评斥<海瑞罢官>，只是教我们如何认识历史、文学，即是‘封建社会，地主官僚阶级，从来无一好人，无一好事’，勖我们如是想，如是说而已，……”（<吴宓日记>第七册３３８页）

在‘批判邓拓座谈会’上，吴宓先生虽知与时论不合，仍是发言‘赞美中国之王道’，坚称：“古帝王亦有爱民而行善政者。”（第七册４３２页）——这与金庸“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的观点，完全一致。

梁羽生先生则异于是。

梁先生一直工作在香港左翼文化圈的<大公报>，他的武侠小说所体现的历史观，与网友总结的<官方史学家十分钟速成>煞是合拍：

历史人物基本上只分为好人和坏人两种。

历史上劳动人民任何时候都是好人；统治阶级任何时候都是坏人。

历史上劳动人民任何时候都是勤劳、勇敢、聪明和正确的；统治阶级任何时候都是懒惰、软弱、愚蠢和错误的。

我国从有史以来到1949年以前，凡是无法无天、杀人越货的，都是反抗黑暗统治，是英雄好汉；1949年之后的，都是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1976年以后的，都是犯罪分子。

心知老父对皇位早无贪恋，仅为细故，便即辣手弑父，这哪是人干的事？但是须知这个‘小玄子’，他是皇帝啊！各种型号的屎盆子，尽情扣他脑门上，准没错。

在拙文<当时并辔，桃李春风——谈梁羽生与金庸>中，我说：“梁羽生是真‘左’。思想深处的‘左’，弥漫于他的武侠小说。举凡帝王官僚皆是混蛋，历代造反集团个个完美。”

也不是没有特例。

<女帝奇英传>中的女皇，反而美得跟朵花似的。

即使是对武则天的美化，梁羽生亦与官方口味保持了高度一致。<女帝奇英传>发表的前一年，新朝‘文化班头’郭沫若新编历史剧<武则天>，刊于<人民文学>，对武媚娘极尽涂脂抹粉之能事。十几年后，擅长‘紧跟’的冯友兰老先生，更是放声讴歌：“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太宗雄略高宗弱，则天代起继唐功”“则天继续太宗业，唯一法家女英雄”！

<女帝奇英传>的许多情节，尤其一些于史无据、纯出虚构的情节，直接脱胎于郭剧<武则天>。例如武则天剖白自己放逐儿子的用意、毒杀太子的成了宰相裴炎。当武则天收服上官婉儿，<武>剧所拟的二人对白，几乎原封不动地被搬到<女帝>。

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也不是每个帝王都被丑化。上千年来名声奇臭的几个人，反被极大地美化了。据说是要‘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同样从事着皇帝这样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苦乐不均，待遇各异。武媚杀子，嫌疑重大，梁羽生给找人顶杠。康熙完全没有可能弑父，梁羽生非要逼他下手。

美化，丑化。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

用陈幸妤女士的话来说，‘太超过’了！

金、梁的老上司、当年<大公报>总编罗孚“曾经劝梁羽生写太平天国作为名山事业”。然而，那种“凡是无法无天、杀人越货的，都是反抗黑暗统治，是英雄好汉”的思维定势不曾得到彻底反思，梁羽生可能写出的<洪秀全>，比姚雪垠已经写出的那部<李自成>不会更有长久的价值。

　　三

同一个玄烨，在<七剑>被丑化，在<鹿鼎>被美化。

对现代民主制度，金庸还算认同。而对古代的贤人政治，仍是不能忘情。尤其身当乱世衰世末世，多数国人分外想望祈求明主贤君。金庸于此，竟未免俗。小说中，表现得不可能太显明。在<鹿鼎记>附录的<康熙朝的机密奏折>中，今不如昔之感，却是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例如：

“康熙很重视稻米品质，经过多方试种，培育出一种优良品种，发交各地官绅试种。……康熙在南巡之时，见到民舟中满载猪毛、鸡毛，问起用途，得知是用作稻田肥料，其后即下旨试验，效果甚好。比之后世不经实验而大搞卫星田，不注意品种肥料而只虚报瞒骗，康熙的种稻实践是科学化得多了。”

　　四

梁羽生<女帝奇英传>小说脱胎于郭沫若<武则天>，金庸编剧的<绝代佳人>电影，改编自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

那个年月，郭沫若被当局捧为‘文豪’‘旗手’，冇法子，无论出于衷心还是违心，大家都只好为这老王八蛋抬轿。

今年年初，金庸接受<时代周报>访问，谈起自己在“长城电影公司”的经历，“当时是左派电影公司，他们要讲阶级斗争，讲贫富悬殊，要打倒有钱人，但是电影老是讲阶级斗争，人家是不喜欢看的。”金庸当时也辛苦写过几个电影剧本，可能因为‘讲阶级斗争’不够，领导不满意，通不过，没拍成。

1959年，金庸逃离<大公报>与‘长城电影公司’，自立门户。之前，他的四部小说<书剑><碧血><射雕><雪山飞狐>，以及转型期（1960年）的<飞狐外传>，也是要“讲贫富悬殊，要打倒有钱人”的。

轿中坐着个身穿粉红衫子的肥胖妇人，无独有偶，两名轿夫竟也是一般的身材瘦削，走得气喘吁吁。轿旁有名丫鬟，手持葵扇，不住的给轿中胖妇人打扇。……黄蓉一不做、二不休，拔出峨嵋钢刺，弯下腰去，嗤的一声，便将她左耳割了下来。那胖妇人登时满脸鲜血，杀猪似的大叫起来。……黄蓉道：“你们两个又壮又胖，干吗自己不走路？要饶命不难，只须听我吩咐……两个轿夫呢？还有这小丫鬟，你们三个都坐进轿子去……你们夫妻平时作威作福，仗着有几个臭钱便欺压穷人。眼下遇上了‘姑娘大王’，要死还是要活？”……黄蓉道：“好，今日轮到你们两个做做轿夫，把轿子拾起来！”……那胖妇人无奈，只得矮身将另一端轿杠放上肩头，挺身站起。这对财主夫妇平时补药吃得多了，身子着实壮健，抬起轿子迈步而行，居然抬得有板有眼。（<射雕>花城版441页）

黄蓉这样做，真够十足邪恶！

黄家老爹喜欢割人舌头，“这些哑仆个个都是忘恩负义的奸恶之徒，黄药师事先查访确实，才一一擒至岛上，割哑刺聋，以供役使”，勉强还算师出有名。黄家幺女割人耳朵，被割的地主婆没做过什么啊？坐坐轿子，奸耶恶耶？值得受此酷刑？

多年以后，金庸讲说：“在道德上，武林中人很看重的是，滥杀无辜不对，对不会武功的人动手也不对。”如果<射雕>此一情节，是为了表现黄蓉的‘不对’，也罢了。但我感觉金庸写此即使不是抱欣赏态度最起码也是毛毛雨无所谓的眼光。

也许，惹怒金庸与黄蓉的，不是地主婆坐轿，而是“有几个臭钱”？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正宗的‘仇富心理’？

经黄蓉簸弄，抬轿的改坐轿，坐轿的去抬轿，一种“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的快感？

　　五

或谓：在<射雕>的时代，‘丐帮’不可能存在。须知：那可是咱们穷人的队伍啊！没有也得让它有。

又谓：即是存在某一乞丐团体，觉悟也不会这么高。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对古代劳动人民什么感情什么态度？丐帮是古代可能有的最接近‘无产者’的群体，势必要将各种优点荟萃一身。

洪七公之‘洪’姓，从字形来说，带‘水’，切合‘北丐’身份（五行学说中，北，属水），从字音来看，谐‘红’。是红帮主，不是黑帮主。红司令啊，不是黑司令。

　　六

幸迷途其未远，脱离<大公>之后的金庸，更注重刻划亘古不变的人性（金庸自称“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 “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

梁羽生作品，则更强调人的阶级性。

或者按周作人先生<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分类，后期金庸属‘言志派’，梁羽生是‘载道派’。

这一分别，在金庸<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说得明白：

“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地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将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艺术主要是求美、求感动人，其目的既非宣扬真理，也不是明辨是非。…… 要古代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那不是太委屈了他们么？”

　　七

在小说戏剧中，描写历史人物，‘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是最理想的态度。无奈，很难办到。

誉人略增其美，不要紧的。过了，要不得的。或将此人本没有的优点，也强加于其身，使之呈现出一幅‘高大全’的形象，就是‘美化’。

毁人稍益其恶，艺术的夸张嘛，也没啥。把各色屎盆子全扣到某人脑门上，‘人所具有的缺点，他无不具有’，这就太‘丑化’了。

何必呢？

“哪知黄蓉越骂越是刁钻古怪，武林中许多出名的坏事与他本来全无干系，却都栽在他的名下。给她这么东拉西扯的一阵胡说，似乎普天下就只他一个歹人，世间千千万万桩恶事皆是他一人所作所为。倘若单是说他大做阴毒坏事，欧阳锋本来也不在乎，可是黄蓉数说他做的尽是江湖上诸般不流的下三滥勾当，说见他向灵智上人苦苦哀求，又叫沙通天做‘亲叔叔’，硬要拜彭连虎为‘干爹’，为的是乞求一张毒药的秘方，种种肉麻无耻，匪夷所思；曾听得他一再向完颜洪烈自荐，要做他的亲兵队长，得以每晚在赵王府中守夜。”

黄言，前半，‘单是说他大做阴毒坏事’，还不算太‘丑化’，后半，“硬要拜彭连虎为干爹”云云，理所当然不可不戒地要算‘丑化’了。

转自龙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