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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漆器的历史—— 1、【孕育期】 新石器时代是中国传统漆器史上的孕育期。 中国髹漆工艺发展的文化序列根植于新石器时代，它以人类的物质文明和文化发展为基础，与新石器的到来相伴相生。“物有饰而后能享”，在原始器物上涂漆，最纯真的表现了漆器在满足人们低层次的需要后，实现了由实用向审美意识的转化。 一、漆的采集 漆树属漆树科，落叶乔木，高达20米。我国漆树分布广泛，秦巴山地和云贵高原为漆树分布集中的地区。而在我国古代，漆树的分布更为广泛，贵州、四川、河南、湖南、湖北、江西、陕西、云南等地都曾分布着大面积的漆树。
漆树有乳汁，有毒性，同时也是漆器表面涂料的原材料。漆树一般在生长八、九年之后便可以割取漆液，而在气候温暖湿润的南方地区，漆树生长四、五年之后也就可以割取漆液了。
漆，即是从漆树身上割取出来的一种液体，呈灰乳色，一般称为生漆或天然漆，俗称大漆。这种液体的主要成分是漆酸、蛋白质淡气、胶质和水分。生漆与空气接触后，即起化学反应表面呈赭色，干涸后变成褐黑色，非常坚固，并具有耐酸、耐热、耐磨和绝缘性等，还具有防腐蚀、防渗透、防潮和防霉等性能。漆液因其自然粘性，最初可能被作为黏合剂使用。而经过提炼加工，生漆可以配制出半透明漆、黑漆、透明漆和油光漆等，被人们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制成日常器具和工艺品，其中黑漆和朱漆为最基本色漆，最常用。 由于漆液有一种自然的黏性，最初可能只是把漆液当作黏合剂来使用。在原始社会的不少陶器上，人们都发现了对漆液的如此利用。同时先民们也很快掌握了对漆液进行提炼加工的技术。简单地说，将提炼后的漆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制成日常器具和工艺品，就是人们所说的漆器。 史前的生漆采割技术，由于年代久远，已无从考证。目前世界上所知最早的关于割漆的文字记载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曾任“漆园吏”的庄周所撰的《庄子·人世间》，书中记载孔子南游到楚国，楚狂接舆游其门曰：“桂可食，故伐之。漆有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这段话确切地表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割漆已经是一项十分普遍而经常性的生产活动，成为当时人们习见的劳动内容，“割”说明其所用的采集工具是刀具。晋代崔豹所撰《古今注·卷下·草木第六》记载有:“漆树，以钢斧斫其皮开，以竹管承之，汁滴管中，即成漆也。”这里详细地记载了漆的采割过程以及所用的器具，用“竹管”收集漆液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汉中地区仍有沿用，现在多用树叶、贝壳、胶纸收集生漆。 二、漆的炼制 在远古时代，由于受人类知识水平和认知实践能力的限制，人类从生漆的采集到加工利用，必然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发展时期。但从人们发现生漆的使用价值那一刻起，便对生漆的使用性能有了朴素、直观的认识，即生漆是一种黏稠的液体，具有流动性、成膜性，可以“各随其用”。原始人为了“治漆”，会有意识地对其进行加工实践，或滤之，或掺水调和，或加胶兑制。 第一次在生漆中兑水，或许是为了使生漆变得稀漂，易于使用，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导致生漆浓滞，并且水兑得越多漆液越稠，且不宜使用，又不得不通过晒制或熬制的方法，脱去过多的水分。这种有意识地晒制脱水的实践活动，却在无意间发现经过晒制或熬制的生漆，既能使漆变淳，也能使生漆涂膜特性发生很大变化，无论是色泽、亮度还是韧度、透明度，都有所改变。这个过程催生出了生漆晒制和熬制加工工艺。在河北台西村发掘的漆器，色彩绚丽鲜明，漆面乌黑发亮，杂质很少，朱地粉状颗粒细而难辨，花纹纤细精巧，比例匀称，说明在殷商时期，我国古代漆工匠在晒漆、兑色等几个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在目前所见的西周漆器中，器物髹漆只有褐、朱、黑三种地色，表明生漆精制加工技术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尚处于朴素地利用漆器之本性的偶发阶段，而不是自觉的开发行为。 春秋战国时期，桐油的熬制和生漆的配伍，是中国髹漆工艺史上的一项重大技术突破，“油漆”称谓即因此而来，它标志着油漆行业已经开始从单一材料向复合材料方向迈进，并由此繁衍出了异彩纷呈的生漆装饰工艺。油漆的出现不但是中国科技史上一个伟大发明，也迎来了生漆文化的大发展。油漆的发明一方面提高了漆液透明度，使其颜色变浅，宜于兑色；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漆膜的表现力，使其髹漆器具更加漆膜丰满、亮丽。在明代黄成所撰的《髹饰录》中杨明注曰：“黑唯宜黑，而白唯非油则无应矣”，“如天蓝、雪白、桃红则漆所不相应也。”很好地说明了漆的局限性，也表明了油漆的延展性。民间所传的实践经验：“无油不亮”，也表明了经过炼制的“油漆”漆膜性能的提高。现流传的漆绘兑色技法，依然沿袭着古老的“油漆”配色技术，并将髹漆的工匠称之为“油漆匠”，显示出了古老的“油漆”技术永在的魅力。 战国时成书的《韩非子》，也依稀辨识出远古时代生漆炼制技术发展的文化踪迹，在《韩非子·十过》有载：“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墨”指黑漆，其黑料疑似“烟炱”。“朱”则指朱漆，其色料可能用朱砂，根据古代颜料分析，大多数朱色漆膜元素分析结果表明均含有HgS。这是目前可以追溯的最早的关于色漆的文字记载。 从考古发现上看，这一时期，出土的彩髹漆器遗存明显增多，在彩髹工艺中包括了红、黄、蓝、白、黑等色调，用色繁纷复杂，彩绘技法变换无穷，也表明了当时生漆炼制技术已相当成熟，至少有红、黑、金、银、蓝、绿、白、黄等色，如湖北雨台山楚墓出土的272个漆耳杯中，素髹耳杯只是少数，绝大多数是彩髹耳杯，耳杯上的纹饰颜色有金、红、黄、赭等；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耳杯上有白色的花纹，出土的彩绘木雕座屏上，其彩饰花纹的颜色有红、绿、金、银等多种，其中绿色甚为鲜明；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漆瑟残片上，其彩饰的颜色有红、黄、绿、蓝、白、金等多种。 在汉代出土的为数众多、精美的漆器遗存中，也可以探测到大量的生漆炼制技术发展的物质文化信息。日本松田权六的《漆艺讲话》载：“说到乐浪漆器的涂刷方法……也知道表面加工的涂立的蜡色磨二种方法很发达。” 涂立是用透明漆、黑漆或色漆兑制少量的油（在中国称为厚料漆）进行上涂，干固后即成；而蜡色磨则是把无油漆（类似推光漆）作为上涂，干固后再对漆膜表面进行研磨、出光。但无论是涂立或蜡色磨所用之漆，都需要经过精制加工，否则不能研磨。涂立和蜡色磨髹漆技法的出现说明汉代的漆加工技术已经成熟。 曹魏时期，漆工艺史上一个重要的技术发明就是密陀僧的应用。密陀僧即一氧化铅，原出自波斯语，通过丝绸之路进人中国，它既是一种黄色颜料，又可入油调色起速干作用。唐代著名炼丹家张九垓在《金石灵砂论》中最早明确了密陀僧与铅的关系：“铅者黑铅也，……可作黄丹、胡粉、密陀僧。” 密陀僧工艺的出现提高了油漆的干燥性能，也促进了夹紵胎工艺的发展。在生漆中调入密陀僧的技法一直流传至今。如何在生漆中调入密陀僧，在明代吴门画家沈周《石母杂记·笼罩漆方》中有记载：“用广德好真桐油，入密陀僧、无名异，煎老。每熬油一两，和入京山漆生者一两，要绞十分净，漆在器口物上，于日色中晒干。须是四月至七月色方好，其馀不宜，要漆两道，初遭略以沙叶轻打过，使漆。” 北齐刘昼所作《刘子新论》载有：“良工涂漆，缓则难唏，急则弗牢，均其缓急、使之调和，则为美也。，，所谓“均其缓急”，是指精制过的漆液，在涂刷前要试简，视其漆性干燥快慢调配。如果紧就加慢干漆，如果慢就加快干漆或生漆，使之调和，然后髹涂。 三、漆器的产生 在古代典籍中，关于漆之源考，记述漆器的文字寥若晨星，但透过零零星星的文字记载，我们还是可以窥见中国漆工艺发展源流中的一些蛛丝马迹。 《韩非子·十过》所云：“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据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舜禅天下，而传之於禹，禹作祭器，墨染其外，而来画其内。”是目前所知中国漆的使用最早的文字记录。这段“舜作食器”、“禹作祭器”的文字记载，揭开了中华生漆文化光辉灿烂的一页，使我们可以将髹漆工艺的起源追溯到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和夏代，为探索漆器工艺美术的发端提供参考依据；而“流漆墨其上”、“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说明在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利用了漆的流动性和调和性，其髹漆手法采用“流”、“染”、“画”等朴素的艺术形式制作漆器，漆器制作工艺虽说古朴，但已趋成熟。“觞酌有采”，“樽俎有饰”，“食器雕琢，觞酌刻镂”，表明了漆器装饰的多样性及其文化特征。 （一）新石器时代漆器
2、【萌芽期】 （一）夏商漆器的特点 夏商时期，漆器被广泛应用，据《尚书·禹贡》记载：“济河惟兖州，厥供漆丝”。“荆河惟豫州，厥供漆、枲、絺、纻”。可见，当时的漆工艺已经成为了一项专门的手工业。 夏商漆器品种以生活用具为主。夏代漆器器形有鼓、筒形器、觚、盒和漆棺等；漆器上的纹饰主要受当时陶器和青铜器的影响，以动物纹样和几何纹样为主，如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中发现有装饰兽面纹的漆器；目前发现的夏代漆器的胎骨，只有木胎一种，其制作工艺继承了前人的方法，如觚、钵、豆等都是采用挖制和斫制相结合，并出现了新的雕刻工艺，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雕花漆器残片。 商代漆器的品种以日常用具为主，器形有盒、盘、碗、豆、筒形器、钵、觚等日常用品，乐器有鼓、兵器有盾、甲、马车及丧葬用的棺椁等，并出现了长方形和圆形的漆盒；漆器上的纹饰以动物纹样和几何纹样为主，如饕餮纹、雷纹、蕉叶纹等纹样，并能在漆里掺杂各色颜料，还出现了镶嵌工艺和贴金箔技艺。在出土的一件漆盒的朽痕中发现了半圆形的金饰薄片，正面阴刻云雷纹，背面遗有朱漆痕迹，疑是漆盒上的金箔，表明最早在商代金箔已用于漆器的装饰。商代漆器的胎骨有木胎、陶胎和铜胎三种，其中以木胎为主，陶胎、铜胎则少见。 （二）夏商漆器
缠丝线黑漆柲商代 残长14厘米 最宽3.7厘米 1990年阳新白沙遗址商代文化层出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木胎，斫制。木秘握手处凸起五层丝线，构成细密的方格云雷纹，每组图案为四层方格纹和一个十字纹，一端边缘横缠丝线。通体髹黑漆。
缠丝线黑漆木桃商代 残长16.5厘米 直径2.5厘米 河南省罗山天湖商墓出土 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藏 木桃外缠绕絲线，呈四方连续的云雷纹图案，外表髹黑色漆，图案的每一单元呈方格状，这类图案在商代玉器、铜器上亦有发现。 （一）西周漆器的特点 西周时期种植漆树很多，种植者要向天子贡赋。《周礼·春官·御史》中描述统治者显示身份的出行器物时提到了“髹饰”和“漆车藩蔽”，对髹漆后座车的高贵华丽有详细的描绘。《周礼·.考工记》列有30多种工种，多次涉及髹漆。漆的取用已不单单用于髹饰祭祀用具、饮食之器，如豆、 觚、壶、簋、杯、盘等，而且已在舟车、宫室、乐器、兵器等方面广泛使用。春秋时期漆树的种植进一步扩大，国家需要设官置守漆园。 西周漆器以木胎为主，兼有瓷胎；按照用途划分，有生活用具、乐器、兵器、车马器和丧葬用具等，其中生活用具占主导地位，且与同时代陶器、青铜器的器形相同的器物为多数，如豆、盘、扁壶等。日常生活用具中还增加了漆耳杯、勺、梳、槌等。乐器中有漆瑟等。兵器中有盾、甲、矢、剑鞘之外，还有戈、矛等，车马器中有已髹漆的竹木车舆、车辕、车伞盖穹以及马饰等。丧葬用具有棺椁、镇墓兽和小木俑等。 西周的装饰纹样较之夏商时期有了明显的增加，其装饰题材的范围也扩大了许多。装饰纹样主要有饕餮纹、凤鸟纹、弦纹、雷纹、云雷纹、回纹和涡纹等。这一时期的装饰纹样继承了商代的技法，用彩绘与蚌片共同组成纹样，而这也成为了西周漆器装饰图案中最具特色的装饰手法；而西周漆器上的几何纹样只是作为主要纹样的衬托，数量并不是很多；西周漆器在中国古代漆器发展史上最大的贡献就是有了嵌螺钿工艺，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二）西周漆器
彩绘兽面凤鸟纹嵌螺钿漆罍西周 高54.1厘米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1043号燕墓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胎体已朽，但漆皮仍存，彩绘精美，镶嵌细致，色彩搭配大胆而且鲜明。兽面纹样和西周同时期的青铜器大致相仿，是断代的依据。凤鸟纹和兽面纹是以大漆绘就的，其间点缀以白色的螺钿薄片，弥补了大漆无法表现白色的缺陷。其镶嵌蚌片的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是迄今为止所见时代最早的螺钿漆器之一。
彩绘贴金嵌绿松石觚西周 高28.3cm 口径13.3cm 圈足径8.5cm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1043号燕墓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木胎，挖制。敞口、束腰、带圈足。器身贴有三道金箔，在下部两道金箔上镶嵌有绿松石。在这两道金箔之间，雕刻三条弯体夔龙纹组成装饰纹带。这件漆觚以朱漆为地，施以褐彩，与绿松石和黄金箔交相辉映，使整体显得光彩夺目。 3、【成长期】 春秋战国铁制工具成为漆木器胎骨制作的主导工具，为后世漆器形制的多样化、数量的增长以及品质的提升奠定了基础。锋利的铁制工具如刀、斧、凿、锯、锥、锤等，不仅提高了漆器制作效率，增加了产量，同时也使其能适应制作各种漆器胎骨的需要，创造出与当时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相适应的各种产品。这时，人们已经掌握了漆器胎骨的多种制法，制胎技术达到了极高成就，制作工艺日益精致细腻，日臻完善，质量得到明显改进。仅就木胎来说，就有斫木胎、旋木胎、棬木胎，还有通过雕刻成型的胎体。此外，还出现了许多以其他材料制作漆器胎骨的新工艺，如夹紵胎、丝麻、竹胎等。这些新胎骨的创设，尤其是夹纻胎的发明，不仅使漆器变得轻巧、易于成型，也标志着中国漆器制胎技术已经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最终使漆艺摆脱了胎骨材质的限制，演变成了纯粹的漆艺制品。 而“油漆”制造技术的发明，则把漆的表现力和包融性挥洒到了极致，为漆器鼎盛时期的到来准备了技术条件。 （一）春秋漆器
波纹豆春秋 口径13.8cm 高14.5cm 1988年当阳赵巷4号墓出土 湖北省宜昌博物馆藏 木胎，挖制辅以斫制。口微敛，浅盘，短束柄，喇叭形座。豆盘内髹红漆，余均髹黑漆，并用红、黄漆彩绘点纹、三角纹、勾纹、变形窃曲纹、卷云纹、波纹等纹样。
窍曲纹簋春秋 通高12cm 1988年当阳赵巷4号墓出土 湖北省宜昌博物馆藏 木胎，挖制为主，辅以斫制。由盖与器身组成，簋身为敛口，鼓腹，圆底，圆圈足外侈较甚，肩上有两个对称的牛形耳。器内髹红漆，器表髹黑漆，并用红、黄漆绘水波纹、窃曲纹、变形窃曲纹、三角纹、波纹、波浪条纹和勾纹等图案。 （二）战国漆器
乐舞纹鸳鸯盒战国 长10.3cm 宽6.4cm 高8.6cm 1978年随县曾侯乙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木胎，雕制。鸳鸯身为两半分别制作再粘合而成。盒里髹红漆，盒外髹黑漆，用红漆与金色绘鸳鸯的眼、嘴及羽毛等纹样。并在鸳鸯盒两侧绘图：一幅龙形双层架座，上层悬两个甬钟，下层挂两件石磬，一乐师手持长棒背向撞钟；另一幅是乐师捶击建鼓，并有戴冠佩剑的舞人伴舞。
鸟兽纹扁壶形矢箙面板战国 面板高23.5cm 上宽22cm 下宽18cm 1965年江陵沙冢1号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木胎。矢箙为上大下小的扁盒，由面板、背板、底板和侧板粘合而成。面板透雕鸟一只，凤和豹各两只；并在黑漆地上用红漆绘鸟，凤的羽毛纹和豹的花纹。边框上曾浮雕两条小蛇，在黑漆地上用红漆绘蛇的鳞甲。边框的其余三边在黑漆地上用红漆绘几何纹样。
彩绘虎座鸟架悬鼓战国 鼓径38.4cm 通高86cm 1988年江陵棗林铺1号墓出土 湖北省江陵县博物馆藏 木胎，雕制，由两虎、两鸟、一鼓组成。两虎背向作昂首伏卧状，两鸟昂首分立于虎背上(鸟腿插于虎背的榫眼中)，鸟尾以榫卯相连，圆形扁鼓由三个铜环用丝线连接于两鸟之间。通体黑漆，并用红、黄漆彩绘花纹，两虎身绘斑纹，鸟绘羽毛纹，鼓框绘斜三角云纹等图案。 4、【鼎盛期】 中国漆器工艺自战国末期开始，迈入了一个蓬勃发展长达500年的鼎盛时期。秦汉时代疆域的统一，带来了文化的统一与趋同。楚国漆器艺术的优秀传统，通过文化的迁徙、融合、交流和传播，而扩散到了其他地区。即便是原先的楚地，如江陵等地，各种艺术文化也因各种交流而发生改变，同样具备秦汉时代统一的色彩。秦汉漆工艺正是在这种兼容、交流、整合中波澜壮阔地发展起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在中国漆工艺史上树立了一座高耸的丰碑，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和工艺的杰出代表。 （二）秦代漆器
鸟云纹圆盒秦 口径21cm 通高18.5cm 1975年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 湖北省云梦县博物馆藏 木胎，挖制。由盖与器身相扣台而成。器内髹红漆，器表髹黑漆，并用红，褐漆彩花纹。盖顶、盖面、器身下部绘鸟云纹、圆圈纹等纹样，盖与器身的口沿外绘波折纹和点纹。 盖面、外底和器身外壁有“告”、“亭上”、“素”、“包”等烙印和针刻文字。
菱纹铜釦鐏秦 口径11.2cm 通高15cm 1986年江陵岳山15号墓出土 湖北省江陵县博物馆藏 木胎，盖顶与底为厚木胎，斫制；盖壁与器壁为薄木胎，卷制。整器圆筒形，由盖与器身套台而成。直口、直壁、平底，底下有三个铜蹄足。盖顶较平，有三个铜钮饰。腹外中部有一铜环形鋬。通体髹黑漆器，器表并用红漆绘菱形纹、卷云纹和圆圈纹等纹样。
变形鸟纹奁秦 盖径16.9cm 通高5.8cm 1993年光山岗秦墓出土 河南省光山县文管会办公室藏 盖与底为厚木胎，斫制。盖壁与器身擘为薄木胎，卷制。整器呈圆筒状，由盖与器身相套合而成。直口，直壁，平底，盖顶微隆起。器内髹红漆，器表髹黑漆，并用红漆绘花纹。盖而绘变形鸟纹，卷云纹等纹样，盖外沿绘鸟纹，器身近外底处绘波折纹、圆点纹。 （二）汉代漆器
彩绘漆几西汉 长93.4cm 宽11.8cm 高7cm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坡古坟垸汉墓出土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木胎。几面扁平，下立两小曲蹄足。通体髹黑漆。几面四缘用朱、灰两色绘鸟头纹，中央先用灰色绘出云气纹，再用朱色勾勒边缘，点缀加重，显得舒展流畅，富有层次。小曲足上亦朱绘线纹。
彩彩绘漆食案西汉 高5cm 长78.5cm 宽46.5cm 长沙市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斫木胎。长方形，平底，底部四角有高仅两厘米的矮足，案内髹红、黑漆地各二组，黑漆地上彩绘红色、灰绿色云气纹。内外壁黑漆地上绘红色云气纹。器底髹黑漆，红漆书“（车+大）侯家”三字。出土时，案上放着五个盛着食物的小漆盘、两个酒卮和一个酒杯。盘上放串肉的竹串一件，耳杯上放竹筷一双。漆案上的摆设，反映了汉代的分餐制。
双层九子奁西汉 高20.8cm 口径35.2cm 长沙市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盖和壁为夹紵胎，底为斫木胎。器分上下两层，连同器盖共三部份。器表髹褐色漆，再在漆上贴金薄，金薄上施金、白、红三色油彩云气纹。上层放手套三副，丝绵絮巾、组带、 “长寿绣”绢镜衣各一件。下层底板厚五厘米，凿出深三厘米的阳槽九个，槽内放置九个小奁。小奁均为夹紵胎，器表在黑褐漆地上用金、白、红三色油彩绘云龙纹。盒内装有各种化妆和梳妆用品。
博具西汉 高17cm 长45.5cm 宽45.5cm 这套博具包括博具盒、博局、黑白象牙棋子各六颗，二十个直食棋，筭四十二根及象牙削和割刀各一件，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的博具。博具盒为木胎，止方形，由底和盖合成，里髹红漆，外髹黑漆，锥画飞鸟纹、云气纹，其中又用朱漆勾点纹。博局木胎，正方形，髹黑褐漆，上锥书云气、飞鸟、奔鹿等鸟兽纹，并用象牙条嵌成方框、十二个曲道和四个飞鸟图案。
漆剑鞘和漆角质剑西汉 长78.8cm 剑为角质，明器。剑鞘髹黄褐色漆，尾端髹黑漆。剑柄髹黄褐漆和黑漆。
银釦云气纹漆卮西汉 高14cm 口径12.2cm 夹紵胎。盖有银扣和银柿蒂形钮座。器身有三道银扣。近口沿处有一涂金铜扣，底有三个涂金铜蹄形足。器表以黑漆为地，朱漆彩绘几何纹。
锥划三角形漆壶西汉 高14cm 弧长10.5cm 边长6.7cm 锥画几何纹，外壁上下边饰针刻平行双线纹，内填直线纹。 5、【消长期】 战国、秦、西汉是中国古代漆器的空前繁荣时期。这一阶段持续时间长达四百年之久，是漆器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东汉中期以后，由于政治的动乱，漆器在人们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有所下降，漆器的生产开始缓慢，但仍有不少漆器品种和制漆工艺涌现出来，已有的漆器品种和工艺也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完善和发展提高。从考古发现来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漆器，无论出土的数量，还是漆器的种类都大不如汉代。但这个时期，仍有不少新工艺的出现。密陀僧、绿沉漆、金银平脱等工艺，就是这一时代生漆艺术发展的杰出成就，而最能代表时代特征的则是夹紵造像技术的兴起，则迎合了佛教在中国蓬勃兴盛的时代风貌。 东吴漆器
彩绘贵族生活图漆盘三国吴 直径24.8cm 高3.5cm 木胎，平沿直口，浅腹平底，沿与底部各有一道鎏金铜扣，盘内壁及底髹红漆，外壁及底髹黑红漆。画面分三列，上列为宴宾图；下列为出游图；中列右侧为驯鹰图，中间为对弈图，其左侧为梳妆图，有一女子跽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旁置一漆奁，盖已揭开，这一梳妆图的构图、梳妆用的镜架、漆奁的器形，恰与“女史箴图”分段画面中“人咸知修其容莫之饰其性”十分相似。盘中绘图出于漆工之作，人物衣着线条比较简括，当然比不上女史箴画卷上人物线条之瓢逸及笔法工整细致。然却也可以发现三国时期的绘画对两晋时期所产生的影响。
彩绘季札挂剑图漆盘三国吴 直径24.8cm 水胎。器形风格与童子对棍图漆盘相类同，该盘口沿还饰有鎏金铜扣。盘外圈黑漆地上饰狩猎纹；内圈红漆地上用金色和浅灰深灰诸色饰游鱼、白鹭啄鱼、童子戏鱼、莲篷等图案；中间主体图案绘春秋吴国季札不忘故，干金之剑挂丘墓的故事。盘背黑漆，外周用红、金二色勾绘云龙纹，底中央有朱漆篆书“蜀郡造作牢”款。 从季札挂剑图漆盘与童子对棍图漆盘的铭文可确知产地为蜀郡。
彩绘鸟兽鱼纹漆槅三国吴 长21.4cm 宽16.3cm 高4.8cm 木胎，长方形，壶门足。槅侧面绘草纹和放鹰图。槅内共分七格，两排，朱漆地，上排三格，绘天鹿、双凤，神鱼；下排四格，绘有麒麟、飞廉、双鱼、白虎。 朱然墓出土漆器中多盘而槅仅此一件，它是三国时期具有时代特征的一种新器形，始于三国而流行于两晋、南北朝，而南北朝时期墓葬出土的槅，质地多为青瓷。
彩绘童子对棍图漆盘三国吴 木胎，敞口，浅腹。盘内壁有凸弦纹两周，将盘内彩绘分隔为三圈，外圈黑漆地上绘云龙纹；内圈红漆地上绘有游鱼、水莲及水波纹等；中心主体图案，黑漆为地，绘两童子在山前空地上对棍相舞。盘背面髹黑漆，外周绘云龙纹。中央漆书“蜀郡作牢”四字。 丁邦钧先生称：“该盘漆画构图丰满而生动，尤其是人物的刻画极为传神。作者抓住儿童头部较大，四肢丰腴的特征，描绘出两个稚气十足的童子。其风格与其他漆画中长裙曳地、姿态庄重的贵族妇女迥异，是一件极难得的艺术珍品。
黑漆凭几三国吴 弦长69.5cm 宽12.9cm 高26cm 木胎，扁平圆弧形几面，下有三个蹄形足，通体髹黑漆，色泽光亮。 漆凭几也是三国时期漆器中的一种新品，大概始于三国后流行于晋至南北朝。但是在六朝墓中常见的凭几是陶质，漆制者仅见于此。
镶铜釦漆奁三国吴 口径25cm 通高15.5cm 竹胎、圈制、盖呈盝顶状，顶心饰四叶柿蒂纹铜片，柿蒂中心和柿叶上嵌水晶，柿叶髹黑漆。顶部两道铜扣，铜扣之间均髹黑漆，口沿和转角处均用铜片包镶。上层为一浅隔盘，直壁，浅腹、平底，铜扣斜沿。器内均髹黑漆。 （二）两晋北魏漆器
朱漆“吴氏槅”西晋 长26cm 宽18.3cm 高5cm 1974年南昌市晋墓出土 江西省博物馆藏 薄木胎，槅档微残，口沿处有盖槽，平面呈长方形。内分七方格：四角有四个对称小方格；中央分三个方格，有一大格，另两格大小相同。槅底、槅底足四角及口沿处施黑漆，槅内及四侧中部施朱红漆。有足，其底足四边各挖有三个弧凹。槅底中央有“吴氏槅”三字。
彩绘宴乐图漆盘东晋 口径25.5cm 高3.6cm 木胎，平沿、浅腹、大平底，口沿，外壁及底髹黑漆，并饰以朱红弦纹、 圆点纹。内壁朱红地，并饰两道黄色连珠纹及圆点纹；内底在朱红地上以红、黄、黑、灰绿等色彩绘画人物、车马、瑞兽及钩线纹等。图案以中间两组人物为中心， 其中一组为一红衣长髯老者作迎接状，其后为一头系冠冕、身着华丽服饰、手摇羽扇的贵妇在侍女簇拥下出迎贵客，一侍女在前引路，一侍女手撑华盖，一侍女跟从。另一组为绿衣老者琴瑟歌乐，神态怡然，其左侧红衣老者手捧托盘，旁边侍女侧立。在图案的上方还有一少年公子驾着车马带领一名侍从出巡游乐，图案下方为四名手捧托盘相对而立的侍从及”一孩童。图案的周边及中间还饰有垂幢、鹿、龟、瑞鸟、钟鼎等。整个图案绘有人物二十人。描绘手法采用黑色勾线铁线描，再平涂渲染，设色浓淡有致，人物面部较圆满，表情生动自然，刻画栩栩如生，表现了宴饮歌乐一幅太平景象。
彩绘出巡图奁东晋 直径25cm 高13cm 1997年南昌火车站东晋纪年墓出土 江西省南昌市博物馆藏 圆形、直壁，内壁髹红漆，外壁上下髹朱红漆。上部呈帷幔状，下部缀朱红连珠纹一周，中部黑漆地，车马人物以红、赭、金三色勾勒，点染，人物形态各异，体态丰腴。层次丰富，立体感强。画面分三组，每组车马人物的绘制风格基本相同，绘有二车二马十七人。 这件漆奁上的彩画，其作风和表现手法比之东汉末“彩箧绘孝子故事画”更富有变化，笔法更趋流畅。虽然此漆画出之漆工之手，而却颇具西晋以来画风。
彩绘故事人物图屏风（部分） 北魏 每块约80cm宽约20cm 陕西省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 陕西省博物馆、大同市博物馆分藏 1966年出土于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中。墓主司马金龙世代为北魏显宦。此墓出土的漆屏风，较完整的有五块，两面皆有漆画，一面保存较好，色彩鲜艳，另一面剥落严重，色彩暗淡。每面漆画均分上下四层，每层高19厘米至20厘米，均有榜题与题记，榜题和题记是在朱漆上髹黄再墨书，乃北魏传世之墨迹。屏风漆画的题材来自刘向《古列女传》等汉代文献, 其绘画风格颇近似传为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用笔连绵不断，大有“春蚕吐丝”之风韵，显得悠缓自如，其设色渲染合宜, 人物也悟对通神, 表现得惟妙惟肖, 尤其是画中女子的身姿动态的描绘, 既能体现其身份特征又各富个性。因为此漆画以红漆为底色, 绘师都用黄、白、青绿、橙红、灰蓝等覆盖力强的色彩来绘制, 所以显得富丽精致, 体现了漆画艺术的深沉魅力。 （二）唐代漆器的考古发现
九霄环佩琴唐 通长123.5cm 有效弦长5.5cm 肩宽21cm 尾宽15cm 最厚5.6cm 底厚1.1cm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形制伏羲式，琴面浑厚呈半椭圆形，项、腰作圆楞。原漆为黑色，露朱漆地。通体发小蛇腹间牛毛断纹。琴为桐木所斫，龙池、凤沼纳音中间下凹圆沟。枣木岳尾，岳山横陈琴首之中，焦尾冠角较方，结处较尖。
金银平脱镂金丝鸾衔绶带纹漆背镜唐 直径22.7cm 厚0.9cm 西安市东郊长乐坡村出土 陕西省博物馆藏 漆背，青铜质，圆形，簿、圆钮有穿，素缘内侧有立墙。此镜是盛唐时期金银平脱工艺镜的典型作品。镜背花纹可分作两区，内区以镜钮为中心，装饰银片莲叶，叶脉清晰逼真，其外有金丝同心结；外区纹饰为四只口衔绶带的金质鸾鸟，围绕画面中心同向飞行，其间各以一朵银质折枝花相隔，鸾鸟羽毛刻画异常精细。近缘处又饰金质同心结鸾为瑞鸟，既可喻才子，又可喻佳人，是唐金银平脱镜中最常见的纹饰。古诗中就有“凤钗金作缕，鸾镜玉为台”之句，而绶与寿同音，长绶即长寿，同心结则为永结同心之意。
嵌螺钿人物花鸟纹漆背镜唐 直径23.9cm 边厚0.5cm 镜圆形，同钮，无钮座，高平缘。镜背镶嵌厚螺钿片纹饰，上方为一株花叶茂盛的大树，树梢头一轮明月，几只鸟雀枝头跳跃，树下蹲坐一犬，两侧各饰一昂首振翅翘尾鹦鹉。两老者对坐于树前，其间放置酒壶和酒樽，左者弹乐，右者举杯欲饮，背后一侍女捧物侍立；下方为仙鹤、鸳鸯戏水，空白处缀以落花草石。每块贝片上都施毛雕，技巧十分精湛，是唐代不可多得的珍品。 （二）五代漆器
嵌螺钿花卉纹经盒五代 长35cm 宽12cm 高12.5cm 1978年苏州市瑞光塔塔心窖穴内发现 江苏省苏州市博物馆藏 木胎，用合题法镶榫制作。长方形，箱盖盝顶，台座略宽与箱身连接。表面黑漆，经箱上的花纹图案都是用螺钿装饰。盖面图案为三朵并连的围花纹，每朵围花由二十多片大小不同贝片组成，中央有镶嵌孔，嵌孔以原砂填地，再敷泥金，其上嵌半球形水晶珠。箱身立墙嵌石榴、花卉图案。台座用须弥座形式，设壶门，壶门内贴嫩芽形图案的木片，上面贴金箔，间以花瓣形贝片图案。盖、 身、台座缘镶嵌由花苞形、四瓣花形、鸡心形组成带条，这些装饰既显示镶嵌制作的细谨，又衬托出整体图案的绚丽多姿。经箱使用的贝片厚度，一般为1毫米左右，不论切割较大组成主体图案的贝片，或嵌在边缘的细小贝片，上面都施毛雕。 此经箱的制作基本上承袭唐代发达的螺钿工艺，它的发现是研究唐代以来中国螺钿工艺的发展的珍贵实物资料。 6、【繁华期】 宋代以后，中国的髹漆工艺达到了极盛时期，取得了空前辉煌的成就，形成了宫廷制造和地方制造同时并存的局面，漆器制造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民营手工业日趋兴旺，漆器生产趋向大众化、商品化、艺术化。宋代生漆精制技术的关键突破，将生漆艺术之表现手法发展到了极致，到元代时已经达到极度的成熟和圆满的程度，明清以后已不再有自身变革的意义，只是在技术层面上的综合改良，或是局部细部上的精益求精，而非工艺或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或创新。 （二）宋代漆器
花瓣式漆盘北宋 盘径16.7cm 通高3.1 cm 1965年武汉市汉阳区十里铺一号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盘口外撇呈六瓣花形，弧腹平底。内外髹褐色漆。
描金堆漆经函（外函、内函）北宋 外函：长40cm 宽18cm 高16.5cm 内函：长33.8c m宽11cm 高11.5cm 浙江省瑞安县慧光寺塔出土 浙江省博物馆藏 描金堆漆经函外函 1966年浙江省瑞安县慧光塔出土漆器中，有内外套合的经函一套。此函为外函，木胎，盝顶，下有须弥座，通体髹棕色漆，漆堆出供养菩萨、神兽、飞仙、花卉等，并嵌小珍珠。在漆地上用金笔描绘飞天、花鸟、鼓，琶、排箫等乐器，线描精细，堆漆工艺高超，此函反映了北宋早期髹漆工艺水平。据建塔施主题记，知此函为永嘉严士元所舍。函底有金书一行，已模糊不清，仅“大宋庆历二年”等字依稀可辨。此函当为温州制品。 描金堆漆经函内函 此经函乃内外一套经函中的内函。木胎，通体髹朱漆，除函底外，均工笔描金。顶部绘双凤纹围花三个，四壁绘六瓣形鸟纹八围，花卉为地。下部须弥座上设壶门，壶门内饰嫩芽形装饰，以十字形叶片为地。由于内函放置在外函内，保存完好。 此函制作年代有据，为北宋庆历年间早期制品，是一件北宋早期描金漆器的实例，乃北宋漆器中之珍贵品。
堆漆宝箧印经塔北宋早期 残高19.3cm 面宽12cm 浙江温州北宋白象塔出土 浙江省温州博物馆藏 此塔为方形，由基座、塔身及顶三部分组成。中空，顶部略凸，中央刻十二瓣莲纹。塔刹已损，四角作蕉叶形插角，高7.5厘米，正面刻佛传故事，背面刻佛三身。塔身四面各镂刻券门，门楣刻西番莲纹，门内镂刻佛传和佛本生故事。四角作倚柱，柱头各刻金丝鸟一只。基座呈扁平状须弥座，每面镂刻佛像四身，均结跏跌坐。胎系山麻干粉拌油脂等物塑雕而成，外涂以漆，呈褐黑色。漆层甚厚，光泽度好，且与镂刻相结合，反映了北宋时期温州漆器精湛的工艺水平。 （一）辽金漆器
漆木双陆辽 板长52.8cm 宽25.7cm 厚1.6cm 木子高4.5cm 底径2.3cm 1974年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辽墓出土 辽宁省博物馆藏 由一片长方形“双陆”板与三十粒黑、白双陆子组成。双陆板木胎，髹黑漆，已磨蚀脱漆露木。相对的两个长边，各以白色骨片嵌制十二个圆形“梁”标，作一行排列，左右各六，故曰“双陆”，中间刻一个月牙形“门”的标志。黑漆与无漆白木子各十五，形平底，束腰尖顶。形制规整，做工精良，发现于墓的主室内的一张木椅上。两枚骰子已朽。 双陆是魏晋时期由中亚传人我国的一种博戏，盛行于隋唐。这是我国出土的最早一副双陆实物，弥足珍贵。 （一） 元代漆器
广寒宫图嵌螺钿黑漆盘残片元 径约37厘米 1970年在北京后英房元大都遗址中发现 呈不规则半圆形，木胎，用薄螺钿嵌出两层 3间重檐歇山顶楼阁。因碎片中有“广”字痕迹,与景物印证，定名“广寒宫图”。阁后植树，叶似梧桐、丹桂。云气自下腾空而上。不同物象，采用《髹饰录》所谓“分裁壳色，随彩而施缀”的做法。
剔红观瀑图八方盘元 盘径17.8cm 高2.7cm 故宫博物院藏 盘为八方形，下附图足，内外髹朱漆。盘内作八方形开光，左侧雕亭阁一座，以曲栏围成庭院，亭前树石相依，古松斜插高过屋脊，枝权纵横，苍劲有力。庭院内有一长髯至胸，身穿宽袖长袍的老翁立于栏杆前，静静地欣赏着对面石缝中涌出的清泉，身后一童子侍立，是为“观瀑图”。该图下雕有三种不同的锦纹，以示天、地、水之别。盘内外擘黄漆素地之上雕朱漆俯仰花卉，有茶花、牡丹、栀子花等。盘外底髹黑漆，内缘左侧隐见“杨茂造”针画款。在盘底正上力有刀刻“火明宣德年制”楷书款.
剔犀云纹盒元 直径4.8cm 高6.2cm 安徽省博物馆藏 此盒为圆形，木胎上用朱、黑色漆分层相间髹饰约百道。盖面和盒身满雕如意云纹，其馀部均髹黑漆。盒底左侧边缘有针刻“张成造”三字款。 这件剔犀盒器形古朴高雅，漆色光亮温莹，刀法深峻圆润，为张成传世品中之佳作。 剔红花卉纹尊元 口径12.8cm 高9.5cm 故宫博物院藏 尊为撇口、短颈、鼓腹、圈足，又称“渣斗”，通体黄漆素地上雕朱漆花纹，口内雕桃花四朵，口外雕栀子花、菊花、桃花，腹部雕牡丹、茶花、桃花、栀子花。足内髹黑漆，内缘左侧针画“杨茂造”直行款。髹漆较之张成漆器薄。构图疏朗清新，刀法犀利，磨制圆润精美，是杨茂的成功之作。 剔红栀子花纹圆盘元 盘径17.8cm 高2.8cm 故宫博物院藏 盘为圆形，圈足，内外黄漆素地之上髹朱漆。盘内椭雕一朵盛开的栀子花，旁有含苞微绽的花蕾数朵及舒卷自如的枝叶。盘外壁雕卷草纹。足内髹黄褐色漆，内缘左侧针画“张成造”直行款。 张成，生卒年月不详，浙江嘉兴西塘杨汇人，是元代著名的髹漆艺人。张成的作品以雕漆为丰，现知有剔红、剔犀两个品种的雕漆器流传于世。该盘漆色鲜红，色彩纯正，所雕图案既写实又略有夸张，主题突出，层次清晰。雕刻刀法流畅，藏锋清楚，磨制圆润，是张成传世雕漆中之代表作。 明代漆器 剔红祝寿图菱花式盘明初期 口径34.8cm 足径27cm 高43cm 日本东京 东方漆艺研究所藏 盘，木眙，作八瓣菱花形，圈足，下背雕红漆花纹。盘心开圆光，内松、桃、鹤、鹿、仙人祝寿图意。壁内外纹饰相同，每瓣雕素地宝相花二朵。足边饰回纹，底黑光漆。
剔黑花鸟葵瓣式盘明初期 口径31.3cm 足径22.6cm 高3.8cm 山东省博物馆藏 盘，葵口，圈足，盘内雕双鹊牡丹，壁背面雕香草纹。此盘雕工精细，图案凹凸有致，叶脉清晰，为明初期雕漆工艺中上乘之作。
百宝嵌花卉方笔筒明晚期 口径15.3cm 高15.5cm 故宫博物院藏 笔筒方形委角，通体黑漆地。用象牙、玉石、椰木螺钿等，在四面嵌成四季花蝶图案。制作精细，为明代百宝嵌中之精品。盒内、外底髹黑漆，无款。 黑漆描金开光方胜式盒清乾隆 长36.7cm 宽19cm 高3.7cm 故宫博物院藏 双方胜形。通体黑漆地，施彩金象描金及洒金地花纹。双盘心均随形开光，内绘山水人物、亭台楼榭景色，盘边饰花卉锦纹。盘外绘菊花、石竺、梅花、牡丹花、兰花等团花纹。盘底髹黑光漆，描金折枝花卉，描红漆纹理，用笔简练，花纹工整秀丽。外底中心有双方圈楷书描金“乾隆年制”双行款。
红漆描黑诗句碗清乾隆 高5.6cm 口径1O.8cm 足径4.7cm 故宫博物院藏 撇口，下敛，圈足。碗内外红漆地描黑漆，碗内底部绘松树、梅花、佛手，碗内壁绘二周如意云纹，乾隆丙寅小春御题。底三行“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
黑漆嵌螺钿五子夺魁盒清中期 高6.8cm 口径16.8cm 故宫博物院藏 圆形，平顶。黑漆地嵌薄螺钿间贴金。盖面梧桐下，一妇人倚坐于石桌旁，观五子嬉戏庭前。盒内嵌白玉十二属相及册页“御制寿民诗”。 剔红洗桐宝盒清乾隆 高12厘米 口径29.6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盒通体髹朱漆，盖面随形开光，内雕天、地、水锦纹为地，上压雕流云、山石、修竹、曲栏、梧桐，一老者端坐于院中，一童子侍立于后，另三个童子正在洗擦梧桐树。盒壁上下各五开光，分别雕牡丹、菊花、梅花、荷花、月季等花卉纹，开光外雕杂宝纹，口缘雕回纹。盒内及底髹黑漆，盖内有填金“洗桐宝盒”器名款，底刻“大清乾隆年制”楷书款。《洗桐图》表现的是元代著名画家倪瓒有洁癖，提水洗桐的故事。因倪瓒一生淡泊名利，不愿为官，“洗桐”后来遂成为文人洁身自好的象征。中国作为亚洲文明的发源地，其文化对周边的国家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尤其是日本、韩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传统工艺与工艺传统等许多方面，直接学习或者继承了中国的技艺与造物精神。中国的传统漆器，在汉代以前就已经远播海外，谱写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上的华美篇章。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东方文明形态中，东方漆器艺术发生、发展的每一段历史时期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中国技法或文化精神的影响，成为汉字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7、【外传与影响】 中国作为亚洲文明的发源地，其文化对周边的国家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尤其是日本、韩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传统工艺与工艺传统等许多方面，直接学习或者继承了中国的技艺与造物精神。中国的传统漆器，在汉代以前就已经远播海外，谱写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上的华美篇章。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东方文明形态中，东方漆器艺术发生、发展的每一段历史时期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中国技法或文化精神的影响，成为汉字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日本 “漆”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因而可把日本称为“漆国”。 日本最早使用漆的例证是副井县鸟滨贝冢出土的绳纹前期红色漆木梳、漆弓残片、涂漆陶器等，纹样丰富多彩，制作工艺精湛。鸟滨贝冢不仅与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的环境接近，而且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贝丘遗址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到弥生时代出土的文物中，发现有将布用漆糊粘贴并重叠起来制作的夹紵棺，证明了大陆漆艺技术的导入。从中国的隋朝开始，日本官方派遣大量僧人及留学生到中国学习，这些留学生归国后，不仅带去了先进的技艺，还带去了先进的思想文化及政治经济制度。到了唐朝，朝贡留学者的人数和次数与日俱增，形成相当规模，被称为“遣唐使”。鉴真法师通过朝鲜半岛，东渡日本，传播了灿烂辉煌的唐代文化，同时也带去了漆艺匠师，将更多的中国髹漆工艺带到了日本，促进了日本漆艺的发展。 漆艺在日本的发展经历了奈良时代、平安时代、镰仓时代、室町时代、桃山时代、江户时代及明治时代，飞速发展阶段是奈良时期。日本将自汉唐时期由中国传人的漆艺通过本民族的消化吸收，演化为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并不断拓展其领域，精益求精，成为西方世界认可的“漆国”。随着日本漆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以及传统漆器艺术风格的确立，中日两国漆艺逐渐形成了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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