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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言 / 一路 ：一段隐匿在博物学中的艺术史—— 自然史与画家 前些日子终于去了心驰神往的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虽然去之前已经被反复剧透，但是当我夹杂在潮水般的人群（大半是小孩）中涌入那个巨大透明玻璃物时，心中仍然不由地激动不已。或许让我如此兴奋的，不仅仅是那几十米高的恐龙骨架和塞满整整五个楼层展馆，还有心中涌起的那浓浓的怀念。怀念那个伴随童年，带来无数美好的回忆的老自然博物馆。对于我来说，那个充满魔幻感觉的一楼大厅，那一排排的玻璃柜子，或许是我童年印象最深刻的科学启蒙之一。   只是如今的我大概已经失却了曾经那纯粹的好奇心。装了太多所谓“知识”和“科学素养”的脑子总是不停歇地去试图找出线索和逻辑。看展的心态也悄然从“发现了什么”变成了“不能错过什么”，结果一下子面对这么许多扑面而来的“展品”，反倒觉得手足无措。只记得外面大雨滂沱，里面人潮澎湃，想要顺着所谓的“路线”静静地阅读那一块块铭牌，观察每一具标本几乎是不可能了。看着那些兀自岿然不动的展品和它们身边川流不息的人群，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这整个一栋巨大的建筑，不正是一个微型的自然史模型吗？我们在这里观察着从三叶虫到早期智人的亿万年进化史，而我们这些进化史上最后一环的产物，现在反倒成了陈列这些观察对象的背景。 这倒是冥冥之中契合了自然史（Natural History）的精神。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自然史这个东西在中国还有一个或许更为人所知，但也更容易引起误解的译名：“博物学”，这是借用了中国古代早就有的“博物”传统。但是在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我们总是容易把“博物学”理解成是一门什么都研究的“博学（polymath）”（例如现在几乎展示任何东西的都可冠之“博物馆”）。而实际上，自然史有很明确的研究范围，那就是在亿万年进化中的动植物以及它们所在的环境。 当然除了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每一门学科还要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自然史研究的基础是两样东西：观察和记录。这当中就涵盖了在世界各地旅行，收集不同的动植物标本和古生物化石，为自己的“藏品”进行合理的编目与归类。或许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博物馆”就这么悄然诞生了。 这听似乎像是一件有钱任性的爱好，但是既然上升到了学科的高度，那有钱任性顶多只能算个基础。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一本自然史学家的笔记本。       这位同学名叫约翰·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1785 – 1851）。说他是位画家吧，似乎除了这些书籍的“插图”也没见他画过什么别的东西；可是说他是个动植物学家吧，又不见得他除了画画之外还有啥更深入的研究（譬如好歹解个剖啊什么的），好吧，这位如今被我们视为跨界的奇葩，当年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博物学家”（“naturalist”，或“natural historian”）。 老兄的事迹如今多半会被放在艺术史，特别是美国人的艺术史里唠叨。这个出生在海地的船长和情妇的私生子，这个长大在南法田野和森林里的野孩子，从小就培养了和大自然不一般的关系。后来法国卷入了拿破仑无休止的战争当中，我们这位老兄就趁机开溜到了当时的新大陆美国。他呆在美国的乡下，煞有介事地开始了他打鸟（真的，你真以为他不打下来就能画出这么细致的画？）、画鸟、研究鸟的新“事业”。他的研究中还是有一些开创性的工作，譬如使用“环志”（即“鸟类环志”法，把逮到的鸟套上标记后放回自然）研究了美洲鸟类的迁徙路径等。 不过他最著名的成就还是这本《美洲鸟类》（The Birds of America ）。当年因为一门心思画鸟，这老兄本来还不错的生意也破产了，忍无可忍的老婆还弃他而去。但是他就是一心一意扑在他的画册上，所幸运气还不错，他的画在有生之年就被相中出版，也因此挽回了一些他生活上的颓势。后来这家伙又再接再厉画了本《美洲的四足动物》。如今他的画作被誉为了这个年轻国家的“镇国之宝”。 这个世界，从来就怕“认真”二字。 奥杜邦并非是画鸟第一人，但的确是名气最大的之一。或许我们还可以提到一位叫约翰·古尔德（John Gould，1804 - 1881）的英国绅士。用我们先前的说法，他也是一位主攻鸟类的“博物学家”，长期在澳洲的生活也帮助他带回了一些旧世界所没有的新鲜物种。他最重要的遗产，就是那7卷本的煌煌巨著《亚洲鸟类》（The birds of Asia，不过这个“亚洲”貌似主要是大洋洲）。而这套书，其实直到他辞世后才由后来的英国动物学家Richard Bowdler Sharpe整理出来。    在此，我们仅仅举了这二位先生的例子，如果愿意，即使只是在“鸟类学家”（Ornithologists）这个小分类里，我们也能再添上几打可敬的名字和无数赏心悦目的画作。不过我在此想要做的，并不是完整地梳理这些学艺双馨的先生们的传记，而是让这些精致的插图唤起那一些容易被我们如今概念中的学科体系所埋没的经典。对于艺术史来说，它们最多只是一些功底扎实的素描作品（drawings）——准确、精致，却不免单调。这当中不会有激动人性的恢宏传奇，也不会有引领时代的风格突破。或许只有在“自然史”这门行将被忘却的学科中，才有着它们不朽的位置。 或者说，这是一段被博物学记录下的艺术史。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西方人把自然史的历史追溯到古典时代的先哲，而中国人则把博物的传统上推到先秦的“名物”。 这当中最为我们所熟悉的大概就是《山海经》了。这本奇书到底是何时何人所为，估计是不太可能考证出来了。至于其中的奇山奇兽，也不像前面那些鸟类那么确之凿凿。不过这本书里面还是有些有趣的地方，让我们不得不在此提它。因为这位未知的作者居然使用了一种颇为严谨的“科学态度”——合理分类、“客观”描述，来把这本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奇书打理得好似一本学术笔记。所以无论它其中的内容有多天马行空，请允许我仍然在我们这个讨论自然史的话题中提到它。 当然，还有或许更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这本笔记很可能一开始就是图文并茂的。 如今我们自然是不可能看到最初的“插图”了。不过后来的知识分子们似乎从来没有放弃过为这本经典“续图”的想法。由于这些当年的奇物估计一时半会儿是不太可能在自然界找到了，所以这次，观察和记录只好被根据文字而来的推导和演绎所代替了。即便如此，当我们现在翻开任何一本后世完成的山海经“图文本”时，仍然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我们那些自然史的图册们——除了这上面的动植物似乎更奇怪了一些。 不过对于这本先驱意义的著作，我们既不了解它的作者，也不了解它的画家（若不是同一人的话），甚至都无缘再亲睹其最初那些画之真容（据说晋时陶渊明他们还看过），要从艺术史的角度去追叙想必是不可能了。因为同样的遗憾，我们也不得不跳过一大批必然十分伟大的，完全可以被归入博物学的著作。其中就包括张华那本为这门后来传入中国的西学早早指导好译名的《博物志》。当然，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因此无缘得见中国早期的“自然史插图”，只是我们或许需要转移注意，从我们正统的绘画史中去寻觅。 我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中国传统的花鸟画。 一则有趣的小故事，来自北宋的倒霉皇帝徽宗。赵老师曾经一度亲自领衔他的宣和画院。有一次他组织大家写生孔雀，结果大家画来画去，他都说不满意。看到小伙伴们实在百思不解，他才说：“孔雀爬高必先迈左腿，你们画成了右腿”。 还有一则故事也是关于他，他一次又到下面视察大家的学习情况，看到有个同学画了一朵月季，立马连连叫好。大家又是大惑不解。赵老师解释说，月季最是难画，这花每月就开一次，不同时节以及一天中的不同时辰，花的形状、色泽都不同。这朵花一看就知道是春天正午的月季花，找来画家一问，果然如是。 当然历来记录皇帝言行的轶事，水分肯定是相当多的。更何况对于中国的画家们来说，他们的目的并不是通过绘画来研究花花草草，而是通过研究花花草草来指导绘画。但是在这里我们仍然发现了和我们的自然史中同样的东西：观察与记录。 从这样的画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和之后逐渐占主流的“文人画”很不一样的东西。虽然在赵老师的美术学校里，已经开始倡导起绘画的“诗意”（当年的命题入学考试就都是根据一句诗句来进行创作），但在这些描绘细致的动植物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强烈的自然主义美学倾向。对着任何一幅画，一个博物学家都可以轻松地辨别每只鸟、每朵花的科属。这在后期的主流画作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不过中国的山水画皴法其实是个有趣的“写实”特例，在此不作展开）。 除了花鸟画之外，还有一些实用性更强的“非主流”画作在写实性上面或许更加马虎不得，那就是诸多的“药经”。 这当中的源头是一本据说来自神农氏的《神农本草经》。和《山海经》一样，这东西传到后来自然也是“无图无真相”了。但是和茶余饭后消遣一读的奇闻怪志不同（应该没有人会把《山海经》当作《Lonely Planet》或《野外生存手册》用吧），药经这个东西可是要命的。你的花花草草只要写得画得有一点含糊，那可是要吃死人的。 所以历代的《本经》（包括后来那本更著名的《本草纲目》）都会认认真真地绘出插图。和那些美洲的鸟类兽类相比，我们的图片似乎说不上有什么精美。但是毕竟这些笔记不是为了陶冶情操，而是要帮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治病的。所以用最清晰的方法表现不同“药物”的特征才是其关键。或许和那些宫廷画家的水墨丹青相比，这些质朴的，也更不容易留下画家名字的“作品”，显得更加有自然史的气息吧。 在这部分的最后，让我用一点少许的篇幅来聊两本我们东邻的“自然史笔记”。在日本画花花草草，那首当其冲的必然是她的“国宝”樱花。日本的樱花不仅仅以其特殊的美让人神往，而且其品种也极其丰富。所以许多描绘樱花的绘本就自然应运而生。 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感受到一种和宋徽宗的宣和画院一样的气息。这些艺术家原本只是想要用他们的画笔表现自然的美，而这样的努力最终把他们的目光引向了观察自然本身。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图片看作是让人欣赏，或者教别人如何画樱花的艺术素材，那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当作是一本植物学的分类图谱。或许我们所谓的“科学的真”本来就是一种自然的美吧。艺术家也好，科学家也罢，追求至高的美也好，追求宇宙的奥秘也罢，这只是如今作为观察者和记录者的我们对于他们和他们所处的那个环境的不完善的定义与归纳而已。 对于他们而言，这只是一项兴趣，或者一种使命。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绘画对于自然史来说，仅仅是其工作的一小部分，否则我们如今也不会拥有这样藏品庞大、可看可摸的自然史博物馆了。同样地，自然史的主流也并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文青绘本画家。他们的好奇心驱策着他们，而这样的好奇心将最终突破这个学科本身的限制。 欧洲的自然史研究为人类积累了大量对世界的了解和认知，而这种认知也自然而然在催促着一个个睿智的大脑给出一个更深层次的“解答”。实验数据全部采集好了，后面就看我们能否写出数据背后的那个公式了。 于是，画家们放下了望远镜和画笔，拿起了鹅毛笔和草稿纸。对于那个寻求中的解答，他们有两个选择。用我们如今的说法，一个是“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另一个是“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 所有人都在苦苦寻找着突破。 16至17世纪，这或许是科学史上最伟大的时代，当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地谷和牛顿们终于在那些星球的相互作用中找到了“物理学”的真谛时，维赛留斯的《人体构造》、列文霍克对细菌的发现，以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也最终让人们对自然那悠久的历史找到了新时代的出路：生物学的雏形诞生了（当时仍是比较初步的“动物行为学”（ethology），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生物学或许要等到18-19世纪基因和遗传学的诞生才能最终确立）。正是在这波伟大的“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中，那些对自然的思考和讨论，最终引向了如今包括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球科学、生物学在内的“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 自然哲学找到了科学的位子，自然神学回到了神学的位子。 至此，自然史作为“学术前沿”的使命，可算是彻底荣休了。如今的自然史已经不太可能占据学术刊物的焦点位置，倒是更多成为了面向大众“科普”的一部分。 但是或许，作为一种带有古典气息的“情怀”，自然史从来不曾离我们远去。 走在博物馆中，我们或许不会去仔细地拼写那每一个晦涩的拉丁文，也不会去细细深究寒武纪和奥陶纪的前后，更不会去清楚地记住印多霍斯兽（鲸的陆上祖先，其中耳包膜厚度是二者之间进化联系的证据之一）的包膜厚度。但是我们仍然会兴致勃勃地徘徊于那些巨大的骨架和标本间，逡巡在霸王龙和猛犸象的长牙利齿之下。虽然这样的“肤浅”兴趣未必会把我们都引上“科学家”的崇高道路，但是内心所能获得的愉悦和充实仍然是真实的。通过观察这个自然所能得到的享受和快乐，仍然植根于我们那容易感怀的精神世界。 自然史，即使仅仅是一种审美的体验，也已足够让我们振奋的了。 但是我们又何必去刻意区分这其中艺术和科学的部分呢？说不定在你寻找怪兽的历险中，也零零碎碎地记住了几十种恐龙的名字，说不定那收集贝壳的过程，也让你背出了那许多界门纲目科属种（生物分类学的各等级名称）。自然史未必能帮助你读懂最新一期的Science，但是它给了我们一个回归到“那个时代”的机会，在那个时代，基础学科之间的距离还很近，近到我们可能正在窥探其中的一个出口，却发现了另一个出口外的世界。 或许当我们用这样一种半科学半审美的暧昧眼光来欣赏如今的博物馆，就更容易理解那些当年的博物学家们。无论他们那跨界的才华是被放入了艺术还是科学的主流，以至于忽略了他们在另一个领域中的光芒，还是甚至没有被其中的任何一方所重视，他们留下的作品依然如同一座无形的博物馆，带给我们对这个生活着的世界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动。 这一切，对于那段属于他们的特殊的艺术史来说，或许也就足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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