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作者非管仲莫属
如果《管子》是一人一时之作，那么是哪 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完成了这部伟大的著作呢？
《管子》一书的产生有什么历史背景？
是什么社会背景和时代力量催生了《管子》这样的伟大思想和著作？
这也是考察《管子》一书作者的一个视角。
梁启超《管子传》以“ 管子之时代及其位置”来论述管仲的历史功绩。
孟子曰：“凄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可谓至言。故欲品评一人物者，必当深察其所生之时所处之地，相其舞台所凭藉，然后其剧技之优劣高下，可得而拟议也。故新史家之为传记者，必断断谨是。吾亦将以此法观察管于。
第一，管子之时，中央集权之制度未巩固也．中国中央集权之进化，黄帝时为第一级，夏禹时为第二级，周公时为第三级。前此，皆酋长政治。天子与诸侯，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故曰元后，曰群后。其去平等者几希耳!周兴，声威渐广，集权渐固，得以土地分封宗亲、功臣。虽然，帝者之权，犹不能出邦畿千里之外。故古书动言朝诸侯、有天下，所谓有天下与否，即以诸侯之朝不朝为断耳。东迁以后，周既失天下，(古书皆言周亡于幽厉。诗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孟子曰：“三代之失天下也，以不仁．”诸如此类不可枚举．综观先秦诸书，未有认东迁以后之周天子为有主权者。后人习于孔子特倡之大义，不察情实耳！）于是中央之权，益无所属。管子者，正起于此时代，而欲用其祖国(齐)，使为天下共主者也。故当知管子为齐国之管子，而非周天下之管子。
第二，管子之时，君权未确立也。其时不徒国与国之间，无最高之统属而已。即一国之中，主权亦甚薄弱．贵族与君主，中分势力。诸国皆然，不独一齐也。观管子执政以后，犹云分国为三乡，一曰公之乡，二日高子之乡，三日国子之乡．可知高、国等贵族，实与公中分齐国也。凡政治进化之例，必须由贵族柄政时代，进入君主独裁时代。然后国家机关乃渐完，管子实当其冲者也。
第三，管子之时，中国种族之争甚剧烈也。我中国民族，同为黄帝子孙。虽然，自四千年前，迁徙移植，分宅于江河流域各地。其时交通未便，声气窒塞，久之遵忘其本来。故大族之中，分出若干小族，互相争阅。殆 如希腊之德利安、渥奇安、埃阿尼安、伊阿里安等诸族，日夜相竟也。自今视之，固为可笑，然以当时生存竞争之大势，固亦有不容已者。而管子则当其竞争初剧之盘涡也。
第四，管子之时，中国民业未大兴也。世界之进化，由渔猎时代，进为畜牧时代，再进为农业时代，终进为工商时代。国民文明之程度，即以是为差。中国当春秋战国间，而畜牧时代与农业时代始递嬗焉。观宣王中兴，诗惟颂其兽畜蕃息。卫文再造，民惟歌其骒牝三千，是其例也。诸如此类，不可枚举。盖其时间人之富，则惟数畜以对。虽有耕稼，而其业犹未大盛。若工商则更无论矣。管子者，实处此两时代之交点，而为之转捩者也。
知此四者，斯可与论管子矣。
伟大的时代，前无古人的伟大变革催生前无古人的思想和著作。
通过以上考证，可以排除以往《管子》“著书者，是不见用之人也”和“后之好事者所加”之说。因为没有经历和实践的人，是写不出《管子》一书的。
而从《管子》一书的内容、理论体系的高度观察，它必是一位帝王级或辅佐帝王全面治国理政的政治人物所著。
进一步，这位治国理政的政治家不只是理论著述好，而且治国理政功绩卓著有大作为。
考察先秦历代，具备这几个条件和因素的，只有建立了春秋首霸功业的齐国宰相管仲。
《管子》一书的就是以管仲做书名，《管子》的思想和内容也是属于管仲，这是大家都认可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怀疑《管子》一书的作者不是管子呢？
质疑《管子》一书非管仲所著的人，从来不能确定什么人能够写出《管子》这样的书，不能确定《管子》的具体作者。
你找不到和不能确定《管子》的作者，却否定已经确定的作者，不能不说是过于蛮横，缺少一个重要依据是可以被人指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