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先后说》后?记

2011-11-04 16:10

后记
一
王国维曾云学问无古今中外、有用无用之分。夷夏东西先后之别亦非永恒不变。时过境迁，夷夏俱化；斗换星移，物我两忘。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让我专心研究大而无边的“夷夏先后说”。忠南大学是理想的研究之地：副校长兼国际交流学院院长朴洋震教授安排了宽敞的办公室和研究室，他作为东亚考古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让我感受了国际东亚考古学界动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长来访和演讲使我亲切地知悉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展。忠南大学百济研究所前所长张寅成教授、现任所长禹在柄教授、历史系郑淳模教授、工学院卢泰天教授、博物馆朴淳发教授既是良师又是益友，兄弟般的友谊令人难忘。郝时远所长、王仁湘教授、姜寅虎兄积极推荐，土田纯子、金美京、金旻善、金姬美、崔卿焕热情帮助，一年半仙生活，除了感激，就是留恋：清新的空气，自由的气氛，还有那夏夜的蛙鸣，百济的微笑！
2007．8. 18.韩国大田
二
《夷夏先后说》初稿完成于韩国，但构思了上十年，后又修改了数年。早在北京农业大学学习时博览群书，思考游牧与农耕民族的关系。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后师从汪子春、刘昌芝先生，系统学习了李约瑟等开创的中国科学史，以《中国人对龟的认识和崇拜》获理学硕土学位。绕道美国回大陆定居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杨希牧先生是论文答辨委员会主席。他认真审读了论文，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我也认真拜读了他的著述，听他讲李济和傅斯年的故事。由于他的推荐和卢勋先生的努力，我较顺利地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我系统阅读傅斯年、李济的著作，怦然心动。傅斯年主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云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从生物学或生态学看中国或东方的历史是一种有趣的尝试。人类只不过是生物界一个物种而己，理应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将中国置于世界体系，联通中华民族与人类，从长时段考察游牧与农耕的纠结。解构与建构，才能阐明传统的崩溃与重新发明的过程。卢勋先生主要研究南方民族原始经济形态，却鼓励我研究北方游牧民族史。博士论文《游牧与农耕民族关系研究》体系庞大，漏洞太多，不敢正式出版。《夷夏先后说》是根据前三章改写而成。
体质人类学是自然科学。体质人类学家韩康信是导师汪子春复旦同学，通过学习他的论著我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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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质人类学的现状。他和杨希枚先生对安阳头骨的争议使我认识到光靠骨骼测量解决不了问题。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金锋和王沥夫妇，他们的研究令我耳目一新。印欧人东进不止是一个传说。复旦大学金力和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张亚平等紧跟分子遗传学潮流，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就。昆明十六届民族学与人类学世界大会主题演讲时金力回顾了近二十年的研究成果，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人或蒙古人种经东南亚来自非洲，但不能排除近几千年印欧人进入东亚的可能性。我收集和阅读了他们发表的全部重要论文，夷夏先后说有生物人类学根据。
考古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最硬的学科，《考古》和《考古学报》至今还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考古成果和结论是比较可信的。考古遗址或报告就像桥墩，其上可以建构不同的桥梁或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都有三到五位学者前往哈佛燕京学社访学，零四年刘国祥和我名列前茅却双双落选，成了落难兄弟（该年度全部落选，原因至今不明）。他邀请参加首届红山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我宣读了《红山文化定居生活方式——兼论游牧的起源》，引起了王仁湘先生的注意。他当即邀请参加即将在北京举行的考古学上的东西文化交流国际会议，我如约做了大会发言《与游牧有关的几个技术问题》。修改之后改名为《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发表在《东亚古物》首卷。从此与考古结缘。零七年参加东亚考古学世界大会，宣读了《夷夏先后说——考古学论证》。零八年参加国祥、许宏召集的“中原与北方早期青铜文化的互动”考察，二十多位不同学科的学者邓聪、梅建军、赵志军、张君、何弩、徐良高、王立新、曹建恩、罗丰、塔拉等自由交流了近十天。近几年陆续参观考察了兴隆洼、半坡、仰韶、西阴村、牛河梁、大甸子、陶寺、殷墟、二里头、三星堆等标志性的文化遗址，对考古有了真切的体会。多次参加边疆民族考古论坛，夷夏先后说的考古学证据有增无减。
语言学被认为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江狄是老乡、同学和同事。我选修了他导师孙宏开先生的“汉藏语言学”，以白保罗《汉藏语言概论》为教材。孙先生对羌语有研究，试图构建羌语支，是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汉藏语系假说还是一个有待证明的哥德巴赫猜想。高本汉、王力、吕叔湘开创的汉语研究传统关注汉语本身，不太关心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实际上是汉语研究所。自学成才的郑张尚芳是罕见的例外，在构拟上古音系的同时,考察汉语和其他语言的关系。王士元创办《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of Chinese Linguistics)
主编《汉语的祖先》，汇聚了汉语研究权威。作为旁观者，我认真阅读过蒲立本（包括其博士论文）、萨加尔和斯塔罗斯金的著述，其创意令人敬佩，结论令人遗憾。他们都是语系论者。汉语如此庞大和复杂，与许多语系有关，不能被任何语系囊括。蒲立本批评斯塔罗斯金的话也可以作为自我批评：“零的一千倍，仍然是零。”李保嘉长达百页的《汉语的祖先》译序《从同源性到亲缘度：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重大转折》引人深思，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别开生面。我坚信汉语是混合语，蒲立本、萨加尔分别发现了汉语的表层和底层。
民族学或社会人类学只能算是软科学。1995年与徐平博士在西藏江孜进行了近半年的社会人类学调查，我感受了异民族异文化的奇妙，体会了田野工作的艰苦和乐趣。作为费孝通的得意门生他常谈费老的故事。根据朋友的导师也是导师的原理，我认真学习了费老的著作。费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说利用了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并试图寻找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证据。多元一体说和苏秉琦区系理论、张光直互动圈说均局限在中国或东亚，不约而同地忽视了上古东亚与中亚、西亚的联系。他们主张中国文化的根在东亚，实际上指的夷文化。夏文化的根源在西北或西方。
1998年通过周旭芳、路达雅与张海洋等林耀华先生的门生相识。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文化相对论、反相对论、反反相对论，还有想像的共同体和族的神话。海洋继承了林先生和切博克萨罗夫倡导的经济文化类型学说，对我思考游牧与农耕的关系很有参考价值。其博士论文《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出版之前。我认真审读过一遍，所见略同之处甚多，但未赞一词。老兄百忙之中应邀为小书著大序，画龙点睛，感激莫名！
华汉值得一辨，夏汉不可混为一谈。苏雪林《昆仑之谜》云：
中国古代历史与地理，本皆朦胧混杂，如隐一团迷雾之中。昆仑者，亦此迷雾中事物之一也。而昆仑问题，比之其他，尤不易董理。盖以其真中有幻，幻中有真，甲乙互缠，中外交混，如空谷之传声，如明镜之互射，使人眩乱迷惑，莫知适从。故学者对此每有难措手之感。而“海外别有昆仑”，“东海方丈亦有昆仑之称”，“昆仑无定所”，“古来言昆仑者，纷如聚讼”。种种叹息，胜於论坛。又有所谓大昆仑，小昆仑焉；东昆仑，西昆仑焉；广义之昆仑，狭义昆仑焉。……昆仑岂唯中国之谜，亦世界之大谜哉！
将昆仑换成黄帝或夏，亦同样适用。昆仑与黄帝神话密切相关，亦是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认同是一种信仰，夏崇拜是一种世俗宗教。夷、夏不仅有东西之分，而且有先后之别。大体而言，夷文化的标志是玉龙丝帛，夏文化的象征是金戈铁马：夷为东亚土著，夏后来居上。夷夏转化是中国上古史上的关键。尊夏贬夷是民族歧视，夷夏一家才是主流正见。夷夏同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祖先，少数民族与汉族可以相互转化，因而血脉相连密不可分。
司马迁云：“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满洲从东北进入中原建立清朝，蒙古从北方进行中原建立元朝，女金从东北进入中原建立金朝，契丹从东北进入中原建立辽朝，鲜卑从东北进入中原建立北魏王朝，秦人从西北统一中原建立秦朝，周人从西北进入中原建立周朝，商人亦可能从东北进入中原建立商朝。传说中的炎帝、黄帝亦来自西北，很可能逐鹿中原，定鼎涿鹿。农村包围城市，少数民族建立王朝，是中国历史常演的剧目。问鼎中原、定鼎中原反映了周边民族与中央王朝之关系。汉、唐、宋、明被认为是正统的汉族王朝。其实汉朝是由楚人刘邦等建立的。想当年项羽封刘邦为汉王，刘邦很郁闷。李唐王室固然有汉人血统，说是鲜卑后裔也未尝不可。赵宋与朱明可能是汉人王朝，但与夏的联系已十分渺茫。误以汉为夏、少数民族为夷，是一种新的歧视。好的归汉族、次的归少数民族，汉族永久先进、少数民族总是愚昧，是民族矛盾恶化的思想根源。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又称小科学院，在此既可投身火热的民族对策研究，也可默默沉思人类的根本问题。民族历史、语言、社会研究是传统强项；与考古研究所、语言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是兄弟单位，交往起来也方便。作为中央国家机关民族团结先进单位，民族所是多民族大家庭，五族同桌是常有的事。有机会和蒙古汉子举杯痛饮，还会“渴饮匈奴血”？与维族姑娘翩翩起舞时，怎会“饥餐胡虏肉”？与藏族活佛对坐静思，心中不再有仇恨。匈奴不灭，可以安居！少数民族高兴了，中国才能幸福欢乐！
海内存知已，海外有知音，海边有邓聪。梅维恒先生、张师海洋兄，邓师聪兄分别作序，一生三幸。男佐女佑，难以尽述；纸短情长，永识于心！谨借饶公宗颐诗一首自慰共享：
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
天风吹海雨，欲鼓伯牙琴！
易华 2012.4.15．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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