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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资深的创作者，所能提供的，或者说后继者所能够学习或借鉴的，是什么呢？恐怕不同写作者会有不同的答案。标题的这句，是一个月前，作家张大春在一次直播中的回答，不知大家认不认同。 那天，因理想国和腾讯新闻的邀请，张大春做客他每到北京必去的夜奔北京客栈，和这家从掌柜到店员都是他忠实读者的朋友一起聊了聊。聊天中涉及的话题较泛，但有两条主线：一是80年代台湾媒体黄金时期，张大春自己高效而反馈热烈的早期写作经历；二是张大春对文章之道的理解。今天微信，主页菌摘录整理出这两部分的文字稿，和各位分享。 张大春说：在我过去这一二十年来，越来越感受到，我们社会逐渐地被 “不能说但是太想说”的庸俗占据……我总会有忍不住的时候，因为我对生活里面不干净的语言是非常反感的。当然，我也希望透过书写的方式，能够让人至少知道如何从从容容地说话，如何文从字顺地表达。 文稿仅为直播部分内容，完整内容更宽泛，可观看以上直播回放 1. 那时候是一个媒体发达的时代 人人都是宠儿 在台湾 80 年代的中期以后，大环境开始改变，我们叫 “解严”，就是军事管制放松。而在媒体的发展上，可以说是像爆炸一样的改变。 媒体变多了，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最好的发展方向大概就是直接进入到大媒体。我的机会还蛮好的，有长辈希望我一毕业就进入媒体，所以我自己在媒体工作，同时也成为媒体材料的填充人，也就是创作者。 种种迹象显示，我们这一代，差不多是50年代末出生到60年代中期出生的这段时间，有相对更多的机会在大众传播媒体里面工作，包括影视、新闻，还包括文学园地。那个时候整体说来是一个媒体发达的时代，人人都是宠儿。因为这种工作机会的原因，打造出来了一些传播的效应，写的人、读的人大概有一个黄金年代，我可以推算出来，应该是80年代中到90年代末，差不多有十多年的时间。 2. “我扎扎实实地写了一年的周记”
那个时候正好我在一个报社工作，也是台湾最大的媒体集团之一。成立了晚报，晚报就会有比较大的版面容纳所谓的文学素材。编辑们就想了一个方法，建立一个栏目，叫做 “作家生活周记”。每一个礼拜找一个作家只写一篇，谈谈他这周的生活。我一看，应邀而来的那些作家写的大部分都是我这个礼拜读了什么书、去什么地方旅游、写了什么东西…… 这些作品用张爱玲的话来说，就是 “露自己的肚脐眼”。 老实讲，我对 “周记” 这两个字是有一个情结的。在我念书的时代，从小学到中学，每个人每个礼拜都要写一篇周记。这个周记还要很完整的规划好：本周生活、一周大事、读书心得、生活检讨。 我就把这一套形式搬到这里，扎扎实实地写了一年的周记。这个周记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甚至连仿作，就是模仿的作品，也出版了很多。什么什么的周记，或者是什么什么的日记，在当时的确很轰动的。 3. “写了26天，卖了十几万本”的《我妹妹》 本来，我写完《大头春的生活周记》以后就觉得可以收手了。可是我们的出版社问，能不能再写第二本？我不肯。出版社的编辑就说你如果不写，我就找一个女作家来写，叫《大头妹》，起码可以延续卖书的声势。 我说，这样好了，我自己写，还是用大头春的笔名，但是换一个体例。当时我拿一个空白的菜单，在上面把12个回目第一回写什么，第二回写什么这样都列了出来。回来每天想一想，26天就写完了。于是出版了第二本，叫《我妹妹》。 这一本也真的果然如编辑所料，好像也延续着《大头春生活周记》的声势也卖了，大概卖了有一半的量，十几万本的样子。 4. 9天就写完的《野孩子》 后来还有第三本——《野孩子》，9天就写完了，仍然是大头春做主角。这个少年人无意间因为短暂的离家出走，被卷进了一个黑社会的局里面，接着就流落在街头一段时间，这样的一个遭遇，是一个标准的少年成长小说。这本书就卖得更高一点，因为它感觉上更悲情一点，没有那么好玩儿。 在台湾80年代，非常流行的就是什么事情要好玩儿。可是我从《大头春的生活周记》开始，到《我妹妹》，已经没那么多好玩儿的东西。反而，越是从一个角色内在去深化，或者是深层的去想，你所能感受到的东西要比 “好玩儿的” 要多更多。 《野孩子》其实是讲一个少年，离开了一个不变化的环境。我想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文化底下的主流的学校基本上都是无趣的。如果你要极早的、真正的体验人世间大起大伏的情感波动的话，还是应该离开学校。 当然，我也不是鼓励大家翘课或者逃学，只是不妨可以把这种想法当做少年时期的共同的向往。泡在一个城府味道很浓重的主流学校里面，有的时候你在那里会想抬起脖子里透透气，逃家逃学的渴望就变得很珍贵了。 5. 作为一个资深的创作者 所能够提供给年轻人的最好是技术 我到现在还坚持的一点——作为一个比较资深的创作者，所能够提供给年轻人的最好是技术。人生感悟也好，情感抒发也好，或者是对于这个世界的世界观……那都是个人自己去了解的，不应该由老师教。 至于我所谓的 “技术”，我愿意拿《大说谎家》作为一个例子。那个是卖弄技术吗？其实也不是。 我早上6点开始看30份报纸，看完了大概从7点开始写，写到10点、11点，1200多字。特殊之处在这1200字里面，大概有一半左右是融在整个主体情节里面的。今天跟昨天，跟明天还得衔接起来，变成一个长篇的故事。 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情况：当这份报纸，比如说《都市晚报》，在当天下午一点多印出来的那个时候，读者会看到我的连载小说正在写今天早上，甚至有的时候是11点发生的、最现实的事情。而这些情节明明应该是跟前天、大前天的故事连起来的。 这种发表形式是不可以复制的，也不会有其他的人想到，它有一个独特性。所以，它必须是一部，甚至看起来是 “闹剧” 的东西。但是 “闹剧” 毕竟还是有它需要严肃起来的反省，我就挑选了当时非常敏感的话题，当时正好是台湾在解严之后，一个社会大爆发的时候，对于政治、政府，或者是政治人物之间的各种勾心斗角的斗争，就有一些侧面的曝露，这个在当时也的确引起了很多讨论。 6. 写作譬如做菜 再讲一个关于技术的小故事：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是学雕塑的。在十八九岁，我们开始结交成朋友的那段时间，他在学摄影。从那以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对于电影、纪录片和影视作品都非常有兴趣的人。后来他到了美国、英国留学，就是以一个美工雕塑科的毕业生的身份，转到影像方面工作。 在年少时期，他对我来讲一方面是好朋友，一方面是他在观念上对我有很大启发。为什么呢？ 他的母亲是一个很会做菜的老太太，他常常跟我描述他妈妈做菜的程序，什么菜怎么做。我慢慢就发觉有一个事情很重要：事物的次第。什么先什么后，在这个先后之间，什么因什么果，起什么作用。 “先后” 看起来只是两个相对的概念，可是在一个文本、一部电影，乃至在歌词里，它都充斥着非常繁复的次第。你只要更动这个次第，它就会是不同的作品。 所以，怎么样最让读者、或者是受众，一方面觉得受到了启发，一方面又充满好奇。在一个又接着一个的叙述里面迷路，但又似乎能找到路，找到路之后发现自己又迷路了，再去找路……这种次第的安排，没有一个熟练的技术是做不到的。就像做菜，你炒到最后发现我忘了放蒜瓣了，我忘记放油了，那就是你的次第出了问题。 一个优秀的工匠，他重视的，应该是如何在创作的过程里面体会接受这个创作的人，他最受感动的那个程序。 7. 我们对说话的重视 会决定究竟有没有表情达意的能力 我很幸运，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愿意听我讲故事。会讲故事和不会讲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只要有人愿意听，我就得到练习的机会。我只要跟人说什么样的段子，看到他眼睛发亮，我就知道这对了。包括吃饭的场合、聊天的场合，或者有时候只是一场计程车，跟着司机两个人聊，你看不到司机的表情，因为他后脑勺对着你，可是如果我跟他讲一个小的故事，或者一个段落，或者一些事情，能够让他的头在那儿点点点点点，你就知道这个讲法是对的。 所以事实上是不断地在听我讲故事的人，造就了我觉得可用的技巧。技巧没有多么深奥的学问，也不需要什么样的理论知识，趣味的产生也因人而异。只要有人听，那个听的人永远是帮助我最后完成创作的。
当然，我们不一定要接受，或者全盘接受，因为口语跟书面文字是有一点距离的，而且正是那个距离差异才会使得个别的书写，或者是言谈风格有不同的趣味。但是透过说话，仍然会影响我们，主要还是影响我们思维的方式。我们对说话的重视，以及对说话的功能的体验，恐怕会直接的决定我们究竟有没有真正的叙事，或者是表情达意的能力。 8. 我对生活里面不干净的语言 是非常反感的 我注意到在台湾，尤其是在大众传媒的领域里面，很多人不太会说话。不太会说话的原因往往就是没话可说，可是非得说不可。没有什么好表达，他也要抢着表达。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台湾，特别是年轻人，讲话会把字给吃掉，十个字的句子你只能听到五个字，很多字就糊掉。为什么糊呢？他有一种迫切感，他要讲得快，要抢着说。这样的说话，不见得是经过，不必是深思熟虑了，几乎都不知道自己想说的是什么。 在我过去这一二十年来，越来越感受到，我们社会逐渐的被 “不能说但是太想说” 的庸俗占据。 不管是《文章自在》还是什么，这些里面只要涉及到语文，或者是语言教养的，我就特别关心。当然这也跟我自己在过去十八年间养两个孩子长大有关系。我举一个生活上的小故事你就知道了。 我每一次带着孩子到外面的餐厅吃饭，我的孩子都会比我紧张。为什么呢？他们俩怕我会纠正服务员说话。因为那服务员永远会说 “现在为您上水的部分”，“现在给你上menu的部分”， “现在为您介绍我们料理部分”，很客气。然后我就会跟服务员说 “你可以给我全部吗？我不要几部分。” 我的小朋友就觉得我是一个喜欢吹毛求疵的傲客，但是我会总有忍不住的时候，因为我对生活里面不干净的语言是非常反感的。当然，我也希望透过书写的方式能够让人至少知道如何从从容容地说话，如何文从字顺地表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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