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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30日，90岁的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来到清华大学大学做学术报告，杨振宁携妻子翁帆来到现场，并为沃森致辞，并通过直率的发问，揭开了沃森一段尴尬的陈年往事。 1968年，沃森写下自己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故事，将其取名为《双螺旋》并出版。出版后没多久，美国生物化学家埃尔文·查戈夫（Erwin Chargaff）就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无情的评论”。这导致沃森与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大为恼火，一度对查戈夫的成果视而不见。 沃森和克里克是两位世界科学史上的大牛，DNA双螺旋结构就是他们共同的发现。1962年，克里克、沃森和威尔金斯三人共同获得诺贝尔医药奖。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DNA双螺旋的结构，开启了分子生物学时代，使遗传的研究深入到分子层次，“生命之谜”被打开，人们清楚地了解遗传信息的构成和传递的途径。从那以来，就因此有了分子遗传学、分子免疫学、细胞生物学等新兴学科。现在的人类可以通过DNA比对判案、认亲，在医学领域通过遗传基因（DNA）的研究，找到新的医疗方法，就是这两位大牛级科学家对人类世界做出的杰出贡献。 但在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过程中，埃尔文·查戈夫的研究也了不起，并起到十分重要的任用。1950年，查戈夫发现DNA中的腺嘌呤和胸腺嘧啶的数量、胞嘧啶和鸟嘌呤的数量大致相同。这一研究成果，就是后来著名的“查戈夫法则”，但在当时就由于沃森和克里克讨厌查戈夫未对之重视，变成两人在科学生涯上的“污点”。 杨振宁问：“查戈夫写了一篇评论激烈地攻击你的书，你能评价一下他个人吗？” 沃森答：“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不喜欢他，所以也不在乎他的研究成果。这是人性中的缺陷，因为你讨厌一个人你就会讨厌他的研究成果。我当时预计到了这一点。” 这一方面是科学家的诚恳态度，一方面也表明，杰出、优秀的人同样也会由于情绪化而给自己带来历史遗憾。沃森在报告中针对美国社会的大问题指出“在表面上来看，我们确实走在下坡路上，因为我们在抗拒真相。拒绝真相是危险的。”这句话也包含他对自己的那段“黑历史”的反省。确实，拒绝真相会让人愚蠢，哪怕你是非常聪明的人，但一旦离开真相，你将什么也不是。 没有什么人完美无缺。沃森有沃森的历史问题，扬振宁让人扒，也可以扒出很多。但由于这是沃森的报告会，所以扬振宁可以向他个人追问有些尖酸的问题，那有助于对科学历史公案和人生境界，做更深入的思考。科学问题经常带出来的是人生与哲学难题。科技学在历史前沿，科学家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也总有历史的深度与厚度，并且总能帮助人畅想未来。 许多历史一再证明，拒绝真相是人类最愚蠢的行为，而这种愚蠢的原因，又深深与人类的不当情绪有关。你过分地爱或过分地恨，都可能让你无法认识、理解和接受真相。由于恨，那东西明明就在你面前，但那东西是你的，老子就不承认它的存在；相反，因为爱，你胡说八道，把不存在的事说得头头是道，那我就不去怀疑，咱是过命的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你说啥就是啥。 求真求实，知易行难。说起来，也就是对人性人格的考验。我们可以对人、对社会有爱恨情仇，但就是不应让那种情绪蒙骗了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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