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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简称“克拉克奖”，俗称“小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由美国经济学会评选的，它是经济学界除诺贝尔经济学奖外的另一项重要殊荣。这个奖项1947年设立，每两年评选一次，入选的基本资格为在美国大学任教、40岁以下的学者。2017年克拉克奖刚刚颁布给了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副教授Dave Donaldson。Dave Donaldson 2009年至2013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任助理教授，2009年博士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本期为大家介绍Dave Donaldson的主要研究方向。 Dave Donaldson是一个实证贸易经济学家，他的一些研究横跨国际贸易学与发展经济学。他不仅确立了自己在该领域研究的领导者地位，还将重要的概念问题、细致的数据工作、可靠的识别机制与最先进的结构方法相结合，成为该领域独具研究风格的主要实践者。Donaldson的研究为国际贸易中的经典和根本问题提供了深刻的洞见。 本地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Donaldson在《Railroads of the Raj: Estimating the Impact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即将出版）一文中利用19世纪印度铁路数据研究了建造运输基础设施带来的经济利益。本文被广泛认为是该领域方法学突破的重要论文。Donaldson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印度铁路扩张和跨区贸易量的档案资料汇总成一个新的丰富的数据集，并利用这些数据研究铁路进入对实际农业收入的影响。为了检验这种影响不是来自预计增长的铁路修建，他给出的事实是，很多提议建成的线路没有建造，或者应当建成的线路还没有建成。假设这些提议修建铁路的区域是基于当代专家认为的运输需求量最大的区域，那么如果这些未建铁路能预测实际农业收入增长，它们就会产生相应影响。但是作者并未发现这一影响。 文章的第二部分构建了一个计量模型，其中贸易对实际农业GDP的影响由一个充分统计量捕获：印度每个地区分配给该地区产品生产的支出份额。当这个份额低的时候，表明地区内进口的相对价格较低，相反则贸易福利收益就较高。控制技术冲击后（主要是降雨量），利用模型预测的充分统计量，他发现铁路进入后，实际GDP会产生一对一的变化，表明铁路修建确实能够增加贸易。 关于国内贸易成本主题的第二篇论文是《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 ‘Market Access’ Approac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 与 Hornbeck合著)，论文利用美国铁路扩建数据来重新探讨Fogel在美国铁路方面的开创性工作。Donaldson和Hornbeck利用19世纪县级农用土地价值数据，结合详细的GIS地图，将铁路显示到县级层面。然后他们运用整个网络来获取整个县的“市场准入”，等于与其他市场的贸易成本加权距离。接着，他们将土地价值变化与铁路扩张所带来的“市场准入”变化进行回归分析，估计铁路对土地价值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在没有铁路的反事实世界中美国GNP将略低于Fogel“社会储蓄”的估计结果。 《How Large Are the Gains from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U.S. Agriculture,1880-2002》,这篇论文与Costinot合著并继续这一主题，采用新的方法来衡量农业市场背景下经济一体化的收益。他们的方法主要基于一个分配模型，其中异质性土地分配给多个地方市场的多个部门/作物。他们将这一方法运用于1880-2002年美国1500个县的作物市场数据。通过从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获得的全球农业生态区项目（GAEZ），他们直接观察了不同类型作物的现代生产函数。他们没有观察到过去的生产力冲击，而是重点确定了该论文的假设，即这些并不能逆转特定作物领域的比较优势。在这种假设下，他们展示了如何使用县内农场总销售数据、每种作物总产量以及分配给每种作物的土地总量数据，在县内利润最大化和市场出清条件下，推断农作物价格和作物-县生产率冲击的唯一向量。由于生产函数是线性的，因此可以通过解决计算上简单的线性规划问题来实现。他们的工作本质上表现为一般均衡理论的内容，这里的利润最大化和要素市场出清意味着要素价格应等于生产发生时评估的生产边界斜率。 作为对模型的检验，Costinot和 Donaldson检验了构建的县级层面价格是否类似于州级层面的价格，他们观察到二者在2002年有50%的相关性，在1880年有80%的相关性。接下来他们估计相对于某些参考价格的价格波动，例如一个县的商品价格相对于芝加哥的商品价格。在完全竞争假设条件下，这些波动可以认为是运输成本的度量。据他们记载，这些价格波动从1880年到2002年有所下降。在这个意义上，商品市场在2002年相对于1880年经历了很大程度的融合。然后他们考虑了一个反事实，将1880年的价格波动定在了2002年的水平。他们以新的反事实价格计算了1880年的土地、产量和总产值的分配情况，并将其与1880年的实际产值进行了比较，发现总产量增加了90%。这可以衡量交通运输部门带来的生产率提升，也可以更广泛地认为是“经济一体化的成果”。这又是一篇方法革新和具有实质性工作的重要论文，而且给出了关于一体化和贸易收益激动人心的结果。 比较优势实证调查 Donaldson在提供比较优势理论的经验证据上做了一些原创工作，2011年与Costinot以及Komunjer共同发表在《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上的论文《What Goods Do Countries Trade? A Quantitative Exploration of Ricardo’s Ideas?》开发了一个丰富结构的Ricardian模型，拓展了Eaton和 Kortum的著名设定，量化了生产率差异决定贸易流动的程度，该方法对于利用禀赋差异解释解释贸易流的理论是一个显著进步（例如Heckscher-Ohlin模型）。 这篇论文在多国家、多商品、同一商品多品种的条件下对Ricardian模型进行了理论研究，通过提供双边贸易流封闭式解决方案作为观测到的生产力函数，该模型预测各国应当在生产力较高的部门进行较多出口。该模型考虑到所有国家都不会生产每一种商品的所有品种，而是生产相对更有效率的品种。这意味着观察到的生产力差异往往小于真正的生产力差异（由于实际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国家生产的产品种类相对较少，因此他们获得了较高的生产力）。将理论方程与贸易流量以及生产者价格（与模型中的生产力成正比）数据相结合，他们首先指出，正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国家会出口生产率相对较高的商品。通过对模型关键结构参数的估计（部门内各品种的生产率分散），然后量化这种Ricardian途径对各个部门的收益影响。他们发现它只会在贸易的情况下产生一小部分收益，强调这种比较优势主要是在行业内的产品层面。这是一篇重要的论文，主要因为它展示了如何将Ricardian模型的预测结果与数据进行对照，而不必依赖于出口业绩的特别方法（这导致许多贸易经济学家专注于要素禀赋的跨国差异，而不是将技术作为国际专业化的主要来源）。 可以说，Donaldson最有研究前景的工作之一是新的论文《Nonparametric Counterfactual Predictions in Neoclassical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即将出版）。在这篇文章中，Donaldson和论文合著者Adao以及 Costinot开发了一种新方法来构建非参数反事实预测，在新古典主义贸易模型中没有对偏好和技术的函数形式加以限制。为此，他们首先建立了该模型与国家直接交换要素服务的简化模型间的等价关系。这种等价意味着，对于贸易成本的任意变化，贸易要素内容、价格以及收益只取决于要素需求系统的状况。然后他们提供充分的条件非参数地恢复该系统的估计。同时，这些结果提供了在引力模型中使用参数化方法的严格泛化。 《Evolv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in Agricultural Markets: Evidence from a 9 Million-Field Partition of the Ear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6年，与Costinot以及 Smith合著），作者在这篇论文中利用非常复杂的数据来研究气候变化的后果，以及如何改变国家的生产模式以减轻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后果。分析表明，调整生产方式具有巨大潜在收益，但是贸易模式变化的优势却很小。农业生产力的界定再次利用了10种不同作物的GAEZ生产力数据，该数据使用农学模型和高分辨率地理特征和气候条件数据来预测覆盖地球表面超过900万个格网网络中每个作物可获得的产量。关键的是，GAEZ数据集可以在当代生长条件下以及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使用的气候变化情景下使用，因此作者可以进行反事实练习。该论文发现，全球很多国家的气候变化都对生产力造成了负面冲击，那就是说如果全球生产没有重新分配，福利将会大幅度减少。然而这些冲击的空间异质性足够多，根据各领域农作物的比较优势重新分配生产，福利变化便会降低一个数量级。此外，国家内部各个领域的生产力异质性如此之大，国际贸易机会似乎对气候变化的福利后果影响较小。 《The More We Die, the More We Sell? A Simple Test of the Home-Market Effect?》（与Costinot, Kyle以及Williams合著）一文中，作者研究了国内需求创造比较优势的程度，探讨了在药品出口方面本地市场的影响。在以前关于人口变化对创新和产品进入影响的工作基础上，论文认为出于人口原因国家预计对某种药物的需求量很高，实际上更有可能是同一种药物的净出口国。他们发现，国内预期需求与国外销售存在正相关关系，且这种相关性要大于国内预期需求与国外采购的相关性，这是本地市场在创造比较优势中作用的有力证据。 另外一篇最近的文章是与 Arkolakis, Costinot以及Rodríguez-Clare合著的《The Elusive Pro-Competitive Effects of Trade》，这篇论文是Arkolakis,Costinot以及Rodríguez-Clare的AER论文的续作。早期文章的一个重要限制是通过构建不变垄断利润提取更大一体化的任何潜在“有利竞争效应”。事实上人们可能会推测，如果更高的贸易量加剧竞争，贸易的收益可能会高得多。受此影响，新论文考虑了一种拓展的模型，允许需求是非同质的，从而使贸易对垄断利润产生影响。这类模型虽然具有一定限制，但包含很多在以前文献中出现的可变利润。令人吃惊的是，在估计的需求参数下，贸易对利润的影响是减少而不是增加贸易的福利效益。更确切地说，福利收益的上界来源于Arkolakis, Costinot以及Rodríguez-Clare的AER论文中提供的相同宏观水平弹性估计。 这种看似矛盾结果背后的见解是，减少贸易壁垒对垄断利润有两个相反的影响：它减少了国内企业的增长（因为面临来自国外更激烈的竞争），但在相对弹性的情况下增加了国外公司的利润（因为它们现在服务本地市场的成本较低，成本下降往往不完全可行）。鉴于他们估计的需求参数，第二个效应占据支配地位。这一结果符合我们期望的贸易“有利竞争效应”的一些重要条件，并提供了另一个有用的基准，涵盖了贸易经济学家常用于研究贸易自由化影响的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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