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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它描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乡村的生活，其中女性的命运构成了这些富有乡土色彩的生活图画中的主色调。小说发表后，关于这部作品的解释和评价一直受着国族主义话语的宰制。同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奴隶社”的另两篇作品，都由鲁迅主持出版)一样，萧红的小说最初就是在国族主义的旗号下得到认可的。 大多数评论者将它视为一部“民族寓言”，一部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反帝国主义作品。这种批评传统限制并决定着对小说意义的理解，以致今天人们仍很难绕开它去评价萧红的创作。然而，文学批评中的这种国族主义话语迄今尚未引起那些依然身陷其中的文学史家的注意。我在此对萧红作品的解读不仅试图为研究这位作家提出新的角度，同时更是为了讨论和质疑国族主义话语和文学批评实践的复杂关联。 民族兴亡与女性的身体 对于《生死场》这部小说，除去鲁迅和胡风奠立的比较生硬的国族主义的解读外，是否还能有不同的阅读？围绕萧红本人为这部小说1935年版所设计的封面图案所展开的那些争论，似乎已经暗示了这种可能性。批评家对这幅画的确切含意一直观点不一。 有人说画中黑色的块面喻示着一座旧碉堡，而背景上的深红色代表在抗日战争中死难的东北人民的鲜血。另一些观点认为那片黑色块面实际上代表的是日本统治下的伪满洲国地图。只有刘福臣在一篇讨论萧红的绘画及其他艺术创作的文章中指出，那片黑色的图案是一幅妇女头像的剪影，而切过封面的斜线则象征着中国被切割的国土。 他认为，向上仰起的农村妇女的脸庞和划过她的嘴角及脖颈的笔直线条，表现了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东北人民的愤怒和力量。虽然刘福臣没有解释萧红何以用女性而非男性的头像来代表东北人民，他的文章还是暗示了从性别的角度解释萧红的封面设计图的可能性。不过这一可能性由于国族主义话语的遏制而尚未展开。 或许更有说服力的解读是，如果那片黑色勾勒的是女性头像，又与伪满洲国的地图相契合，那么完全有理由认为，图中斜穿而过的线条不仅象喻中国领土的分裂，而且也象喻着民族主体的分裂。同理，若是封面的深红色块可以联想为东北人民的鲜血，则也可将这同一片深红理解为女性的血，因为小说对女性之躯的表现总是与流血、伤残、变形与死亡密切关联的——不论是由于生育、被殴，还是自尽。当然，我们不一定接受以上诠释，但围绕《生死场》封面设计引发的争论起码开辟了多种阅读的可能性。
孟悦和戴锦华在她们出色的著作《浮出历史地表》中，曾对《生死场》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作过评价。虽然她们没有直接与民族国家话语交锋，但已开始试图从女性的身体体验去看待生与死的意义。在此我想将她们对《生死场》的分析再向前推进一步，从以下三个层面探讨小说中的“场”的意义。
首先是《生死场》中前十章所描写的女性身体的种种经验，由于这些经验集中体现了“生”与“死”的特殊内蕴，因此，女性的身体就不能不成为小说意义生产的重要场所。 其次，在小说的后七章中(全书共十七章)，萧红笔锋一转，从女性世界伸向男性世界，大量描述国族主义进入村民意识的过程；这些描述不仅把“男人”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深刻地揭示了民族主体根本上是一个男性的空间。 最后，我以为《生死场》的写作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即作者从女性身体出发，建立了一个特定的观察民族兴亡的角度，这一角度使得女性的“身体”作为一个意义生产的场所与民族国家的空间之间有了激烈的交叉和冲突。萧红以这样的做法在她的文本中创造了一个复杂的“意义场”——其中意义的复杂性，恐怕是当时许多男性写作难以企及的。
批评家经常诧异萧红的抗日题材小说何以要包罗如此繁多的乡村妇女生活细节，何以直到后几章才涉及日本侵略的事件。譬如在“刑罚的日子”一节中，叙事者描述了一个独特的妇女生育世界。她的语言交替浸满着同情与嘲讽——同情产妇所承受的肉体痛苦，嘲讽在本能驱使下的传宗接代无异于自我毁灭式的灾难。她的同情闪现在类似下述场面的描写里：
然而，正值婴儿出世的一刻，“窗外墙角下谁家的猪也在生小猪”。叙事者频繁地将人的性和生育与动物的交配繁衍并在一起，时时几近讥刺：
生活与生育是女性面对的可怖现实，死亡亦如是。小说短短的篇幅内充斥了无数的死亡……有杀婴，有绝症，有战争以及瘟疫。叙事者对王婆自杀事件的描述将笔触径直落实在自杀行为的生理外观及其带来的身体残损上。她所呈现的是王婆嘴角堆起的泡沫、肿胀的胃和两腮、她可怕的嚎哭、眼中鬼一般的凝视等身体细节。王婆的自杀既未表现成英雄行为，又不是反抗社会，在这里，唯一触目惊心的是可怖的身体的毁形。
小说中受病痛折磨所致的身体变形与死亡的毁形比比皆是。美丽的月英瘫痪之后，受到她丈夫的折磨。当村里的女伴前来探望她时，她们发现她因为长久得不到照看，身体的下半部已浸泡在粪便里。“从前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就这样被折磨成形状可怕的怪物，“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她像一头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生死场》，第51页。月英的下体腐烂成蛆虫的巢穴。王婆试着帮月英擦洗时，小小的白色蛆虫甚至掉在她胳臂上。月英终于死了，不过那是在她亲眼从镜子中目睹了自己身体的毁形之后。
女性的身体任人摆布还体现在乡村妇女的性经历中，而这份经历总是与怀孕相联。与男性身体相比，女性身体展示的是她们对自己的命运无法自主。这种无法自主倒不是因为性的欲望是一种动物本能，而是由于欲望连同贞节的意义都由父权制决定着，都只服务于男性的利益。金枝发现自己未婚先孕时，陷入了莫大的恐惧和绝望，这种处境使她转而开始害怕和憎恨自己的身体。金枝过于痛苦了，觉得肚子变成个可怕的怪物，觉得里面有一块硬的地方，手按得紧些，硬的地方更明显。等她确信肚子有了孩子的时候，她的心立刻发呕一般颤嗦起来，她被恐怖把握着了。奇怪的，两个蝴蝶叠落着在她膝头。金枝看着这邪恶的一对虫子而不拂去它。金枝仿佛是玉米田上的稻草人。
女性在自己的身体防线被诸如暴力、疾病、伤残等打破时，常常会感受到自我遭到侵害，然而怀孕的意味却十分暧昧。怀孕的意义必定是由通过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制约来控制妇女行为的行为准则所决定的。在这里，金枝将她的婚前孕理解为身体的畸变(邪异)，将她腹中的非法胎儿视为外来的侵犯物。那一对自由交配的蝴蝶反衬的是她作为女人在人类社会中面对的走投无路的绝境；男权中心的社会体制既要控制她的身体，又要苛求她的贞节，惩罚她的越轨行为。她的身体如同稻草人一样，被抽空了内容，简约成为被父权制事先规定其功能的能指。
女性的身体在萧红这篇小说中是有血有肉的存在。由于它的存在，“生”和“死”的意义就被牢牢地落实在生命的物质属性之上，而得不到丝毫的升华。“生”，在女人的世界里指生育，它所引发的形象是肢体迸裂、血肉模糊的母体；“死”也指向一个与之相关的血淋淋的现实，让人看到肉体的触目惊心的变质和毁形，而绝无所谓灵魂的超拔。 萧红在这里苦心经营了一个女人的叙事，它向读者展示女人是怎么活的，她与周围的世界怎样发生联系，为什么身体的经验对于女人又是那么实实在在。与此同时，萧红也向男权—父权社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一批评不仅针对男权—父权的等级制度对女人的压迫，而且还暴露出萧红的写作同男性写作的根本冲突。 对于萧红来说，生命并非要进入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大意义圈才获得价值。在女人的世界里，身体也许就是生命之意义的起点和归宿。
本文摘选自《语际书写》，刘禾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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