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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为人直率坦荡，朋友众多，但敌人也不少，其中有一位原本是相交极为亲密的挚友，后来却一心想要置苏轼于死地，此人就是章惇。 章惇与苏轼同于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那年章惇二十三岁,苏轼二十二岁。嘉祐七年(1062),苏轼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章惇任商州令。是年秋天,两人同到长安,一起考试永兴军路、秦凤路的应解士子。  苏轼与章惇虽离多会少,但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熙宁八年(1075),章惇出知湖州,寄诗给正想在宜兴买田的苏轼说:“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苏轼答诗说:“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两人相约将来卜邻而居,俨然是一对知心朋友。  章惇与苏轼虽分属新、旧二党,但并未妨碍他们互通书信,讨论时政。苏轼遭遇乌台诗案时,章惇曾上书论救。苏轼被贬黄州后,章惇官至参知政事,两人的地位已判若云泥,但依然书信不绝。苏轼曾在信中向章惇细述自己的躬耕生活,若非知己,焉能说这种知心话。后来当宰相王珪向神宗诬告苏轼的咏桧诗中有“有不臣意”时,章惇还从旁开解,说龙不一定指人君,臣子也可以称龙的。退朝之后,章惇当面指责王珪意图倾覆苏轼的家族。  可是章惇与苏轼的友情终于遭受了灭顶之灾。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新党卷土重来,章惇终于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宰相宝座。章惇亲自主持对旧党人物展开了斩尽杀绝的疯狂报复,他甚至奏请朝廷对司马光等人进行发冢斫棺。苏轼就在此时惨遭迫害,初贬英州,在南迁途中再贬惠州,几年后更贬往天涯海角的儋州。把一个垂暮之人远谪到当时公认为“非人所居”的海南,其中分明包藏着置于死地的祸心。章惇倒行逆施的举措,固然可用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来解释,但也未尝没有自私自利的阴暗心理在起作用。  章惇最了解苏轼的盖世才学,也最妒忌苏轼的巨大名声,虽然此时苏轼已成逐臣,但几十年来的政局就像棋局一样翻覆不定,焉知苏轼就没有死灰复燃的一天呢?况且苏轼曾三度担任哲宗的讲读官,如果有朝一日哲宗想起那段“八年经筵之旧”,焉知这个任性胡闹的狂童皇帝不会召回苏轼?所以在章惇心里,苏轼依然是具有巨大潜能的政坛对手。 与章惇的行事截然相反,苏轼却以不念旧恶的宽广胸怀对待章惇。元符三年(1100),年仅二十四岁的宋哲宗突然去世,朝局又变,章惇罢相。次年,作法自毙的章惇远贬雷州,踏上了他几年前为旧党人物精心策划的南迁之路。  已经遇赦北归的苏轼在途中听到这个消息,惊叹不已,立即写信给章惇的外甥黄寔,告诉他雷州虽然遥远,但并无瘴疠,子由曾在那里住了一年也安然无恙,并请黄寔转告章惇的老母亲,让她宽心。 建中靖国元年(1101)六月,苏轼北还来到润州。此时苏轼复出的呼声很高,人们纷纷传说他即将还朝拜相。一天,多年来音讯杳然的章援忽然前来求见,还呈上一封长信。章援是章惇之子,他进士及第时的座主就是苏轼,故以师生之礼前来谒见。  苏轼惨遭章惇迫害,流贬岭海长达七年,身为宰相公子的章援置若罔闻,从未给恩师寄过只字片纸。如今时移势异,章援忽然记起苏轼来了,还厚颜无耻地声称对苏轼怀有“积年慕恋,引领举足,崎岖盼望之诚”。章援在信中先是颂扬苏轼复出为众望所归,接着就代父亲向苏轼求情,希望苏轼还朝后对章惇援之以手。 苏轼读了这封信,非常赞赏其文笔,也十分同情章氏父子的遭遇。至于章惇对自己的百般陷害,章援对自己的疏慢无礼,苏轼已全部丢在脑后,他扶病起床,亲笔给章援回信,信中仍称章惇为丞相:“轼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他还详细地介绍了雷州的风土,嘱咐章援要多备药物。  在这封信的背面,苏轼还亲笔抄录了一道“白术方”,让章惇服用以求养年。章惇对苏轼是惟恐其不死,苏轼却希望章惇延年益寿,如果说两人之间确有竞争关系的话,以德报怨的苏轼已在道德上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要是章惇天良未泯,定会愧疚欲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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