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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风送爽，丹桂飘香，在这收获的季节里，2014年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经过长久的期待，精心的筹备终于如期在武汉大学举行。来自美国、马来西亚及中国大陆、台湾、澳门的专家、学者150余名齐聚美丽的珞珈山下、东湖之滨，切磋学问、增进品德、交流信息、畅叙友情。刚才，四个小组的代表向大会报告了分会的研讨情况，你们所提交论文的真知灼见已经在潘明福、胡建次、刘勇刚、张再林四位先生的综述中得到反映，并已详细见载于大会提前编印、出版的两本厚厚的论文集中，在这里我就不重复了。下面我想谈谈会议的一些成绩、特点，并借此宝贵的机会，发表一点有关中国文学接受的不成熟的感想。 首先我要说的是，这是一次廉洁、务实、高效、圆满的学术盛会。会议主办方有着高度的党性原则，认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精神，谨守中央的八项规定，如在与会专家的接送站、接送机等问题上就省去了许多繁琐礼节，没有组织文化调研考察活动，更没有发放哪怕是一丁点诸如软皮本、圆珠笔之类的纪念品，会议的用餐也比较节省，大会合影、与会专家通讯录也只有电子版，可谓简朴、简洁，但不失热烈、隆重，会议主办方组织了庞大的接待队伍，他们有热情的笑脸，温暖的问候语，足以让每一个远来的客子不会感到孤独、陌生。会议阵容强大、组织有序，共安排大会发言两场、小组讨论十六场，还根据国际会议惯例，设有评议人，使每一位与会者的学术意见都能得到充分的表述，并得到同行专家的评议。就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部分而言，大会收到论文149篇，其中美国学者1篇，马来西亚学者7篇，中国台湾学者5篇，澳门学者1篇，其余为大陆地区学者论文。与会者就文学传播与接受这两个较大的话题展开讨论，虽然大会《论文集》主编者并没有对论文进行分类，只是按时间为序编排，但我初略的浏览了一下，还是发现有些话题比较集中，其中谈文学传播方式，如口头传播、图绘传播、书写传播、影象传播、石刻传播、驿递传播、书集传播的论文就特别的多，另外，论及古代文学作家、作品在俄苏、朝鲜、欧美及西夏等域外的传播及文学传播与政治生态环境关系的文章也不少；就中国古代文学接受而言，论及经典作家、经典作品、文学体派的阐释史、研究史的论文也比较集中，还有些论文中虽没有“接受”的字样，但采用了文学接受理论分析文学现象，同样也可视作文学接受的文章。总之，大会提交的古代文学研究论文涉及到从先秦到明清各时段 ，诗词文、戏剧、小说各文体，点多面广，大多数论文材料扎实，理论思维活跃，有自己的一得之见。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各位学者在学术研讨中有学术的争鸣，思想的交锋，但彼此心无芥蒂，体现了良好的学风、会风与谦逊诚恳的学术品格。可以说，这次会议很好地完成了既定的任务，是一次成功的圆满的学术盛会。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本次会议的最大特点是，与会者绝大多数是博士毕业不久的中青年学者，五十岁以上的学者不多，六十岁以上的就更少，这在我过去所参加的学术会议中是比较少见的。大家提交的论文或是博士论文的延展，或是正在主持在研的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或是协助自己导师从事科研的辅助成果，但正是你们的到来，提升了本次会议的学术品位与学术含金量。我到会报到后，看到的熟悉面孔不多，开始以为这是会议的刻意安排。其实这是一个误会，因为自觉的运用文学传播与接受理论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在我国历史原本就不长，更何况近年来数量庞大的研究生挑选毕业论文选题正面临守旧出新的困境。文学传播与接受是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是对以往文学史只重作家、作品二维研究的一次颠覆与革命，尤其是文学接受的研究方法充分肯定读者在参与作品意义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将文学研究的对象从作家、作品拓展到读者，建立起了三维立体式的理论框架，从而使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增长点成几何级数倍增，而这正好满足了诸多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寻找毕业论文选题的需求。我想，从事古代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的学者以中青年居多，这是人所共知，不争的事实，是一个好现象，因为它预示了这一研究方法有强大的学术生命力，本次会议厚厚的两本论文集就是很好的证明。 说完了会议的两个特点，接下来我再说说个人有关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方面的一点感想。昨天上午的开幕式中，大会主席王兆鹏先生重点分析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武汉大学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科研队伍与科研成果，讲的很好，我完全赞成。我这里只就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方面发表一点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因为我过去曾有过这方面研究的学术经历，所以说出来供大家参考,并诚肯地接受批评指正。 其一，中国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方法不是近十几年才有的，更不是从外国引进的舶来品。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德国文艺理论界活跃着一个康斯坦茨学派，他们就是接受美学理论的开创人，其中尧斯1967年发表了《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1970年伊瑟尔发表了《本文的召唤结构》。该派的核心观点认为：文学实践应包括文学的生产、文学的流通及文学的接受三个相互衔接，不断递进的方面。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中，到八十年代后期，以周宁、金元浦、朱立元等为代表的学者将这一理论译介到本土，九十年代中期后，古代文学研究界开始运用这一理论从事研究。这方面研究比较早的论文有朱立元、杨明1989年在《复旦学报》发表的《试论接受美学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启示》，陈文忠1996年在《文学评论》发表的《古典诗歌接受史刍议》，两年后的1998年出现了尚学锋等的《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及陈文忠的《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两种著作；再两年后的2000年，中国大陆出现了童庆炳、邓新华的.《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尚永亮的《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台湾出现了杨文雄的《李白诗歌接受史》。新世纪后，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呈蓬勃发展之势，相关论著数十种 ，论文更多，于是学术界不少人有了我刚才说的那个误会。其实，中国早就有了文学接受的理论，也有了文学接受研究的尝试。如，《周易·系辞上》的“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孟子的“以意逆志”，董仲舒的“《诗》无达诂”，刘勰的《文心雕龙·知音》，钟嵘的“滋味”说，钟惺的诗为“活物”说就是文学接受的理论；钱锺书的《谈艺录》“陶诗显晦”条，程千帆的经典论文《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等就是文学接受研究的成功案例。再者，夏传才1982年出版的《诗经研究史概要》、钟优民1991年在台湾出版的《陶学史话》、郭英德等1995年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等，都是比较早的从事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尝试，虽然文名、书名中并没有出现“接受”二字。至于我个人，则早在1992年就刊发过《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做郑笺----从接受美学看李商隐无题诗的研究》的文章，并从1996年开始以苏轼诗歌为个案进行接受史研究，并于2000年出版《苏诗研究史稿》一书。 其二，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涉及的内容很不均衡，有些层面还有进一步拓展的学术空间。虽然我个人的研究兴趣这几年已经转移到历代宋诗总集研究上面，但我还是想给从事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学术刚起步的青年学者一个建议，那就是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方面其实很广，还可进一步挖掘。我们知道：文学接受史是作家、作品艺术生命的延续史，是读者文学史，其研究对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古代批评家为中心，运用诗话、词话、文话、四六话、曲话、剧话、序跋、笔记等接受文本所做的阐释史研究；二是以读者，特别是能揭示文本真义的读者为中心，通过选本、总集等所做的效果史研究；三是以作家为中心，通过对前代经典作品所做的模拟、化用、唱和、改编、续写等产生的影响史研究。学界对前两种研究，即作家作品的阐释史、效果史的研究，已有了不俗的成果，但就经典作家、作品所做的影响史研究还有待拓展，还有大量工作可做。比如说我的《苏诗研究史稿》中提到“苏学盛于北”，苏轼的诗在金代诗坛卓有影响，但金代诗人在诗词创作中如何借鉴、模拟、化用、唱和苏轼的作品，却较少涉及，目前学术界也没有见到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我惊喜的看到，本次会议的论文中，武汉大学谢冰清先生的《论弹词再造天>对再生缘>的接受》就是一篇很好的有关经典作品影响史研究的文章。 其三，古代文学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当以经典为主，尤以其主旨、艺术在后世阐释与分析中分歧大、疑点多的经典为主，或在历代评价中时高时低、历代研究中时显时晦的作家作品为主。符合这些要素的文学经典或一般作家作品与其所处的政治文化背景、文学生态环境关联大，也与后世文学思潮与文学史观的衍变与递进联系多，可供研究者发掘与梳理的学术话题自然多。如李白的《蜀道难》、白居易的《长恨歌》、李商隐的无题诗、吴文英的词及唐宋诗歌优劣、李杜优劣、苏黄高下之争，等等，研究者已经耳熟能详。但有些文学现象未必留意，如周敦颐的《爱莲说》，可谓家喻户晓，据初步统计，相关研究论文讫今多达八十余篇，但宋至清代的古文选本竟无一选录，吕祖谦编的《宋文鉴》专选北宋诗文，于周敦颐录其毫无文学色彩的《太极图说》，而不收《爱莲说》，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周敦颐作为理学家的成绩被过度强调，而文学家的身份却受到严重的遮蔽。 其四，古代文学作家作品接受研究的相关资料如同一片汪洋的大海、一座丰富的矿藏，异常繁多，值得系统地整理与研究，虽然这并不是文学接受研究，而属文献学研究的范畴。因为，任何对前人文学研究材料的忽视、遗漏，甚至有意地隐瞒，都会导致文学接受与评价的变形、走样，导致对作家作品的曲解、误解，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如从事宋代诗文接受研究的学者过去多满足于引证中华书局出版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各作家专卷，还有《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清诗话》《清诗话续编》《词话丛编》及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有关笔记等。实际上，历代留存的文学接受研究资料远比这要丰富得多，目前已有学者对此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了整理，但还不系统、全面，还有进一步努力的余地。如王水照师主编的《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煌煌十册，辑录历代文话143种，但仍有大量文话未能收入，余祖坤编有《历代文话续编》，复辑明清及民国间文话27种，王水照师的《续编》编写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祝尚书编的《宋集序跋汇编》（中华书局2010年）汇编了现存宋人诗文别集主要传本（包括重要选本）的序跋，但仍属“汇编”，而非“全编”，亟待“续编”；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全宋笔记》刚刚开始，离十辑500种笔记的目标还任重道远，而元、明、清三朝的笔记全编尚无人着鞭；吴文治主编的《宋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规模不可谓不庞大，但仍然没有将天水一朝的诗话一网打尽。其实，除宋代诗话的专书外，散见于宋代诗文作家别集中的诗词文论汗牛充栋，不胜枚举。 各位同仁，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是一个很大、很有意义的学术话题，是一项需要很多的人用很长的时间，花很大的精力去完成的工作，同时也需要有学术组织去很好的引领、示范。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建立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网站，立项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武汉大学成立了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中心，创办了《文学传播与接受论丛》的学术年刊，组建了70后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团队等。学术交流方面，2009年，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主办了首届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2000年，湖南科技大学主办了第二届同名会议，岳麓书社2013年出版了此次会议的论文集《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本次会议算是第三届。三次会议邀请的代表具有连续性，我在发会议邀请函时用的是潘碧华女士编印的第一次会议的会员通讯录，谭新红先生发邀请函时使用的是我寄给他的第二次会议的会员通讯录。令人遗憾的是，从第二次会议到第三次会议，我们盼望了四年零一个月，比四年一次的奥运会周期还长一个月。为此，我在这里以个人的名义呼吁在座的专家、学者，特别是在单位掌握着学术资源的专家、学者，积极地与王兆鹏先生联系，争取第四次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会议早日召开。我们期待着。 主办或参与主办过学术会议的人都知道，学术会议的筹备、组织是一项十分庞杂、繁琐的工作。组织者需要有愿意为学术共同体进行学术交流搭建学术平台而牺牲个人学术时间的奉献精神，还需要有一定的物力、财力与个人的组织、协调能力。武汉大学文学院以王兆鹏先生为主的会议筹备组和以谭新红先生为主的接待组，为本次会议的圆满召开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做了大量幕后工作，使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有条不紊、成果丰硕，使到会的专家、学者宾至如归、心情畅快。为此，我提议，让我们以最最热烈的掌声对他们的劳动表示衷心的谢忱！ 最后，祝各位代表旅途平安，学术精进，身心康泰！ （本文将载于《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14-2015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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