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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青年节，先祝小鲜肉们节日快乐。只是很多进入机关工作的年轻人可能都在感慨自己老了，工作和生活上的不如意很多，让不少青年增了暮气。所以，在下决定正能量一下，讲一个超级励志的青年故事。 这个青年27岁的时候还是科员，到37岁的时候已是副部级官员了，“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如此火箭的速度让人咋舌，而且前提是此人没有什么背景，既没有赵瑞龙的爹，也没有高育良的岳父，出身只比祁同伟好那么一点。 此人名叫曾国藩，是个热爱“见字如面”的人，《曾国藩家书》早就成了很多人的案头书和心头好。在下近来翻看《曾国藩家书》发现，他升迁如此之快当然和时代背景有关，但离不开他近乎“变态”的个人努力。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的殿试成绩是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列一等第三名，道光帝亲拔为第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算是正式端起铁饭碗的首都公务员了，“国考”成绩不错，但也需从科员干起。 在京城，丢个砖头砸个人，都有可能是赵德汉、侯亮平那样的官员，一个科员自然微不足道，虽然是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门生，但穆彰阿的门下也非只有姓曾的一人，就像高育良的学生中也只有陈海、侯亮平、祁同伟后来冒了尖儿。 1842年，曾国藩给弟弟写家书的时候，只是个地位不高的“小”京官，官位升迁既不可测也不可期，而且钱也总是不够用，他在家书里多次提到“该账”，少的时候也有“四百金”，日子“日渐紧矣”。 国家日危、前途未卜、生活窘迫，曾国藩这个刚过而立之年的首都基层公务员过得非常一般。要吐槽要消沉，曾国藩也是大把理由和素材的。但他没有，他在做两件事：一是自觉自律读书做文章，二是多和良师益友交流切磋。 他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阅读计划，比如“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比如“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叶、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而且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有恒”。曾国藩着重强调“有恒”，认为“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1844年，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曾国藩读了《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后汉书》百卷，而且都用朱笔加圈批。近三百卷的书加上读书笔记，只怕很多年轻人是连四大名著都读不完吧，能读完36本金庸小说就算不错了。 曾国藩深知应试的八股文无法经世致用，而且明确地告诉弟弟们“此中误人终身多矣”。曾国藩的每日三事中就有“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诗文自然少不了，而且说要议论纵横、才气奔放，“作为如火如荼之文”。说到底就是远离官话文章，多做“自在文章”，作家张大春说“文章是一辈子的能力”，就是如此了。现在，多少机关“笔杆子”其实只是官话文章的技术工，既使用着套路也被套路套牢，陷在其中拔不出来，手脚和心脑一起懒惰，生产些没有活力和生命力的文字，着实浪费了大好的年华和才华。 再说说曾国藩的交游。京城小官，谁不希望广交好友以为己用，能攀附上大靠山就更好了。但曾国藩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不为的是，不会心急火燎地去拜访哪个人，怕的是招来爱慕虚名的猜忌和评价。所以曾国藩是坚决不做祁同伟的，直接带着目的去结交攀附——老领导陈岩石和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关系好，祁同伟就跑到陈岩石家里挖地，结果自取其辱。 曾国藩结交的是良师益友，良师包括唐鉴（镜海先生）、倭仁、穆彰阿，学来了很多为学经世的学问（当然，这些人的政治地位也能给曾国藩提供一定的“政治资源”），比如和唐鉴学了“义理为首”“镜字功夫”，和倭仁学了“研幾”的修身要诀，虽然官职升迁不大，但个人的素质和修养提升不小。所交的朋友都是有志之士，“虽所造有深浅”，却是“不甘居于庸碌者”。 1847年，曾国藩连升四级，由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成为从二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升迁当然是皇帝的旨意，那么皇帝是怎么注意到曾国藩的呢？显然，曾国藩没有过硬的“政治资源”，没法子依靠他人平步青云，穆彰阿等人的举荐会有助力，但如果曾国藩在京城甘愿以屌丝自居，随波逐流、不努力也不进取，只怕也很难入了名流、重臣、皇帝的法眼。 作为背景不厚的湖南汉子，不到四十岁，就当上了副部长，曾国藩的业绩可谓诱人。而更让人感佩的是，作为资质一般的学人，曾国藩通过“有恒”的用功，使自己的文章具有了传世的生命力，他的家书、日记、诗文至今仍在流传影响后辈。 人在机关，不是谁都能当到曾国藩那样大的官，但可以成为曾国藩那样的人，而且后者远远比前者更重要，毕竟做官一时而做人一世。曾国藩给弟弟们的期望也适用于机关小鲜肉们：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悌为瑞，其次则文章不朽。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成为不了沙瑞金不要紧，起码要有像郑西坡那样的“杜甫”追求。 （作者为基层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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