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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 世纪风险社会的问题引发公众对科学研究持一定的怀疑态度，使科学家与科学政策制定者困惑不已。这种困境的最深刻认识论根源是“价值无涉的客观性”观念。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观念不仅是认识论上的幻想，而且还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在科学实践中，真理是“有意义的真理”，一种事实与价值相结合的真理。价值是科学知识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科学知识得以正常生产、科学造福于人类的基本前提。价值的引入意味着科学哲学的任务要发生改变，即其规范性思考，不仅是对科学合理性的一种辩护，还是一种治理科学的方法论思考。 人类进入21 世纪后，随着社会风险问题的日益加剧，公众对主流科学在气候变化、转基因食品、医药研究等主题上的研究持一定的怀疑甚至强烈的对立态度。不少科学家为此感到不解、失望，甚至绝望，科学政策制定者也感到困惑，科学一直享有的信誉及威望陷入危机。当下学术界称之为“第三次科学大战”。这实际上是由“索卡尔事件”所引发的“第二次科学大战”的继续，不过是由“学术空间”延伸至“大众空间”。如果说“第二次科学大战”的主题是科学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学术论战，那么“第三次科学大战”则是这场学术论战背后所隐藏的“科学与社会”之间冲突的爆发。
在科学哲学中，客观性通常是指科学要达到的一种价值无涉的理想。在“黄金大米”等事件的争论中，我们时常见到科学家指责外行不懂科学，把科学研究与科学应用混为一谈，科学家只研究事实的问题。产生这种论战的深刻原因之一就是价值无涉（free value） 的客观性的危机。 价值无涉的科学 科学有两种价值：认知价值与非认知价值，通常称为事实与价值。认知价值包括预言的精确性、统一性、可解释性、简单性等，库恩把认知价值界定为一个范式的承诺。非认知价值包括社会中道德、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科学的价值无涉，通常是指“非认知价值”的无涉，也就是事实与价值的对立。 基切尔曾表达出对传统科学哲学的困惑：“有很多次当我向一个新认识的人介绍我是科学哲学家时，对方总是欣然点点头，认定我一定对各种科学研究中的伦理地位、科学对我们价值观的影响或者科学在当代民主中的作用这些问题感兴趣。这种看法尽管与职业科学哲学家在过去几十年来甚至几个世纪以来所做的事情并不相符。”这种困惑源于科学的价值无涉的客观性。
科学的价值无涉则源于逻辑实证论著名的“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之二分。这种二分的标准解释是非认知价值，它们可能对一个理论的发现有所贡献，但无关于一个理论的评价与证据的选择的辩护问题，这种证据与理论之间的关系是科学客观性的最重要保障。非认知价值被限制在个体发现心理学或社会学中。这种看法后来被艾耶尔所发展。艾耶尔认为道德或价值主张不可能是真或假的陈述命题。道德要求的内容是情感的，道德和价值主张表达出赞成或反对的判断，而科学只告诉我们什么是事实。这两个领域是独立自治的。
主流的科学哲学关注科学的辩护逻辑，即我们如何能够提出一组方法论程序，依据它们，人们才能够决定一个主张是否有科学的资格。如在解释科学成果的客观性时，实验一直承担着知识论的重任，它为“科学方法”的运用提供了一种框架。实验是科学以经验的方式逐渐积累进步的单位，是证实与检验理论的阶梯。主流科学哲学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实验做出了界定：实验的设计、检验理论的全盲和双盲的程序、要素隔离、控制组和实验的重复。实验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分离出各种变量，并对每个变量进行独立检验；可与控制组的结果进行比较，从而避免实验人员的主观期望；“任何人”都可以重复检验他人的实验，从而使实验的结果得到很好辩护。由于有了这样一套界定实验的方法论，哲学家容易忽视实验过程。
主流的科学哲学家认为道德、经济与政治的考量不应该成为评价科学的标准，因为科学寻求的是自然的真理，而如何应用科学则与道德、经济和政治相关。如果说知识产生了有害的结果，这是科学理论应用的社会环境出了问题，这是社会治理的问题，而不是科学本身的问题。在研究中，除了要求研究者在学术规范上从事科学研究外，科学实践不再受其他价值因素的影响，这些标准只适用于应用科学。
价值无涉的客观性，不仅是一个有趣的知识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在当代社会中，科学处于基础的地位，左右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或全球气候变暖的科学政策，都深受科学的影响。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理念，如进步与合理性，都是基于科学的某些观念。 主客体之间的双向建构 科学哲学家之所以认定科学具有价值无涉的客观性，源于他们偏爱“辩护的语境”，忽视“发现的语境”。20世纪80 年代，拉图尔在《行动中的科学》一书中将对称性原则从方法论推进到本体论的领域，即强调“在对人类与非人类资源的征募与控制上，应当对称性地分配我们的工作”。这样，自然、仪器与社会之间机遇性相聚集的空间或场所，即科学实践得以发生的真实时空——实验室生活因而就成为研究中心，这是一个行动者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当实验室研究转向实验室的概念时，便开辟了一个实验方法论力不能及的新研究领域，它把人们的目光从方法论转向了对科学的文化活动的研究。实验室研究的最重要成果是：科学研究不仅干预了自然界，而且还深深地介入社会。 实验室研究表明实验室是一个“强化”的环境，它使“自然秩序”处于“社会秩序”的日常活动中。实验室操作的通常是这样一些客体，它们并非是那些“事实上就是如此”的稳定客体。事实上，实验室很少利用那些存在于自然界的对象。相反，实验室所采用的是对象的视觉图像、听觉效果、电子屏上的显示效果，或它们的某些“纯化”成分。田野中成片的农作物转向实验室细胞培养，缩短并加速了观察的过程。这样，“自然秩序的时间尺度便臣服于社会秩序的时间尺度——它们主要受制于研究的组织与技术”。总之，实验室操作着被“带回家中”的客体；“被带回家”的过程只受制于社会秩序的情境性条件。实验室使自然条件受“社会审查”。“如果实验室实践是‘文化性的’，不可能还原为某种方法论规则的应用，那么我们就必须认为，作为实践成果的‘事实’是由文化塑造的”。在实验室研究中，何为神经胶质细胞？ 何为恰当的方法？ 什么算作充分的数据？ 人们在胶片上看到了什么，没看到什么？这些都有文化与社会价值的可磋商性。因此，科学产品应被视为文化存在，而不是自然所予。一个土壤样本或小白鼠就不能理解为“自然的”纯粹存在，如果没有带有意向性的人类的干预，它们不会存在。赤裸的自然无疑存在，它们也许可以通过神灵的启示或超验的模式来理解，但在科学家的日常研究中，赤裸的自然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们在建构客体的同时，客体也以同样的方式建构着我们。人类的生活充满着技术物，它们在人类的主体性的构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高科技发展的当下，身体器官与科技的结合，延伸演化出各式各样的新身体。身体由传统生物学意义上的“固定本体”转变为灵活多变的存在，彰显出“人类日益科技化”的当代发展趋势。人类主体的“客观化”与科学对象的“主观化”只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正如拉图尔所说：“人类的形体，我们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技术的产物。把人性与技术完全对立起来在事实上就是想以主观愿望来消除人性：我们是社会—技术动物，每一次人类的相互作用都是社会—技术的。我们决不能仅把自己限制在社会关系中。我们也绝不会仅面对着客体。”因此，在当下高科技的社会中，不存在原生态的、非物质化的、非技术的人类。
这种实践论的科学观“所抛弃的只是在脱离现实的抽象反思中无法解决的哲学难题”，展现出一种实践建构的生成论。主流的科学哲学认为科学理论只能反映实在，实践建构论也不否认任何实在。所不同的是，后者并没有把实在视为无时间性与生命力的客体，它们静躺在自然之中，等待着人们利用科学方法去发现，而是认为，“实在”应该被看作一种实体，它们参与了科学实践，并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地被改写，由此生成出新的客体或事实。这既不是虚无主义和怀疑论，也不是把对象还原成属性和主观意义的思想教条。实践建构论认为，事实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它们是在自然和社会秩序的辩证冲撞中生成出来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科学事实与社会秩序并不是科学研究的前提，而是其结果；自然并不能单独决定真理，社会也不能独立建构科学，相反，在科学实践的网络中，自然和社会被不断建构，一切稳定性被不断打破，自然、社会、科学由此都获得了重构。这三个领域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现实中并不存在纯粹的主体和客体……这一王国中充斥着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杂合体”，它们都是相互关联的拟存在（quasi -existence）。拉图尔曾对巴斯德的微生学进行过研究。巴斯德是在由细菌、动物（牛）、农场、农民、卫生专家等所组成的网络中展开自己的研究的。随着网络的展开， 自然的稳定性被打破。在这个网络中，原有的细菌处于最高层，它能够决定动物的生死、决定农场主的命运，而现在，一切力量都被颠倒过来，经过巴斯德的工作，一切的力量都被加强，但细菌反而处在了力量的最弱者的地位。 科学的稳定性被打破，在此之前，一方面是在实验室中的结晶学研究，另一方面是千百年来没有多大变化的卫生学，而巴斯德却将结晶学与卫生学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新的微生物学。 社会的稳定性也被打破。巴斯德把实验室转译到法国农场，改变其生产条件。他还改变法国政治，卫生专家借助于巴斯德和细菌的力量，成为当时“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中的第三个党派”。实验室是变迁的力量，一种在不可逆的时间中塑造和建构自然、科学与社会的手段。 当工作结束后，科学家就展开了拉图尔所说的纯化（purification）工作。即通过从自然和社会两极出发，将现实存在的两者的杂合状态分开，化归为纯粹的客体和纯粹的主体。诸如巴斯德之类的科学家，通过各种自然与社会的联盟中的转译确立了科学事实，并把事实确立为一种强制性通道。然而，当科学事实被确立后，其建构网络最终被纯化过程所掩盖。科学实践的纯化过程表现为一种谦逊的修辞手法（the rhetoric of humility——马基雅维利语）。科学家介入了各种转译的实践，创造出对自然的表征，但当表征完成后，科学家谦逊地认为他们所做的不过是让事实本身为自己说话。他们的知识所揭示的只不过是其研究对象的内容，与作者完全无关，作者自己不过是读者与客体之间的透明中介。这种谦逊的修辞手法被如今的科学顾问广泛使用，科学家把自己从实践情境中抹掉，消除了科学结论中的任何主观性或价值。这就是价值无涉客观性产生的机制。科学实践哲学研究不过就是打开黑箱，还原“客观的”事实被建构的实践过程。
拉图尔还认为这种传统的科学想象有“两种惧怕：接近实在的任何确定性的丧失和公众对科学的介入”。当科学被纯化至脱离了社会关系时，它看来就提供了人类与世界之间的对应关系，其基本假定是“只有客观建构的科学才能防止由大众所制造的风险之中的身体政治”。这种对大众的惧怕把大众反应视为一种缺少慎思与判断的主观偏见的任性表现。这是科学中理性主义与世俗中的非理性主义的对立。我们应该破除这种二元神话，因为，从认识上来说，主体与客体都是异质性实践建构的结果，从社会后果来说，这种两分会导致技术官僚的政治。 科学与社会的契约 即使我们承认价值无涉的客观性是科学所追求的美好理想，但在现实研究中几乎是无法达到的。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科学是科学家与科学机构所从事的研究，在当下科学与社会新契约中，价值无涉的客观性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这在公众话语的领域非常常见，如著名的气候门事件、黄金大米事件等。 二战前，科学的运行主要是依靠私人资助的研究型大学。但在二战期间，由于科学共同体介入战争，出现了“科学—军事—国家的赛博体”（皮克林），对二战中盟国的胜利起到重大作用。战后，以布什（Vannevar Bush）为代表的科学家开始规划“基础科学研究之梦”，即确保科学的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减少政府干预。罗斯福总统随后任命布什为科学政策制定者，导致了《科学：无止境的前沿》中的乐观主义思潮。这是一种社会契约——基础研究是应用与发展的驱动器，它最终会导致技术创新，一种科学与社会进步的线性模式：首先，基础研究不能够受实践效用来控制；其次，政治家在科学管理中不值得信任，在决定研究什么与如何研究的问题上，科学家应该被赋予充分自由。许多科学家担心管理性资助会危及到科学的自主性，因为它很可能关注实用的主题，使科学的议程服从于政治的权力。第一次契约的基本纲领是通过科学进步来促进人类福利的提升，然而，其运行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这种福利是通过追求真理与认知目标，而不是直接与福利或商品挂钩而达到。 这一纲领是基于逻辑实证论，其精神鲜明地体现在“维也纳学派”的宣言之中：科学可以消灭贫困、迷信以及人类的其他愚昧。科学越是进步，人类生活也就越好。对现代性的渴望可归因于这种绝对的确定性：存在着一个时间之箭，它非常清晰地将人类黑暗的过去（主观和客观混杂而居的时代）与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人性不会再将事实与价值、客观与主观混淆起来的时代）区分开来，科学能够将人类陈腐的过去与开化的未来截然分开。
在这种契约中，知识的生产主要处于认知的语境之中。问题通常主要是由特殊共同体的学术兴趣所提出并解决，解题是由遵从一种特殊学科的实践编码而进行的，语境是通过制约着基础研究的认知与学术规范所界定，人们倾向于暗示知识的生产并没有某种实用目标的导向。 随着二战后“大科学时代”的全球化，特别是20 世纪70 ～ 80 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对第一次契约中布什之梦想产生了质疑，逐渐意识到科学的线性模式——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科学，再到最终的技术革新——并非事实。其次，科学留下来的不仅是无止境的前沿，而且还有无底的金钱与资源的黑洞。
第一次契约梦想的破灭源于策略基金的导向。“策略研究是一种基础研究，它带有期望，期望它能够生产一种更为广泛的知识基础，以形成解决当下与未来迫切的实际问题的背景。策略研究把相关性（地方性的特殊语境）与杰出成果（如科学的进步）结合起来。”这种策略研究日益增多地围绕着诸如气候变化、水安全或转基因食品之类的全球化问题来组织。在这些研究中，科学家不再能够独立决定他们想研究什么，除非他们有其他基金来源。这表明由纯粹研究所导向的科学研究开始减弱，从而导致“第二次契约”——科学研究的实用导向。这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供给的资源日益多样化，对专家知识的差异化要求就不断提高。在这种新的知识生产的形式中，探索必须由认知与社会实践的具体共识来引导，共识是以应用的语境为前提并随其发展。
第二次契约引入了第三类因素，媒体与利益相关的公众。如市民、消费者、科学家、管理者与企业主都可能围绕一个谈判桌，讨论转基因食品的研发。科学实践要保持良序，就要求“承诺保证他人的需求与愿望要介入其中，在具有良好素养的所有参与者之间的一种民主审视中去达到目标”。这一事实所带来的问题是应该如何分配与引导研究基金的规范问题，道德、法律、社会与政治原则就进入了科学知识的议程。所有利益相关者，从大众、非政府组织到病人组织，都想发出自己的声音。知识的生产包括一组更为广泛的异质性实践者，如大学、政府研究机构或公司实验室、大众，甚至工具、材料与研究对象，在一种特殊的地方性语境中的具体问题上协商与合作。知识总在持续协商中被生产，除非各种行动者的利益被考虑，否则无法生产，这就是应用的语境。应用，在这种意义上不是理论的应用，而是异质性行动者的协商过程共同决定着什么样的知识能够产生。
这种应用性导向的研究可能会导致科学权威的弱化。如大部分药物研究或健康研究都接受了企业的资助，因此，研究要服务于相关企业的特殊利益和基本要求。然而，医药学文章的幽灵式的写作却把它们包装成无偏见性的客观真理。类似的行为已经侵蚀了公众对科学客观性的信心。因此，管理机构并不应该把科学视为一种价值无涉的客观事业，管理决策不能仅依赖来自科学家的“最好科学的证据”，不能再忽视对科学技能或证据的干预与治理。 拉图尔把第一次契约意义上的科学称为“科学的世界”，第二次契约意义上的科学称为“研究的世界”。拉图尔说：“现在，科学家可以进行选择了：要么继续坚持一种理想科学的观念，这与19 世纪中期的境况相适应，要么向我们所有人、向大众（hoi polloi）进行调整，让研究的理想与当下我们所有人都深涉其中的集体实验相适应。”不承认价值判断在科学中所扮演的角色，继续坚持科学是价值无涉的神话，是当下科学家感到困惑、迷茫，也是当下科学权威逐渐丧失的“最深刻的根源”。为此，我们需要重审客观性。 重申客观性 科学实践哲学的做法首先是把价值引入科学内容。
基切尔（Philip Kitcher）认为引入价值因素后，合理性并不会在科学活动中消失，因为合理性是行动者（科学家），而不是抽象科学知识的行动。对于科学家与科学共同体来说，合理性有两方面：
允许伦理的、社会的、政治的价值介入科学，并不是在主流科学哲学的认识论规则的制约下介入，而是这些价值本然地介入。把科学视为一种实践活动，并不是想消除诸如真理与客观性的内部价值（认识论、方法论），也不是对客观性的偏离。因为“在良序科学的理想中，为真理保留了一个地位，但它被置于一个民主的框架之中，合适的对科学的意义的认识来说应该来自于在理想的行动者之间的理想慎思”。关键问题在于，作为“真理探索者”的科学家，他们也是社会环境中的行动者。为此不少科学哲学家（如劳斯、基切尔、杜普里）提出，科学的目标是有意义的真理（significant truth），而不是真理（truth）。“对科学的良好组织的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是有意义的真理标准。”加上一个形容词“有意义的”，就意味着科学不仅在实践上包含非认知价值，而且其真理也只有依靠这些价值才能得到理解。正如基切尔所说，科学“在必要的条件外，存在着一个对意义的要求，这种意义不能按照某种投射性的理想（完整的科学、万物理论或理想的地图集）来理解……科学的意义必须参照特定群体的特定兴趣与特定的历史的背景来理解。”因此，“科学的真正目的是发现有意义的真理”，“我们需要一个‘理论的’或‘认知的’意义的观念，以帮助我们将具有内在价值的真理标识出来……道德的与社会的价值看作是内在于科学实践的”。例如科学中所提出的问题、使用的设备、形成我们研究的分类框架，甚至我们的研究对象，都会受到前人或当下的道德、经济与政治的价值所影响。我们的认识论意义的标准，会被过去的实践与制度所调整。因此，认识论不能把自己置于日常生活之上。相反，它们只有与非认知价值相权衡，才能造福人类。 其次，对价值进入科学进行哲学上的辩护。
朗基罗（Helen Longino）对客观性的重新诠释一直是当下大量哲学著作的关注点。朗基罗的分析开始于“证据对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的论题，因为在这里，价值无涉开始失效了。依据其逻辑，科学理论不是被经验证据完全决定的，即使我们想象我们已经聚集了所有的可能证据。因为任何理论都预设了各式各样的背景信念与假设（ 包括什么算作证据的标准），理论已经不能单独通过观察证据来确立。马尔凯也说： “迪昂－奎因命题和库恩的范式理论”表明“物理世界中并不存在唯一地决定科学共同体理论结论的东西”。朗基罗认为如果这一证据鸿沟存在，那么理论的选择中必然会渗透价值。因此，所有理论最终依赖于价值。为此，朗基罗开始对客观性进行一种新解释：科学家及其共同体中本身就持有价值承诺，而且价值在本质上并非必然是偏见，而是科学的必要组成内容。按照朗基罗的说法，对知识的价值本性的认可会导致承认理论的多元化趋势，这种多元化源于相异的背景信念与价值。在这种框架中，客观性是通过一种集体的社会过程而显现，在其中，利用某些评价规范（如发表场所、批判性利用、认知标准的透明化与知识权威的调和特征等），批判性评价相互间的背景信念与价值，对不同科学理论之间的冲突进行调和，才能获取科学共同体的客观知识。朗基罗的规范认识论形成了当代客观性的哲学著作的基础。
第三，把客观性还原于实践。
哈金认为，在抽象中讨论客观性是一种徒然的文字游戏，其功能不过是把一种本质上是变化中的概念抽象为一种稳定之物。哈金把科学哲学中客观性之类的术语称为“电梯词”（elevatorwords）。哈金认为我们不要信任这类电梯词，因为它产生出来的是不切实际的，听起来重要，但却是无益的争论。我们应该放弃这类看似会增加一个主张的权威性之类的电梯词，去讨论具体问题的“客观的事实”。因此，哈金呼吁，“让我们走向案例，而不是普遍性”。哈金认为有两种客观性：
哈金的这种想法源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奥斯汀（Austin）。奥斯汀曾暗示，一个词的日常用法就是其意义，因此，我们应该讨论各种语境中的客观性。哈金因此把客观性视为一个形容词，而不是名词。我们不要讨论客观性，而是要讨论“客观的”观念。这意味着“客观性”是指，在不同的语境中，科学家的研究是否满足客观的要求。如我们为何相信量化分析，为什么我们做决策时，时常利用数据？ 这不是因为数字的无偏见性，而是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的同伴。这种实用主义的解释表明：
其次，由于非认知价值不断介入认知主体及其机构，诸如“客观的”之类认识论术语的意义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就需要我们追踪科学研究的细节性工作。在这种追踪中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应该相信谁的数字？ 这是一个隐藏在“客观性”阴影中的严肃问题。这是奥里斯克（Naomi Oreskes）研究的公众信任的问题，最引人注目的可能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例子。奥里斯克不是在讨论客观性，而是在判断专家是否遵守“客观的”要求。在这方面，“客观的”更像是一些实践的道德诫令：“让我们突出诫令方面。”在不同的语境中，“客观的”就意味着：不允许忽视证据、不允许忽视批评、不允许损害他人的利益等等。 总之，当我们把客观性还原于科学实践，我们就会发现真理不仅是事实的问题，还是价值的问题，是事实与价值相结合的真理——“有意义的真理”。如何使价值因素有效地贯穿于科学研究之中，保证科学的正常发展，促进科学能够在社会中健康运行，哲学家开始思考如何把客观性视为行动的规范或道德诫令。这就是科学实践哲学为客观性带来的新认识。 结束语 任何严肃的学者都不会把证据的客观性看作主观任意的，更不会把它视为一种权力游戏。科学实践哲学之所以特别关注价值无涉的科学想象，不仅是因为它是认识论上的幻想，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掩盖科学家跨越伦理红线去获取科学事实的现象；在公共政策和道德辩论中，如果重要的价值被隐藏在一个客观的外套下，如在智商和种族、生命资本的偷窃或碳排放的科学研究中就隐藏着价值的导向，若将它们当作完全客观的，将会导致有害结果。所以，当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受到质疑时，我们生活中的一项根本制度正在受到挑战。由此带来了一个问题：如何在伦理思考与认识论问题之间进行协调。正是从这一角度，科学实践哲学重审了客观性问题，以“有意义的真理”，一种事实与价值相结合的真理，去取代“客观的真理”。它不仅要求认识论上的辩护，还要求基于社会的政治与伦理的理由来判断真理。价值成为知识客观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科学知识得以正常生产，科学造福于人类的基本前提。当然，对正常价值的偏离可能会导致科学知识生产的中断，给社会带来“恶”，如黄金大米事件。这意味着，科学哲学的任务要发生改变，即其对客观性思考，不仅是对科学知识合理性的一种辩护，还是一种治理科学的方法论思考。只有在辩护与治理的辩证法中，科学才能得到健康的正常发展，自然、科学与社会才能真正走向共同涌现、共同存在与共同进化的良序科学（well－order science）。  作者简介：蔡仲，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自然辩证法学会方法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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