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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以冲突——你不可不知道的十个基本事实
2014-07-2102: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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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色列之地（又称巴勒斯坦地区）二战后独立建国的权利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长期奋斗的成果，该地区的阿拉伯人无尺寸之功，跟着分走半壁江山还不满足，要一家独吞。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是67年以后因为阿拉伯各国被以色列打得不敢窥阴山，阿以之间出现权力真空地带而发展起来的。47年以前抗拒英国，47年以后抗拒阿拉伯诸国，不仅以色列的建国是犹太人打出来的，巴勒斯坦有机会建国其实也是犹太人打出来的。
三、联大做分治决议时，阿以问题的解决是在国际协商的框架之内进行的，是阿拉伯人发动第一次中东战争，试图灭绝以色列，才使得阿以争端最终转化为阿以冲突，并使得暴力原则从此成为游戏规则。
四、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逃离阿拉伯世界的犹太难民和逃离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人数基本相当，都在六十万到八十万之间。以色列默默无闻地吸收了自己的难民，花费巨大的努力将他们融入了本来是以西方犹太人为主体的以色列社会，没伸手向国际社会要一分钱，也没把自己难民问题的解决当作实现和平的先决条件。反观阿拉伯各国，除约旦以外，大多把巴勒斯坦难民关在难民营里，严厉禁止他们与当地社会融合，有意制造和扩大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并让国际社会负担难民们的生活。与此同时，所谓的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的问题则一直成为以巴实现和平的主要障碍。
五、从二十年代犹太人在以色列之地与阿拉伯人发生摩擦起，到90年代以巴和平进程开始，几乎所有的和平共处建议都是犹太人提出被阿拉伯人拒绝的，其间大概只有萨达特例外。
六、耶路撒冷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已经成为犹太教圣地，成为伊斯兰教圣地的时间至早是公元后7世纪（最初的伊斯兰教徒是面向耶路撒冷而不是麦加祈祷的）。十字军东征之后，耶路撒冷被伊斯兰教长期冷落，直到犹太人回归，才重新热起来。
七、从1948年阿以停火到1967年六日战争爆发，近20年时间里阿拉伯人占领着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比今天国际社会给巴勒斯坦人建国的土地还要大的巴勒斯坦地盘，却从未建国。以色列在此期间对该地区毫无影响力。因此巴勒斯坦人没建国与以色列无关！
八、犹太人在这块土地上至少三次立国（古以色列王国、马卡比王国、现代以色列），建立了有效的统治，“巴勒斯坦人”一次也没有。
九、今天，在狭小的以色列国土上生活着100多万阿拉伯公民，享受着自由民主制度赋予他们的所有权利，包括在战争时游行抗议，声援敌对国家的权利。在辽阔的阿拉伯国土上只生活着区区几千犹太人，其中绝大多数生活在北非（突尼斯、摩洛哥等相对温和的国家），即使是在民主化最成功的突尼斯，宪法草案也规定任何与以色列或以色列人的关系都是犯罪行为。
十、尽管经历了60多年的战火硝烟，但从樱桃型西红柿到电脑的闪存，辉煌的现代以色列文明的发明创造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800万人口的国家给世界贡献了9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而阿拉伯世界在这六十年间给人类贡献了什么？
张2014年7月20日于特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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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邦吾土，自由吾民！——以色列国五十九年
2014-07-2300: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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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国建国五十九周年之际，《国土报》专号独家披露了1967年5月美国对以色列进行军事打击的绝密计划。按照该计划，在以色列发动战争，攻入阿拉伯国家的情况下，美国“打击司令部”（现“中央司令部”的前身）将出兵进行军事干预，用一切手段阻止以军的进攻，包括对进军中的以军装甲部队实施空中打击。该计划体现了当时美国政府力图在中东保持“神圣的不偏不倚”的政策的努力。然而进展神速的以军在闪击阿拉伯各国的同时也打了美国一个措手不及——当时美军的最快反应速度是四天，而战争在六小时内就定下胜负，六天便宣告结束，美国只好放弃该计划，接受中东新现实。
经过几十年阿拉伯和欧美左派宣传洗脑的人们大概很难理解这个计划的存在，他们当然更不知道他们脑子里被灌输进去的那些个“美国策划以色列建国”、“美国总是偏袒以色列”的印象跟现实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1948年，就在以色列建国前夕，美国政府把当时以色列外交事务负责人摩西?夏里特召到华盛顿，向他传达了一个明确的声音：“美国政府坚决反对以色列建国，如果犹太人不顾美国反对坚持建国的话，那么美国将不会在阿拉伯国家消灭犹太国时帮助以色列。”美国政府将承认以色列国，以保持与美国在分治决议中的立场相一致。但在阿拉伯国家联军进攻威胁面前，很少有人相信以色列有能力幸存下来，因此拒绝军事援助实际上就是卡断以色列的生命线。美国人说到做到，在整个以色列独立战争的过程中，即使是在以色列生死存亡的关头，美国也一直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个别向以色列走私武器的犹太人事后受到了司法追究，其中逃亡以色列者均被法庭褫夺公民权。
美国的态度使当时犹太复国主义的大部政治左翼在建国问题上犹豫不决，他们顾忌到犹太武装力量在阿拉伯联军面前的绝对劣势，担心建国会给犹太人带来新的灭顶之灾，主张放弃或推迟建国计划。而右翼强硬派早在联合国决议通过之时就已经表示了反对。在他们看来，犹太人复国要求的巴勒斯坦是传统概念上的巴勒斯坦，包括约旦河东西两岸的土地，30年代英国人扶植约旦王室，已经分走了一半的土地，如今阿拉伯人又要拿走剩余土地中的一半，犹太人事实上只拿到巴勒斯坦（希伯来语称为“以色列大地”）历史土地的四分之一左右，极不公平；何况在依尔贡这样的右翼武装组织看来，巴勒斯坦之所以能获得政治独立地位，完全是由于犹太复国主义右翼流血牺牲，与英国统治当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武装斗争的结果。在此过程中，阿拉伯人不仅袖手旁观，而且经常帮助英国当局进行镇压，在争取独立方面无尺寸之功，却平白分走半壁江山，因此按联合国决议建立一个弹丸之地的以色列国是不可接受的。
在当时以色列的整个犹太政治领导层，真正主张按联合国决议立即建国的只有一个人——大卫?本?古里安。这位在犹太历史上注定将与大卫所罗门王齐名的政治天才胆识过人，力排众议，既唾弃右派不切实际的幻想，也蔑视左派在美国的威胁面前的胆怯，使出全部政治手腕，逼迫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接受建国主张。
按照很多历史学家的看法，本?古里安本质上是一个悲观主义的人物，也就是那种凡事朝最坏方面打算，时时为最灾难性的结局做准备的人物。这种人物在中国的传统政治理念上叫做“一生谨慎”。这样一位“从不弄险”的人物怎么会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做出如此冒险的决定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知道这并不是冒险！
当然，“化险为夷”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鬼斧神工的本事，而是来自他的卓越远见和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翻开本?古里安的日记，我们便可以看到他的出色工作。早在1946年底，本?古里安便预计到阿拉伯各国入侵以色列的可能性及其严重后果，为此他从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那里要来了军事独断大权，开始大刀阔斧地重整犹太民族武装——哈加纳。他约见了哈加纳的几乎全部指挥人员，听取他们的意见；他削夺了“游击主义”军事领导人的兵权，让从英国军队退役的犹太老兵全面接管指挥权，预备打一场正规化的战争；他为哈加纳制定了详细的训练计划，并亲自监督计划的实行。他从1947年初便开始收集阿拉伯各国的军事情报，并在日记中记录了十多页的主要情况。到1947年5月，尽管他在公开场合仍然批评哈加纳准备工作不足，私下里他明白这支整编过的军队已经“有能力保卫犹太人的领土，不过会有几千人牺牲。”
正是这种充分的准备工作使本?古里安有信心为犹太民族抓住“千年等一回”的历史时机，实现两千年的复国梦想。这种梦想的实现首先依靠的是犹太民族的自身力量，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任何外来援助，以色列也仍然有能力自立。当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拒绝外部援助。在这方面，本?古里安准确地预计到由于以色列地理位置的战略价值，无论美国是否支持，只要国家建立，早晚会有人出手相助，以获取在这块战略要地的影响力。
以色列独立战争的进程充分证明了本?古里安的远见卓识。犹太武装虽然在第一阶段打得艰苦卓绝，但仍然顶住了阿拉伯五国联军加巴勒斯坦地方武装的进攻。随后到来的苏联通过捷克运送的大量军事援助则使得新生的以色列国有能力发动反攻，给入侵之敌以应有的惩罚。战争中以色列国牺牲六千人，这也符合本?古里安的预计，只是由于苏联军援的抵达，所以这代价换来的不只是守住了原来划分的领土，而是大大扩展了自己疆域。
2006年，“捷克军援以色列展览”在布拉格的军事博物馆展出，这次展览向人们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两国在1948年1月签署军火协议，按照协议，捷克向以色列提供五万支步枪（捷克步枪天下驰名，这批步枪后来在以色列军中服役近三十年），六千挺机枪，九千万发子弹，二十五架战斗机（后来又增加了五十六架）。更重要的是，捷克用自己的空军基地为以色列培训了第一代战斗机飞行员和飞行技师，那支后来令以色列人骄傲的空军最初是在共产主义者的军校，而不是美国的军校里成长起来的。
事实上，直到1967年六日战争之前，美以之间的军火来往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两国间的关系也远非后来那么亲密。1956年以色列参加英法发动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公开支持这两个欧洲强国向美苏的统治地位叫板。到1967年，法国几乎是以色列唯一的大规模军火供应国。以色列历史上两次最重要的战争，1948年的开国之战和1967年的兴邦之战，都是首先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赢的。如果说外援也起了关键作用的话，那么1948年的外援功劳是捷克和苏联的，1967年的外援功劳则是法国的，都没有美国什么事。
美国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军事援助是六日战争以后的事情，也就是在以色列成为中东地区不可否认的第一强国之后才开始的。援助一方面表明美国修正了过去在中东单纯依靠沙特阿拉伯的“一个支点”政策，改为以色列和沙特“两个支点”；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笼络和收服以色列的手段，与其让这个军事强国在外面横冲直撞跟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不如收入自己的阵营加以管理较为稳妥。
从根本上说，以色列国的存在符合任何一个不愿意看到中东地区出现单一民族势力坐大的国家的利益，所以以色列只要存在，就不愁没人支持。美国不支持有苏联支持，苏联不支持有法国支持，法国不支持有美国支持，而如果今天美国停止对以色列的支持的话，明天那些跟美国对着干的国家就会把导弹运进以色列。从这一点上说，本?古里安的远见卓识的确让人叹服。
从更深的层次看，本?古里安建国的决心来自于他对犹太民族历史命运的深刻思考，那就是：无论出现什么情况，犹太民族必须主宰自己的命运，绝对不把自己的生死大权交到别人手上，无论他是谁！
20世纪20年代，欧洲犹太人很享受了十年的黄金时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带来的全球自由民主浪潮使犹太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气氛。那时犹太民族的主宰力量是德国犹太人，他们在德国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各领域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甚至有犹太人出任外交部长。犹太人那时的在德国的成就并不比他们今天在美国所获得的低。30年代初，纳粹势力开始上台，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发现苗头不好，呼吁德国犹太人尽快离开那个种族主义国家。然而很多犹太人拒绝离开。他们留恋那里的优质生活，不愿意放弃他们成功的事业；他们认为德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法律，足以给他们提供保护；他们相信德意志民族是理性的民族，眼前的混乱不过是少数人暂时的疯狂而已。然而历史给犹太人上了血腥的一课！犹太人成功是不假，但仍然逃脱不了寄人篱下的地位；人的法律说变就变，跟犹太人所相信的“神的律法”有本质不同；而当理性和科学被用于屠杀，德意志民族的优秀特质就变成了史无前例的冷酷和残暴。
历史留给犹太民族的选择只有一个：“兴邦吾土，自由吾民！”这土便是以色列的国土，这自由便是任何一个自强自立的民族所应享受的自由！
这是犹太民族的土地，是三教共尊的神明许诺给犹太民族的土地，是犹太古圣先贤披荆斩棘立国兴邦的土地，是犹太民族呼唤回归两千年的土地，是犹太民族两千年来历经异族迫害仍然顽强持续居住的土地，是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胼手胝足、开荒拓土的土地，是国联和联合国决议授予犹太民族法定主权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犹太民族有和平生活的自由，有民主政治的自由，有捍卫自己的领土和尊严的自由，有反击和惩罚侵略者的自由，也跟任何一个国家一样，有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判断开疆拓土、合纵连横、谈判结盟的自由。在这块土地上建国，是犹太民族自决权的一部分，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只有在这块土地上，犹太民族才不再是任何人的臣民，而是一个自由自立的民族。任何愿意尊重犹太民族的自由的人也可以在这块土地上享受同样的自由，犹太复国主义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任何相信以色列建国是某国的策划，或者以为以色列是某国附庸的人都大大低估了犹太民族的决心和智慧。以色列是犹太民族的自由家园，从来都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附庸！
反观巴勒斯坦，几十年来始终没有形成自由民族的共识，而是不断受他人操纵，为别人打头阵、当枪使。先是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牺牲品，后来做了冷战时期东方阵营的试验场，近些年又沦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排头兵。要是因为少了几块土地就建不成国家，那么不要说以色列，连中国这样的大国也就无法立国了。巴勒斯坦人至今不明白无论条件如何，重要的是先建起自己的国家，一个以民族自身利益为第一需要，并以此为依据决定进退妥协的国家，而不是替某个民族或者宗教去趟地雷阵。法塔赫的高级领导人达赫兰对此曾有过一句深刻的总结：“巴勒斯坦需要自己的本?古里安，但他至今尚未诞生。”
张平2007年5月7日改定于特拉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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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以冲突第一枪----生命岭与生命岭之战
2014-07-140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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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色列最北部的第一大城八人镇（KiryatShmona）沿90号公路北行数分钟，跟随“生命岭公园”的标记左转后右转，便看到一大片停车场。把车停好，沿树荫遮蔽的石头路走上几十米，便到了一个视野开阔的大平台，这便是生命岭（TelHai）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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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早春二月一个微有阴云但却阳光灿烂的午后，我站在平台上，放眼东望，上加利利胡腊山谷大片的田野与野地的青葱翠绿掩映着色彩斑斓的民居建筑，近处的怒放的野花辉映着远方戈兰高地上的黑蒙山主峰，主峰上皑皑的积雪在午后斜射的阳光下清晰可见。在我身后十几米的地方，一尊石雕的雄狮长鬃猎猎，向着雪峰的方向仰天怒吼。雄狮身下是一座坚实的纪念碑，碑东侧上方刻着一句铁骨铮铮的希伯来语：“为祖国而死是美好的。”下边排列着八个犹太人的名字，第三个便是大名鼎鼎的约瑟夫·特朗皮多尔。那天我们在黑蒙山的冰天雪地里跋涉了一个上午，在主峰的咖啡馆用过简单的午饭，开车一个小时，便来到春色无边的生命岭。晚上我们在风景如画的小山城RoshPina订了一个美丽浪漫的林中木屋，距生命岭不过行车半个多小时而已。无需赶路，下午的时间便是自由的。那个下午生命岭公园内没有任何游人，只是在入口处有两三个工人在修建一个全新的大门，偶尔传来几声粗壮的吆喝。此外便是山谷里的鸟鸣。整个下午我们便在那一片寂静而又盎然的春意里，坐在八人墓前，沉思特朗皮多尔的故事、生命岭犹太村的命运、以及八十六年年前那场血腥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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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岭犹太村始建于1918年，第三次犹太移民浪潮开始之前。经过两次移民浪潮，数以万计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园，且没有跟巴勒斯坦人或阿拉伯人发生实质性冲突。跟今天很多人所谓犹太移民挤压了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的误解完全不同，那时的巴勒斯坦荒凉贫瘠，人烟稀少，马克·吐温在1867年游览了巴勒斯坦之后在《傻子国外旅行记》中把这块地方描写成世界上最凄凉的地方。实际上仅“凄凉”两个字还无法概括当时的荒芜。西部沿海平原、加利利的耶斯烈山谷、胡腊山谷等今天被认为是肥沃良田的地方当时都是蚊虫成群，疟疾肆虐的沼泽地带。犹太移民先驱从阿拉伯人手中买下这些当时不适合居住耕作的土地，运用现代治理沼泽的技术，排干积水，开发了大量良田。这些移民的开发和犹太村落的建立不仅没有损害当地阿拉伯居民的任何利益，反而给阿拉伯人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因此到1920年为止，圣地阿犹两族的关系总体上是和睦的。不仅没有流血事件发生，而且早期的犹太居民点根本没有任何自卫武装，居民点的治安是靠雇佣阿拉伯守望者来维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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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者跟阿拉伯民族主体的关系也同样是融洽的。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魏兹曼与阿拉伯民族代表团团长、汉志王国（今沙特阿拉伯前身的一部分）的菲萨尔王子签订了《菲萨尔—魏兹曼协议》。该协议明确规定阿拉伯民族承认《贝尔福宣言》的精神，支持犹太民族在不损害非犹太居民利益的同时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民族家园的努力（包括向巴勒斯坦地区进行大规模移民），并且要求犹太人帮助当地居民以及未来成立的阿拉伯国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发展经济，同时规定任何争议都应交给英国托管当局仲裁决定。不过费萨尔在签订这份协议之前手书了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英国人必须让前奥斯曼统治地区成为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这一条件并不难理解，由于当时的巴勒斯坦统治者是英国，阿拉伯人并没有权力跟犹太达成土地协定，所以协议生效的唯一可能性便是巴勒斯坦成为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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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协议后来因英法瓜分了前奥斯曼帝国领土，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没能成立而失效。但协议签订的本身却有力地说明了一些今天人连想都不敢想的当时的现实：1919年阿拉伯民族主体跟1947年的联合国多数国家一样，不仅承认犹太民族回归家园的历史权利和现实可能性，而且支持这一行动。协议中有关巴勒斯坦非犹太民族权利的规定以及对犹太人帮助当地居民发展经济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巴勒斯坦的现实：这块贫瘠荒凉的土地上有给两个民族共同生存的足够空间，犹太人的回归对当地阿拉伯经济的发展有利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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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份协议的唯一有份量的批评是协议双方都没有跟巴勒斯坦当地人商量。但这批评同样是纸上谈兵。当时的巴勒斯坦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巴勒斯坦人自己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力代表机构可以跟犹太人谈判。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市长当时曾表示抗议，但他也只能代表耶路撒冷的部分阿拉伯居民（他的敌对家族不能包括在内），总不能让犹太人挨家挨户地去跟巴勒斯坦人签字吧。此外，今天阿拉伯各国的边界当时还不存在，菲萨尔王子就是《阿拉伯的劳伦斯》里那位阿拉伯起义军的领袖，他根本就认为巴勒斯坦是他未来的大叙利亚王国的一部分，既然这个王国的合法性是靠他打击土耳其军队的战功建立起来的，他当然有权处置他的领土，何况他还是整个阿拉伯民族在巴黎和会上的代表。事实上，菲萨尔王子也是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唯一能找到的阿拉伯民族权力代表。为了跟他达成协议，魏兹曼从1918年6月起三次跟他当面谈判，表明犹太复国主义并不像今天很多人理解的那样完全不顾阿拉伯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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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之后，英法之间达成协议，由英国统治巴勒斯坦，法国统治叙利亚。由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在上加利利地区的历史分界不清，英国在当年从那里撤出了自己的统治力量，暂时交由法国管理，以等待更进一步的决定。菲萨尔对英国不让阿拉伯国家独立已然不满，更不肯向法国人乖乖称臣，便支持上加利利地区的阿拉伯人暴动，对抗法国当局的统治，一时间，这一地区不断爆发双方的袭击战，陷入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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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岭之战便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发生的。当时的上加利利地区只有四个犹太村落：生命岭村、北边不远处的吉拉德村、黎巴嫩边界的米图拉村、以及哈姆拉。村中居民不多，且多属于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成员。在英国宣布撤退之前，世界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考虑到当地可能出现的混乱局势，要求巴勒斯坦当地的犹太领导人考虑撤出这四个村子。这一要求被当地的犹太领导人拒绝了。当时看来，他们拒绝的理由是充分的。这四个村子的土地是犹太人出钱购买的，其居民是在英国当局的同意下合法入住的，四个村子跟周边阿拉伯居民关系良好，并无冲突历史；最重要的是：阿拉伯人暴动的对象是法国当局，跟犹太人没有任何关系。犹太人自己也并不喜欢上加利利并入法国统治区，因为这意味着犹太人未来民族家园的减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地区的犹太人跟阿拉伯暴动者的利益其实是一致的。因此，他们有理由相信阿拉伯人不会进攻这些村子。然而他们想错了，由于这四个村子升平日久，没有任何自卫武装，很快便成了暴动者的袭击目标。虽然没造成人员伤亡，但到1919年底，米图拉村已经被暴动者毁坏殆尽，大部居民不得不撤离，其他村落也遭到攻击。在这种情况下，犹太领导人于1920年初选派特朗皮多尔去北方，帮助这几个村落组织自卫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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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特朗皮多尔1880年出生于俄国犹太家庭。他是犹太人失去祖国土地近两千年后出现的第一位《圣经》意义上的战争英雄。他起先效力于沙俄军队，在日俄战争中被打断了一条胳膊。他作战勇猛顽强，有“战场雄狮”之称，获得过沙俄全部四种最高级别的勇敢勋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帮助英国人筹建并指挥了近两千年来的第一支犹太部队。战后他回到巴勒斯坦投身复国主义运动，并因他的军事天赋而受到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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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岭之战发生于1920年3月1日，关于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有两个不同版本的故事，一个故事把特朗皮多尔描写成了一个英雄，我们姑且称之为英雄版；另一个故事将他描写成受难者，我们姑且称之为牺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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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英雄版的说法，当天清晨便有数百名阿拉伯武装分子进攻生命岭，被特朗皮多尔率领手下的36名战士（其中有两名女兵）打退。不久更多的武装分子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被再次打退。败退的阿拉伯武装分子呼朋引类，不久便招来了两千多名贝都因武装人员包围了生命岭。这时一个贝都因酋长率领一批武装分子打着白旗来到村前，要求与特朗皮多尔谈判，但特朗皮多尔一出现，阿拉伯人便掏出武器，开始射击，随后便转身逃跑了。特朗皮多尔和他的七名战友倒在了血泊中。腹部受伤的特朗皮多尔是当天晚上去世的，死前对他的战友们说：“没什么，为祖国而死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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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牺牲版的说法，阿拉伯武装分子包围了生命岭之后便要求进入犹太村搜查，声称他们怀疑犹太村内藏有法国士兵。特朗皮多尔信以为真，便放他们进入村内。结果他们在村内大开杀戒，打死七人，特朗皮多尔本人腹部中弹，当天晚上在被送往附近吉拉德村救治时死在路上，死前对他的战友们说：“没什么，为祖国而死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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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两个版本的故事不尽相同，但比较来看，事情的轮廓是清晰的。进攻的阿拉伯人在人数上远远压倒犹太守护者，进攻和屠杀都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行为。大约是受此前两个民族间和睦气氛的影响，特朗皮多尔对进攻者显然抱有某种程度的幻想，因此同意出面谈判或者让他们进村。战斗的结局也很清楚，第一批八名犹太复国主义者倒在了阿拉伯人的枪口下。特朗皮尔多是身负重伤后于当晚去世的，死前留下了那句铮铮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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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代阿拉伯犹太冲突以及巴以冲突而言，生命岭之战的意义怎样评估都不过分。在这场战斗爆发之前，两个民族的关系基本和睦，也开始了有关犹太复国的问题的对话和谈判。生命岭之战给这个和睦时代彻底划上了一个句号，也终结了本来存在的两个民族在圣地互助共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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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拉伯民族和巴勒斯坦人来说，生命岭之战意味着他们放弃和平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选择了使用暴力手段处理与犹太人的关系。无论这种选择是事先预定的还是随机发生的，阿拉伯民族和巴勒斯坦人显然几十年如一日地忠于自己的选择，百折不挠地尝试用暴力手段将犹太人赶出去。于是我们看到英国人的分治方案被1936年到1939年的巴勒斯坦大暴动所否决，巴勒斯坦人从此失去了占有百分之八十巴勒斯坦土地的历史机遇。1947年的联合国方案被阿拉伯五国联军发动的侵略战争所否决，巴勒斯坦人从此失去了占有近一半巴勒斯坦土地的历史机遇。2000年巴勒斯坦人用恐怖炸弹回应追求和解的巴拉克总理，从此失去了占有百分之二十巴勒斯坦土地的历史机遇。2006年巴勒斯坦人民选择了以暴力为宗旨、以彻底消灭以色列国为目标的哈马斯为领袖，在生命岭之战的八十六年之后再次向世界表明了其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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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性的角度看，《菲萨尔—魏兹曼协议》应该是对巴勒斯坦人最有利的解决方案。菲萨尔这位现代萨拉丁式的阿拉伯英雄早在八十七年前就敏锐地意识到犹太民族的决心、智慧和毅力，明白与其与犹太民族为敌，不如化敌为友，建立两个民族之间的联盟关系，利用犹太民族的智慧发展现代阿拉伯国家。那时无论是菲萨尔还是魏兹曼都没打算分治巴勒斯坦。菲萨尔了解那个时代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愿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英国模式的国家，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犹太自治区和阿拉伯自治区象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那样组成联合王国，所有公民权利平等，联合王国的政府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如果这一协议得到了实施的话，考虑到巴勒斯坦人在人口上的优势，今天的巴勒斯坦应该是一个由阿拉伯人主导，包括大片犹太自治区，两个民族互助发展、共同繁荣的国家吧。如此则巴勒斯坦人实际上没丢掉一分土地，只是国内犹太少数民族的比例大大增加了而已。《菲萨尔—魏兹曼协议》签订的几十年之后，美国的巴勒斯坦学者萨伊德又回到这一协议，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阿犹共居的统一国家。英雄所见略同，萨伊德替巴勒斯坦打算盘不能说打得不精，但他显然不知道八十六年前生命岭那八名犹太人的鲜血已经改变了这块圣地的颜色，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桃色梦想已经被阿拉伯人的枪声击得粉碎。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在美国居住多年的学者，巴勒斯坦人对暴力和流血道路的选择和决心对萨伊德显然已经是太过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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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岭之战同样彻底改变了犹太人的历史命运。在此之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犹太人没有祖国，没有土地，四处流浪，随时成为任何暴乱和骚动的牺牲品而不敢有任何抵抗。因此在犹太人看来，生命岭之战是犹太民族近两千年来第一次有人挺身而出，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财产、权利和土地。跟历次犹太人遭迫害的牺牲者一样，特朗皮多尔跟他的七名战友倒下了，但这次牺牲的意义却大不相同，因为他们不再是屠宰场上反犹主义者刀下待宰的羔羊，而是捍卫自己国土的勇士。对犹太民族来说，生命岭之战的结局不是八名犹太人被屠杀，而是一个“新犹太人”形象的诞生。那是一个拥有自己的祖国、并准备为自己的祖国而献身的犹太人，不是那个随时准备卷起包裹，逃亡到另一个国家去的犹太难民。因此特朗皮多尔很快就成了犹太民族英雄，“新犹太人”的象征，大量献给他的诗歌、歌曲把他变成了犹太民间传奇的一部分。那句“为祖国而死是美好的”成了日后无数犹太勇士前赴后继为国献身的信条。而他死亡的日子，生命岭之战的日子，犹太历亚达月11日则被命名为“生命岭日”，以纪念这八名新生的犹太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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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犹太人”形象的诞生，对阿拉伯人选择暴力的回应，以及持续不断的对犹太居民区的攻击使1920年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历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就在这一年，就在生命岭之战的几个月之后，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军事组织“哈加纳”秘密诞生了。这个组织后来发展成了威名远扬的以色列国防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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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国际社会来说，生命岭之战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如果不把两个民族分开的话，一旦外部势力退出这一地区，等待两个民族的将是暴力和血腥屠杀。1947年的联合国分治决议事实上是从生命岭之战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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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下午我便坐在生命岭上，想象着八十六年前的那个午后。3月1日也是早春天气，天空应该是这般微有阴云，阳光也应该是这般和煦。对面的胡拉山谷那时还是沼泽地，应该有更多的鸟语花香吧。除了不时响起的枪声外，那个春天的午后应该也是这般静谧吧。而特朗皮多尔呢？他应该是躺在那栋两层的堡垒式建筑的某个房间里，腹部的伤口不时渗出鲜血，剧烈的疼痛让他满脸是汗。他的战友们应该是在焦急地等待着日落，让他们能在夜色的掩护下把特朗皮多尔送到北面的吉拉德村，那里的医生和药品也许能救勇士一命。从受伤到死于夜色的这段午后，特朗皮多尔想了些什么呢？追思他驰骋沙场的过去？还是替身边战士的安危担忧？他是否知道他即将死去？是否知道他的死将为他的民族翻开历史新的一页？是否知道这个让他疼痛无比的午后标志着两个曾经和睦相处的兄弟民族从此将走上血腥暴力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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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降临，我们离开生命岭，驾车穿过八人镇。1948年中东战争之后，原居此地的阿拉伯人全体逃亡，以色列便将此地重新命名，以纪念生命岭之战中被屠杀的八名犹太勇士。夜色里，八人镇主要街道两旁霓虹闪烁，行人如织。而我的思绪却又回到了夜色下的生命岭，想象那尊雄狮在月光下的姿态，耳边仿佛响起了那首献给特朗皮多尔的苍凉的犹太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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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有一位英雄
击碎山岩，拔起巨砾。
在废墟的小路上，在洞穴里
他怒吼的声音点燃一片光明。
高唱生命之歌，他去战斗
“为祖国而死
是美好的，”他这样说。
从前有一位英雄
他只有一条胳膊。?
（译自《那山岭上》亚伯拉罕·保罗代斯作词，纳鸿·纳尔蒂作曲，稍有变动）
张平?2006年2月25日于特拉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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